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人力资本缺乏的国家。从国家现代化的角度来看，人口多成为经济发展的沉重包袱，人力资本少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人多并不一定是好事，除非将人口包袱转变为人力资源财富，［1］因此，中国应当以人力资本作为第一资本，以人力资源作为第一资源，以投资人民、开发人力资源作为基本国策。中国的现代化本质上是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本质上又是人力资源或人力资本存量的不断扩大、积累，成为经济发展越来越重要的源泉，构成国家财富（物质财富、社会财富、文化财富、生态财富）的最终基础。［1］（p.174） 领导人对中国基本国情的认识直接影响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及其人力资本积累的过程，进而也会影响人力资本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长期红利。从过去几十年来看，中国在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方面，也经历了先成功、后曲折、再成功的历史过程，逐步实现从沉重的人口包袱到世界人力资源或人力资本强国，中国已经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第一大国。
一、从文盲充斥大国到现代教育大国
近代以来，中国不仅是世界现代化的落伍者、后来者，还是教育现代化的落伍者、后来者。直到20世纪初，才从西方引进了现代教育，建立国民教育制度。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经历了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从高等教育的视角来看，全国仅有18.5万人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占总人口的3.42?。全国大学在校生人数仅为11.7万人。［2］当时全国有80%左右的人属于文盲、半文盲，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1.0年，是一个文盲充斥的大国。［3］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开始了一场空前的文化建设，其中包括“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教育，加强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注重技术教育等”［4］。
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已经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人力资本水平明显提高。根据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人口文盲率下降至32.3%，比1949年的80%减少了一半之多；大专及以上人口达到了287.5万人，相当于1949年的15.5倍，1949～1964年期间，年均增长率高达21.6%；全国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2.6年，相当于1949年的2.6倍，1949～1964年期间，年均增长率为7.06%，大大高于同期总人口年均增长率（为2.08%）。即使因“大跃进”高等教育受到严重影响，高等学校在校生数由1960年的96.2万人下降至1965年的67.4万人［2］（p.483），这仍是中国现代教育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
尽管中国的现代国民教育特别是现代大学教育发展速度快，成效显著，但是人力资本水平低下的基本国情还没有根本改变。与发达国家相比，1965年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美国为10年，相当于中国的3.8倍；日本为7.5年，相当于中国的2.9倍。尤其是大专以上人口相当匮乏，仅占全国总人口（7.23亿人）的0.416%。从这一基本国情出发，就需要持续加速国民教育现代化，也包括加快现代高等教育发展。
二、毛泽东从改革教育制度到发动“文化大革命”
1965年后，毛泽东把“反修防修”的重点转到如何防止中国共产党内特别是党的领导机关出现“修正主义”上来。［5］他对学术界、教育界的判断也有所改变。1966年3月，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现在，大学、中学、小学大部分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富出身的人垄断了。”［6］同年5月7日他给林彪的信中又重申了这一观点。因此，毛泽东提出改革教育制度，不是改变现代教育仍然落后的状况，而是要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
实际上，毛泽东在此之前就已经提出了改革教育制度的设想。1964年，毛泽东提出教育制度要改革，“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7］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国务院于同年9月11日下发了《关于组织高等学校文科师生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通知》。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以教育战线作为重要突破口的。1966年6月12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在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搞法时说：“先夺权，批评权威，再搞教学改革、学制改革。中央要搞个高中、大学入学考试制度，办法是学校推荐和选拔相结合。”［8］6月13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刘少奇、邓小平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将当时的招生考试办法称为“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并决定将1966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实际上是让全国大中专学生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运动。
6月18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同时发表《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社论。社论称：“旧的招生考试制度，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绊脚石。”6月27日，高等教育部发出通知，1966年、1967年的研究生招生工作暂停。［9］
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解放以来，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虽然不断地有所改进，但是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决定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这就成为20世纪70年代初大学招生的办法。
但“文化大革命”一旦发动就很难按照发动者、领导者的意愿进行下去，常常是“南辕北辙”。先是“停课闹革命”（1966年6月），停止了大专院校招生；再是“复课闹革命”（1967年年初）；接着指派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大专院校、驱散红卫兵（1968年8月）；动员初高中毕业生上山下乡（1968年12月），实际上是以强行动员的方式让大批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由此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的中断。
三、“文化大革命”的人力资本损失
“文化大革命”对高人力资本（主要指大专以上教育程度人口）和中人力资本（指中等专科教育程度人口）的积累过程产生的冲击性、中断性乃至长期性影响，被邓小平称为是“最大的损失”，耽误了一代人。
大学停止招生4年时间，在校生人数大幅度下降（见附表）。保守估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若按1965年作为基数计算，全国少培养了上万名研究生、100万名大专毕业生和200万名中专毕业生。实际数可能还会更大，因为中国大学或高中阶段的入学率大大低于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1979年在连续三年恢复高考招生之后，中国的大学入学率仅为1.2%，只是其他低收入国家平均数的一半，只有发展中国家平均数的1/4。［10］此外，停止招收留学人员长达6年（指1966～1971年）。
中专教育也受到严重冲击，招生数下降，以至停招，在校生大幅度下降。1979年职业技术学校在校学生总数只有140万人，远低于1965年的水平；职业技术学校在校生数占全部中等学校学生总数的2.4%，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数11%。这种情况导致的部分结果就是，1979年劳动力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只占0.5%，受中等技术或职业专科教育的也只占0.9%（其中很多是教师）。［10］（pp.92，93）
1977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会见朝鲜中央通讯社代表团时讲，“四人帮”在各个领域都造成很大的破坏，受破坏最大的（领域）是教育和科学技术。教育受到的破坏就是不读书，使科研队伍后继乏人。［11］这就是为什么邓小平改变原定高校招生方案，力主恢复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的原因。
四、邓小平：以教育战线作为改革开放突破口
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也是选择以教育战线作为突破口。
关于是否恢复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的问题，其争论焦点是继续沿着所谓“文化大革命”的路子走下去，还是转向正常的符合现代教育发展规律和特点的招生考试做法。这不只是一个路线之争，还是一个关于人力资本投资的基本常识之争，更是涉及千家万户的民生大事，也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检验才能判别正确与错误。
早在1975年，邓小平面对重重阻力，就提出让军队带头，在军队搞一所国防科技大学，从高中直接招生。1977年5月24日，尚未正式复出的邓小平对王震和邓力群讲，日本从明治维新就开始注意科技，注意教育，花了很大的力量。明治维新是日本新兴资产阶级进行的改革，我们是无产阶级，应该干得比他们好。他明确地提出，抓科研必须同时抓教育。他特别提到：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他还表示，如果他出来工作，分管科技和教育工作，他希望从现在就开始，从小学做起，5年小见成效，10年中见成效，15年、20年大见成效。［12］
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教育部对高等学校招生制度做了较大的改进，改变“文化大革命”期间不考试的做法，恢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办法。
6月29日至7月15日，教育部召开第一次高校招生座谈会，讨论解决了参加高考的学生资格等问题，并提出了高校招生方案。
7月23日，邓小平谈道：“教育要两条腿走路，要有重点。大学要从工农兵中招生，重点学校可以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生”。［11］（p.165）他还说，“不管招多少大学生，一定要考试，考试不合格不能要。我的子女考不合格也不能要，不能‘走后门’。”［13］
7月29日，邓小平与方毅、刘西尧等谈教育工作，提出“要抓一批重点大学，重点大学既是教育的中心，又是办科研的中心”。他还提出，“有几个问题要考虑：第一，是否废除高中毕业生一定要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的做法？第二，要坚持考试制度，重点学校一定要坚持不合格的要留级。对此要有鲜明的态度。第三，要搞个汇报提纲，提出方针、政策、措施。教育与科研两者关系很密切，要狠抓，要从教育抓起，要有具体措施，否则就是放空炮。”［11］（p.167）当时这一决策引起了很大的争论。8月1日，邓小平与方毅、刘西尧等再谈教育问题。他指出，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学校可以搞多种形式。总的目标是尽快地培养一批人出来。根本大计是要从教育着手，从小学抓起，否则赶超就变成了一句空话。重点大中小学校，数量不能太少，现在要立即着手指定。两条腿走路，但要有重点。重点大学就是直接从高中毕业生中招生。编写教材，一定要吸收世界先进的东西，洋为中用，特别是自然科学方面。从最先进的东西教起，一开始就启发学生向着更广更深的方向发展，这就有希望了。［11］（pp.168～169）他还说，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通过自学达到了较高水平的人，要研究用什么办法、经过什么途径选拔回来。这种人成千上万，要非常注意这部分人，爱护这部分人，千方百计把他们招回来上大学或当研究生。［14］
8月6日，邓小平主持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他提出：“从明年开始执行新的教育制度。今年做准备，把学制、教材、教师、学生来源、招生制度、考试制度、考核制度等都要确定下来，都要搞好。搞好后就不要经常变动了。当然小改也还是可能的。”他提出，“把原来写的招生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招生涉及下乡的几百万青年。要拿出一个办法来，既可以把优秀人才选拔上来，又不要引起波动。重点学校要统一招生。今年下决心按要求招生，招的学生要符合要求。”［11］（pp.175，176）
8月8日，邓小平坚决表示，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接收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11］（p.179）
8月17日至9月25日，教育部在北京友谊宾馆再次召开了全国招生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确定的招生对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包括按政策留城尚未分配工作的）、复转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年龄20岁左右，不超过25岁，未婚。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岁，婚否不限。［15］
8月18日，邓小平审阅并同意教育部提交的《关于推迟招生和新生开学时间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原计划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8月开始招生，11月中旬新生开学。现根据邓副主席指示，我们将对高等学校招生制度作较大的改进，招生时间拟推迟到第4季度，1977年新生于明年（指1978年）2月底前入学，推迟3个月（包括寒假）。［11］（p.185）
9月25日，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从当年起高等学校招生改变“文化大革命”期间不考试的做法，恢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办法。［11］（p.185）
1977年高等院校招生考试工作推迟到第4季度进行。12月，全国约有570万名青年参加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应考者是1966～1977届毕业生，年龄在15～16岁到30多岁之间，各大专院校从中择优录取了27.3万名学生，录取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低的，仅为4.8%，被录取新生于1978年2月前后入学。［16］
1978年7月，又有610万人参加了全国第二次高考。两次总计1180余万人的招考创下了中国乃至世界高等教育考试史上的纪录。［17］这充分反映了这一代人渴望上学、渴望知识，更渴望改变自己命运的强烈愿望，他们终于等到了这次真正能够自主选择的机会。
这是邓小平复出之后的第一个重大决策。从提出设想（1977年5月）到决策（1977年10月），再到实施（1977年12月），仅仅几个月的时间。一年之后的1978年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则是第二大决策。笔者把这第一个重大决策称为改革开放的“种子”，正是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为中国现代化种下了人力资本的“种子”，才成就了后来改革开放“生根、开花、结果”的局面。
1982年，当七七级和七八级大学生毕业时，全国具有大专以上学历人口约610万人，只占全国总人口比重的0.615%。到2013年，全国具有大专以上学历人口约1.3亿人，占全国总人口比重的9.6%，已经超过了日本总人口（为1.27亿人）！
六、恢复招收研究生，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学位制度
1978年，是中国恢复研究生制度的元年。
1977年8月4日，邓小平就提出，对那些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通过自学达到较高水平的人，要千方百计找他们回来上大学或当研究生。他还特别提到，过几年后，大学要重点培养研究生，这样做研究人员成长得快。这是个方针问题，这样出人才会快些。我相信中国人聪明，会大量出人才的。［11］（p.173）这表明，邓小平非常清楚培养高端人才需要从培养研究生做起。
正是在邓小平的直接推动下，1978年1月，教育部和国家计委制定了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11］（p.255）2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决定面向全国招收研究生。当年全国共录取了1.05万多名研究生。这个数字已接近“文化大革命”前17年（指1949～1966年）培养的研究生总数。［16］（pp.107,193）
正当全面展开招收大学生、研究生的过程中，邓小平等人又遇到了新的问题。作为现代大学教育，要不要实行学位制度？如果要实行学位制度，采用哪种学位制度？哪种制度更能代表世界潮流？
实行学位制度是一个国家培养高层次人才的重要制度安排，也是现代国家普遍采取的基本制度。世界上有不同的模式和做法：一种是西方国家普遍采用的三级学位制，即设立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1935年4月，中国就曾引进、仿效美国实施的学位制度。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有200多人获得硕士学位。另一种是苏联采用的两级学位制，即只设博士、副博士学位，大学本科不设学位。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受苏联高等教育体制的影响，就没有再采用西方国家的三级学位制，只是实行研究生教育。1950年开始招收研究生，至1965年共招收22700多人。
1961～1964年，由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聂荣臻主持草拟的学位条例基本上参照的是苏联模式，但是这一条例没有成为正式制度。
当邓小平考虑中国筹建什么样的学位制度时，有两个重要人物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一是胡乔木，二是蒋南翔。这与他们都在清华大学上过学有关，了解西方的学位制度。
教育部部长蒋南翔亲自主持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草案）》，于1980年2月12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获得通过，自1981年1月1日起施行。对此，蒋南翔做了说明，这次拟定的学位条例采用了三级学位制，以便与国际上通行的学位制度沟通，有利于派遣留学生和国际学术交流。这次拟定的学位制度具有中国特色：一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我们要通过学位制度促进“又红又专”的高级专门人才的成长，要求不同的学位申请者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二是必须强调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针。各级学位申请者既要在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方面达到相当的学术水平，又要具有相应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两者都不能偏废。三是必须贯彻质量第一的原则，我们国家的学位制度要名副其实。
1981年7月26日至8月2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国首批博士学位授予专业点805个，可以指导博士的导师1143人；授予硕士学位的专业点2957个。［16］（p.460）
七、邓小平提出选派出国留学生
1977年8月8日，邓小平主持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首次提出派人出国留学的设想。［11］（p.179）
1978年6月22日，邓小平同方毅、蒋南翔、刘西尧等谈话，提出增大派遣留学生的数量，要成千上万地派，在这方面多花些钱是值得的。这是5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科学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11］（p.331）体现出邓小平关于培养高端人才的战略设想。
7月10日，邓小平会见美国总统科学技术顾问、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弗兰克·普雷斯。普雷斯希望此行能为中美两国签订农业交流、空间技术和留学生及学者交流等协议打下基础，同时他向邓小平建议中国选派20～30名学生到美国学习。让普雷斯完全没有想到的是，邓小平建议美国接受700名中国理科留学生，而且未来几年的目标是几万人。普雷斯马上打电话给卡特总统，在凌晨3点把总统从睡梦中叫醒，请他批准中国派700名学生到美国学习，而且未来几年欢迎更多的学生到来。后来，卡特欣然同意了中方的要求。［18］
8月4日，教育部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发出通知，1978年出国留学生（包括大学生、进修生、研究生）的名额增至3000名以上，主要面向学习理工科（包括农、医）有关专业。［16］（p.142）8月20日，邓小平批准教育部《关于派遣出国留学生工作的几点请示》，同意1978年派遣3000名留学生，并将派遣的重点放在进修生及研究生上。［11］（p.354）
8月底，《人民来信摘报》反映上海虹口区模范中学一学生要求自费去日本留学。邓小平批示同意方毅“可以允许”的批复意见。［11］（p.365）至此开启了自费留学途径。
1978年下半年，中国第一批留学生到达美国。1979年，有1025名留学生在美国学习。到1984年，留学生人数达到14000人，其中2/3的人学习物理、医学和工程。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甚至被称为公派留美理科生的“预备校”。［18］（p.128）
1982年7月16日，国务院批准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规定》，提出自费留学是培养人才的一条渠道，［16］（pp.556～557）以后自费留学逐步发展成为留学主渠道。
八、邓小平同意建立博士后流动站制度，培养高端人才
1985年5月21日，邓小平会见李政道教授和夫人，就发展科学、培养人才问题交换意见。李政道向邓小平建议，为了给中国在国外的科研人员回国工作创造一个有利条件，可先建立十几个博士后流动站做试点。这一次李政道当面向邓小平陈述时，邓小平还特意问，博士已经很“博”了，为什么还要培养博士后呢？当李政道作了解释之后，邓小平表示赞成。他说：“博士后，对我来说是新事物、新名词，我第一次听到……设立博士后流动站，是一个新的方法，这个方法很好。培养和使用相结合，在使用中培养，在培养和使用中发现更高级的人才。十个博士后流动站太少，要建立成百成千的流动站，要成为制度。”［19］
1985年7月，中国开始实行博士后制度。这表明，海外华人对中国建立现代教育制度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邓小平的决策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高层人才培养制度的建立，这是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一个典型的制度变迁案例。
1985年，全国博士后流动站仅有102个，到了2013年，已经达到了2703个。1985～2013年期间，累计出站70289人。
九、小结：邓小平人力资本决策的长期红利
邓小平关于高等学校招生办法曾先后做出两次重要决策：第一次是1966年6月13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与刘少奇一起做出了决定：推迟半年进行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并提出了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第二次是时隔11年的1977年9月，邓小平力排众议，改变了原定1977年招生方案，再次推迟半年进行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正式向华国锋等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恢复高等教育考试制度，获得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批准（1977年10月5日）。
两次决策过程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决策机制，因而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决策结果，不同的决策结果也反映了中国决策者的学习过程，这包括成功与失败、正确与错误两个方面的认识和总结。就邓小平个人而言，第一次是被动决策，第二次则是主动决策。没有决策失误，就没有决策代价，没有决策代价，就很难达成政治共识，并迅速做出正确的决策。
早在1977年5月，针对“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教育和科技，邓小平就曾设想复出之后，大抓教育。做到5年小见成效，10年中见成效，15年、20年大见成效。［12］很清楚，邓小平不仅是大政治家，而且还是大战略家，他做出的恢复高考、招收研究生、建立学位制度、推动出国留学、设立博士后流动站等一系列人力资本投资决策，都是富有长远性、战略性的决策，并产生长期的人力资本红利，进而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
这一长期的人力资本红利表现为（见下页表）：与1978年相比，2013年相当于1978年高等学校在校生数的28.8倍、研究生在校生数的164.1倍、出国留学生数的481.3倍。此外，笔者估计，在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大学毛入学率仅为0.5%左右，1978年也不足1%，到2013年，达到了34.5%。这就是说，按大学毛入学率来计算，2013年全国大学学龄人口考上大学的机会是1978年的30多倍，是70年代初的60多倍。与美国相比较，1980年中国普通高校在校生数只相当于美国的（1047.5万人）的1.6%，到2005年中国就超过了美国，到2009年中国相当于美国的122%；1980年中国研究生在校生数（2.16万人）只相当于美国的（134.3万人）的1.6%，到2007年中国（119.50万人）相当于美国（229.4万人）的52.1%，2013年中国达到了179万人，估计到2015年左右中国会超过美国。
这都源于1977年5月尚未复出的邓小平的战略构想。我们不仅感恩邓小平，更要向邓小平学习，诚如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时所讲的：“我们纪念邓小平同志，就要学习他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洞察国内外发展大势，作出了一系列事关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事关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重大战略决策”。［20］
邓小平关于人力资本投资的决策就是最典型的成功案例。他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不仅成为中国人力资本投资的长期红利，也是留给后人最宝贵的政治财富。
资料来源：《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版，第72～75页；《中国统计摘要·2014》，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年版，第153～154页。
说明：2013年与1978年相比较的两组数据，为笔者根据上述资料计算而得。
［ 参 引 文 献 ］
［1］胡鞍钢：《中国：走向21世纪》，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74、180、183页。
［2］《中国统计年鉴·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版，第484页。
［3］胡鞍钢、王洪川、鄢一龙：《中国现代化：人力资源与教育（1949～2030）》，《教育发展研究》2015年第1期。
［4］《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1页。
［5］《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73页。
［6］《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04页。
［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96页。
［8］《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93页。
［9］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年～1997年）》，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403页。
［10］世界银行经济考察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3年版，第92页。
［11］《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27页。
［12］顾为铭：《1977年恢复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最初酝酿》，《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5期。
［13］杨胜群、陈晋主编：《历史转折 1977～1978》，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9页。
［14］《邓小平思想年编（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9页。
［15］张树军、高新民主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档案》上，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412页。
［16］徐达深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4卷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7页。
［1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图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361页。
［18］〔美〕傅高义：《邓小平与中国的对外开放：1977～1979年的中美关系》，朱佳木主编：《当代中国 与它的发展道路——第二届当代中国史国际高级论坛论文集》，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版，第 127页。
［19］《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976页。
［20］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8月20日）》，《人民日报》 2014年8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