“大比武”，是全军在1964年以推广郭兴福教学法为主要内容、以比武竞赛为主要形式而展开的大规模群众性练兵活动。这场练兵活动，不仅创造了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史上的“百日辉煌”，提高了广大官兵的军政素质，而且影响了当时社会各行各业的岗位训练，增强了全民国防观念，取得了显著的历史成就。在“大比武”展开的全过程中，叶剑英元帅坚决贯彻“以我为主”方针，高度重视军事训练工作，积极推动军事训练改革，大力推荐郭兴福教学法，及时指导练兵活动健康发展，做出了独特而突出的贡献。

　　　大力推进军事训练改革，奠定了“大比武”迅猛展开的重要基础

　　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中央军委反思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学习苏军的建设实践，确立了“以我为主”的军队建设方针。如何把握“以我为主”的实质，在军队建设和未来作战中坚持毛泽东军事思想，发扬自身的宝贵经验和光荣传统，走出一条符合国情军情的现代化正规化建军之路，以贯彻落实积极防御战略方针、打赢可能发生的反侵略战争，成为人民军队必须面对的重大时代课题。1959年10月，叶剑英作为军委常委分工主管全军军事训练工作。1961年7月，他又出任军委军事训练和军事学术研究委员会主任，负责统一管理和指导全军部队、院校的教育训练和军事学术研究工作。叶剑英全面辩证地认识建军方针，科学探寻与回答和平时期军事训练的地位和作用、方针和原则、内容和要求等重要问题，科学组织与领导条令、教范和教材的编写工作，有力推动了全军军事训练改革。

　　在军事训练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上，叶剑英反复强调和平时期军事训练的极端重要性。1960年1月，他在全军训练工作会议上指出，“军队训练是我军建设和战争准备的一项经常的重要工作”。在1961年五六月间分别召开的陆、海、空军训练会议上，他又谈到，“在和平时期，军队要靠训练来学会打仗”，“可以肯定地说，靠训练能够提高战斗力”。1962年11月，他在全军军训工作会议上阐述了“大搞训练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在军事训练的方针和原则、内容和要求等问题上，叶剑英根据中央军委明确的“以我为主”训练方针、“少而精”训练原则，总结历史经验，着眼现代战争的特点规律，针对教育训练中不同程度存在的“少而不精”、“不少不精”的问题和“练什么，怎么练，还没有搞出一套完整的东西出来”的实际，多次在全军训练工作会议、军委扩大会议等重要场合发表讲话，并于1961年6月22日专门提交《关于军事训练问题向军委的报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第一，军事训练总的要求为“四个结合”，即“红专健结合”、“技术训练与战术训练结合”、“训练与科学研究结合”、“院校训练和部队训练结合”。第二，军事训练包括学校训练、部队训练、机关干部训练和军外训练等“四个对象”与政治教育、文化教育、军事技术训练、军事学术研究和训练等“四个内容”，要有“一盘棋”思想，通盘打算整个训练工作。第三，军事训练必须掌握要领和讲究方法。陆、海、空三军应从自身实际出发，抓住野营训练、出海训练、空中飞行的主要环节，“由低到高、由浅入深、由简到繁、由易到难”。第四，军政第一把手要亲自抓训练，牢固树立从严、从难、从实战需要出发和勤俭练兵的指导思想。叶剑英尤其强调要立足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练兵，要求“平时训练，就要练出战时的作风来”。

　　与此同时，由叶剑英主持、从全军组织力量参与的“我军自己的条令、教范和教材”编写、验收工作顺利开展。至1962年初，以战斗条令为中心的各种条令、教范、教令和教材基本定稿，从1963年起，陆续颁发全军执行。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人民军队特色的条令和教程体系初步形成。所有这些，对于巩固军事训练的地位，丰富军事训练的内容，调动各级党委、领导大抓训练、改革训练的积极性，激发广大官兵的训练热情，改变1958年反“教条主义”斗争后一度出现的军事训练低迷状态，展开实战化、系统化、正规化练兵起到了重要作用。时任12军军长的李德生曾回忆：“叶帅的指示，使我们更加明确了训练工作的方针、要求乃至具体方法步骤。我带的军、师、团联合工作组，在100团2连扎下后，确定从单兵、小组和班的战术训练开始，进行试验，对训练内容、训练方法都作了一些改革”，最后抓出了郭兴福教学法的典型。随着国家安全形势的恶化，1962年下半年，中央军委发出“备战整军、增加全训师、大搞训练”的指示。在1963年9月的全军军事训练会议上，叶剑英和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罗瑞卿均着重强调了在严峻形势下战备值班部队、海边防部队、特种兵部队等重点部队的军事训练问题。全军部队以战备促训练，各种基础训练、技术训练、野营训练全面展开，各项技术竞赛活动接连不断，大搞训练的氛围越来越浓厚，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练兵活动呼之欲出。

　　　大力推荐郭兴福教学法，找到了“大比武”全面启动的重要引擎

　　叶剑英说过，“有了正确的方针、原则之后，解决方法问题就非常重要了”。军委提出的训练方针、原则以及相关的要求、规定，归根结底要落实到基层和末端，落实到每个战士身上，其中的关键在于基层教练员能否充分发挥作用，能否掌握好的教学方法。叶剑英向来重视对军事训练的方法论指导，除了循序渐进的方法外，稍早他还提出过开展技术训练要“摸、爬、滚、打”和领导战术训练要采取“抓、钻、操、演”的方法。但是，这些仍带有笼统的、原则性指导的意味，有没有一个更生动具体、更形象直观，能从部队中来再到部队中去、发挥典型示范作用的教学法，以进一步深化军事训练改革、大造军事训练声势呢？叶剑英孜孜以求，一直高度关注部队训练的发展动态。

　　1963年秋，叶剑英从总参谋部编辑的《军训简报》上看到关于南京军区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报道，十分感兴趣。郭兴福教学法是在部队训练改革一线涌现出来的技战术训练教学法典型，是12军官兵首创精神和集体智慧的结晶。叶剑英先是派秘书率工作组到南京军区进行了考察。在前期广泛研讨交流、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当年12月24日，他亲赴江苏镇江，参加了总参谋部军训部召开的郭兴福教学法现场表演会。看完表演，叶剑英高度赞扬郭兴福教学法是一个创造，是一个好方法，连声说：“大开眼界！大开脑筋！这充分说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的！”27日，他正式给中央军委写了《建议军委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报告。报告归纳了郭兴福教学法的五个特点：“第一，善于在教学中抓思想，充分调动战士练兵的积极性，并能够发扬教学民主，集中群众的智慧，实行官兵互教，评教评学；第二，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在一起，把兵练得思想红、作风硬、技术精、战术活，而且身强力壮，一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第三，采取由简到繁，由分到合，情况诱导，正误对比的方法，逐步加深认识，掌握要领；第四，把言教与身教，苦练与巧练结合起来，使战士百听不厌，百练不倦；第五，严格要求，一丝不苟，循循善诱，耐心说服。”叶剑英认为，“上述这些方法，不仅适合于部队，而且适合学校；不仅适合步兵，而且适合各军种、兵种”，“建议军委发一个指示，在全军中加以推广，号召各军区、各军种、兵种，部队和学校乃至民兵，结合本身的特点，学习郭兴福的教学方法，发扬我军传统的练兵方法，培养郭兴福式的教练员，借以掀起一个军事训练的高潮，进一步使军委有关训练方针、原则落到实处，大大提高训练的质量。”毛泽东看过报告后指出：叶帅找到了一个好方法。军委副主席贺龙也对报告表示完全赞同。

　　推荐郭兴福教学法，叶剑英的指导思想是为更好地贯彻落实训练方针、原则，打破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框框，彻底解决训练脱离实际、训练任务“高大多全”、组织指导统得过死等问题，真正把兵练“精”、练“活”。毛泽东对郭兴福教学法的充分肯定和赞扬对“大比武”活动的全面展开起到了关键作用。

　　1964年1月3日，中央军委转发叶剑英的报告，号召全军立即掀起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运动。1月下旬，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各院校和各军的主要负责人聚集南京，参加总参谋部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现场会。4月中旬，中央军委正式决定在全军进行一次全面的军事训练比武。5月15日，总参谋部、总政治部联合发出《关于全军比武问题的通知》，对全军比武做出初步安排。7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1964年比武大会若干问题的规定》对全军比武做出全面部署，一场前所未有的群众性练兵比武活动如春潮般蓬勃兴起。

　　大力指导群众性练兵活动，提出了“大比武”健康发展的重要指南

　　“大比武”过程中，叶剑英担任了全军比武大会领导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他的足迹遍布全军，先后观看了各军兵种部队及民兵的“尖子”比武。面对火热的群众性练兵比武活动，叶剑英以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深入调研、深化思考，及时给予重要指导，有力保证了活动基本运行在健康发展的轨道上。

　　（一）要抓普及和提高

　　把“尖子”经验普及到群众中去，提高整个部队的军事训练水平，是军委领导层普遍重视的问题，更是叶剑英由始至终突出强调的问题。他多次阐述要善于培养和使用“尖子”、使“尖子”成为“种子”的思想，指出部队训练不能“跳独脚舞”，停留在单项突击、抓“尖子”和样板的层面，而是应该向成龙配套、普及提高方向发展；提出“全军陆海空军部队，在两三年的时间内把基础搞好，剩下的就是指挥与协同问题了”。为了妥善解决这个问题，加强对连队基础训练的指导，叶剑英组织军委训研委员会办公室人员深入研究郭兴福教学法，广泛吸收各部队军事训练的成功经验，整理制定了《连队基础训练方法二十条》，经军委批准于1964年5月颁发执行。6月中旬以后，毛泽东在观看北京军区、济南军区“尖子”分队和民兵的汇报表演等场合，多次强调军事训练中的普及问题。叶剑英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根据贺龙提出的“二三年内在全军普及”的要求，致力于狠抓普及工作和两年普及规划的具体化，要求总参军训部不断总结全军练兵运动的经验，明确提出各行各业应推广的项目。经叶剑英等人指导，在七八月间集中的全军比武基本结束后，总参谋部军训部制订了《在军事训练中推广和普及“尖子”经验的规划（草案）》，各军兵种均根据配套原则拟定了自己的普及项目和训练标准，普及提高工作有序展开。

　　（二）要创造性地学习

　　叶剑英主张全军要创造性地学习和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把这个步兵分队的训练方法与本部队的实际有机结合，取彼精髓为己所用，既要学习更要发展，通过学习典型真正达到迅速提高军事训练水平、提升部队战斗力的目的。“大比武”期间，各单位从自己的任务和实际出发，从不同的情况和条件出发，有针对性地练兵。通过比武练兵，全军有40%左右的基层干部达到“四会”要求，部队训练成绩大幅度提高，神枪手、神炮手和技术能手的数量成倍增长。

　　（三）要端正训练作风

　　作为一种迅速升温的、运动式开展的群众性练兵活动，“大比武”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少数单位和个人思想作风上存在锦标主义、形式主义的偏向，有的部队存在弄虚作假、拼凑“尖子”、搞花架子、走过场的现象。对于这些问题，叶剑英予以严厉批评。5月，他在视察北京军区部队时指出，“目前着重抓培养尖子、搞样板是对的，但目的不是为夺锦标，不要搞那种舞台式的、杂技式的表演，而是搞战斗中过硬的功夫”。他反复强调要端正训练作风，要做“冷静的促进派”，提出“鼓干劲有两种”，要踏踏实实，埋头苦干，做好每个人的思想工作，鼓实劲；反对装腔作势，弄虚作假，鼓虚劲。此外，他还提出领导练兵比武应做到“上下结合”、“蹲点和跑面相结合”、“当兵（蹲点）和现场会议（大的或小的）结合”，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既要吃透军委指示精神又要洞悉基层实际问题，既要“下马观花”掌握“点”的情况，又要“走马观花”了解“面”的情况；既要深入基层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又要通过有效方式及时解决问题推动工作，扎实推进群众性练兵活动的深入开展。

　　（四）要优化练兵方式

　　叶剑英领导确定了从各军区到各兵种再到全军、先分后总的比武部署，以技术和班以下基础科目为主、由低到高的比武内容，倡导“大比武”比质量、比方法、比作风。他的军事训练思想推动了训练实践的发展，而实践发展同时也在促进他的深思远谋。8月，他在旅大观看炮兵比武表演后发表讲话指出：这次表演有硬功夫，有发明创造，但也发现很多问题。比武不容易，劳民伤财，不一定年年都搞。9月，他接见参加军委办公会议的全体人员，在充分肯定大比武成绩的基础上指出了单一化比武大会形式的弊端，谈到了必须优化衡量练兵的方式：大比武不能多搞。军委、军区、军兵种应多以考核的办法来抓军事训练。培养军事训练“尖子”不能脱离基层，脱离实际。这些论断富有预见性，有利于全军处理好军事训练中手段与目的、突击与经常的重要关系，有利于军事训练的长远发展。

　　正当全军比武练兵如火如荼展开之际，形势却出现了逆转。从1964年11月底起，林彪别有用心地提出“突出政治”，派叶群收罗“大比武”的“罪状”。12月，林彪提出“今后两三年内都不要搞全军的比武，军区、军、师大规模的比武也都不搞”。翌年1月，毛泽东明确表示支持“突出政治”的主张。

　　为了保护军事训练的良好势头和官兵训练的高昂劲头，叶剑英作了极大努力。1964年10月，他在长沙政治学校现场会期间生动讲解了政治和训练的辩证关系，强调要把政治工作和训练工作结合起来，放炮没目标是瞎打，光喊政治不结合实际则是一种放空炮。进入1965年，在比武练兵已经遇冷的气氛中，叶剑英仍坚持训练发展的正确方向，多次与“左”的论调做斗争。据时任副总参谋长的张宗逊回忆：“叶剑英同志对林彪的做法进行了抵制，一九六五年初他对我们说，毛主席正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们到处搞调查，你们也可以去调查嘛，看看军事训练究竟冲击了政治没有？遵照叶帅指示，我和军训部组织工作组下部队调查，普遍反映是根本不存在军事冲击政治的问题。”9月17日，他在听取总参军训部负责人汇报时深刻指出：“郭兴福的教学方法，不是郭兴福一个人创造的，是南京军区各级领导干部智慧的表现，是我军几十年训练经验的总结，是毛主席练兵思想的继承和发扬。郭兴福教学方法还是要继续推广，并使它继续向前发展。”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左”的思想不断发展，叶剑英的正确意见已难以发挥作用。1965年以后，“大比武”戛然而止，全军正常的军事训练也逐渐受到严重冲击。

　　军事训练是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中心工作和永恒课题。今天，“大比武”虽然已经过去了整整50年，但回顾这段历史，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关军事训练的真知灼见仍发人深省，全军官兵顽强拼搏、奋勇争先的比武精神仍催人奋进，从中获取练兵智慧和强军养分，必将有益于当今新一轮的军事训练改革，更好更快地催生出能打仗、打胜仗的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