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以来，在美国、法国、英国、希腊等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一系列社会抗议活动，尤其是2011年9月17日以来出现了“占领华尔街”、“占领巴黎”等抗议活动。对于这种社会现象，目前学界看法不一。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西方国家爆发了形形色色的社会运动，以致一些西方学者提出了“社会运动社会”的概念来描述这种景象。
这些社会运动的关怀重点、抗议主题、组织形式、价值取向都完全不同于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传统工人运动，被研究者称为“新社会运动”。其参与者有非常突出的个人主义倾向，没有明确的行为规范和目的，没有严密的组织和固定角色，往往围绕种族、移民、民权、性别、环境、社会福利、社会公正等引起公众高度关注的重大社会和政治问题提出抗议和诉求，强调不以阶级为中心形成政治认同，认为在身份、教育和代际类型等方面的共同之处大于阶级共性。这表明，在传统工人运动逐渐消弭的发达国家，“新社会运动”以社会审视者和批判者的形象出现在社会政治舞台，它是当代西方发达国家深刻社会矛盾的产物和表现，也是当代西方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西方社会应对的策略
从法国的大规模罢工、英国的伦敦骚乱到“占领华尔街”，这些国家的政府对抗议活动大多采取在法律范围内进行处置的应对策略，以使抗议活动始终处于可控的范围内，这种现象与抗议活动本身的特点以及西方发达国家长期以来形成的“应对策略”息息相关。
与传统的工人运动相比，当代新社会运动的基本特点可以概括为：社会基础广泛化、意识形态多元化、文化价值取向个人化、抗议手段非暴力化、组织形式分散化、动员方式网络化、活动范围国际化。上述特点表明，新社会运动已超出传统政治的范围，把非阶级的中性政治奉为行动指南，以“参与民主”作为主要运动模式，对资本主义体制和制度的要求基本上处于改良和完善的范畴，要求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运动并不多见，所以，这些抗议活动虽然对当政者和执政党会产生一定的冲击，但是短期内其无法动摇资本主义的根基。
最重要的是，经历了无数次各种运动冲击的发达国家，针对这些抗议活动的特点，逐步形成了较为有效的应对策略，在主流意识形态、国家政策、法律手段甚至体制设计等不同层面编织了应对社会运动冲击的防火墙，以图尽可能长久地保持稳定。
第一，国家成为社会利益调整的主体。虽然西方国家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效率与公平问题，但在社会运动的冲击下，各国都努力发挥国家的利益调节功能，实行了一些建设公平社会的措施，短期内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具有一定的社会稳定效果。其措施主要包括：调节和缩小两极分化、建设“公平社会”、疏通建立社会利益表达机制和协调平衡机制等。西方发达国家认识到，社会抗议运动的产生往往是由于社会成员或群体的利益表达受阻而不得不选择的一种方式。因此，疏通社会利益的表达机制并建立协调与平衡机制成为其舒缓社会矛盾的选择之一。
第二，采取法律和行政措施，预防和化解抗议活动的冲击。面对对社会秩序具有一定破坏性和冲击力的各种抗议活动，各国都充分运用法律与行政手段进行化解和预防，确保其核心社会体系的稳定。经过多年发展和磨合，各国以宪法为核心所建立起来的法律框架体系，既为容纳各种社会运动和社会矛盾的冲击提供了较大的空间，也为政府的处理和应对提供了法律支持。尤其在对待个人自由方面，各国法律大都逐步走出早期崇尚绝对个人自由的阶段，力求在公共利益和个人自由之间寻求平衡，这些转变为国家应对各种社会运动提供了法律支撑。行政手段也成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必要的补充。这些措施都为社会矛盾的预防和化解提供了较多的路径。本次“伦敦骚乱”中，在抗议活动一开始，政府就借助社会舆论和媒体将其定性为违反法律的“骚乱”，使抗议者在道义和法律上都处于不利地位，借此，政府可以很快借助法律的力量控制局面。而“占领华尔街”在行动上目前仍无法突破美国的法律框架。只要游行者从人行道走上机动车道，警察就可以进行依法拘捕。
第三，政治体制设计成为缓冲社会运动冲击的“防火墙”。当代西方政体的典型形式是民主制，议会制君主立宪政体、议会制民主共和政体、总统制民主共和政体是其主要类型。其基本特征是民主法制原则、三权分立原则、多党制或两党制以及普选制度。美国是采用两党制，西欧多数国家采用内阁制，一般组成多党联合政府。以普选和政党执政为其民主制度的具体表现形式。当社会运动冲击来临，执政党首当其冲，其所实行的某些政策往往成为抗议活动的具体目标，结果可能是其具体政策发生改变或执政党下台，如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的结果是戴高乐政府下台。也可能是执政者坚持到最后，抗议活动仅成为自由民主的表现形式，民众即使提出的要求无法得到满足，也通过参与抗议活动宣泄了自己的不满，当政者却可借此减缓政治压力。如2010年法国有关提高养老金领取年龄议案的百万人抗议活动，最终在民众的抗议声中，议案在议会仍获得通过。无论是哪种结果，除执政党、内阁或政府遭到较大冲击之外，多年来几乎未见到抗议运动伤及资本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由此可见，政党制度和政治制度设计一定程度上为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了缓冲社会运动打击的“防火墙”，即使抗议活动可能导致政党轮替、政府下台，短期内仍无法动摇资本主义的根基。
推进社会逐步变革
不可否认，西方发达国家部分民众对其社会制度仍有较高认同。“占领华尔街”等街头运动仅是少数民众所表达的不满和抗议，还有一些民众虽然对社会制度、国家体制、政党政策不满可尚未用行动表达。因此，这些抗议、占领和“骚乱”凸显了繁华下的危机。这些抗议活动虽然表现为少数人的行动，却代表了多数人的不满，正如“占领华尔街”参与者所说的“代表99%”，虽有些夸张，却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这一事实：不仅仅是参与者不满。
近半个世纪中，我们看到一个似乎奇怪的现象：一些社会抗议和不满的表达活动，往往成为当政者发现执政缺陷和漏洞，进而改变政策完善体制的契机，资本主义制度似乎利用了这些社会抗议活动。美国的反战运动、民权运动、几乎席卷西方的女权运动、生态运动和反核运动，都成为完善社会管理机制的推动力量。当前以“占领华尔街”为代表的抗议金融资本主义运动，同样会促使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反思体制、加强监管，以避免类似危机重复发生。抗议活动可能也会对经济制度、政治体制产生一定的影响，但一般都无法触及资本主义制度的根基。
正因为从表面上看持续几十年的新社会运动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体制和制度影响甚微，反而使其社会管理水平不断提高，资本主义制度不断完善，有学者一直斥这些社会抗议活动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改良运动”，似乎只有“暴力革命”才是真正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和反抗。我们看到当代资本主义与早期自由资本主义已经有一定差异，其在社会平等、公正、自由、民主等方面已经有一定进步，这些进步与社会运动的冲击息息相关。这些进步因素的积累，在未来可能会导致社会制度的发展和更替。所以这些运动目前是否符合“暴力革命”要求并不应该成为观察和研究的视角，也不应该成为评判其是否“革命”的尺度。虽然“占领华尔街”短期内演变为“华尔街革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其表达出的变革意愿和诉求仍然可能促使一些有利于多数人和底层人群政策的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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