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 有关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是改善还是恶化的争论不绝于耳, 问题的关键在于各方缺乏统一的评价标准, 无论是时间维度还是空间维度都缺乏共识, 也忽视了中国与周边各国关系的动态性、互动性以及各国利益认知的差异性。对于中国而言, 良好的周边安全环境凸显了中国周边安全战略的重要性。 

　　习近平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来, 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变化便是周边外交日益重要。周边地区是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依托, 周边外交在中国总体外交布局中处于首要地位。2013年10月, 中共中央召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 把周边外交作为外交的优先方向, 更加突出了周边外交在外交布局中的重要位置。2014年11月, 中共中央召开了外事工作会议, 进一步突出了周边外交的重要性。为了推进周边外交的开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切实抓好周边外交工作, 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 (1) 无论是实现周边命运共同体还是推动中国继续和平发展, 周边安全都至关重要。 

　　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极为复杂, 历史问题与现实争端相互纠葛、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为了改善周边安全环境, 中国近年来不仅大力推行“一带一路”倡议, 谋求周边安全与周边经济的统筹发展, 还提出了亚洲新安全观, 推动亚太地区安全新架构, 这一系列举措都表明中国更加重视周边安全, 更为关键的是中国如何落实这些安全新理念, 这就需要中国有一个较为清晰的周边安全战略。本文主要探讨中国周边安全战略的构建, 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探讨中国周边安全日益重要的原因;第二部分主要分析既有有关周边安全研究及其不足;第三部分主要构建国家利益的层次分析理论框架;第四部分基于国家利益的层次视角分析周边安全问题;第五部分则是提出“双重协调”的周边安全战略。 

　　一中国周边安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邻国众多的国家。中国与邻国总体保持良好关系, 但也与一些国家存在领土争端、海洋权益争端等问题, 加之大国介入、周边地区和国家政局时有动荡, 周边安全依然是中国对外战略所关注的重要问题。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 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在周边地区的辐射也显著增强。与此同时, 世界战略重心东移也提升了中国周边地区的战略地位, 大国在周边地区的战略博弈日趋激烈, 加之周边地区的部分国家面临着转型危机, 各种新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 这些都使得中国周边安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一) 中国崛起的周边安全效应 

　　中国崛起本身已成为周边安全的重要影响因素。周边安全的变化并非仅仅只是外部环境的变化, 中国自身的发展和实力的不断增强, 也成为影响和塑造周边安全的重要因素。 (1)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 中国崛起对地区权力结构的影响。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 周边地区的权力结构发生变化, 特别是在亚太地区, 形成了一种二元竞争的格局, 中国在某些领域成为与美国实力相当的角色。“一般而言, 导致地区安全格局变革的变量有两个:一是大国间权力对比的变化;二是大国使用权力改变既有格局的意愿。” (2) 尽管中国一再宣称要走和平发展道路, 并没有要改变地区权力格局的主观意愿, 但中国崛起对地区权力结构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 也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崛起重塑周边权力格局, 使得传统的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安全结构面临挑战, (3) 周边安全秩序面临重塑。与此同时, 地区一体化的发展、印度的崛起以及美国、日本、俄罗斯的相对衰落, 共同推动了地区权力格局的变化, 也使得周边地区安全形势更加复杂多变。 

　　第二, 中国崛起引发的周边国家对华态度的改变。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 中国所面临的崛起压力也日益增强, (4) 因此形成了所谓的“崛起困境”。与中国发展所引发的安全压力相比, 周边国家因中国崛起而产生的对华政策调整也是加剧中国周边安全压力的重要原因。“中国威胁论”在周边地区也一直不乏市场。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 一些国家对华防范或戒备增强。不仅东盟中小国家对中国快速发展产生疑惧, 日本、印度等大国也在其对华政策中充分体现出来, 周边国家在中美之间实施对冲战略日益明显。 (5) 总之, 权力、信任和网络复杂性是决定周边国家在安全领域实施对冲的三种逻辑。 (1) 

　　第三, 中国崛起对周边安全制度的影响。冷战时期由于中国长期处于被孤立状态, 对周边地区制度的参与有限, 在安全制度方面更是如此。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 中国对周边安全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和意愿都有所增强。周边地区不乏安全制度, 但相对于经济制度所取得的成就, 安全制度的成就可谓乏善可陈, 经济制度与安全制度的分离更是制约了周边地区的合作。 (2) 相对而言, 此前周边安全制度基本为美国、俄罗斯、印度和东盟所主导, 这些区域或次区域安全合作制度对地区安全合作产生了复杂影响, 往往是某一大国势力范围构建的后果, 各种安全制度的竞争也使得周边安全极为复杂。(3) 这些安全制度往往具有封闭性, 不符合当前中国周边地区的发展需求, 也迫使中国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周边地区安全制度构建。中国提出“亚洲新安全观”, 谋求构建新的亚太安全架构, 推动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实现。不过, 中国的这一系列主张并未得到周边所有国家的理解和支持, 这也导致中国与美国等国家在中国周边安全制度构建上存在分歧与竞争, 对周边安全制度的运作与构建产生了重要影响。 

　　总之, 中国实力增强提升了中国影响周边安全环境的能力, 但也成为引发地区权力格局变动和影响周边安全的重要因素。 

　　(二) 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亚太的地缘效应 

　　21世纪初期, 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之一便是亚太地区战略地位的提升, 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亚太也对中国周边安全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是亚太地区已成为全球经济重心, 是全球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亚太地区是新兴市场国家最为集中的地区, 也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 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增长具有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 (4) “亚太地区占世界人口的40%, 经济总量的57%, 贸易总量的48%, 是全球经济发展最快, 合作最活跃地区。” (5) 正是基于亚太地区的经济体量和发展活力, 许多国家都希望能够搭乘“亚太经济快车”, 使得亚太地区的域外因素增加, 域内竞争加剧。 

　　二是亚太地区成为世界大国竞争最为激烈的地区之一。亚太地区不仅有中、美、日、俄、印等大国, 还有韩、澳、印尼等重要中等强国。随着亚太地区战略地位的提升, 各大国加强了对亚太地区战略的关注, 致使大国在亚太地区的竞争日趋激烈。此外, “亚太地区的二战残余、冷战积怨、领土主权争议等历史遗留问题不时发酵, 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挑战交织, 零和游戏和冷战思维仍有市场, 热点问题和局部冲突仍此起彼伏。” (1) 诸多问题的存在与大国间的激烈博弈加剧了亚太地区的安全问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随着中美实力差距缩小, 中美在亚太地区的竞争逐渐具有了地区与全球竞争的双重属性, 这无疑加剧了中美在亚太地区战略竞争的激烈性。 

　　三是亚太地区的制度虽多, 但制度效力较低与制度之间的竞争极大地制约了亚太地区的合作。亚太地区虽然存在多种合作制度, 但很多制度由于其执行力较低而影响有限, 无法推动亚太地区制度化合作的深入发展。一些地区大国甚至将制度视为竞争工具, 导致亚太地区制度竞争的弊端日益增多。在安全领域, 美国的亚太安全联盟、东盟的集体安全与中国的合作安全三种安全合作模式并存, 使得亚太安全合作陷入分裂, 包容性安全合作迟迟难以形成。 

　　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使得亚太地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各大国对亚太地区战略关注的增强和战略投入的增多使得安全矛盾有所激化、亚太地区安全竞争也更加激烈, 亚太地区安全架构面临转型, 其核心驱动力正逐渐由美国主导转向由亚洲国家主导。 (2) 

　　总体而言, 由于全球战略重心东移致使亚太地区战略地位提升, 由此引发了世界各国对大国战略的关注、地区矛盾的激化、域外力量介入的增加, 亚太地区安全形势趋向复杂化, 加之中国崛起所引发的中美战略竞争加剧, 使得亚太地区面临着全球与地区权力竞争的双重叠加效应。受此影响, 中国周边安全的复杂性显著增加, 周边安全制度的构建更加激烈, 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的周边安全将进入问题频发期, 中国周边安全也将面临更复杂的威胁。 

　　(三) 周边国家转型的系统效应 

　　除了中国崛起和全球战略重心东移所带来的周边安全复杂化外, 周边国家转型所产生的系统效应也影响着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周边国家的转型非常复杂, 主要涉及从民族国家向民主国家转型、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 这些转型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 并且由于信息科技发展等因素, 转型风险的地缘传导性显著加强。 

　　第一, 周边国家的政治转型。中国的周边国家数量众多, 政体类型多样, 许多国家目前正处在政治、经济、社会等转型时期, 也是问题与矛盾的频发期。周边国家的政治转型主要分为几种类型:一是以东南亚国家为代表的缅甸、泰国等国的民主化问题。在民主化的过程中, 往往充满着斗争, 东南亚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大多非常曲折, 还不断引发国内不同派系之间的竞争和域外力量的介入;二是西亚国家的国内政治斗争与域外力量干预问题。西亚国家大多面临宗教、民族等矛盾, 不时引发冲突, 导致地区动荡;三是朝鲜、巴基斯坦等威权政治的高压统治但难以为继的问题, 这些国家的政局变动所释放的能量和引发的大国竞争值得注意。总之, 周边国家的政局不稳趋于普遍化与常态化, 朝鲜、缅甸、巴基斯坦等“地缘枢纽国家”的发展走向尤其值得关注。 (1) 

　　第二, 周边国家转型的力量较量加剧。周边国家转型面临着国内政治派系、社会团体、宗教派系等多种力量的博弈, 与此同时, 一些国家的转型还存在外部力量介入的影响, 更使得周边国家转型复杂化, 不确定性增加。诸多力量博弈和较量, 既加剧了这些周边国家转型的不确定性, 也使得大国战略竞争在周边地区更加激烈, 周边安全的碎片化加剧, 一些关键国家成为大国安全竞争的焦点。 

　　第三, 周边国家的社会总体转型。与政治转型不同的是, 周边国家的转型并非仅是政治转型的单一性, 还受经济发展、信息传播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 一些周边国家面临着系统性转型。这也意味着这些国家的转型并非短时期内能够完成, 对中国的周边环境的影响具有长期性。中国周边地区的多数国家正在经历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民族国家向民主国家的转型时期, 受全球化、地区化、信息化等影响, 周边国家社会处在总体转型时期, 观念、制度、利益等多重要素竞争, 成为影响地区安全的重要因素。 

　　第四, 周边国家转型对中国的地缘政治风险。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周边环境密不可分, 周边国家转型会对中国产生地缘政治风险。中国与诸多周边国家的联系密切, 是许多周边国家的重要贸易和投资伙伴。“一带一路”倡议使得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地缘关系更加紧密。通过互联互通等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人文交流会更加密切, 中国在周边地区具有越来越多的海外利益。与此同时, 恐怖主义、分裂势力等地区安全不稳定力量也能够借助互联互通所提供的便利条件兴风作浪。受此影响, 周边国家的地缘政治风险传导会更加迅速, 更加敏感, 中国安全受周边国家影响会更加显著。 

　　二周边安全的既有研究及不足 

　　目前有关周边安全的研究, 主要是对中国的小周边地区关注较多, 涉及东北亚、东南亚、中亚、南亚区域, 对大周边的西亚、南太平洋地区的关注较少。对于周边安全的分析主要着眼于从不安全的根源、问题、影响等领域进行分析。 

　　第一, 深入探讨中国周边安全的主要根源。张蕴岭等人认为中国周边安全的主要威胁来自大国战略威胁与遏制、热点问题升温和恐怖主义, 影响因素主要有美国因素、日本因素、朝鲜半岛因素、南海问题、印度因素和“三股势力”六大因素。 (1) 周方银认为, 当前中国周边环境处于过渡和转折时期, 受到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周边国家的对冲战略和亚太地区格局转换的影响。 (2) 石源华、祁怀高认为中国周边安全的主要挑战有周边国家对华疑虑增加与域外大国介入加深的联合、中国自我认知与周边对华认知的错位, 海上安全挑战与陆上安全问题的并发, 亚洲地区多边架构和倡议的竞争, 边疆发展滞后与周边环境恶化的联动。 (3) 在周边安全问题中, 亚太安全尤为突出, 对亚太安全的问题产生原因分析也最多。封帅认为:“当前亚太地区的安全挑战主要有三类, 即残余的冷战结构、结构性的战略冲突以及非传统安全问题。这三类安全问题本属于不同的历史时段, 却同时出现在亚太空间中, 从而造成了复杂的系统性安全困局。” (4) 孙哲则认为影响亚太安全的三大因素是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美国军事主导与战略再平衡以及亚太地区的热点问题。 (1) 也有学者认为, 周边安全的主要原因在于安全制度的效力低下和相互内耗。 (2) 

　　第二, 梳理中国周边安全面临的主要问题。张洁认为中国周边安全目前面临四大变化:“一是美国开始实施‘回归亚洲’战略, 加大了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离心力。二是海上安全成为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紧张的重要来源, 中国的海洋政策成为国际社会判断中国是否能够和平崛起的‘试金石’。三是传统的军事安全仍然是中国周边形势最大的软肋, 突出体现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四是非传统安全问题成为影响国家政权稳定和检验国家间关系好坏的重要因素。” (3) 吴莼思认为冷战结束后亚太安全主要有三类:“一是亚太地区存在两大热点问题, 即台海问题和朝核问题;二是亚太地区在冷战以后受到更多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困扰, 如金融风险、环境污染、传染病流行、恐怖主义威胁以及跨国犯罪等。三是除了国家间权力变化、利益冲突所引发的安全问题外, 东亚国家在过去十多年间还经常受到政局动荡、社会不稳等因素的影响。” (4) 基于问题视角探讨中国周边安全问题基本可以分为大国竞争问题、热点问题和非传统安全三类, 具体而言, 大国竞争问题主要有中、美、俄、日、印之间的关系;热点问题主要有朝核问题、南海问题、钓鱼岛争端等;非传统安全主要有恐怖主义、网络安全、气候变化等。 (5) 

　　第三, 分析中国周边安全问题所产生的影响。对于中国周边安全影响的分析是从三个层面入手的:一是基于层次分析视角探讨了周边安全对于国内层次、国家层次、地区层次和全球层次的多层次影响, 因而对周边安全进行多重安全治理制度很有必要; (6) 二是基于时间维度分析了周边安全的影响时段及治理难度, 偶发事件、一般性事件和历史难题的影响持续时间截然不同, 对其的解决也难度各异;三是基于影响地域的区分, 可以分为国内、边境、次区域、区域等多层次的影响。比如朝核问题就是一个极具区域甚至全球影响的问题, 湄公河区域跨国犯罪则主要只是一个区域性安全问题。 

　　上述研究基于原因、类型与影响对于中国周边安全问题进行了较好的分析, 但存在的问题是由于缺乏系统性, 使得对于周边安全问题的把握缺乏整体性视角;同时相对忽视了对各种周边安全问题的联系性, 导致我们在判断周边安全形势时缺乏相对清晰的标准, 在加强周边安全治理时缺乏一个统一性的战略。能否基于国家利益的视角, 对中国周边安全问题进行层次分析, 进而能够更好地评判周边安全问题的变化对于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和中国国家利益的影响, 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与此同时, 冷战后安全研究的一个重大转变是“安全化”, 安全的范畴由传统的军事安全向更为广泛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非传统安全领域拓展。各地区、国家的安全观呈现多样化趋势, 并且各种安全观之间时有交锋。中国在冷战后先后提出了“新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和“亚洲新安全观”。对于中国周边安全问题的研究, 离不开安全观念的指导, 因为不同安全观所指涉的安全范畴存在差异, 秉持何种安全观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安全问题的范围。中国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生态等诸多领域, (1) 符合当前安全发展的趋势和国家安全需求的提升, 不过短时间内周边国家恐怕很难就“总体国家安全观”形成共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有可能导致安全议题的泛化, 使得周边安全问题包罗万象, 研判难度增大。我们既需要顺应形势, 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去看待中国周边安全的诸多问题, 又要有所选择, 有针对性地分析对中国周边影响最为主要的安全问题, 这就说明对周边安全问题进行层次划分很有必要。 

　　三国家利益视角下的周边安全问题分层 

　　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中的常在概念, 以国家利益来指导和评估国家的对外政策, 也被认为相对客观科学。 (2) “中国的国家利益, 简而言之, 是指中国在可以预见时期内的最根本的需求和欲求。” (1) 一些学者也尝试将中国国家利益区分为安全、经济等不同层次。 (2) 美国政府和学者对于国家利益的层次性做了较为清晰的区分, 并且将国家利益的层次性和维护手段相结合, 值得中国借鉴。 (3) 美国对国家利益的区分将国家利益的重要性和武力使用条件对接, 这可能是美国作为世界霸权国家的特殊之处, 其他国家不一定能够效仿。 

　　从中美两国对于国家利益的层次区分来看, 都将安全利益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 也都以国家利益来指导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 国家利益也被认为是安全战略需要首先讨论的问题。 (4) 参照中美两国对于国家利益的层次区分, 本文尝试基于国家利益的层次视角对中国周边安全问题进行区分, 从而能够更好地评估中国周边安全形势。 

　　由于国家利益具有较为强烈的主观认知性, 因而本文对于中国国家利益的区分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基于中国党政文件及领导人讲话对中国国家利益的认知;二是基于一般战略理论对国家利益的区分;三是结合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所面临的实际情况。 

　　近年来, 中国对于核心利益的关注增强, 中国官方也开始不断强调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决心。2011年发布的《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明确了中国的六大核心利益, 分别涉及国家主权、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 归结起来就是主权、安全、发展三个方面。 (5) 不过对于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 学界却存在争议。一些学者主张应该要慎提“核心利益”, 避免对核心利益绑架, (6) 一些学者则主张国家利益当提则提。 (1) 其实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提不提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 而在于国家核心利益的指涉范围。 

　　尽管学界对于核心利益说存在分歧, 但鲜有学者提出核心利益的具体内容, 更多只是探讨核心利益的特点和界定原则。 (2) 推及具体的安全领域, 如何基于国家利益视角来区分中国在周边地区所面临的诸多安全问题呢?从目前所确定的六大核心利益来看, 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这四点相对是明确的, 而国家安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两点则相对比较笼统。由于冷战后的“安全化”趋势, 国家安全问题存在泛化现象,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更是使得安全问题几乎无处不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主要是指发展利益, 而发展本身就具有动态性, 因而对其的界定也颇为困难。 

　　如何依据国家利益的重要性来区分中国在周边地区面临的诸多安全问题, 这需要就如何确定国家利益的重要性进行更为精细的研究。阎学通认为, “决定国家利益重要性的因素有两个, 即国家各种利益的次序和利益量。国家利益的基本次序是民族生存、政治承认、经济收益、主导地位和世界贡献。利益量本身的多少是影响国家利益重要性的第二个因素。”(3) 托马斯·罗宾逊 (Thomas Robinson) 根据优先性、特殊性和持久性三条标准, 区分为三种国家利益, 分别是生死攸关利益、一般利益和永久利益。 (4) 美国学者唐纳德·纽克特林 (Donald Nuechterlin) 依据利益强度将国家利益分为生存利益、重大利益、主要利益和次要利益。利益强度的测量主要依据利益受损对美国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影响程度。 (5) 利益相关者分析框架对利益的重要性等级进行区分, 主要选取合理性 (legitimacy) 、影响力 (power) 和紧迫性 (urgency) 三个指标进行评分。 (6) 利益相关者分析框架主要适用于其他国家对政策制定国的重要性的分析, 对于国家利益重要性的确定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鉴于中国官方对国家核心利益的认知, 结合学术界对国家利益排序的基本逻辑, 可以基于国家利益的视角对中国周边地区安全问题进行排序。基于与国家利益的相关性、持续性和敏感性三个指标, 可以对周边安全利益进行区分。相关性是指这类安全问题与中国国家利益对应层次的相关性, 持续性是指这类安全问题的影响时间长短;敏感性是指国内对于这类安全问题的关注程度。依据这三个标准, 大体可以将周边安全利益分为三类。 

　　一是核心安全利益。核心安全利益直接影响到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一旦受到侵害, 不惜采取武力进行维护。核心安全一般影响时间较长, 至少有五年以上;核心安全利益属于刚性利益, 基本不容妥协, 各国政府和民众对此也非常敏感。就目前中国周边安全问题而言, 核心安全问题包括领土完整, 一是涉及防止分裂, 坚决反对“台独”“疆独”“藏独”“港独”等;二是领土、领海争端;三是对中国政权的颠覆, 也即政治安全问题。 

　　二是重要安全利益。重要安全利益尽管不直接影响到中国的主权、安全与发展, 但会影响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能力, 其影响一般属于中长期, 3-5年左右比较常见。对其敏感性与该问题的发酵时间, 与中国当时所处的国内外环境具有较大的相关性。在中国周边地区, 重要安全问题主要包括朝核问题、涉华海洋权益争端 (中韩、中日、中越、中菲等) 、重要的海上通道安全、大国地区战略竞争、地区安全制度构建。 

　　三是一般安全利益。一般安全利益影响到中国和平发展的周边环境, 但对中国核心利益的冲击不大。影响时间一般较为短暂, 中国民众对此敏感性不强。中国周边地区的一般安全问题主要包括跨境犯罪问题 (毒品走私、跨境金融诈骗、非法移民) 、涉华的非传统安全问题 (跨境河流、公共卫生、恐怖主义) 、周边地区局势动荡 (政局危机、地区军备竞赛、地区冲突、经济危机、颜色革命等) 。 

　　基于国家利益的层次来分析中国的周边安全问题, 有利于构建一个整体性的周边安全分析框架, 能够更好地判断我们周边安全环境的变化, 也有利于构建较为清晰的周边安全战略。 

　　四周边安全问题的层次分析 

　　结合上述对中国国家利益的分析以及周边安全利益的排序, 可以对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周边安全问题进行层次分析。 

　　(一) 核心利益层次 

　　在周边安全问题中, 涉及核心利益层次的主要是国家统一、领土争端和政治安全, 这三大问题是目前中国周边安全的底线所在。 

　　1. 国家统一 

　　国家统一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所在, 也使中国不惜使用武力捍卫国家统一。目前, 中国的国家统一面临着“台独”“疆独”“藏独”和“港独”等分裂势力的威胁, 并且一些国际势力也与这些分裂势力相互勾结, 使得中国的国家统一面临较大威胁。虽然国家统一是中国国家安全自身的问题, 但由于这些分裂活动往往与境外势力存在联系, 因而也使其成为一个周边安全问题。 

　　2. 领土争端 

　　中国周边地区的领土争端主要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中国自身与周边邻国的领土争端, 另一类是不涉及中国自身的周边国家之间的领土争端。前者属于中国核心利益范畴, 后者则不是。目前, 中国陆地边界除与印度、不丹的边界外, 划界基本完成, 因而陆上领土争端的风险较小, 海洋领土争端则成为目前中国领土争端的焦点。海洋争端是近年来困扰中国周边安全的重要问题。海洋争端按性质可以区分为海洋领土争端和海洋权益争端;按与中国利益相关的程度可以分为涉华海洋争端和非涉华海洋争端。在此需要明确涉华海洋领土争端属于核心利益范畴, 其他则不是。 

　　3. 政治安全 

　　关于政治安全的概念, 学者最初将政治安全界定为国家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的良性互动和动态平衡。 (1) 最近对于政治安全的研究更加深入, 认为国家政治安全在内容构成上包括国家政治思想安全、国家政治制度安全、国家政治活动安全三个部分。政治安全最核心的内容是全体国民政治权利的安全。 (2) 在中国政府的安全观中, 政治安全具有首要地位。(3)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中, 政治安全被认为是根本。由此可见, 确保中国政权不被颠覆, 确保中国政治制度不被外部力量变更是政治安全的重中之重。 

　　(二) 重要利益层次 

　　相比于核心利益层次的周边安全问题而言, 重要利益层次的安全问题具有中长期性、与热点问题相关性较强, 目前主要包括海洋权益争端、海上通道安全、重大热点问题、大国战略竞争和地区安全制度等五类问题。 

　　1.海洋权益争端 

　　与海洋领土争端不同, 海洋权益争端在中国周边安全中属于重要利益层次。不过海洋权益往往是和海洋领土争端密切相关。相对于南海、东海海洋权益争端, 中韩之间的海洋权益争端并不那么显著, 但面临着朝鲜半岛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潜在挑战, 也应该引起注意。除此之外, 美国在周边海洋的介入引发了中美海权竞争, 美国在中国经济专属区内的军事活动也影响了中国海洋权益的维护。 (1) 

　　2.海上通道安全 

　　海上通道安全也成为中国周边安全的问题之一。“中国海上通道的意义已经从初期强调能源运输安全发展到综合性海权利益的保障, 关注重点也从‘马六甲困局’的破解扩展到多点多线的谋篇布局, 而战略支点的打造则是实现上述目标的重要手段。” (2) 中国如今已经是一个全球贸易大国, 海洋运输对于中国的重要性毋庸置疑。马六甲海峡、红海海峡等印度洋、太平洋重要航线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尤为重要, 确保海上通道安全在中国周边安全中也日益重要。在“一带一路”倡议中, 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需要主动营造海上通道安全。 

　　3.重大热点问题 

　　在中国周边地区, 重大的热点问题主要有朝核问题和印巴冲突。朝核问题是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的重要非传统安全问题。朝核问题历经二十多年, 不仅未能得到解决或缓解, 反而愈演愈烈。 (3) 朝核问题的持续发酵导致东北亚安全形势更加严峻, 冷战体系在朝鲜半岛有所复苏。朝核问题的久拖不决实际上已经损害了中国的周边安全利益, 加剧了东北亚地区的对抗局面。 

　　印巴冲突是个老难题, 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关系和西南地区周边安全。对中国而言, 印巴双方都十分重要, 印度和中国同为崛起大国, 两国之间存在巨大的合作空间, 也面临着共同崛起的邻国困境;巴基斯坦是中国的全天候伙伴, 两国传统友好关系悠久。印巴冲突的存在使得中国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当中的选择困境加剧, 印巴冲突的激化也极大地影响中国在南亚–印度洋地区的海外利益和周边安全。 

　　4. 大国战略竞争 

　　周边地区的大国战略竞争以及由此形成的周边权力结构是中国周边安全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中美日俄印五大战略力量之间的关系及中国与其他四个国家的关系将对周边安全产生重要影响。目前的态势是, 美国不断加强与日印的关系, 中俄关系因美国同时施压而有所加强。对于中国周边地区安全而言, 大国战略竞争以及大国权力格局是必须要关注的, 因为这关系到地区安全的治理与地区安全制度的创建与运行。除此之外, 欧盟也想通过软实力的方式在亚洲发挥作用, 在硬安全领域, 欧盟更多的是与日本、美国等进行合作。不过总体而言, 欧盟对中国周边地区安全的影响非常有限。 (1) 

　　5. 地区安全制度 

　　周边地区的安全制度也是中国周边安全的重要利益所在。尽管周边地区不乏安全制度, 但大多效率低下, 使得安全合作成为制约地区合作的短板。 (2) 对于中国的周边安全而言, 联盟政治是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美国的亚太联盟是中国周边安全面临的重要问题。长期以来, 美国亚太联盟如何与亚太地区的多边安全制度契合是亚太地区安全的关键问题之一。近年来, 由于中美战略竞争加剧, 地区矛盾有所激化, 亚太地区安全出现了新变化, 即同盟政治进入到活跃期, 这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周边安全。 (3) 除了美国的联盟体系外, 中国周边地区的其他安全制度的创建、运行与协调也影响着周边安全。中国需要防止这些安全制度成为限制和对抗中国的平台, 也需要加强中国对周边诸多安全制度的影响。 

　　(三) 一般利益层次 

　　相对而言一般利益对国家的生存与发展短时期影响不大, 但如果处理不好, 就可能经年累月地损害国家利益。在周边安全议题上, 可以归为一般利益的周边安全问题主要有三类:跨境犯罪问题、涉华非传统安全问题和地区局势动荡。 

　　1.跨境犯罪问题 

　　长期以来, 跨境犯罪问题是困扰中国周边安全的重要问题, 主要有毒品走私、跨境金融诈骗、非法移民等问题。 

　　东南亚的金三角曾经是世界的毒窝, 贩毒者通过中国云南等边境省份进行毒品走私, 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中缅边境等地区是境外毒品的过境通道和受毒品侵袭的重灾区。尽管中国与邻国共同合作, 为打击毒品走私付出了不懈的努力, 但目前该问题并未完全根绝。亚太地区的海洋稳定符合区域内各国的利益, 目前的突出任务是打击海盗和非法捕捞。 (1) 随着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发展, 跨境金融诈骗已成为当前中国周边诸多跨境犯罪问题中的重要问题。近年来, 中国国内发生了大量跨境金融诈骗问题, 许多嫌犯主要在境外东南亚等地区进行远程操纵, 导致打击跨境金融诈骗困难重重。中国经济的发展使得中国对周边国家的经济吸引力增大, 非法移民也逐渐增多。除了越南、缅甸、朝鲜等国新娘非法进入中国外, 还有许多来自周边地区的居民或经过中国周边国家非法移民中国。 

　　2.涉华非传统安全问题 

　　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日趋复杂, 其中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威胁不断增多, 主要涉及跨境河流、恐怖主义、公共卫生等问题。 

　　中国与周边国家存在多条跨境河流, 水资源安全关系已经是中国对外关系, 特别是周边关系构建的重要内容。中国周边水资源安全关系主要受水资源相对短缺与对跨国界水资源的依赖程度、国际流域中国家间的整体关系、地区环境与水资源开发利用重点、气候变化以及中国国内跨国界水资源安全战略与管理等因素的影响。 (2) 水资源问题安全化有可能诱发种族冲突和引发地区动荡。“中国水威胁论”会被推波助澜, 破坏中国的国际形象, 误导周边国家民众客观认知中国。(3) 

　　恐怖主义也是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的非传统安全议题之一。长期以来, 中国深受恐怖主义之害。近年来, 中国恐怖主义活动呈现内外勾结日益明显的现象。 (4) 恐怖主义的内外联动已成为中国周边非传统安全的重要议题。中国也积极参与非传统安全合作, 与一些周边国家在反恐、非法移民、禁毒、执法、刑侦等领域开展了更加有效的合作。 (1) 

　　公共卫生在近年来日益突出。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 (非典) 、禽流感等传染性疾病曾成为周边公共卫生的重要议题, 也从客观上推动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加强公共卫生安全合作。艾滋病是目前中国周边公共卫生安全中的重要议题, 中缅边境地区的艾滋病问题相对突出。 (2) 随着对“人的安全”的更加重视, 公共卫生将成为周边安全的重要议题, 需要各国一起努力共同应对。 (3) 

　　3.地区局势动荡 

　　中国周边安全还面临着地区局势动荡的影响, 其原因主要源自政局动荡、经济危机和武装冲突等。 

　　周边国家的政局动荡既有内生性的政治派系冲突、种族和宗教冲突, 也有外部干预因素诱发的影响 (如颜色革命) 。在东南亚地区, 多数国家都曾经历过国内政局动荡, 不排除这些国家的政局剧变有冲击中国边境安全和海外利益安全的可能。 (4) 颜色革命则是影响周边国家国内局势的另一重要变量, 影响着中国周边安全环境。 (5) 

　　经济危机也是影响周边地区安全的重要因素。随着周边地区日趋平稳, 经济安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中国是周边多数国家的头号贸易伙伴、投资伙伴, 周边地区的经济安全对中国也有重要影响。经济危机是影响经济安全的重要因素, 并且具有较强的传导性。经济危机对于地区安全的影响也极为复杂, 既有可能成为推动地区安全合作的重要契机, 也有可能损害周边和平与稳定。 

　　周边地区的武装冲突对周边安全亦有重要影响。周边地区存在许多容易诱发武装冲突的燃点, 如日俄北方四岛之争、日韩独岛 (竹岛) 之争等。周边地区武装冲突对于周边安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武装冲突会损害地区和平, 加剧了地区安全威胁;二是武装冲突会破坏地区安全合作, 不利于地区安全合作制度的构建;三是武装冲突会对中国边境安全构成威胁, 增加难民流入的可能性。 (1) 

　　表1 国家利益视角下的中国周边安全问题 下载原表 

　　五双重协调:中国周边安全战略选择 

　　关于中国周边安全战略选择, 学术界已经有了大量的研究, 但大多是在对策层面, 基于整体战略谋划的研究成果不多。楚树龙认为, “中国周边安全对策, 一是要继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及‘睦邻、安邻、富邻’地区政策;二是稳住与美、俄、印三大国关系, 挫败日本的战略企图;三是制定与完善中国的海洋强国战略。” (2) 也有学者认为, 中国周边安全的维护路径主要是发挥睦邻外交, 积极构建周边战略伙伴关系, 加强军事合作与演习以及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 (3) 

　　也有学者建议中国采取多边主义的周边安全战略。方长平认为应基于多边主义来构建中国的周边安全战略, 这是基于冷战后非传统安全问题大量兴起、周边地区已经存在一些多边安全制度等因素的考虑。 (4) “中国周边地区各种双边、小多边和多边的地区峰会等也会讨论地区和国际安全问题, 成为中国安全外交的重要舞台。” (5) 多边主义可成为中国周边安全战略的基础, 其中大国的三边合作尤为关键。周边战略要注重三边外交, 中美日、中美印、中美俄、中美澳、中俄印、中日韩等三边外交必须摆在中国周边战略的重要位置加以经营。 (1) 

　　也有学者主张通过协调战略来实施周边安全战略, 主要存在亚洲协调、大国协调和制度协调三种观点。庞中英提出了“亚洲协调”概念, 认为无论是“贸易和平”还是“发展和平”都存在着尚未解决的问题, 无法解决相互持续推进的问题。未来亚洲及太平洋地区主要依靠亚洲协调方式来实现地区安全治理, 亚洲协调是主要国家之间各种协调中的最主要协调, 即高于目前存在的各种双边安排和各种“次区域”安排, 对事关和平 (战争) 、安全 (战略) 、秩序等重大问题进行的地区治理, 而中国在亚洲协调中的地位是中心的和关键的。 (2) 很显然, 亚洲协调不同于大国协调, 因为其主体是主要国家而非仅仅是大国。李开盛主张通过制度协调的方式来实现亚洲安全。“对亚洲来说, 最重要的是如何协调各种安全制度间的关系, 而不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的、全地区性的安全架构。” (3) 也有不少学者主张通过大国协调实现周边安全, 只是对于到底哪些大国参与协调存在分歧, 主要存在中美协调、中美日协调、中美日俄协调和中美日俄印协调等观点。 (4) 

　　此外, 也有学者尽管并非探讨周边安全, 但对于周边战略提出了一种治理型的战略。陈小鼎认为, 中国周边外交战略要加强区域公共产品的提供, 能够推动区域合作, 培育政治互信, 塑造稳定的区域秩序, 从而有助于化解周边外交所面临的诸多难题。 (5) 雷建锋则提出了一种治理型的周边战略, 主要通过提供地区性公共产品来推进地区合作, 培养地区共同体意识和共同利益观念, 构建新的地区意识和地区主义。 (6) 也有学者认为, 可以通过目前中国实施的“一带一路”倡议、命运共同体建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洲新安全观等一系列战略来推进周边战略。 (7) 这些周边外交战略能否沿用到周边安全战略当中, 需要对此进行具体分析。 

　　中国应该采取何种周边安全战略?既有研究大多是具体手段或方式, 整体性、战略性不足。为数不多的从整体性角度对周边安全战略进行统筹的观点基本上可以归结为多边主义战略、协调战略、地区治理战略。这些周边安全战略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多边合作需求明显, 一些战略明确提出基于多边主义进行多边合作, 一些则主张采用国家或制度协调方式;二是“以我为主”色彩浓厚, 很多学者建议直接将中国目前实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平发展战略、命运共同体战略来实施周边安全战略;三是制度性合作诉求较强, 大多主张中国与周边各国通过制度进行多层次循序渐进的合作, 倡导中国多提供公共产品。 

　　如何在整体性统筹下对周边安全战略构建中复杂的多边或双边问题进行分层治理, 进而能够更为有效地维护中国的周边安全利益, 需要将大国协调与制度协调相结合, 实施“双重协调”战略。双重协调既注意到了大国权力竞争对于中国周边地区安全的深层次影响甚至是结构性影响, 也意识到了周边地区各种多边安全制度的价值所在。相对于多边主义战略和地区治理战略而言, 双重协调战略更具适应性。多边主义战略虽然注意到了多国合作的必要性, 但对于具体是哪些国家参与, 大国关系对于多边合作的影响如何限制并未寻找到良方。在中国周边地区, 地区安全制度存在强烈的制度非中性, 这就使得不同国家对于地区安全制度的参与存在较大的差异性, 进而影响多边安全制度作用的有效发挥。地区治理战略需要一套共识性比较高的多边安全制度, 但目前周边地区安全制度的复杂性、对抗性, 使得地区治理战略的条件尚不具备, 还未解决谁来治理、治理什么和如何治理等治理的核心问题。因此, 协调战略更符合当前周边地区安全的现实。 

　　目前看来, 单一协调方式效果比较有限, 这是因为大国竞争和制度竞争是影响周边安全的两大重要因素, 并且两大因素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相对而言, 目前大国协调更起主导作用, 不过未来周边安全治理的趋势还是要实现制度协调, 通过制度协调来限制大国竞争特别是结构性权力的影响, 进而通过制度协调让周边各国能够更积极地参与到地区安全治理当中, 实现由权力型协调向制度型协调过渡。对于中国的周边安全战略而言, 目前“双重协调”战略更为适宜。 

　　针对涉及中国不同层次的周边安全问题, 大国协调和制度协调可以齐头并进, 共同推进中国周边地区安全的改善, 从而实现初步的周边安全共同体构建目标。大国协调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通过大国协调直接解决安全问题;二是通过大国协调来促进各种大国主导、相对分散甚至存在竞争的多边安全制度之间的合作。制度协调也包括两层含义:一是通过各种双边或多边安全制度来解决具体的安全问题;二是不断实现各种安全制度之间的协调、并轨与融合, 推动周边安全架构建设, 发挥安全制度的聚合作用。相对而言, 目前在中国周边地区, 两种协调方式都在运用, 在涉及核心利益的安全议题上, 大国协调更具必要性, 而在并非涉及各国核心利益的非传统安全议题上, 制度协调的开放性、包容性等优势体现得愈发明显。作为中国周边安全战略的重要构想, “双重协调”战略在战略谋划方面具体如下: 

　　第一, 战略环境研判要注意五大因素。一是周边地区的大国战略取向。周边地区的大国战略取向对于周边地区安全环境的影响尤为重要, 美日俄印是主要四大力量。二是周边国家的对华态度。中国的快速崛起使得周边国家对华心态陷入矛盾状态, 对华安全戒备有所加强。三是周边地区热点问题。中国周边地区可谓热点问题不断, 一些属于久拖不决的热点问题, 如海洋争端、台湾问题、印巴冲突、朝核问题等。四是周边地区突发事件。近年来, 中国周边地区突发事件不断, 涉及政局动荡、自然灾难、公共卫生、社会冲突、武装冲突等多方面。五是周边地区的安全机制及其态势。总之, 影响周边安全环境的因素是复杂的, 即便是某一单一问题领域, 也往往面临着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 

　　第二, 战略目标方面要循序渐进。对于周边安全战略目标的确定, 需要从时间、问题领域、层次等进行多维把握。需要务实推进周边热点问题的解决, 加强周边安全机制的协调, 推进周边地区机制化安全合作。中国周边安全采取“双重协调”战略是基于对周边安全形势的深刻认识, 其目标在于推动周边地区形成初步的安全共同体, 其核心要义在于中国与周边各国放弃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来解决彼此间的分歧, 在观念与实践上实现共同安全。在实现初步的周边安全共同体的目标引导下, 双重协调战略目标重心就是立足于维护中国在周边地区的安全利益。 

　　由此, 可将周边安全战略目标分为五项:一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政治等安全, 确保领土争端不陷入安全弱势;二是维护周边海外利益、海洋权益和海上航道安全不受侵害;三是缓解甚至化解中国崛起的周边安全压力, 增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安全互信;四是增强对周边地区安全问题的影响力, 防止周边地区热点问题、政局动荡等对中国安全造成较大损失;五是增加对周边地区各种安全机制的影响力, 推动周边地区安全机制整合, 提升中国在周边地区安全机制建设中的影响力。 

　　第三, 战略利益要层次清晰。战略利益主要指国家安全方面的利益范畴。中国周边安全利益可分为核心、重要、一般三个层次。一是要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 确保政治制度不被颠覆等核心利益;二是要确保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资源和国际贸易的畅通, 避免因安全因素损害中国经济发展;三是要减少中国面临的周边安全压力, 为中国与周边和平发展创造有利环境;四是推动周边地区热点问题降温与解决, 推进周边安全合作发展;五是增强周边地区安全机制协调与创新, 提升中国对于周边安全机制的影响力。其中第二、第三点属重要利益, 第四、第五点属一般利益。 

　　第四, 战略资源要多方汲取。双重协调战略的战略资源主要基于三个方面:一是中国自身实力的不断增强。对于大国而言, 自身实力是安全战略的基础。在国际体系无法完全超越无政府状态的情况下, 各国都需要为自己的安全负责, 大国更需要安全自助。二是通过大国关系的稳定发展为大国协调的开展创造条件。美日俄印是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的四个大国, 中国需要与四国形成较为稳定的关系, 从而在周边地区非传统安全和传统安全问题上加强协调与合作。不过目前来看, 如何克服中国与美日印的安全分歧存在较大的难度。三是积极推动周边地区各种安全制度的协调、并轨与融合。周边地区存在联盟、安全论坛等多种类型的安全制度, 其中不乏一些功能相似、地域重合的安全制度, 如何破解因主导力量差异、地域差异等原因所造成的安全制度碎片化, 这就需要加强制度协调。通过制度协调, 可以增加不同主导力量下的各种安全制度之间的合作, 推动不同地域的功能相似的安全制度之间的并轨, 进而使得最终“制度协调”逐渐取代“大国协调”, 成为地区安全治理的主要方式。 

　　第五, 战略手段的组合运用。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复杂, 涉及大国关系, 大国与小国关系等多种关系类型, 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问题, 因而战略手段也需要具有综合性。“从对策上来说, 仅仅依靠中国对地区经济的巨大贡献和以互联互通为中心推进‘一带一路’倡议, 并不是中国化解周边安全新挑战可以继续大力依赖的路径。中国维护周边安全, 必须要有新思路和新做法。” (1) “随着中美实力差距缩小, 中国与周边国家实力差距拉大, 对中国周边战略的策略选择提出了特殊要求。中国需要以组合而非单一的方式使用自己手中的力量。” (2) 由于中国核心安全利益更多取决于自己的实力和意愿, 并且中国一向采取与当事国进行双边对话谈判的路径, 因而需要通过大国协调或制度协调的较少, 不过有效的大国协调对于维护中国核心安全利益也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目前, 在涉及中国重要利益的安全问题上要处理好与各大国的关系, 注重大国协调的重要性, 在涉及中国一般利益的周边安全问题上, 在尊重当事国协商的基础上, 也可以积极发挥制度协调的作用, 并将此打造为周边安全制度发展的增长点。至于到底是采取大国协调还是制度协调抑或两者并用, 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安全问题所涉及的大国的数目。如果涉及的大国在两个或两个以上, 采取大国协调的可能性更大。二是所涉问题领域的安全制度的状况。如果所涉问题领域存在一些安全制度且非中性较低, 可以积极推动制度协调。三是该问题在中国国家安全利益中所处的层次。根据所涉问题在中国国家安全利益中的核心、重要或一般层次, 灵活性地采取大国协调或双重协调。在“双重协调”的周边安全战略指导下, 中国周边安全战略手段也要多措并举, 单一或组合方式灵活运用。只有针对核心利益, 国家才可以使用战争手段, 其他重要和一般利益, 国家一般不宜采用战争手段, 而是要更多运用政治、经济手段和社会手段予以解决 (参见表2) 。 

　　表2 中国周边安全的“双重协调”战略 下载原表 

　　中国周边安全的“双重协调”也面临着一些限制。一是安全观念的分歧使得周边国家并不会完全认可中国推行的“双重协调”安全战略。中国周边地区存在联盟安全、集体安全、合作安全、协调安全等多种安全观念, 且不同的安全观念还存在竞争。对于中国周边安全战略目标以构建初步的周边安全共同体而言, 周边各国首先需要在安全观念上形成共识, 即禁用武力和实现共同安全。二是如何维持大国关系的较长期稳定发展。随着中美实力差距有所缩小, 中美战略竞争加剧, 在安全领域的竞争更是激烈。如何争取中美两国存在安全分歧的同时, 也有必要增强在地区热点和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安全合作。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是中国周边安全的重要保障, 如何进一步推进中俄协调在周边安全的积极效应, 发挥好上海合作组织扩员的安全效应非常重要。中印、中日关系需要妥善处理好双边的领土争端, 争取安全合作上的更多共识。三是制度协调如何克服地域、功能等差异。中国周边地区实际上存在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等不同次区域板块, 由于不同次区域国家的差异性, 要在周边地区形成统一性的周边安全制度非常困难。对此需要逐步推进地域要求不明显的安全制度和各国共同利益较多的安全制度的优先拓展, 并不僵化地追求统一性的周边安全制度。不过对于功能相似或重叠的安全制度, 要减少制度间内耗, 最终推动周边地区形成较为成熟的“制度协调”。 

　　六结语 

　　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 中国影响周边地区的能力也与日俱增, 中国与周边地区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塑造进入了新阶段。相对而言, 中国与周边地区的经济合作是欣欣向荣, 而安全合作则是踌躇不前。经济合作与安全合作的巨大反差也极大地限制了中国周边外交的全面开展。如何改善周边安全环境、促进中国与周边各国的安全合作就显得愈发重要, 这也使得构建一种整体性的周边安全战略极为必要。本文尝试基于国家利益层次分析的视角对中国周边安全所面临的诸多问题进行区分, 进而能够对周边安全进行整体性的把握, 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应该构建“双重协调”的周边安全战略, 以此来解决周边安全问题, 这是对中国周边安全所面临的大国权力竞争、制度竞争和观念竞争的综合考虑, 同时也是对中国周边安全所面临的复杂问题的区别对待。对于周边安全而言, 大国协调和双重协调可以互为促进, 最终促成周边地区形成互不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的周边安全共同体。本文只是提出了中国周边安全战略的一种初步构想, 如何通过中国的周边安全战略运筹, 进一步促进实现周边安全共同体则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也需要对域内外各种因素进行统筹考虑。 

　　注释 

　　1 《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京举行》, 载《人民日报》2014年11月30日, 第1版。 

　　2 张蕴岭:《把握周边环境新变化的大局》, 载《国际经济评论》2012年第1期, 第9页。 

　　3 韩爱勇:《东亚安全困境与亚洲新安全观的启迪》, 载《国际问题研究》2015年第5期, 第55-56页。 

　　4 Alan Dupont, "An Asian Security Standoff, "The National Interest, Issue 119, May/June2012, pp.55-62. 

　　5 钮维敢:《当代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亚太安全问题:同盟阻遏与战略解围》, 载《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 第80页。 

　　6 Ji Yun Lee, "Hedging Strategies of the Middle Powers in East Asian Security:the Cases of South Korea

 and Malaysia, "East Asia: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Vol.34, No.1 (December 2016) , pp.23-37. 

　　7 Van Jackson, "Power, Trust, and Network Complexity:Three Logics of Hedging in Asian Securi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14, No.3 (September 2014) , pp.331-356. 

　　8 T.J.Pempel, "Soft Balancing, Hedging, and Institutional Darwinism:The Economic-Security Nexus 

and East Asian Regionalism,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Vol.10, No.2 (May 2010) , pp.209-238. 

　　9 Befh Greener, "East Asian Security Architecture:Where to from Here?"New Zealand International 

Review, Vol.34, No.1 (January/February 2009) , pp.13-17. 

　　10 孔铉佑:《共创21世纪的亚太和平、安全与繁荣》, 载《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5年第4期, 第1-3页。 

　　11 尹宗华:《亚太地区经济融合提速自贸区增强活力》, 中国新闻网, 2015年5月20日, 

http://www.chinanews.com/cj/2015/05-20/7290252.shtml。 

　　12 孔铉佑:《共创21世纪的亚太和平、安全与繁荣》, 载《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5年第4期, 第1-3页。 

　　13 吴莼思:《亚太地区安全架构的转型——内涵、趋势及战略应对》, 载《国际展望》2015年第2期, 第19页。 

　　14 陈向阳:《对中国周边环境新变化的战略思考》, 载《亚非纵横》2012年第1期, 第21页。 

　　15 张蕴岭、任晶晶:《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评估报告 (2015-2016) 》, 载《中国周边外交学刊》2016年第1辑, 第9-23页。 

　　16 周方银:《中国周边环境与周边外交的战略选择》, 载《当代世界》2016年第10期, 第10-13页。 

　　17 石源华、祁怀高:《未来十年中国周边环境的新挑战与周边外交新战略》, 载《中国周边外交学刊》2015年第1辑, 第37页。 

　　18 封帅:《亚太安全架构的未来图景——路径差异与模式谱系》, 载《国际展望》2015年第4期, 第15-19页。 

　　19 Sun Ze, "Build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Asia-Pacific Region:Can China Contribut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Vol.37, No.5/6 (2015) , pp.279-287. 

　　20 T.J.Pempel, "Soft Balancing, Hedging, and Institutional Darwinism:The Economic-Security

 Nexus and East Asian Regionalism,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Vol.10, No.2 (May 2010) , pp.209-238. 

　　21 张洁:《因势而变——应对中国周边外交的变化与挑战》, 载《对外传播》2012年第10期, 第34页。 

　　22 吴莼思:《亚太地区安全架构的转型——内涵、趋势及战略应对》, 载《国际展望》2015年第2期, 第21-26页。 

　　23 张蕴岭、任晶晶:《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评估报告 (2015-2016) 》, 载《中国周边外交学刊》2016年第1辑, 第9-11页。 

　　24 戴轶尘:《中国周边多重安全治理机制的优化策略探析》, 载《国际关系研究》2014年第5期, 第73页。 

　　25 刘跃进认为还应该加上人民安全, 总体安全实际上是12种安全, 其中传统安全要素有7 个, 即国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和资源安全;非传统安全要素有5个, 即文化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和核安全。 

　　26 阎学通:《以国家利益评估对外政策》, 载《国际政治科学》2016年第3期, 第1-3页。 

　　27 李少军:《国家利益与中国的安全战略选择》, 载《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4期, 第108页。 

　　28 李少军:《国家利益与中国的安全战略选择》, 载《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4期, 第108页;王逸舟:《国家利益再思考》, 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第169-170页;阎学通:《国家利益的判断》, 载《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3期, 第35-36页;刘建飞:《论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关系》, 载《现代国际关系》2001年第7期, 第34页。 

　　29 The White House, "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or a New Century, "December 1999,

 http://www.fas.org/man/docs/nssrpref-1299.htm;The Commission on 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 

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s, July 2000, p.17, http://belfercenter.ksg.harvard.edu/files/amernatinter.pdf. 

　　30 李少军:《国家利益与中国的安全战略选择》, 载《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4期, 第108页。 

　　3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 2011年9月。 

　　32 朱锋:《中国“核心利益”不宜扩大化》, 载《国际先驱导报》2011年1月10日, http://news.163.com/11/0110/11/6Q1JMU9500014AED.html#;韩旭东:《慎提国家核心利益》, 载《瞭望》2010年第30期, 第64页。 

　　33 李因才:《核心利益当提则提》, 载《廉政瞭望》2010年第10期, 第45页。 

　　34 王公龙:《国家核心利益及其界定》, 载《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 第67-77页。 

　　35 阎学通:《国家利益的判断》, 载《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3期, 第35-36页。 

　　36 Thomas Robinson, "National Interest, "in James N.Rosenau, e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A Reeder in Research and Theory, New York:Free Press, 1969, pp.184-185. 

　　37 Donald Nuechterlin, "The Concept of National Interests:A Time for New approach, "

Orbis, Vol.23, No.l (Spring 1979) , pp.73-92. 

　　38 Ronald Mitchell, Bradley Agle and Donna Wood, "Toward a Theory of Stakeholder Identification and 

Salience:Defining the Principle of Who and What Really Counts,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22, No.4 (October 1997) , pp.61-75. 

　　39 刘跃进主编:《国家安全学》,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第109页。 

　　40 刘跃进:《政治安全的含义及其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地位》, 载《国际安全研究》2016年第6期, 第3页。 

　　41 《习近平:要把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放在第一位》, 新华社, 2017年1月12日, http://www.chinatodayclub.com/news/shishi/15876.html。 

　　42 凌胜利:《中美亚太海权竞争的战略分析》, 载《当代亚太》2015年第2期, 第61-81页;Alan Dupont, "An Asian Security Standoff, "The National Interest, Issue 119, May/June 2012, p.61。 

　　43 张洁:《海上通道安全与中国的战略支点构建——兼谈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安全考量》, 载《国际安全研究》2015年第2期, 第100页。 

　　44 王生、凌胜利:《朝核问题解决的“双轨制”新思路探讨》, 载《东北亚论坛》2016年第3期, 第15页。 

　　45 Axel Berkofsky, "The European Union in Asian Security:Actor with a Punch or Distant Bystander?, "Asia-Pacific Review, Vol.21, No.2 (2014) , pp.61-85. 

　　46 Christian Wirth, "'Power'and'Stability'in the China-Japan-South Korea Regional Security Complex, "The Pacific Review, Vol.28, No.4 (February 2015) , pp.553-575. 

　　47 朱锋:《中国周边安全局势:我们正在面临什么样的新变化?》, 载《当代世界》2016年第4期, 第10-12页。 

　　48 Rachel Baird, "Transnational Security Issues in the Asian Maritime Environment:Responding to

 Maritime Piracy,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66, No.5 (November 2012) , pp.501-513. 

　　49 李志斐:《中国周边水资源安全关系之分析》, 载《国际安全研究》2015年第3期, 第114页。 

　　50 李志斐:《气候变化与中国周边地区水资源安全》, 载《国际政治研究》2015年第4期, 第37页。 

　　51 高飞:《中国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浅析》, 载《科学社会主义》2015年第2期, 第12页。 

　　52 徐萍、赵青海:《中国周边安全环境透析》, 载《国际问题研究》2007年第2期, 第30-31页。 

　　53 穆智:《非传统安全视域下的中缅跨界民族问题与应对策略》, 载《民族论坛》2015年第6期, 第49-51页。 

　　54 Sung Won Kim, "Human Security with an Asian Face?"Indiana Journal of Global Legal Studies, Vol.17, No.1 (Winter 2010) , pp.83-104. 

　　55 戴轶尘:《中国周边多重安全治理机制的优化策略探析》, 载《国际关系研究》2014年第5期, 第73页。 

　　56 孙建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载《国际问题研究》2015年第2期, 第7页。 

　　57 穆智:《非传统安全视域下的中缅跨界民族问题与应对策略》, 载《民族论坛》2015年第6期, 第49-51页。 

　　58 楚树龙、陶莎莎:《当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分析与对策研究》, 载《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11期, 第8-9页。 

　　59 赵汇、许晓丽:《“三维安全”优化中国周边安全态势的路径分析》, 载《太平洋学报》2013年第10期, 第85页。 

　　60 方长平:《多边主义与中国周边安全战略》, 载《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5期, 第47页。 

　　61 周士新:《中国安全外交与地区多边机制》, 载《国际安全研究》2014年第6期, 第90页。 

　　62 袁鹏:《关于新时期中国大周边战略的思考》, 载《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10期, 第32页。 

　　63 庞中英:《地区安全治理的未来:走向亚洲协调》, 载《国际安全研究》2016年第5期, 第3-21页。 

　　64 李开盛:《机制协调与未来亚洲安全架构》, 载《国际展望》2015年第4期, 第1页。 

　　65 Sun Ze, "Build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Asia-Pacific Region:Can China Contribut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Vol.37, No.5/6 (2015) , pp.279-287. 

　　66 陈小鼎:《区域公共产品与中国周边外交新理念的战略内涵》, 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8期, 第37页。 

　　67 雷建锋:《中国的中亚地区主义:一种治理型周边战略的建构》, 载《辽宁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5期, 第170页。 

　　68 祁怀高:《“一带一路”对中国周边外交与亚洲发展的影响》, 载《中国周边外交学刊》2015年第2辑, 第70页;石源华:《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周边外交的历史性新进展》, 载《中国周边外交学刊》2016年第1辑, 第25页。 

　　69 朱锋:《中国周边安全局势:我们正在面临什么样的新变化?》, 载《当代世界》2016年第4期, 第14-15页。 

　　70 周方银:《周边环境走向与中国的周边战略选择》, 载《外交评论》2014年第1期, 第36 -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