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治无论是作为一种思潮、一种运动，还是一种制度过程，都是社会上各方面力量反复博弈的结果。博弈更多、更直接地发生在政策领域。在这里，寡头精英与普罗大众的较量此起彼伏，或直白或扭曲地反映着社会生活的基本矛盾，或理性或感性地规划着民主政治的前景。
一、政治变迁视野中政党政治与社会运动的意蕴
政治变迁发生在经济社会发展、文明交流与冲突导致利益格局和社会结构不断变化的基础之上。随着新权利主体或诉求的出现，社会矛盾和冲突持续发展，政治体系发生局部或整体性变化。变化展现在政治结构和功能上，体现在政治文化、政治过程中。放眼世界，尽管人们主观上可能有所谓“意识形态终结”、“历史终结”的感触，但在现实中，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社会，政治的变迁或发展始终都没有也不会停下脚步。现代化是大多数民族无法拒绝的选择。现代性则决定了现代政治须是民主政治。所以，实现民主化、不断深化民主，也就成了现代化不同阶段上各国政治变迁（发展）的历史主题。
在实践中，民主社会特别强调政治过程的公共性和开放性。由此，民主的理论建构和经验实践始终都在致力于驯服绝对权力，使公权力尽可能地服从、服务于社会公众的权利。驯服权力的首次重大突破，是确立起代议制的权威。在英国，人们执着地把13世纪大宪章就已确立的“王在议会、王在法下”原则运用到极致，铸就了国王“统而不治”的议会熔权政体。[1]在美国，人们采行共和政体，创制了总统和国会分别向选区和选民负责、法院向法律和良心负责的三权分立及衡平的制度。代议制、民主政体实际上是把市场经济的某些基本原则和做法运用到了政治生活中。在政治市场上，在权利的委托和代理中，人们越是明晰地界分国家、政府和社会，越是痛感不断完善和强化民主体制的重要性。原因在于，代议制是驯服权力的最有效工具，但它还是难以独立周全地防范人性中自私、暧昧成分的侵蚀和操纵。无论议会熔权，还是三权鼎立，都是要将政府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多数民意的基础上。但在政治变迁的不同时期，“多数”的内涵各有不同。有些时候，多数更可以通过种种策略“制造”出来。况且，无论议员个体，还是议会、政府整体，永远都会有强化自致性权力、利益的冲动。代议制是一把双刃剑，必须确保它被用于正当的、实现和捍卫民主的目的。所以，除了定期通过选票来实现意见表达外，人们还得进一步寻找、创造牵制公共权力的其他手段。这其中，就包括政党政治和社会运动。
代议民主自然地导向政党政治。拉帕隆巴拉和维纳认为，正是由于代议体制自身的问题以及它确立之后政治社会所面临的新秩序合法化的危机、新秩序整合的危机以及新秩序中公民参政的危机，政党和政党政治方才应运而生。[2]政党既是有组织的意见，又是有意见的组织。作为民主的工具，它是人们影响、控制公共权力的手段。所谓政党政治，就是发生在政党与国家、政党与公民和社会、政党与政党之间的相互关系和政治过程以及这三方面关系、过程间的彼此联结，它们在一系列政治、法律规范或惯例的主导下，形成了驱动民主政治运转的有机政治系统。政党和政党政治建构在代议制基础上，是公众用以驯服、限制权力绝对化及自致性倾向的治理机制。人们透过参加、远离或抵制政党活动，透过支持、漠视或反对某些政党执政，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实现和维护自己的权利。人们透过政党和政党政治来间接影响和控制公共权力的运行，防范权力代理者的侵害、背叛自身权利。说白了，政党和政党政治的作用，就是要给委托出去的公权力系上一条缰绳。
与秩序相关的种种危机，并未因政党和政党政治出现而得到一劳永逸地解决。政党和政党政治在部分地和阶段性地解决这些危机时，也衍生了某些新问题。譬如，政党偏离社会本位而趋向国家本位甚至极权本位的问题。类似的问题严重时会将民主政治置于阴影之中。纳粹党就曾轻而易举地突破了魏玛德国宪政和民主的底线。公民、社会还须进一步努力，在常规的政治体制、政治过程之外保持适当的压力，必要时以种种直接的方式、途径，收紧业已勒在公权力之上的缰绳，这是权力的委托人最后的也是最紧要的努力。社会运动就是其中一种非常重要的选择。社会学家倾向于认为，社会运动的基础不仅在于迅猛的社会变革，还在于根深蒂固的社会分化。[3]概言之，社会运动是相关个体、群体在特定价值理念或权利诉求的引导下，为抗拒或促进社会变迁、坚守或重构某种社会秩序所采取的一定规模的集体行动以及由此形成的开放性政治结构。社会运动发端于社会矛盾。社会矛盾主要通过阶级矛盾、社会问题体现出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来社会运动的主题最早是阶级阶层间的紧张和冲突。二战后，社会运动发生转向，开始更多关注社会问题。
社会运动有两重目的。其一，是关注和解决社会问题；其二，是直接参与和影响政治过程。政党政治也有相互关联的双重目标。其一，是驱动民主政治的良性运转；其二是寻求缓和或解决社会矛盾。如此，则政党政治、社会运动的交集是显而易见的。戈德斯通认为，制度化的政党政治关注广泛的政策问题，社会运动则能够专注于特定的问题。政党的成员、命运和结构，同社会运动密切相关。持续的或趋向制度化的社会运动有可能产生新的政党、规范新的政党联盟。而且，社会运动也并不总是体制外的抗争，它往往被用来作为施加影响、政治游说的政治策略。在特定的时空里，如选举前后，政党政治与社会运动的节奏和内容基本相同，即影响议会辩论的结果。此外，多头体制是民主政治的基本特质，但多头民主实际有利于少数精英特别是资本精英。[4]所以，公众参与政党政治或社会运动，为政府、议会设立政策议程无疑非常必要。
政策议程主要是决定公共政策应做些什么、怎样去做，其中哪些应优先去做，也要有一个轻重缓急的顺序。在政策议程确定之前，有一个公众议程和政府议程的差异及关系问题。政府和大众对社会上需要解决的问题往往有不同看法。等级社会和官僚科层制的管理模式又往往会放大这一差别。官僚政府可能不得不将大部分精力放在自己内部不断滋生的问题上。由于直接掌握法律和政策的制定过程，它们往往会采用技术性、修饰性的方法来敷衍大众的权利呼声和政策要求。而且，公众议程本身还具有分散甚至彼此抵触的特点，这就更容易导致政府议程（某些程度上讲，也是政党政治议程）出现较大的偏离。除非存在有高效率的游说者，或者发生有震撼性的社会事件，要想政府议程与公众议程基本吻合，难度是很高的。这就意味着，为了让政府忠实地服务自身权利，社会公众永远不能停下通过政党政治等间接手段、透过社会运动等直接手段深化民主的努力。
二、后工业社会、互联网及其对政党政治、社会运动的影响
资产阶级民主体制与社会运动之间曾存在广泛、深刻的矛盾。马克思主义、国际共运兴起，从理论、实践上强劲地批判了它的局限。不断出现的经济、政治危机和军事冲突，也促使西方政治生活主题、政党竞争焦点转向社会政策领域。政治精英们在将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作了区分后，悄悄接收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某些批评。在英国，他们通过调整劳资关系、建构福利体系、消除绝对贫困以及充实基本人权等做法，缩小了民主政治在自由、平等两个向度上发展的差距。美国人虽然喜欢谈论本国何以会没有社会主义，但始自老罗斯福、威尔逊总统建构社会保障体系和反垄断、反托拉斯的努力，也与英国的做法相近。这是一种拓展社会权利以支撑民主政治和政党政治的努力。它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矛盾，使阶级斗争、社会对抗相对减弱，公众免于饥饿和非法侵害的“消极自由”也有了长足进展。基本权利的平等，也使大多数人内心安于现状。这在很大程度上有益于社会整体的创新发展。社会民主主义、社会民主党在西方也有了广泛影响，甚至有西方人自认本国社会即具社会主义性质。相应地，在较长时期里，代议民主、分权制衡的运作相对平稳，西方政党政治显出比较成熟、稳定的品质，出现了利普塞特等人所谓的“政党体制凝固化”现象。[5]
然而，平静的表面下孕育着新变化。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导致当代西方社会政治变迁的提速。二战以后，西方社会相继开始了后工业化进程。1973年，丹尼尔·贝尔在其《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概括了后工业社会的特点：服务业成为社会主导产业；管理的主轴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转向人与人的关系；知识生产、知识统治决定（成为）未来的趋势；人类社会整体将面临信息、时间和资源的匮乏。[6]稍后，英格尔哈特又在马斯洛需求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后物质主义的理论范畴。他指出，绝对贫困的消失、技术创新和高等教育拓展，在社会意识领域引发“宁静革命”，人们更加注重生活质量。当下经济的成长和物质生活的丰足，已不再被视为高质量生活的关键。[7]后物质主义进一步发展，被广泛认同为后工业社会中基本的价值理念。当代西方国家的实际状况表明，后工业社会特质、后物质主义价值的确能够重塑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的主题和矛盾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有学者指出，不同于早期商业社会流通和交换中的权与利矛盾、工业社会产品生产中劳与资矛盾，后工业社会争夺的焦点在于对社会生活的组织，在于“意义”本身的生产和提供。[8]
主题的变化本身就强化了社会生活自身象征性、虚拟化的倾向。20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和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更是坐实、推进和放大了这一倾向。互联网技术由美国国防部核防御（反击）指挥控制系统发展而来，去中心化、确保联网的每一个节点、终端对网络整体的有效影响，是研发工作的初衷。相关特征被当代网络社会所继承。其实，这也暗合了西方社会长久以来要求社会扁平化、消除工业化时期形成的官僚制以及其他等级残余的内在诉求。网络提供了虚拟生存的空间，也为公众个体参与社会生活提供了更大的选择余地。在后物质主义理念和网络的交互影响下，人们变得越来越不驯服，越来越难以忍受旧式的、永远不令人满意的交易政治（权力和利益交换、选票和权位交换等）。[9]
普特南对社会资本变化问题的研究表明，美国社会公众较之以往更加喜爱自助性的活动，反而对传统的有预先设定的组织和行为模式的社团活动、群体活动兴趣锐减。他担心，这将削弱民主政治长久以来的坚强柱石——公民社会。[10]其实，这只是公众在寻求重建公民社会、重组社会资本、重构社会生活。他们本能地感受到了少数社会精英对传统社会组织、集体行动日趋全面、严密的渗透和控制。事实上，这种控制始终就没停止过。社会权利的扩张，迫使少数的社会精英寻求新的、更隐秘但更有效的操控手段。譬如在美国，主流社会长期坚持一种极富进取性、开拓性的“积极自由”观，偏爱社会精英。精英们在历史上本就保持着资本控制权，在后工业社会中又逐渐拓展了对于“意义生产和提供”的某些权力。甚至互联网本身及其基本规则也是他们的作品。他们当然会充分利用和控制它。维基泄密网站的创办者阿桑奇就讲，互联网也可能成为专制的利器。面对精英的全面挤压，对于西方大众来说，远离社团、自我放逐的不合作姿态既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又是一种理性的考虑。最终，面对新的网络—现实耦合的社会生活及其问题，社会大众还得在既有民主体制、公民和社会权利的基础上，继续其驯服权力的努力。
新社会运动应运而生。1999年11月，美国西雅图爆发由环保主义者、农民和工会广泛参加的针对世贸组织会议的大规模街头抗议并取得成功。新社会运动从此引起广泛的关注。充分利用互联网动员低成本、高效率和高震撼的特点，新社会运动广泛联络起农民运动、妇女运动、环保运动、原住民运动、工会反对派以及和平运动等各种力量，以一种去中心化、动态化、非常态化的“运动的运动”的形式，向社会公众特别是政党、政府表达自己对政治和民主的理解。公众新的政治要求是：多元互动的治理，更近的距离、更直接的形式、更多的会商式意见表达。[11]从理念上讲，这是重新诠释民主文本、创新社会价值和意义的尝试，也是企图影响政党政治和公共政策议程的努力。从行为方式上看，它还是一种企图颠覆社会管理寡头化、官僚化导致社会极化断裂的企图。后工业社会逐渐远离“物的依赖”对社会交往的操控。互联网又为社会交往提供了等级/官僚体制压力之外的自由空间，改变了传统体制下信息、力量不对称的格局，因而使一些原本被边缘化的人及其意见重新浮现在人们的视野中。[12]在它们共同作用下，结合自身理念和机制的创新，新社会运动逐渐形成相对于传统政治体制、政治力量的“非对称性优势”。
政党政治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是，公众对传统政党组织及其活动的疏远。一个时期以来，包括英美政党在内，所有后工业社会中的政党都在面临党员人数锐减、政党组织及其行为吸引力下降等所谓“政党危机”。其实，导致危机的原因同社会资本下降的原因相同。二是，即便有政党倾向的公众也逐渐弱化了自己的政党忠诚度。他们更注重候选人及其政策，而对其党派属性日渐看淡。一定程度上讲，这也与西方多数政党长期寻求、致力于全方位的政治支持和意见表达的政治策略密切相关。[13]三是，政党政治自身的变化，包括建立新型政党（如绿党）、网络化的努力（网络型政党）、同社会运动衔接的努力，甚至是某些取向极端化的做法，都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关注和追捧。在较长一个时期，人们似乎更加在乎有所变化，而对怎样变化却尚未形成一致的看法。
经济社会中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矛盾，实际上体现了不同阶层、群体的权力利益分歧。西方政治精英借鉴社会主义某些元素的时候，也触发了公平与效率、大众与精英的新一轮较量。20世纪80年代，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分别主政英美，在自由市场、减少国家干预的旗号下，用货币主义大幅修正凯恩斯主义，开启了名为新自由主义实为某种保守回归的经济社会转型。该转型是对此前拓展社会权利努力的反动，从根本上有利于资本精英。该转型对社会其他阶层、群体的影响是逐渐显现出来的。此前，它被遮盖在20世纪90年代的知识经济以及稍后出现的所谓金融创新的繁荣表面之下。英美两国政治的保守化取向影响了整个西方世界。即便此间有美国民主党克林顿政府、英国工党布莱尔政府所谓“第三条道路”的努力以及此后欧洲左翼政党全面执政的风光，但它们没有改变甚至在某些方面放任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社会政策。新自由主义并非一无是处，但是，由于片面强调精英、寡头的自由，没有有效遏制其侵蚀社会权利的倾向，终于酿成了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又一次全球性的经济危机。
有趣的是，在政党政治领域最先折射出相关变革要求的，却是欧洲极右翼政党影响的扩大。法国、奥地利极右翼政党所获的拥护一度令人瞩目。极右翼政党崛起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它们能够在诸如反移民、反一体化等问题上对政府施加较大压力。或许因为长期处于政治社会边缘的缘故，它们的意见表达往往更为直白和彻底。极右政党的策略、立场及其夸张的政策宣示恰恰与社会上被湮没的民众的感受、意趣相投，后者早就对主流政党及其政策心怀不满。这种相对扭曲的政治思潮加速推动了整个欧洲保守政治的回潮。新一次右翼政府近乎全面的执政，在反映资本精英权力高度扩张的同时，也面临着经济危机的现实。
三、经济危机中的英美社会运动与政党政治
欧美政党政治隐约间存在着一个大国主导的“中心—边缘”的圈状结构，不时导致各国左派或右派政党政府间出现某种连带性的进退关系。在最近一波左右政党政府轮替的背景中，英国偏右的保守党—自民党联合政府较晚上台，美国稍偏左的民主党政府又较早上台。
早在布莱尔政府时期，英国就曾出现过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表达了对工党政府支持美国对伊战争的政策及其经济社会后果的严重不满。到了布朗政府时期，经济危机初露峥嵘，英国社会更是显露出燥动不安的氛围。2010年英国大选，结果选出了一个历史上不多见的“悬浮国会”——工党、保守党和自民党等三大政党没有一个能够取得下院多数。工党遭受1922年以来最大的挫败。[14]自民党成了关键少数，一时间成为选举赢家。最终，自民党选择与保守党合作成立联合政府。联合政府继续推行新自由主义导向的经济社会政策，压缩财政赤字连带大幅削减社会福利开支，执政不久就开始面对规模、烈度不等的社会骚乱。相对于美国人，欧洲人较容易接受不同阶层间的不平等，但不能容忍相同阶层的不平等以及自己既有权利的缩减。英国人也是如此。因此，英国的骚乱实际上就是社会底层民众对贫困加重、权利受损的严重抗议，只是因为精英的整合、动员能力及手段相对逊色，因而体现为一种自发的、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社会运动。
自民党充分利用英国议会中难得的关键少数地位，企图重塑英国政党政治。该党袭承老自由党传统，长期在野，近年来锐意改革、贴近民众，在此前的多次选举中也曾获得过与两大政党相近的得票率。但由于英国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决、赢者通吃的选制，它得到的大部分选票成为废票，无法换取堪与两大政党分庭抗礼的议会议席。自民党这次与保守党谈判组阁时，就提出一个条件，即全民公投决定是否将英国选制改为澳大利亚式的偏好投票制。后者要求选民依自己喜好程度，在选票上给所有候选人排序，然后使用末位排除法，通过多轮计票最终产生当选者。若公投通过，英国的政党政治将发生重大变化，各党力量对比也可能发生根本性变化。但是，2011年的英国公投，议案被否决，再一次显露出英国人保守传统的特点。综合上述信息，选民在大选中没有明确表明对工党、保守党的政治偏好，是希望议会中有更多的意见交锋，希望政党政府有所变革；在公投中不赞成改变选制，则是希望保留强大的、高效率多数政府，为未来可能的改革得以顺利推进做准备。
英国政党政治的新变化，除了在中央层面外，还表现在地方层面上。随着经济危机的加剧，英国本就存在的地方分离主义倾向日趋抬头。最新信息，苏格兰民族党刚刚宣布启动寻求苏格兰独立的政治议程。[15]这大概是英国地方政治寻求自救，希望尽可能摆脱或减少经济危机所带来危害的一种选择。类似独立的要求在北爱尔兰、威尔士选民和政党中也同样存在。问题是，不少英格兰人对此抱无所谓的态度。可以预见，随着危机的深化，英国地方政党的影响将逐步扩张，这将给英国政党政治增添新的变数。
自忖难以继续执政，就给政治对手留下大量赤字以牵制其政策并预期降低其未来连任的概率，这是政党政治中一种常见的策略。[16]2008年美国大选，民主党、奥巴马在一片“变革”声中上台执政。但他们所面临的，正是共和党、布什政府留下的财政和金融烂摊子。奥巴马政府关于加强金融监管、增税和增加福利和保障支出的政策，一开始就遭遇国会保守力量的抵制。而且，一部分政策措施事实上还起到了损不足以补有余的作用。结果，奥巴马政府的政策效力和公众支持率大打折扣，导致2010年底国会中期选举中选民轻度分立政府的策略性投票：国会众议院多数给了共和党，参议院多数仍留给民主党。不仅如此，美国金融寡头还从两方面尽可能压缩奥巴马政府改革的空间。2010年1月，美国联邦上诉法院在“公民联合诉联邦选举委员会”一案中裁定：对公民、企业捐助选举经费设置上限违宪。奥巴马对此深表忧虑，认为这一打破百年传统的做法，将打开特殊利益集团甚至外国势力无节制影响美国政治的大门。此后，民主党两次寻求通过立法重新限制政治献金数量的努力都宣告失败。当年7月，联邦选举委员会同意设置两个大的由不同政经力量控制的政治委员会，分别为共和党、民主党筹款。为此，美国资本精英跃跃欲试。
另一方面的努力，就是企图渗透和操控茶党运动，以草根、公众的名义，在政策理念上牵制政府。布什和奥巴马两任政府对银行家的纵容直接引发了茶党运动。“他们使民众感到联邦财政支出、赤字和税收过高，而且在华盛顿没有人倾听自己的声音。后者尤其严重。”[17]有人甚至发出极端的声音：“选票不奏效，子弹会讲话。”[18]茶党质疑政府让全民买单救市，为贪婪的银行家和投机分子脱困的做法，号称要找回200多年前波士顿倾茶事件中“无代表、不纳税”的价值理念，主张永久削减政府的支出总量及其口径，反对不公正的、不正当的税收，消灭联邦债务和预算赤字、平衡预算，此外，他们还倾向于对美国宪法作近乎原教旨主义的解读。茶党参加者成分复杂，包括反堕胎者、反同性恋及同性婚姻者、极端自由主义者以及质疑奥巴马出生地是否美国的人（隐含种族主义色彩）、主张扩张州权利甚至推动个别州独立的人等。茶党是一个主要依托互联网动员的、去中心化的社会运动。茶党在政治上反对民主党，也不时批评共和党，但其总体倾向还是偏右、偏共和党的。茶党是美国政治社会出现裂痕的产物，它的意见表达和行为方式带有很强的民粹色彩，又进一步加剧了美国政治的极化趋向。
面对茶党运动的兴起，韩裔美国人、奥巴马前总统竞选团队成员安娜贝尔·朴通过网络倡议组成咖啡党。一些政治理念偏左、偏向民主党的人士迅速集结，走进咖啡桌、咖啡馆，走进社区和成员的起居室，以聊天、对话方式探讨如何修复美国“出了状况的民主”。按朴的说法，“美国不能因为意见的分歧而走向分裂，我们必须成为一个整体。（我们的）民主使我们成其为美国人。我们必须捍卫它。为此，我们必须广泛、深度参与政治过程，同时尊重我们不同种族、意见并存的现实”[19]。咖啡党在组织行为上同茶党极其相似，但政治姿态要温和得多。咖啡党在政治理念上基本倾向于认同民主党，它企图发展成为吸纳、代表美国中产阶级和技术精英的政治运动，但目前也正处于凝聚共识的阶段。或许正是由于咖啡党的上述特点和情形，它还不能成为一支社会运动领域中可堪匹敌、抗衡茶党的力量。
茶党、咖啡党留下的政治空间很快被席卷全美并迅速波及世界各地的“占领运动”所填补。同样草根性、去中心化和依托互联网动员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在向政党政治施加更大影响的同时，也将人们对经济社会矛盾的反思引向深入：资本精英不仅操纵市场直接牟利，而且操控政治服务于自己的贪婪。“占领运动”基本上不是一场反政府运动，它更多反映了美国弱势群体对不平等的愤怒、中产阶级对自己因危机而“下流化”的不满，它是对美国政商界中保守力量及其炮制政治多数企图的反击。“占领运动”侧翼支援了正处于政治困境中的民主党、奥巴马政府。后者也审慎地表达了对“占领者”的同情的理解。
四、民主政治：逻辑与历史的回归？
茶党、咖啡党都卷入了“占领运动”。尽管不少茶党人士宣称茶党与“占领运动”不同，但观察家指出，两种民粹运动实际上是天然的盟友，彼此都在致力于切断华尔街同政府政策之间的不正常关系。[20]不同的是，在对经济危机的看法上，茶党将政府视为“问题的一部分”，而“占领运动”则将政府视作“问题解决的一部分”。[21]咖啡党精神领袖朴也指出:“美国人资助选举的方式使政客们在面对献金诱惑时来得格外脆弱。他们成了吸毒者，游说者成了毒贩子。我们现在有一个腐败的体制。”[22]在“占领运动”中示威者打出口号：“占领华尔街，因为华尔街占领了政府。”[23]的确，美国在社会治理中长期存在政商两界的“旋转门”结构，资本精英、政治精英以及知识精英之间的关系太过紧密。尽管精英结盟主导社会发展的机制在某种意义上有利于创新和提高效率，但若走向极端、蔑视大众权利、导致社会断裂，所谓的创新将很快成为泡沫，所谓的效率将很快走向反面。经济危机、社会运动一起折射出资本精英能力的极限以及他们主导的所谓“意义生产和供给”的窘迫。
民主政治必须深化，重新解释民主政治的文本是必要的。后工业社会不同于工业社会和前现代社会。精英集团因此自负地以为自己可以单独地创造和赋予社会生活以价值和意义。他们从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做出全面的努力，希望实现这一企图。然而，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的现实却又一次论证了这样的一个道理：没有他人的、其他阶层的自由和解放，任何人、任何单个阶层的自由和解放都是不可能的。当代西方社会运动在透过街头政治牵制政府政策议程、遏制精英寡头社会议程的同时，也成功实现了在社会意识方面的动员。它们引发了广泛的同情和深入的思考，凸现、强化了普罗大众、公民社会在意义生产和提供方面的地位和力度。对于社会公众来说，不论社会发展到何等阶段，要权利，就得要民主；要民主，就得不断地驯服权力；要驯服公权力，就得均衡政府与公众的权力，更得平衡精英与大众的权利。这既是一种逻辑上的循环，又是一种历史的回归。
民主深化是有条件的。公众必须有切实的理念以及现实的能力、手段和途径去推进民主的理念建构和经验实践。关于民主文本的再解释，西方社会早在20世纪70、80年代就出现了扩大直接民主的设想。随后，公投实践在欧洲社会中特别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有了起步。至于其他直接民主形式，由于技术手段缺乏、成本较高，发展空间相对有限。互联网的低成本、便捷高效和去中心化特点，使直接民主的发展具备了现实基础。起先，公众对既有体制的不满只能在极端政治主张（力量）上找到寄托和宣泄空间。有了互联网，公众开始了社会资本重组的进程，逐渐发展起自助型的社会组织、社会运动形式，揭开了一种或可被称做DIY民主[24]的序幕。一开始，这种新的直接民主形式同传统运作的代议民主、政党政治的关系相对疏离：一个在边缘、草根，一个在上层、中心；一个要代理，一个要亲理；一个是官僚主导、科层化，一个要大众主导、扁平化。诸如此类的理念和组织行为的差异甚多。距离的拉近，只能靠彼此相互走近。此外，当年小布什以少数选票赢得总统大选以及他稍后的战争政策，又引发了人们对政府合法性、政策正当性的反思。在此后的反战抗议和选战中，一方面是互联网络动员力道日渐强劲，另一方面是日渐热络的对审议民主或审慎民主的讨论。在西方，审议民主其实是一种拉近代议民主和DIY民主的企图。它希望能以直接民主弥补选举民主可能存在的不足。同时，也使民选政党政府能得以摆脱越来越严重的在公共事务中唱独角戏的状况。
DIY民主的建构者也逐渐认识到，不充分影响代议民主、政党政治，自己的政策议程始终无法变现，不利于公众的政策议程反倒会失去控制。所幸自己也是选举民主、政治市场上的要角，既有体制名义上也支持选民对政策议程的最终的控制权力。问题在于如何推动体制的改革和创新，使之更合乎自己的要求。他们认识到，政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亟待重新调整。传统的泰勒式管理理念、官僚科层制的体制、政商旋转门结构使得政党易于国家化，同时也容易被寡头控制。组建依托互联网的政治力量，以集中的、大规模的力量展示（社会运动或骚乱），或是直接将社会运动转换为新政党，以此来保持对现有政党政治的影响。美国的茶党、咖啡党介于当前政治上趋于两极化而非趋同化的美国两大党之间，正在展开其重塑政党价值理念的努力。新社会运动、直接民主的要求，给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空前的压力。两党内部民粹化倾向的加剧，也可能引发政党社会基础的重组和政治版图的重划。为此，它们不得不做出调整，倾听大众的声音，回归社会的本位。
在英国，工党提出“重建工党：服务新一代的党”的战略任务，希望调整1918年以来就没有多大变化的党内结构，在党员和精英招募、选战经营、地方政党组织、媒体和互联网传播、政策过程、政治培训以及政党、议员与社区关系等各方面改革工党。继布朗之后接任工党党首的艾德·米利班德在对费边社的一次演讲中承认，13年来工党亏欠民众太多。工党没有弄清楚为什么国民经济不再服务于大众，专家统治和经理主义(Managerialism)的理念和执政方式也导致自身没能成为英国进步的大多数及其理念、价值的代表和倡导者。他强调，工党政治视野中绝对不能没有了对公众个体和社区的关心和关注。为此，将改革工党成为广泛的社会运动，使之对大众的挫折有更为同情的理解；将更多与民众个体对话、互动，贴近社区、社团并使它们为政府治理和公众参与的重心。他宣称，未来工党将协助被勒索、榨取的中产阶级抵御金融寡头的侵夺，将革新英国政体的运作机制，超越官僚的国家和专横的市场，推动英国政治回归信托责任和正义伦理。[25]
五、结语
任何社会都存在少数与多数、精英与大众的矛盾。矛盾更多情况下体现为利益冲突、社会矛盾和意见分歧，在特定的情况下会逆转为政治矛盾，甚至酿成政治危机。唯有在尖锐的矛盾中，民主体制方能充分展现其价值并得到进一步的深化。民主社会应能透过既有体制及其创新发展来遏止或减缓矛盾的劣变。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政党政治的新变迁，不只是见证了西方民主的挫折，更是反映了它正在遭遇并克服新困难。换个角度看，社会运动、政党政治的新变化，在设立政治议程的博弈中伴随对民主意义的再解释，恰好证明了民主政治的活力所在。事实上，也正是由于既有的社会权利和民主过程的存在，当前矛盾复杂但却内容丰富的西方政治图景才可能出现。概言之，不论社会生活如何变化，民主政治总是要一再地回归限制权力、平衡权利的主题，总是要始终确保公民、社会对政党政治和政策议程的控制，总是要坚守政治伦理和社会正义的价值底线。
注释：
[1]参见蒋劲松：《议会之母》，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
[2] Joseph LaPalombara，Myron Weiner，Political Partie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Princeton，New Jersey，p.14.
[3] Michael Kaufman and Haroldo Dilla Alfonso，Community Power and Grassroots Democracy: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Life，London & New Jersey: Zed Books，1997，p.190.
[4] 参见[美]查尔斯·林德布洛姆：《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美]罗伯特·达尔：《多头政体——参与和反对》，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5] Seymour Martin Lipset and Stein Rokkan，Party Systems and Voter Alignments: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s，New York: Free Press，1967.
[6] 参见[美]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7] Ronald Inglehart，The Silent Revolution: Changing Values and Political Styles Among Western Publics.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7.
[8] Alain Touraine，The Voice and the Eye: An Analysis of Social Movement，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9][11]S.Coleman，“Direct Representation:Towards A Conversational Democracy”.London，ippr，http://www.ippr.org/publicationsandreports/publication.asp?id=320.
[10]R.D.Putnam，“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New York:Simon & Schuster,2000.
[12]V.Belt，“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Urban Change: New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CURDS Working Paper，1998.
[13]Steven B.Wolinetz，“Party System Change: The Catch-all Thesis Revisited”，West European Politics，1991，14,1；Peter Mair，“Political Parties，Popular Legitimacy and Public Privilege”，West European Politics，1995，18，3.
[14]“Refounding Labour:A Party for the New Generation”，http://www.campaignengineroom.org.uk/uploads/63e1d1df-10bb-2eb4-e1d1-086fc8fe618d.pdf.
[15]“SNP Launches Independence Campaign”，Press Association，Sunday October 23，2011.
[16]William Nordhaus，“The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75，42.
[17]Christopher A.Guzman，“Coffee Party and Tea Party Share Some Common Ground”，http://caivn.org/article/2010/07/23.
[18][21]Jim Acosta，“Occupy Wall Street: The Tea Party of the Left?”http://articles.cnn.com/2011-10-06/politics.
[19]JCPM，“Coffee Party USA holds‘Coffee Houses’across the U.S.”，http://www.facebook.com/note.php?note_id=368278693538.
[20]Michael Silverstein，“The Tea Party and Occupy Wall Street Natural Enemies? No! Natural Allies”，http://themoderatevoice.com/125950.
[22]“Coffee Party Seeks to Outbrew Tea Party in US Politics”，http://www.chinadaily.com.cn/cndy/2010-10/31/content_11480788.htm.
[23]Conor Friedersdorf，“Why the Tea Party and Occupy Wall Street Should Cooperate”，http://www.theatlantic.com/politics/archive/2011/10.
[24]Bryant and D.Wilcox，“Some Lessons from Web 2.0 for Participation and E-democracy”，http://www.headshift.com/archives/002787.cfm.
[25]Ed Miliband’s Speech to the Fabian Society，http://www.nottinghamlabour.org.uk/?p=554.
（作者：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