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是澳门回归15周年。15年来，在中央政府和祖国内地的支持下，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以下简称特区政府）和澳门同胞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成功付诸实践，“走上了同祖国内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宽广道路，‘一国两制’实践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1］“澳门保持良好发展态势，经济平稳增长，社会和谐稳定，市民安居乐业”。［2］同时，澳门回归15年来，也积累了在“一国两制”条件下管理、建设、发展澳门的丰富经验，向全国人民、向全世界证明了“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生命力和优越性，它不仅是解决澳门问题的最佳方案，也是澳门回归祖国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和根本保证。仅就经济建设而言，澳门逐渐走出了一条既继续保持其作为内地对外开放的窗口和桥梁，又发挥其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和国际化的区域性经济贸易服务平台的区位优势的经济发展道路，不断丰富和深化了“一国两制”理论与实践创新的具体内容。

　　一

　　澳门回归15年来，前三届特区政府的施政重点都是优先解决经济发展问题，其经济发展有两个显著亮点：一是自“恢复性增长”转变为“发展性增长”；二是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和国际化的区域性经济贸易服务平台的发展方向逐步显现。

　　澳门现代经济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起步的，历经约30年的高速增长和全面发展时期，在回归前形成了四大支柱产业，即博彩旅游业（以下简称博彩业）、出口加工业、银行保险业、房产建筑业。但是，由于经济资源短缺，经济基础薄弱，产业结构比较单一，过分倚重于博彩业。因此，90年代初期澳门的经济调整并不成功，从1993年开始，澳门经济增长速度逐年放缓，1996～1999年，甚至连续四年出现了负增长。

　　澳门回归后，前三届特区政府均坚持了“循序渐进”、“固本培元、稳健发展”、“协调发展、和谐共进”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扎扎实实地推进经济重建的基础工作，使澳门经济逐步走出困局，开始了快速的复苏和振兴。

　　博彩业的复苏和振兴是澳门经济全面回暖最显著的标志。根据统计资料显示，澳门回归后博彩业逐步走出低谷，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快车道”：澳门入境游客总数增加很快，从1999年的744万人次发展至2013年的2932.4万人次。博彩业毛收入和博彩业专营税收入也大幅度增加，分别从1999年的130亿澳门元和48亿澳门元上涨到2013年的3607亿澳门元和1267亿澳门元。

　　博彩业之所以能够在回归后重新崛起，重新巩固其在整个澳门经济体系、经济结构中支柱性产业的龙头地位，原因是多方面的：社会治安状况的根本好转使游客对澳门恢复了信心；中西文化交汇的传统特色进一步强化，使游客越来越多；中央政府支持澳门开放航空市场，包括内地部分城市开放澳门“自由行”、“个人游”，使游客来源更加广泛；博彩业内部的体制改革和创新——开放赌权，自垄断性经营转变为自由竞争性经营，为博彩业实现跨越式发展注入了新动力，这是博彩业重新崛起的决定性因素。

　　从20世纪30年代至21世纪初，自豪兴娱乐总公司、泰兴娱乐总公司至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澳门博彩业经历了几十年的垄断专营历史。虽然逐步推进了博彩业的现代化，但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周边国家和地区纷纷开设赌场，对澳门博彩业在亚洲和太平洋西岸地区的垄断地位形成了挑战，澳门博彩业自身的弊端暴露无遗。澳门回归以后，以何厚铧为首的特区政府顺应要求改革博彩业体制的呼声，利用2001年12月特区政府和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博彩专营权合约期满的机会，初步开放赌权，有计划、有步骤地引入境外资本和国际竞争，最后形成了六家赌博公司同业竞争的局面，并提高了博彩专营税和溢价金的额度。这六家公司纷纷加大对博彩业的基础设施、新建和改建娱乐场所的资金投入，在10余年的时间里，一大批现代化的豪华赌场在澳门开业，澳门博彩业的经营规模由2003年的11家娱乐场、424张赌桌、815台角子机，急剧扩张到2013年的35家娱乐场、5770张赌桌、13106台角子机 。仅就博彩收益而言，从2006年开始，澳门就超越了美国的拉斯维加斯，2013年甚至达到拉斯维加斯的7倍之多。

　　由于博彩业的复苏和振兴带动了整个经济形势的全面回暖，一度沉寂的酒店业、餐饮业、娱乐业、服饰业、珠宝业、手信业甚至房产建筑业、银行保险业、交通运输业重新走向兴旺，各种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纷纷上马。此外，澳门进出口贸易生机勃勃，从1999年的339亿澳门元增至2013年的901亿澳门元。而澳门本地的生产总值也从回归前连续四年的负增长，增至2013年的4135亿澳门元；澳门本地人均生产总值从1999年的117620澳门元（14718美元），增至2013年的697502澳门元（87306美元） ，成为亚洲甚至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之一。第一届特区政府在澳门回归之初就确立的“循序渐进”和“固本培元、稳健发展”的指导思想以及“以博彩业为龙头，以服务业为主体，各行业协调发展，使经济结构适度多元化”的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目标一步步向前推进。

　　二

　　由于澳门自身的经济发展空间非常有限，属于微型经济体，所以其经济发展的路向和定位只能是充分利用其“自由港”、“独立关税地区”的特殊地位和对外交流的窗口、桥梁的区位优势。回归15年来，在以何厚铧、崔世安为首的特区政府和澳门同胞的共同努力下，其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和国际化的区域性经济贸易服务平台的地位逐步显现。

　　澳门经济发展空间有两个最主要的纵深面：一个是祖国内地；一个是欧盟国家和葡语国家。

　　第一，澳门与祖国内地的一体化区域经济合作重点是澳门与珠海市、澳门与广东省、澳门与大珠三角和泛珠三角，以及《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以下简称CEPA）框架内规定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多层次、全方位的区域经济合作，有一个自近至远、自浅至深、自点至面、自临时性协议至制度性安排的逐步推进过程。

　　自“粤澳合作联络小组”至“粤澳高层联席会议”，澳门与广东省的区域经济合作在澳门回归以后就逐步进入规范化和制度化的轨道，两地间人流、物流、金流的障碍逐步消除。其中，澳门与珠海市的区域经济合作一体化的程度最高。15年来，其重点是珠澳跨境工业区的建设、联合开发横琴岛的计划和CEPA先行先试综合示范区的项目合作。

　　珠澳跨境工业区是中国首个跨境工业区，2003年12月5日经国务院批准设立（2006年12月8日正式启用），《国务院关于设立珠澳跨境工业区的批复》指出：“珠澳跨境工业区建设是发挥‘一国两制’优势，在《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框架内，内地与澳门加强合作、互动发展的重要举措。”［3］2009年1月11日，习近平在实地考察珠澳跨境工业区时指出：“办好跨境工业区，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扩大澳门社会就业的重要途径。澳门特别行政区应当沿着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正确方向坚定不移走下去。”［4］该工业区最初的定位是以发展工业为主，秉承“面向世界、优先澳门”的原则，为澳门中小企业提供新的发展平台，同时兼顾物流、中转贸易、产品展销等功能，最初进驻的企业主要涉及纺织制衣、博彩用具、化工、电子、玩具、制药、印刷、物流等行业。经过几年的实践和探索，针对该工业区高密度、低增长产业的生产空间越来越小的情况，两地开始共同推动其自加工制造向商贸服务转型升级的发展进程。为了使粤澳合作进一步长期化、制度化、规范化和可持续发展，2011年3月6日，广东省政府与特区政府正式签署了《粤澳合作框架协议》，不仅明确了新形势下粤澳合作的定位、原则和目标，为粤澳合作全面提升品质搭建了新的支撑平台，而且为该工业区的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在现有政策框架下，推动珠澳跨境工业区转型，重点发展高端物流、展览展销、中转贸易、服务外包等现代服务业，建设现代物流商务园区。［5］目前，此项工作进展顺利，成效初现。

　　横琴新区开发是粤澳合作最直接和最大的平台。粤澳联合开发横琴岛，是中央政府在2009年做出的重大决策。2009年1月，习近平在考察访问澳门期间代表中央政府正式宣布了开发横琴岛的决定，将粤澳联合开发横琴岛上升为国家战略，目的是使其成为全国首个粤澳紧密合作示范区。习近平明确表示：相信横琴岛的开发“必将为澳门带来新的发展空间和机遇，有利于澳门经济的长期繁荣稳定与发展”。［4］2012年12月8日，习近平再次考察横琴岛时指出：“开发横琴，是一个审时度势之举。既有利于珠海建设生态文明新特区，又有利于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6］

　　2004年6月1～3日，珠江流域的九个省及港、澳两个特区政府共同举办了“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标志着“9+2” 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正式激活。“9+2”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正式运行以来，澳门与泛珠三角区域内各省市之间的双边或多边的经济交流与合作关系全面发展，澳门在泛珠三角区域内努力打造的独特区位优势逐步凸显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实施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更是将粤港澳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扎扎实实地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将粤港澳自由贸易区、粤港澳世界级都会区的建设规划具体化。《纲要》指出：在2020年以前，“推进与港澳更紧密合作”的主要内容集中在四个方面：推进重大基础设施对接；加强产业合作；共建优质生活圈；创新合作方式［7］。这已经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粤港澳地区经济交流与合作纵深发展的主要方向。

　　澳门与内地全面长期的经济交流与合作机制来源于CEPA及其历年的补充协议。2003年10月17日，CEPA在澳门签署，这是内地与澳门特区之间推进多层次、全方位的区域经济合作的里程碑，主要涉及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及投资便利化三大领域。CEPA及其补充协议是澳门与内地之间经济一体化互利双赢、共同发展的产物。随着CEPA及其补充协议的陆续签署和渐次付诸实施，两地间经济交流与合作的制度性障碍逐步消除，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

　　第二，澳门经济发展国际合作的重心是欧盟国家和葡语国家。

　　澳门与欧盟国家之间一直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回归祖国以后，澳门与欧盟国家之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得以进一步加强和全面提升。

　　澳门与拉丁语系国家尤其是葡语国家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渊源，是澳门继续保持中西交流的窗口、桥梁的一大资源。澳门回归以后，中央政府支持特区政府创立了“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澳门）”，即“中葡论坛”。这是由商务部发起并主办、特区政府承办，葡萄牙、巴西、莫桑比克、佛得角、安哥拉、几内亚比绍、东帝汶七个葡语国家共同参与，并以经贸促进与发展为主题的非政治性政府间多边经贸合作机制，旨在加强中国与葡语国家之间的经贸交流，发挥澳门联系中国与葡语国家的平台作用，促进内地、澳门和葡语国家的共同发展。

　　2003年10月，“中葡论坛”在澳门举办，并同时举行第一届部长级会议。其后，“中葡论坛”又分别在2006年9月、2010年11月、2013年11月举行了三届部长级会议，签署了多个为期三年的《经贸合作行动纲领》，取得了非常显著的互利共赢的成效。

　　三

　　澳门回归15年来，在中央政府的支持和内地的配合下，经过特区政府和澳门同胞的共同努力，澳门的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无论是经济发展速度还是经济发展规模，都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为澳门经济在“第二个十年”继续保持繁荣稳定以及进行结构性调整和全面转型奠定了比较扎实的基础。

　　澳门回归15年来，澳门经济发展最成功的历史经验之一，除了善用澳门的独特优势外，就是善用内地因素。作为澳门经济发展之重要推动力的内地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中央政府坚决不干预澳门特区的内部事务。

　　中央政府坚决维护澳门特区“高度自治”、“澳人治澳”的严肃性，坚决支持由澳门同胞自己管理、建设和发展澳门，高度信任和尊重特区政府依法施政，不干预澳门特区的内部事务。澳门回归15年来，中央政府一直坚持这一原则。习近平指出：“中央会一如既往贯彻执行‘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和澳门基本法，一如既往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一如既往支持澳门特别行政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推进民主、促进和谐。我们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充满信心，也坚信澳门各项事业一定会发展得更好。”［8］

　　第二，中央人民政府坚决支持与维护澳门的经济发展和繁荣稳定。

　　澳门回归后，特区政府就明确提出了澳门的经济发展要借助经济全球化和祖国内地全面崛起的大势。对于特区政府提出的“背靠内地，面向世界”和“善用内地因素”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路向，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给予全力支持与配合。从澳门与珠海市，澳门与广东省，澳门与珠三角、大珠三角、泛珠三角等不同地区的经济合作；从澳门与内地过境通关协调、空中管制协调、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协调、环境综合治理协调、港珠澳大桥建设协调等不同领域的经济合作；从对澳门产品开放低关税和零关税入关、开放内地居民去澳门“自由行”和“个人游”、对澳门开放引进内地优秀人才等不同的经济合作，一直到CEPA的签署，都是内地与澳门经济一体化的互利双赢的产物，都是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支持与维护澳门的经济发展和繁荣稳定的重要举措。

　　自澳门回归后，中共中央一直把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问题提升到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面临的崭新课题”和“重大课题”的战略高度来认识。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央政府将严格依照基本法办事，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坚定支持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依法施政，带领香港、澳门各界人士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切实有效改善民生、循序渐进推进民主、包容共济促进和谐，深化内地与香港、澳门经贸关系，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1］（pp.40～41）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从“十一五”规划开始，中共中央逐步将港澳经济和社会发展纳入整个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格局中。如果说“十一五”规划仅是简要地提出了原则性的指导意见的话，那么，到了“十二五”规划，这种指导意见就已经变得非常具有针对性：在“十二五”规划中专门设章讨论“支持香港、澳门充分发挥优势，在国家整体发展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的问题［9］，进一步明确了中央政府支持与保障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的努力方向和重点。另外，2013年11月12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指出，要把“扩大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开放合作”［10］，作为全国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予以统筹规划。

　　澳门回归15年来，无论其在经济发展中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祖国内地都会及时有力地伸出援手。2008年下半年开始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对澳门经济发展造成的冲击逐步显现出来后，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多次召集相关部门商讨对策，并陆续出台了多项力挺澳门经济发展的重大举措。2008年年底，中央政府陆续出台了“挺港”的7个方面14项措施和“挺澳”的6个方面9项措施，而且中央政府还明确表态：中央政府采取的支持香港的有关政策措施“原则上也适用于澳门”［11］。2009年1月，习近平在赴澳门进行考察访问时指出：“对胡锦涛主席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5周年大会上提出的四点期望，一定要全面落实；对当前澳门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一定要科学判断；对中央政府出台的支持澳门经济社会发展的6个方面9项措施，一定要积极贯彻。”［4］

　　如上所述，澳门回归15年来，内地始终是澳门经济发展的坚强后盾和最主要的外部推动力。正如习近平指出的：“澳门的命运始终与祖国内地紧密相连。在祖国内地发展进程中，澳门将继续与祖国内地同进步、共发展。”［2］ 亦如崔世安所讲的：“我们充分感受到，祖国的繁荣富强，带动了澳门特区的不断进步。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是澳门落实发展蓝图的重要支撑。”［12］

　　四

　　对于澳门回归15年的经济发展，一方面，我们要充分肯定其“一国两制”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正视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历史问题和面临的现实挑战，必须认真地总结澳门回归15年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

　　15年来，澳门经济发展存在的历史问题和面临的现实挑战就是博彩业的健康发展与整个经济体系和经济结构的适度多元化发展的关系问题，这是澳门回归15年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和深层次矛盾的根本症结。

　　澳门回归前几年，其经济发展的困难主要表现为博彩业严重萎缩，导致相关副业——出口加工业、银行保险业、房产建筑业、交通运输业不景气，使澳门整个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规模徘徊不前甚至下滑。回归15年间，澳门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则主要表现为博彩业井喷式的膨胀发展严重挤压了相关副业，如房产建筑业、银行保险业、交通运输业以及新兴产业——休闲旅游产业、会展商务产业、中医药产业、教育服务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等的发展，没有能够真正有效地拉动、推动和带动相关产业以及新兴产业的全面复苏和振兴，没有能够实现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之“各行业协调发展”和“适度多元化发展”的预期目标，还衍生出一系列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导致整个澳门经济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前景堪忧。也就是说，澳门回归以前经济发展中的积弊和顽症——过度依赖博彩业的单一经济体系与经济结构并没有能够在回归以后得到根本性的调整和改变。而且，随着近几年澳门经济总量和经济规模的发展，这一结构性问题日趋严重，深层次矛盾不断加剧，如整个经济体系、经济结构抗风险能力较差，澳门社会内部或外部的经济性或非经济性因素有任何风吹草动，就会牵动澳门经济发展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而且复苏乏力。尤为严重的是，近几年博彩业跨越式的发展还衍生出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澳门社会财富的急剧膨胀并没有提升澳门本地居民的整体生活水平，整个澳门社会的贫富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扩大；澳门社会财富的急剧膨胀并没有直接提升澳门本地居民整体的生活环境、社会环境，整个澳门社会的易居性与和谐性并没有改善。就博彩业本身而言，近几年跨越式的发展还造成了制度化、法治化、规范化经营的困难，监管法律、监管制度、监管措施严重滞后，而一系列突发事件，如本地劳工与外来劳工的矛盾和冲突，本地资本与外来资本的矛盾和冲突，博彩业大企业与制造业中心企业的矛盾和冲突，澳门博彩业以内地游客为主资源的发展战略与内地严格禁赌政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等，不过是整个澳门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和深层次矛盾的反映而已。

　　当然，对于这些结构性问题和深层次矛盾，以何厚铧、崔世安为首的特区政府从澳门回归起就始终予以高度重视，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认识，一直将推动澳门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作为其施政重心和努力方向。

　　在澳门回归15年的第一个五年里，以何厚铧为首的第一届特区政府突出强调的是在把博彩业做大、做强的基础上，进而实现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预期目标。在澳门回归15年的第二个五年里，以何厚铧为首的第二届特区政府突出强调的是在博彩业可控制发展和科学发展的基础上，进而实现其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预期目标。在澳门回归15年的第三个五年里，以崔世安为首的第三届特区政府将实现澳门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具体目标由以往比较笼统、比较宽泛的建设三大服务平台，进一步明确为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和建设一个服务平台（内地和葡语国家经贸合作服务平台）的发展定位上来，并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加以落实和推进。

　　对于澳门经济发展中客观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和深层次矛盾，中央政府也一直是从维护大局出发，从维护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维护澳门经济发展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战略高度出发，一直都在支持、推动特区政府正视和妥善解决问题，一直都在支持、推动特区政府将澳门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向“各行业协调发展”、“适度多元化发展”的努力方向、向着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预期目标，向着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和建设国际化的区域性经济贸易服务平台的预期目标迈进。早在2004年、2005年特区政府刚刚实施开放赌权后，澳门经济发展中的失衡现象刚刚出现苗头之际，中央政府就富有远见地提醒特区政府要高度重视并研究解决澳门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高度重视并研究解决澳门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和深层次矛盾。2009年以后，当澳门经济发展中的失衡现象进一步显现之际，中央政府更是进一步明确提出了澳门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努力方向。2009年1月，习近平在澳门考察访问期间，专门谈及澳门经济发展的适度多元化问题：“澳门经济要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走适度多元发展之路。”［4］正是根据这一战略思想和基本原则，国家的“十一五”规划、“十二五”规划，以及在此期间发布的《纲要》、《横琴总体发展规划》等文件中均明确提出了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指导性意见，为支持、推动特区政府实现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预期目标与发展定位指明了方向。

　　目前，中央政府、特区政府和澳门社会各界人士已经在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问题上达成了高度共识，并积极采取各种有力措施加以推动。但是，澳门的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绝非是一朝一夕之事，这一过程必然是长期的、艰巨的和复杂的。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并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

　　澳门回归15年来，经济发展并非一路坦途，其艰巨和复杂程度超乎想象。在此过程中，中央政府、特区政府的努力遇到了各种冲击和挑战，但是，特区政府与澳门同胞在中央政府和祖国内地无条件的支持下，不断克服澳门经济发展道路上的种种困难，不仅维护了澳门经济发展和经济繁荣的大局，而且使“一国两制”的“澳门模式”在探索中逐步成熟，为“一国两制”的伟大实践提供了一个可资参考和借鉴的成功样板。

　　［ 参 引 文 献 ］

　　［1］《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页。

　　［2］李寒芳：《习近平会见崔世安》，《人民日报》2013年12月19日。

　　［3］《国务院关于设立珠澳跨境工业区的批复》，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http：//www.gov.cn/zwgk/2005-08/26/content_26210.htm，2014年5月8日。

　　［4］傅旭、刘维涛：《为了澳门的明天更加美好——习近平副主席考察访问澳门侧记》，《人民日报》2009年1月13日。

　　［5］《粤澳合作框架协议》，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gangao/2011-03/06/c_121154874.htm，2014年5月6日。

　　［6］《改革不停顿 开放不止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广东纪实》，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12/13/c_124088505_2.htm，2014年5月8日。

　　［7］《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1380/8644772.html，2014年5月15日。

　　［8］李寒芳：《习近平会见崔世安》，《人民日报》2012年12月21日。

　　［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人民日报》2011年3月17日。

　　［10］《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

　　［11］《温家宝分别会见曾荫权何厚铧》，《人民日报》2008年12月20日。

　　［12］崔世安：《二零一三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结语）》，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网，http：//portal.gov.mo/web/guest/info_detail?infoid=169740，2014年5月15日。

　　［作者简介］齐鹏飞，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