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报告要求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定这种自信，少不了科学理论的依据，更少不了实践的检验和对客观规律的把握。只要回顾30多年来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并从探索规律中预测未来的趋势，我们就会看到，这种自信来自两个主要依据：一是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最适合当代中国国情，二是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引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

　　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最符合当代中国的国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理论、社会实践、社会制度形态，归根结底属于科学社会主义范畴。中华民族今天之所以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首先是因为它在争取自身解放的过程中，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缘故。因此，要弄清为什么中华民族只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自身的伟大复兴，首先应当弄清楚当年它为什么会选择科学社会主义而没有选择别的主义，为什么走上了科学社会主义道路而没有走上别的道路。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夜的70多年中，中华民族为了在帝国主义列强的船坚炮利面前挽救危亡，曾使用过各种思想武器，但“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2]直到一次大战，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历史的结论。”[3]

　　十月革命之后，在中国爱国的知识界、思想界中，大体流行过以下几种思潮：一是民族主义，二是自由主义或个人民主主义，三是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思潮中，又分为民主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这几种思潮较量的结果，科学社会主义占了上风，得到了大多数先进知识分子的赞同和大多数中国人的拥护。民族主义虽然对于人们增强民族危机感和民族忧患意识、促使民族觉醒和团结奋斗具有积极意义，但它解释不了中华民族衰落挨打的根本原因，也拿不出解决中华民族危亡问题的可行办法。自由主义虽然有助于冲破封建思想的禁锢，解放和发展个性，但它把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摆在民族、国家的自由和权利之上，只看重少数知识精英的自由和权利，忽视甚至反对广大劳动群众的自由和权利，同样不可能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的思想武器。因此，无论民族主义还是自由主义，最终都没有被中华民族选作自身解放、复兴的指导思想。至于民主社会主义，它虽然强调公平、正义，但却反对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实质主张改良的资本主义，同样不符合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国情，解决不了中华民族解放和复兴的问题，难以成为中华民族奋斗的指导思想。

　　现在有人讲，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中国人接受，是受外国共产党蛊惑的结果，是一种历史的误会。这种说法并不是什么新发明，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流行过。对此，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写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曾作了很有说服力的回答。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4]

　　对近代世界的被压迫民族来说，要打倒压迫民族和封建势力，为本民族的发展扫除政治障碍，一般遵循的是资产阶级的学说，走的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道路。然而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却是在科学社会主义指导下取得的。究其原因，大体有三点：

　　第一，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物质承担者——中国共产党，同时肩负了无产阶级解放和中华民族解放两大历史使命，因此，既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本来应当由资产阶级负责完成的反帝反封建和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任务，因为资产阶级天生的软弱性、局限性而统统落在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肩上。从我们党创建之初的党员和早期领导人的经历可以看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从民族主义立场走向科学社会主义的，既是共产主义者，也是爱国主义者。

　　第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情况的结合，为中华民族的解放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案。我们党在奋斗过程中经过几次失败，终于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其中包括：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先实行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再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资产阶级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大资产阶级，另一部分是既有革命要求又有动摇性的民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领导的统一战线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参加；中国革命只能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建立党领导的完全新型的与人民血肉相连的人民军队；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中国革命战争可以而且只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战争，建立农村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事实说明，这些主张完全符合中国实际，因此在我们党领导下，用不太长的时间就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

　　第三，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者——中国共产党的广大党员，为中华民族解放进行的长期而英勇的奋斗，赢得了中国人民的信任。我们党成立时只有50多个党员，以后几经发展、锐减、再发展，到新中国建立时达到449万人。在这个过程中，为革命牺牲的党员和革命群众约有2000万人，仅民政部门公布的有姓名可考的烈士就有175万。共产党不仅武装反抗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相互勾结的反动统治，而且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捐弃前嫌，积极争取与国民党再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不仅深入民众，密切联系和紧紧依靠群众，而且给人民实实在在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从而用实际行动表明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和忠实代表。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正是通过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和共产党人的模范行动，认识和站到了科学社会主义一边。

　　胡锦涛同志在庆祝建党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将我们党的奋斗史概括为“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其中，第一件大事是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使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从此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第一次抓住了历史机遇。第二件大事是依靠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创造性地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使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积累了在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这第二件大事，正是我们党在完成第一件大事的基础上，面对当时的国际环境，审时度势，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再次抓住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是为中华民族立下的又一个大功劳。

　　近些年有一种舆论，认为当初如果继续搞新民主主义就好了，指责我们党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和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公有化都是错误的。这种看法要么是根本反对社会主义，要么是没有把问题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来分析。我们党是共产党，我们党的奋斗目标是在中国实行没有剥削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向人民承诺的。但是，面对旧中国留下的烂摊子和工业落后、科技力量薄弱、资金匮乏的实际情况，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和成立初期，曾考虑先重点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相应地实行新民主主义政策，待条件具备时，再重点发展重工业，相应实行社会主义政策。然而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朝鲜战争的爆发，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使发展重工业的问题显得十分迫切；另一方面，苏联答应对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给予全面援助，使以发展重工业为重点的设想具有了现实的可行性。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毛泽东于1952年在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一五”计划方针和听取周恩来、陈云与斯大林会谈情况汇报的会议上，提出了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毛泽东传》指出：“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毛泽东这个讲话表明，他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步骤、方法，同原来的设想，发生了变化。”[5]

　　可见，当年如果没有先进工业国苏联答应全面援助，我们当然只能按原计划先搞一段新民主主义，然后再搞社会主义。但是，当苏联表示同意全面援助时，如果我们党仍不及时改变原来的打算，相应作出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决策，那就不可能适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不可能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不可能在那么困难和那么短的时间里建成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也就不可能为今天的现代化建设提供那么坚实的物质基础，不可能有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且很可能直到今天仍然处于工业化初期，甚至连印度的水平都不如。因此，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不仅不是什么失误，相反是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抓住的一次历史性机遇，是意义不亚于推翻“三座大山”的巨大功劳。

　　但是，在向社会主义过渡中，我们党犯了“左”的急于求成的错误，使本来要用十几年完成的过渡，不到四年就过渡完了，这就难免出现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的问题。而且，在过渡完成以后，随着时间推移，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和计划经济体制也暴露出不少问题。对此，我们党曾提出过“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任务，甚至提出过“三为主、三为辅”的改革方案，即以国家与集体经营为主、以个体经营为辅，以计划生产为主、以按市场变化进行的自由生产为辅，以社会主义统一市场为主、以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为辅。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设想和试验后来要么未能坚持，要么根本未能实行。相反，随着指导思想的日趋“左”倾，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所有制上过于求纯、在计划管理上越统越死的现象益发严重。

　　面对这些问题，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于20世纪70年代末，抓住国内“四人帮”已被粉碎、广大群众强烈要求纠正过去“左”的错误，国际形势趋于缓和、西方国家实行产业结构调整、国际金融市场流动性增强等等有利条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适时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和实行改革开放总方针的决策，从而在前3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上，开始了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转变，使中国共产党在为中华民族复兴而奋斗的过程中第三次抓住了历史性机遇。

　　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继承、发展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在国内外政治风波、经济风险等严峻考验面前，紧紧依靠党和人民，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成功地将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开创了改革开放新局面；同时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引领改革开放的航船沿着正确方向继续前进。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和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顺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紧紧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提出并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战胜了国内与国际、自然界与社会的一系列严峻挑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里，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坚持和丰富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产生了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第二大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这一理论体系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指导我国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起来，使GDP达到年均增长9.8%，经济总量从世界第10位跃至世界第2位，进出口总额从世界第29位上升到世界第2位，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按第二个扶贫标准算），并在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所有这些事实都说明，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最符合中国国情。

　　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引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

　　什么是中华民族的复兴？自从孙中山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后，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表述。国外有的学者计算，中国自秦代以来，直至清代康乾时期，经济总量始终处于世界第一位，且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左右。如果这种说法是确实的，那么是否要到中国GDP重新占据世界三分之一，才算中华民族实现了复兴呢？我国从2010年起，GDP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但在世界经济总量仅占十分之一。现在国际上对我国GDP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的时间有各种推测，最短的说是2016年，最晚的说是2030年。无论长短，只要按现在的速度发展下去，中国GDP最终超过美国应当不成问题。但即使那时，中国GDP仍然不会占据世界的三分之一。因此，把这作为中华民族复兴的标志，我认为既不现实，也没有必要。

　　毛泽东在1956年说：“1911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45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45年，就是2001年，也就是进到21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和6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6]他还说过：“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7]后来，他又提出要在20世纪末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文化和国防现代化。[8]可见，按照他的观点，所谓中华民族复兴，就是要用50年内外到100年内外的时间，把中国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邓小平从毛泽东的这个设想出发，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三步走”战略。他说：“本世纪走两步，达到温饱和小康，下个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再走一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如果达到这一步，第一，是完成了一项非常艰巨的、很不容易的任务；第二，是真正对人类作出了贡献；第三，就更加能够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9]根据邓小平提出的战略，党的十五大把21世纪的头50年分为三个阶段，即头10年实现GDP比2000年翻一番，再用10年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并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这样的历史进程，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10]在这个基础上，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把21世纪头50年分为两个阶段，即头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到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把党的十七大报告说的202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改为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些表明，从新中国成立算起，大约要用100年时间，使中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我认为到了那时，就大体可以说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了。

　　如果上述理解不错的话，从现在起到2050年还有大约40年。这与鸦片战争至今的170年相比，时间当然不算长。但中国有句老话，叫“行百里者半九十”，意思是做一件事，越到临近完成，难度越大。从工业化的角度看，我国目前正处于最终达标的冲刺阶段。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这个阶段既充满机遇，也存在挑战和风险；挑战既有来自内部的，也有来自外部的；风险既有可以预见的，也有不可预见的。

　　首先，从国内看。在经济上，增长方式粗放和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仍然严重，产能过剩、民生欠账的问题突出，石油、铁矿石等能源、原料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粮食产量继续增加的空间越来越小，防范金融风险的任务越来越重，解决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问题的时间越来越紧迫，人民群众对提高生活品质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在政治上，党风不正、官僚主义严重、腐败案件频发的状况尚未根本好转，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新媒体的出现，遏制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和普世价值观等错误思潮泛滥的任务也变得更加艰巨，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越来越繁重。所有这些，如果处理不好，都会直接影响到社会的稳定。

　　其次，从国际看。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利用自己经济、科技、军事、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优势地位，对中国采取遏制加接触两手政策。在遏制方面，它们挑拨其他国家与中国的关系，鼓动、组织中国周边的反华势力，支持、资助中国内部的分裂和敌对势力。近年来，我国与周边一些国家在领土、领海问题上的争端加剧，国内颠覆政权活动和民族分裂活动呈上升趋势，背后都有它们的插手。在接触方面，它们对我国着重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早在1945年，美国政治家杜勒斯就提出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战略。他说：“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变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能不知不觉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经过偷换的价值观念。”“我们要从青少年抓起，要把主要的赌注压在青年身上，要让它变质、发霉、腐烂。”“文学、戏剧、电影——一切都将表现和歌颂人类最卑劣的情感。我们将使用一切办法去支持和抬举一批所谓的艺术家，让他们往人类的意识中灌输……一切不道德行为的崇拜。”“我们将不知不觉地，但积极地和经常不断地促进官员们的恣意妄为，让他们贪贿无度，丧失原则。”“只有少数人，极少数人，才能感觉到或者认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会把这些人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把他们变成众人耻笑的对象。”[11]为了实施“和平演变”战略，他们不惜拨付巨额资金，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寻找和培养“利益代理人”。事实证明，他们的这套做法确实收到了一定成效。

　　最早提出要警惕和反对“和平演变”的战略是毛泽东，后来，邓小平也多次提醒人们注意这个问题。他说：“美国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美国现在有一种提法：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我们要警惕。资本主义是想最终战胜社会主义，过去拿武器，用原子弹、氢弹，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现在搞和平演变。”[12]陈云也说过：“从历史事实看，帝国主义的侵略、渗透，过去主要是‘武’的，后来‘文’、‘武’并用，现在‘文’的（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突出起来，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搞所谓的‘和平演变’。”[13]江泽民主持中央工作后，针对新的情况进一步指出：“西方敌对势力加紧以各种手段和方式对我国施行‘西化’、‘分化’的政治战略，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不断利用所谓人权、民主、自由、民族、宗教问题和达赖、台湾问题等向我们发难。他们还与流亡在外的所谓‘民运分子’和我国境内的敌对分子相勾结，企图联手行动。我们与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在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上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这是阶级斗争在我国一定范围内仍然并将长期存在的主要表现。”[14]

　　另外，在领土、领海、市场、资源、金融等问题上，我国与相关国家的矛盾也在加剧。例如，我国周边一些国家在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耸涌下，加大了与我国领土领海的争夺；欧美国家贸易保护主义上升，一些资源大国抬高出口价格，美国搞量化宽松、滥发货币，等等。

　　指出这些风险，不是要被它们吓住，而是要使自己保持清醒，防止被成就和胜利冲昏头脑。我们党自诞生之日起，从来是在困难和战胜困难中度过的。同样，对于今天和明天的困难，也要树立战胜它们的信心和勇气。因为，我们面前既存在困难，也存在战胜困难的有利条件。其中最为有利的条件，就是我们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能保证在政治稳定中高速发展的制度优势。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15]报告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保障。

　　人类的发展道路具有多样性，可以也应当相互借鉴，但不存在“普适”的模式。我们不赞成中国照搬别国经验，也不赞成别国照搬中国经验。如果说有一个“中国模式”，这个模式只能是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一种模式。如果说有一条“中国道路”，这条道路只能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如果说这条道路具有“普适”的意义，这个意义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具体情况相结合。有人说“中国模式”是“一党执政加市场经济”，这种理解过于偏颇。中国发展速度之所以比较快，在最近世界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中受到的冲击之所以比较小，并不是由于中国只有一个党执政，更不是由于这个党实行了什么专制制度，而是由于这个党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民主集中制为制度的党；并不是由于中国实行了市场经济，而是由于这个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联系，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服从国家宏观控制的市场经济。事实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有利于调动人的积极性，有利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又有利于提高决策的效率，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利于社会各种利益群体的总体和谐，有利于各个民族、各种信仰的人在祖国统一、民族复兴大业基础上的大团结。这个制度已经保证了当代中国过去30多年的发展，也一定可以保证它在今后的发展。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优势。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行动指南，而这个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16]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在进入新世纪后提出的。它的要点是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更加突出发展的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使经济建设与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全面推进；实现速度和经济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和集体、局部和整体、当前和长远的利益。它所针对的，正是中国发展中已经出现和将要出现的各种问题。可以预见，只要把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中国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将会得到有效的克服和抑制，中国的发展一定可以实现可持续。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和平发展的外交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外交上的延伸，就是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近代以来曾有过受尽欺凌、侮辱的历史，与世界上各被压迫民族有着共同的命运和感受。新中国成立不久，周恩来总理便同印度、缅甸的领导人提出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又在印尼万隆召开的亚非29国首脑会议上提出求同存异、加强团结的方针，坚定站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一边，积极发展同尚未建交的西方国家之间的民间外交，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尊重和广泛赞誉。20世纪70年代，中国调整了外交工作的战略，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打开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改革开放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我们党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作出了新的判断，并改变了一度实行的“一条线”战略，奉行互利共赢的全方位的开放战略，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坚持同发达国家加强战略对话，贯彻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务实合作的方针，深化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友谊，积极参与多边事务和热点地区问题的解决，推动国际秩序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自身发展营造了相对和谐的国际环境。

　　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和走和平发展道路，并不意味着中国为了发展就会吞下任何侵害其核心利益的苦果。西方某些政治家误认为中国会服从美国的战略利益，任何情况下都会忍受。中国近代和现代历史表明，中国从来没有威胁和欺负过别人而总是被别人所威胁和欺负。中国选择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意味着即使今后强大了，也绝不会以强凌弱，更不会像当年德国、日本那样，为了和先期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争夺殖民地而发动侵略战争。同时，从新中国对国家独立、领土和主权完整的一贯立场上也可看出，在涉及领土、主权的问题上中国从不惧怕威胁，也从来没有退让过、妥协过。新中国成立初期，尽管综合国力还很弱，国内困难很多，但为了国家安全，仍然出兵抗美援朝，并且进行了中印边界、中苏边界、中越边界的自卫反击战，下决心成功研制了“两弹一星”。今天，我国综合国力与那时相比不知强大多少倍，如果有人想乘机侵害中国的领土和主权，更是不可能得逞的。以中国的幅员、人口和经济总量，只要自己不乱，任何外来势力都奈何不了我们。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历史告诉我们，中华民族要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困难，最关键的条件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今天，要把中国13亿人民团结在一起，沿着正确道路前进，保持昂然向上的精神状态，并使中国最大限度地处于外有和平、内有稳定的环境，除了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政治力量能够做到。习近平同志在2012年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结业式上，概括了我们党经过长期奋斗形成的理论优势、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和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优势等五个独特优势，无论对于我们充分认识坚持党的领导的必要性，还是珍惜、继承和发扬党的这些优良传统和宝贵资源，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中共灭亡论”、“中国崩溃论”等论调，帝国主义预言家们自从我们党成立和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在唱，已经唱了90多年。但我们党和国家并没有被骂倒，相反，伴随骂声不断壮大。因为，我们党有一个立党为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有一个最为科学并不断与时俱进的指导理论和重视理论学习、不断总结经验的传统，有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一个从中央到地方、遍布各系统各领域的严密组织系统和纪律检查系统，有一个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传统作风，有一个为中华民族复兴奋斗90多年和执政60多年的历史。正是这些，使她具有长盛不衰的生命力，有凝聚13亿人民的亲和力，有带领人民共同奋斗的动员力，有克服一切困难而不被困难所征服的战斗力。

　　我们党过去曾犯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有时犯的还是大错误，即使今天也有缺点、错误，今后也不能保证不犯错误。但是，这些缺点和错误并不代表我们党的本质，与我们党为中华民族复兴已做出的和正在做出的贡献相比都是第二位的；而且，我们党具有勇于承认、改正错误和善于从错误中汲取教训的精神和能力，历史上犯过的错误都是我们党自己发现、自己纠正的。

　　我们党在不同时期也出现过叛徒、汉奸、野心家、腐败分子等形形色色的坏人，有的还是高级干部，甚至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今后也不能保证不出这样的人。但是，这种人在任何时候都是极少数，被凝聚在中国共产党身边的，绝大多数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而且，那些坏人尽管有时看起来不可一世，但迟早都会被揭露出来。这是因为，我们党的性质、宗旨、纲领、路线、作风决定了，她对一切信仰马克思主义、立志为国为民效力的人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她与一切以权谋私、贪赃枉法的行为都格格不入。

　　我们要看到一部分党员干部腐败和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蔓延，又要看到绝大多数党员和广大基层干部在为国家为人民积极工作、默默奉献、忍辱负重；要看到人民群众对我们党一部分党员和干部腐败行为的确强烈不满，又要看到现在有相当多的人特别是青年学生强烈要求入党；要看到要求入党的人中的确有很多动机不够端正，又要看到对于大多数党员来说，入党动机往往都是通过入党后的教育和学习、实践，逐步加以端正的；要看到有一些愿意为人民服务、品行端正的人，由于党内腐败现象而不愿意入党，又要看到大多数要求入党的人能够把腐败分子、腐败现象与我们党的本质加以区别；要看到新中国成立前的党员在党员比重中已越来越小，又要看到青年人成为党员主体是党保持活力、后继有人的象征；要看到群众中存在对党和政府工作的信任危机，又要看到广大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满意度、信任度与世界各国的同类民意调查结果相比，都是最高的。要看到我国存在“中间梗阻”的现象和一些方面效率不够高的问题，又要看到我国各级政府的执行力总体上还是很强的，起码不比发达国家差。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闭幕后同中外记者见面时说：“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近代以后，我们的民族历经磨难，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自那时以来，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无数仁人志士奋起抗争，但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团结带领人民前仆后继，顽强奋斗，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17]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只要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全面小康社会就一定能如期建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夙愿就一定能最终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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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毛泽东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14;1471;1515.

　　[5]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236-237.

　　[6]毛泽东文集，第7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56-157.

　　[7]毛泽东文集，第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02.

　　[8]毛泽东文集，第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16-162.

　　[9][12]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51,224;325.

　　[10]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6.

　　[11](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 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修订版)[M].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1-3.

　　[13]陈云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70.

　　[14]江泽民. 论“三个代表”[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61.

　　[17]习近平.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N]. 人民日报，2012-11-16.

　　作者简介：

　　朱佳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兼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北京市，100009。

　　责任编辑 马相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