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资料是纂修方志的资料来源之一，也是弥补档案文献或其他文字资料不足，获得社会不同群体或人物活动，以及其他重要事件等情况的主要途径和有效方法之一。当代口述史与传统史学研究的根本分野在于，其关注的对象从上层社会的精英人物转为普通民众，让社会底层的百姓、少数族群和妇女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1］。这种资料具有自下而上的大众历史意识、独特的个人感受、社会集体记忆成为可能以及历史背景更加广阔和重要等特征。多样性的口述资料，往往能使方志纂修者获得难以在官方文献中寻获的珍贵史料，使方志记述更加全面系统，更有利于体现方志作为资料性著述的特征。重视口述历史资料的收集和使用，不仅可以拓宽方志纂修视野，深化方志内容的记述力度，也是进一步提高第二轮地方志书(以下简称二轮方志)纂修质量的必然要求，因此探讨口述历史资料与二轮方志纂修之间的相辅相成关系①，具有迫切性和重要意义。
一、口述历史资料是二轮方志纂修获得所需资料的重要来源之一
二轮方志绝大多数是续修志书，它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普遍开展的首轮新编方志的续篇，范围主要包括省、市、县三级志书。其内容的上下时限，大致为20世纪70年代末至21世纪初。而这段时间恰好是改革开放事业由开始到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由启动“三步走”战略到人民生活水平总体达到小康水平的时期。随着政府机构改革以及职能的转变，完全依赖政府部门提供纂修资料的体制出现了“短板”，不能满足二轮方志续修对资料的要求，尤其是一些大型企业、民营以及行业经济等情况的资料更是阙如。再加上改革开放正处在“深水区”，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新变化，对新情况和新问题的认识还不够全面，探索还不够深入，因此二轮方志尽管记述的时限不长，但遇到的挑战异常艰巨。为了解决资料问题，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在部署二轮方志纂修时就明确提出：要“加强资料收集的力度，积极拓展资料收集的范围。应重视社会调查，注意搜集口述、音像等资料”（参见《〈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关于第二轮地方志书编纂的若干意见〉的通知》，2007年11月28日。）。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规定，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第一，依靠政府部门提供资料的模式已不能满足二轮方志对资料的需求
续修志书是政府的职责之一，由各部门提供纂修志书所需的资料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方志纂修是专业性很强的学术研究工作，要做好此项工作，除了政府各部门的通力合作和协调之外，还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参与。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政府职能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社会发展的多元化以及资料来源的多元性特点，使得二轮方志纂修仅凭政府部门提供的反映工作情况的资料，已经不能适应多元综合内容记述的要求。因此，无论从记述的内容，还是从组织形式以及修志队伍来看，二轮修志都与首轮有所不同。从资料提供单位来看，经过几次政府机构改革，一些厅局被撤并，还有一些部门已不具有行政管理的职能，所以他们提供的方志资料或单薄或残缺不全，甚至很多行业如商业、化工、钢铁、有色金属以及大型企业集团与事业单位的资料则无法从政府部门获得。［2］从内容看，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志书涵盖的内容越来越广泛，结构越来越复杂，不仅很难有人对日新月异的各行业的发展情况有全面系统的了解和把握，而且很多有价值的资料，政府部门并不掌握，很多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的有价值或最能体现时代特点的资料有待挖掘、整理和搜集。所以要提高二轮方志的质量水平，使其充分记述和反映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就必须想方设法拓展资料的收集范围，掌握充足而翔实的文献资料才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第二，部门资料带有明显的管理工作痕迹，不能全面反映改革开放的真实情况和发展进程
部门资料带有工作痕迹在首轮修志中同样存在，但因其所修均为“通志”，记述的主要时段为事物的发端直至所定的下限为止，任何单位的资料储存不可能满足志书纂修的基本要求，因此要从档案馆、图书馆乃至采访当事人等诸多渠道去广泛搜集和挖掘，资料来源呈现多元化特点，所以其影响有限。而二轮修志多数以改革开放之起端为上限，记述时间少则十年，多则二十几年。各部门在此时限内的各种工作总结和报告成为主要的资料积累，甚至有的志书纂修部门养成了等、靠、要的思想，不想办法也不愿意下功夫搜集其他资料。若完全依赖于部门提供的资料来纂修二轮方志，必然难以摆脱总结报告文体所设定的调子和既有内容的束缚，其行文、内容势必带有很浓的部门管理工作的特点。从已经出版的二轮方志看，使用部门总结报告资料纂修的弊端主要表现在极力渲染工作过程、以奖项达标代替状况、泛用资料对比、泛用口号和并称、以部门工作画地为牢、门类板块化、讲过头话、对存在的问题一笔带过、多有虚话套话等。［3］总结报告与志书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文体，而志书以记述事物的历史和现状、追求存真求实为目标，且有特定的体裁形式，若将总结报告的文体套用到志书的记述上，只能使志书越来越背离“述而不作”的编纂原则及体裁要求，模糊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和特点，淡化志书存真求实的功能。因此既要充分认识总结报告等资料的重要性和不可或缺性，又要克服对其的依赖及等、靠、要思想，广泛开辟资料来源，秉承首轮修志多元搜集资料的传统和好办法，有了丰富的资料积累，就能消除总结报告文体的弊端，保证二轮方志的质量。
第三，加强资料收集工作是志书浓墨重彩改革开放内容的需要
“隔代修史，当代修志”是中国编史修志的优良传统，当代修志的显著特点是在记述中坚持“略远详近”和“明古详今”的原则，以翔实的资料突出地域特点和时代发展特点，客观、系统、全面地记述当代的内容。二轮方志纂修的主体是要真实地反映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在这个过程中各地虽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正在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许多事情还处在探索和不断变化之中，没有最终的答案，因此志书记述这个过程的基本原则应当是“成就要记足，问题不回避”，然而从已出版的二轮方志看，成就讲了一大堆，而问题则是少之又少，甚至一笔带过，没能反映出改革开放的真实状况，与志书作为资料性著述的要求尚有差距。最典型的就是对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缺乏基本的记述，如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矛盾产生的根源在于社会沟通不畅、利益整合不力、社会信任的缺乏和纠纷矛盾解决的自我治理能力缺失。而当前中国调处社会矛盾的方式，主要集中于人民调解委员会对民间纠纷的人民调解、国家行政机关或基层政府的行政调解，以及人民法院通过诉讼裁决方式的司法调解。人民调解中调解员的能力和素质偏低、资金支持的不足以及调解协议强制力的缺乏成为发挥其积极作用的最大掣肘；行政机关在处理各种矛盾，尤其是本身作为相对方的矛盾纠纷时的公正性成为公众最大的质疑；因而诉讼成为解决纠纷的最普遍的方法，甚至是第一选择，诉讼高潮由此而生，并逐步成为有限资源不可承受之重，各种社会矛盾日趋激化、许多重大群体性冲突事件不断发生就是其显著特征。［4］而各地政府是怎样化解这些矛盾冲突的，其效果如何？志书只有一些表格或资料统计，很少触及问题的深层。其原因很多，在续志指导思想上着力于将修志看成为现任领导彰显政绩的载体，是其一；其二，有的将修志的着眼点放在为经济建设服务、为现代社会服务出成果上；其三，不掌握反映深层问题的资料，从而无从对攸关本地域的一些敏感和重要问题作出判断和记述。而获得这些资料，除了政府部门和专业研究机构的调查报告和研究成果可以利用外，还要靠志书的纂修者有目的和针对性的搜集。因此要在二轮方志中反映改革开放的复杂曲折的发展过程，真实记述各地的发展状况，呈现一部高质量的改革发展史，是否掌握较为完整系统的修志资料就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
第四，加强资料收集工作是修志为用的需要
“资治、存史、教化”是志书的三大基本功能。方志部门和志书为社会提供服务，主要靠平面媒体，以文字资料为主，虽然有很多三级志书及一些专业志书出版了电子版，建立了地情库，通过多种形式丰富方志内容，为服务社会做了一些努力，但与社会所期望的获得更多信息资源、提供形式多样的便捷服务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人们阅读习惯的改变和互联网的全面覆盖，使网络媒体成为社会大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方式。因此开发利用方志资源，更好地为社会提供服务，使其发挥积极作用，在多元社会中拥有话语权，就应融入发展潮流。方志工作机构及纂修者的当务之急是在方志载体的多样化和使用的便捷化上勤思考多创新，实现志书从以纸介为主到以多媒体为重的转变，纂修内容丰富且为广大使用者喜闻乐见的网络版志书，进一步扩大方志资源的影响力和关注度，则是方志工作者必须兼顾的重要工作之一。方志纂修者不仅要在各种专题资料的研究上做足文章，挖掘资源的丰富内涵，还要拓宽资料来源，打实资料基础，为在多维和更广阔的视野上呈献方志资料的多样和形象特征铺路。因此，开展和重视口述历史资料的发掘和整理，用声音记录历史，将有价值的影像和背景资料充实到志书的记述中，增强志书的信息量和资料性，正是实现这个目标的主要途径和有效办法之一。
第五，应重视口述历史资料的发掘、整理及利用
对二轮方志纂修来讲，方志机构开展口述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和挖掘的过程，就是熟悉、梳理和研究地情的过程，就是对各种形式的入志资料进行堪比、消化、鉴别、筛选以及保证资料系统性和真实性的过程，就是把志书的质量意识、精品意识贯穿于修志工作全过程和各个环节的过程。口述历史资料与二轮修志和国史研究的关系，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朱佳木作了精辟概括，他说：现在的口述历史资料的收集工作，“在古代史研究领域是无法做到的，就是在近代史研究领域，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越来越难以满足。相比之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或当代中国史的研究，以及地方志当代部分的编修，恰恰是最适宜运用口述史方法的领域；同时，历史研究和地方志编修中的当代部分，也是口述史最能大显身手的时段”。因此，他反复强调并大声呼吁：“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当代中国地方史研究，以及地方志编修的学者，应当高度重视口述史工作，并和口述史学的研究者密切合作，共同推进口述史学科的发展”［5］。二轮修志所记述的主体部分，将成为改革开放发展史、当代史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重要文献，基于此，方志纂修者当前最为迫切的工作：一是要转变观念，从“口说无凭”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充分认识口述历史资料对于方志工作的重要意义，树立“口述有据”的新方志观，按照修志工作规律，变被动修志为主动修志，创新制度和机制，将口述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作为重要工作常抓不懈，拓宽方志资料的来源和渠道，面向社会各阶层广泛征集和挖掘修志资料。二是要将征集和整理的最有价值的口述资料在志书中加以记述，以增强志书的资料性和学术性，更好地发挥志书的经世致用功效。三是要确立方志工作的大局意识，将研究地情与纂修结合起来，使志书能够被社会大众所喜闻乐见和广泛使用，成为不可或缺的社会读本，以体现方志纂修者的根本宗旨，彰显方志作为地方历史与现状综合文献载体的本质特征。四是要正确处理好口述历史资料与二轮方志纂修的相辅相成关系，增强志书内容的全面、客观和系统性，在凸显地域发展的主线和脉络过程中，兼顾官民同等重要的历史观念，实现官方立场与大众说法的有机衔接和互补表述，使志书充满活力和生命力。在二轮方志纂修中强调重视口述历史资料的运用，是方志工作发展的要求，也是方志作为社会公共产品的必然属性所决定的。
二、亲历、亲见、亲闻者的口述历史资料将是最具价值的志书内容
凡是能被口述的历史都是鲜活的，而鲜活的历史贴近社会，接近真实，更具故事性、感染力和说理性，富有生命力。口述历史的方法拉近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揭开了历史的神秘面纱，使每个人都可以大胆地说出自己感知的历史，并根据口述的情景描绘，勾勒出丰富多彩的历史场景；由此不仅获得了“三亲”者（即亲历、亲见、亲闻者的简称）的音像资料，往往还能获得以他们为中心或背景的文字、文物、图照、录像以及更为丰富的资料，不仅为方志纂修提供更加多元的资料来源，也为网络版志书的纂修提供了形象活泼的“动态资料”，这是口述历史的魅力所在，更是复原真实历史的资料基石。具体而言，其资料价值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从方志记载的广度和深度而论，口述历史资料延展了资料信息的范围，开阔了方志纂修者的视野，使志书观点更能体现社会大众的历史观念和思想
二轮方志纂修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是此前未有的，而口述历史方法则可以兼顾来自官方以及社会多方面的不同声音和诉求，由此形成的口述历史资料，可以把当事者及普通大众的认知与官方的记录进行比较，为更翔实明了事物发展的前因后果提供了必要条件。尤其在很多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上，使方志纂修者不仅从文献材料中看到了官方的态度和主导意见，而且通过口述历史的渠道也听到了来自普通大众的意见和不同声音，采用这样的理念和方法纂修志书，其观点和视野更加客观公正，内容也更加丰富多彩和真实可信。
第二，从方志记载的细节和过程来看，口述历史资料能提供事务的详细过程以及不见于官方记载的细节情景
事物的发展大都是曲折复杂的，尤其是事关本地历史进程和前途命运的决策过程更是如此，但当我们查阅某次重要会议的决议及相关文献时，由于无法看到当时会议的原始记录或其他的文字资料，仅凭政府部门提供的资料很难对围绕此次会议展开的不同意见、各种分歧之间的激烈争论，以及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复杂人际纠葛等情况有所管窥。然而当各种纷争和意见尘埃落定、泾渭分明之后，我们通过口述历史的方法采访当年的亲历、亲见和亲闻者，让曾经发生过的那些隐藏在台后、纸背之后，甚至是一些见不得阳光的历史实况和盘托出时，我们获得的不仅仅是一些有趣的故事和惊心动魄的场景，而是历史真实的曲折过程。所有的历史都是由人创造的，其中既有精英人物，更有众多的普通人。关于那些对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有突出贡献和代表性的在世人物的事迹，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和各省的修志规划、具体方案中都反复强调，在志书中反映和记述人物时主要采用“以事系人、人随事出”的方法，选取其典型事例加以客观记述，以强化代表性人物的活动，彰显本地的“人杰地灵”。但从已有志书看，除了极少的记述以及彩照和随文图照中能够看到人物活动的信息以外，入志人物的事迹都是依据人事部门的简历或履历来撰写的，人物形象比较呆板、缺乏感人的教化意义。由于历史活动的参与者大都在世，二轮方志中反映人物活动的问题尤为突出，能否把人物记活记好，是关系志书质量的一个重要方面，而通过口述历史资料的内容，将重要人物的活动放在相关内容中加以记述，突出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确实可以使志书的内容丰实，不失为破解难题的方法之一。
第三，从志书的鲜活性和直观性而言，口述资料可以留下更真实、更具体、更生动的历史场景，呈现出更为接近真实性的多维度历史背景
口述历史使亲历者愿意讲出他们所经历和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把很多有趣的、富有情景的细节说出来，把自己当时的真实情感和体验讲出来，把埋藏在心灵深处的矛盾挣扎和纠结以及不被人们察觉的心理活动刻画出来，所呈现的是历史有血有肉的个性特征。将这些内容记述到志书之中，就赋予了志书灵性，不仅内容丰满、生动感人，而且增强了志书的可读性，这样志书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社会大众读本。而这些鲜活的内容还有助于校正文献可能出现的差错和认知方面的偏差。因此，口述历史资料确实具有独特而不可或缺的学术价值。
第四，从记录方法而言，口述历史资料可以征集和积累真实可信的系列资料
现代口述历史是使用录音或录像设备，将“三亲”者讲述的所有内容完整无缺地保留下来，其内容或为口述者的音像，或为图照，或为其他载体的文字等资料，而整理这些资料是按照学术要求和规范进行的，不许夸大，也不能任意删改，更不许将道听途说、猎奇虚构和伪造以及毫无根据的奇闻逸事纂入其中，当作“历史”加以传播。同时整理好的文字记录还要与录音、录像、本人以及其他可供参考的文字记录作反复核实和考订，不仅可以查证求实，而且可以明辨渊源，彰明因果，所以其内容可信可用。通过这样的方式和途径，一方面为二轮方志纂修提供了较为全面客观反映历史与现状的系列资料，另一方面，方志纂修者积极主动征集文献资料的做法，既积累了系列化的资料，又为深化方志工作开启了新的思路。
第五，口述历史资料的系列化组合对纂修网络版方志提供了必备的条件
由于改革开放还在进行中，有很多问题的谜底尚未揭开，从这个意义上说，二轮方志纂修较之首轮修志，不仅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而且限于很多重要资料的匮乏，其纂修难度更大。此为普遍的难题，不是个别情况。而口述历史的方法便成为拓展方志资料采录范围，厘清和揭开历史谜团神秘面纱的一条可行之路，此为其一。其二，通过口述历史获得的资料载体形式是丰富多样的，或为音像、图照、录像等，有人物、有声音、有画面、有背景，呈现出来的是立体的形象，这为制作网络版方志提供了基本资料和素材。网络版方志更接近于纪录片和专题片，具有写实和生动的特点，它在展示形式上更加灵活，不受纸质方志固有的模式限制，在口述中既可以有插叙和背景资料，又有旁白和解说，背景资料可以是文字、图照、录像等等。这些内容和载体形式具有文字载体无法比拟的优势，因此，口述历史资料带给方志的不仅是内容的丰富，更重要的是改变了方志的传统纂修理念，赋予方志工作新的活力和魅力。
三、口述历史资料入志应注意把握、解决的几个问题
在众多文献载体中，口述资料具有自身的特点，扮演着重要角色，具有不可或缺的独特性，有时能填补资料的空白，拾遗补阙，有时是作为参考和辅助资料。方志机构和纂修者关注口述历史的重点不是要研究口述历史，而是要掌握其方法，搜集有关资料，为方志纂修提供必需的基本素材。另外，此项工作具有时不我待的迫切性，一旦“三亲”者不具备口述的条件，很多极具价值的史料将不复存在。各地在二轮方志纂修中要重视此项工作，但不能一哄而上，要因人因事因需和能力所及，开展具有针对性、目的性的“活资料”的抢救工作，为志书纂修和社会服务创造有利条件。
首先，要确定资料搜集的范围及被采访人
口述历史资料的搜集范围，可以按照二轮方志纂修所确定的框架结构和具体内容的要求，因应资料的多寡设定多个问题和专门的讲述范围。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某一时期在各个领域和界别有影响的人物以及重要事件的亲历者及参与者作重点采访。二轮方志纂修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资料缺口很大，许多具有现实意义的内容，因资料不足无法加以深入系统的记述。因此，方志纂修者应从搜集必需的资料出发，加强计划性，明确工作目标和重点，以避免盲目性和随意性。从目前需要出发，可以将不见诸文献记载而具有填补空白价值的资料，作为入志的备选资料，及时发挥其经世致用的作用。从长远来说，可以为将来的方志纂修及地域研究积累资料。一举多得，事半功倍。
其次，要做好人员培训工作，并搭建资料交流平台
有条件的部门可以由专人来做这些工作，同时在有关刊物开辟专栏，作为及时发布口述历史资料的平台，使资料能被方志纂修者及研究者所用。从口述资料收集工作的需要看，无论是从口述史工作计划的形成，访谈者与访谈对象契约的签订，访谈前的研究准备，访谈中录音、录像的技术要求，还是访谈后的记录整理补充，口述档案的存放、保管、口述成果的发表、出版和引用以及著作权的归属等等，都要遵循学术规范。这种学术规范一则可以保障口述者享有基本的权益，二则对采访者和口述整理者如何使用口述资料以及权限等做出了明确界定，有利于口述历史资料工作的开展。
再次，要做好口述历史资料的整理、鉴别和考辨工作
正如文献记载的弊端一样，对口述历史资料既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凭借记忆叙述的内容，难免有这样或那样的偏差，并不是所有的口述历史资料都具有期望的文献价值，其中有选择性回忆的问题，也有虚夸和不实的成分，难以避免造史和虚假的不实描述。判断和衡量口述历史资料是否具有使用价值、是否可以作为入志的资料储备、是否具有长久保存的文献价值等问题的标准只有一个，即真实与可靠。口述历史资料的情况比较复杂，我们要使用历史研究鉴别资料的方法，首要的是鉴别其真伪，然后是评估其价值。有的口述内容能从文献记载中得到印证，可以作为参考资料；有的口述内容披露了鲜为人知的重要史实，勾勒了文献资料所没有的细节和过程，使其内容更加丰富，文献价值就很高；有的口述内容虽未见诸文献资料记载，但从其翔实内容以及经过反复考辨和审核，能够断定其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就可以作为文献记载的参考。有的口述内容与文献记载不相吻合，甚至相反，很难做出判断，可以作为一说；有的内容是孤证，一时无法作出判断，可以留待后人考证和研究；有的同样一件事情，众人的口述回忆出入很大，莫辨是非的，可以放一放。也有出于某种考虑故意造假，或严重歪曲或混淆事实，对此要采取审慎的态度，不是捡到篮子里的都是菜。口述历史是一项专门学问，有它自身的特点和规律，而要对其资料的真伪作出判断，确实要下很大工夫。因此，二轮方志纂修使用口述历史资料必须慎而又慎，只有在做好鉴别真伪工作之后，才能将其列入备选资料，否则将会影响志书的质量。
最后，要做好口述资料文本与方志文本之间的对接和文字叙述的转换工作
口述资料与二轮方志纂修相结合，不是为了点缀和应景，而是为了弥补文献资料不足、纂修高质量方志著述的需要。口述历史研究和方志纂修是两个专门学问，作为两种历史研究的方法和资料载体，各有特点，职能有别，自成体系。口述历史资料在没有经过专业人员的裁剪和文字的编辑加工处理，是不能直接在方志中引用的。同时，如果纂修者不熟悉口述历史的专业知识，对其工作方法和资料特点没有基本的认识，那么在资料裁剪、入志等方面都会遇到一定的困难和问题，所以二轮方志纂修要使用有价值的口述历史资料，将口述语气和文风特点转化为志体行文风格时，还必须进行许多编辑加工以及文字的处理工作才能达到较为理想的效果。
［参引文献］
［1］定宜庄、汪润主编：《口述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2］方未艾、方亚光：《省志编纂工作组织推进体系的探索与创新》，《中国地方志》2012年第4期。
［3］陈泽泓：《志书文体受总结报告影响的弊端》，《中国地方志》2010年第8期。
［4］刘霞：《论转型期社会矛盾化解的协同治理机制构建》，《新华文摘》2013年第7期。
［5］朱佳木：《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口述史学》，《中国地方志》2005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