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1]要深刻理解这一重要论断，首先需要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指出，社会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从一定意义上说，邓小平理论、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是在不断探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展开，并一步步清晰和完善起来的。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呢？邓小平对此下了一个定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这个定义使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有了更加准确、深刻的认识。当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还需要继续弄清楚，但现在更需要我们弄清楚的问题在于：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者说建设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两个问题之间虽然有着直接的关联，然而并不完全是一个问题，不等于弄清楚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就自然而然地弄清楚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就开辟出来了，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概念，直到党的十二大才由邓小平正式提出。而且，十二大报告也未能对这个概念的内涵作出解释。党的十三大到十六大历次党的代表大会的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分别下了定义，也作了扩充和阐述，但是，都未能用明确的语言对它的内涵加以概括。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给出完整表述的是党的十七大报告。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接着，胡锦涛在纪念建党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又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概念，并把它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合在一起，作为党和人民通过90年奋斗取得的三个最重要的成就。

　　党的十八大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概念作了进一步丰富，增加了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内容；在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时，将科学发展观前面的“以及”两个字改为顿号，表明科学发展观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样，都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报告指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3]

　　以上过程说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随着实践的发展逐步清晰、不断丰富、日趋完善的。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所说：“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也没有完结，还需要随着新的实践对它不断加以深化。

　　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呢？从现实、历史和未来这三个视角，可以得出以下三个认识。

　　从现实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

　　党的十八大报告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提法，最早出现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中，但当时并没有发挥。后来，党的十三大报告对此作了阐述，指出这是“我们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根本依据”。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们党越来越认识到这个判断的正确性和重要性，因此始终坚持这个判断，并把它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

　　自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以来，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共产主义是分为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其中的初级阶段称为社会主义社会。但是，这个社会的历史有多长？里面还有没有不同的阶段？如果有，不同阶段如何划分？对这些问题，长期以来并不很清楚，而且普遍存在把这个历史看短的倾向。例如，列宁就曾说过，那时的年轻人再过10年、20年就会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后来，他承认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因此实行了新经济政策。然而，斯大林在1936年就宣布建成了社会主义，1938年即提出5年内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卫国战争结束后，他又在1952年说，苏联已处在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时期。对此，赫鲁晓夫说得更加绝对，提出从1959年算起，12年内（即1971年）达到共产主义；在苏共二十一大甚至宣布苏联已进入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的时期。他的继任者虽然对这种过于冒失的言论进行了纠正，但仍然提出苏联已处于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的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同样碰到了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问题。1958年“大跃进”高潮中，“左”的急于求成的思想占了上风。所谓急于求成，其中一“急”是急于提高经济建设速度、增加产品数量、实现“超英赶美”；还有一“急”，就是急于进入共产主义。那时有的文件说：“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有的文件甚至提出，在第三个五年计划以前（即1967年）进入共产主义。上面急，下面更急。有的县提出“2年进入共产主义”，“大战200天进入共产主义”。后来，随着共产风、浮夸风等问题的暴露，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的头脑逐渐冷静下来。在195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说：“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行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会议决议明确指出，“现阶段仍处在社会主义社会”。[4]在接着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武昌会议）上，毛泽东又说：“我们现在是一穷二白，五亿多农民人均年收入不到八十元，是不是穷得要命？我们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5]1959年底，他在小范围里甚至说到：“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6]然而，他对这个思想没有很好发挥，后来更把阶级斗争当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使党和国家在发展道路上出现了严重偏差。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7]他这样说，很大程度就是针对我们党过去在社会主义阶段问题上的模糊认识。他还说：“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8]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以这个判断作为依据的。

　　党的十三大报告在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时指出：“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9]报告还具体分析了作出这个论断的根据。

　　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十五大报告在十三大报告的基础上，作出了进一步规范性的表述，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逐步转变为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历史阶段；是由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科技教育文化落后，逐步转变为科技教育文化比较发达的历史阶段；是由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逐步转变为全体人民比较富裕的历史阶段；是由地区经济文化很不平衡，通过有先有后的发展，逐步缩小差距的历史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完善比较成熟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体制的历史阶段；是广大人民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自强不息，锐意进取，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精神文明的历史阶段；是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10]

　　党的十三大、十五大强调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我国GDP尚处于世界的第五、六位。然而现在，我国GDP按汇率计算已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是否还能说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呢？对此，只要看看以下几方面的数据就清楚了。

　　首先，我国经济成果按人均计算，各项指标仍然偏低。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2011年，根据汇率，中国人均GDP为5445美元，只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10035美元)的一半多一点，是发达国家人均的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在世界215个国家和地区排名中居90位左右，属于中等收入国家。按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1年的报告，中国人文发展指数排在世界第101位，也是很靠后的。我国大部分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在世界排名中虽然处于前几位，但按人均计算都很低。例如，2011年的钢产量为6.8亿吨，但人均只有500公斤，只相当于日本、韩国的一半；粮食产量为5.7亿吨，但人均只有420公斤，低于世界人均450公斤的水平。

　　其次，我国发展存在着粗放和不平衡的问题。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的主要表现是，质量、效益不高，资源、环境、生态代价过大。发展不平衡的主要表现是，城乡、区域之间和不同行业、不同人群之间的收入差别都很大，其中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别由1978年的2.5∶1扩大到2011年的3.1∶1。而且，社会保障体系仍然不很健全，保障水平也偏低。

　　再次，科技创新能力不足。据世界银行对各国研究与开发经费支出占GDP比重的统计，中国2010年为1.7%(预计2015年为2.2%)，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美国为2.6%，日本为3.4%，德国为2.5%)。现在，许多中国制造的机电产品，核心技术仍然掌握在外国人手里，就连出口服装和鞋等技术含量低的产品，大部分品牌也是外国的。据媒体披露，中国生产的手机、计算机、数控机床售价的很大部分，支付给了国外专利持有者。苹果电脑公司生产的iPod，最终组成绝大部分在中国，但相关劳动力费用中，中国只占7.4%，每个岗位年收入不到2000美元，而日本每个岗位的年收入却高达5.54万美元。这不仅严重制约中国今天的发展，也影响今后发展的后劲。

　　又次，人口、资源、环境对发展的约束越来越大。目前，人口中性别比和老龄化的问题突出，劳动力无论绝对数还是在人口中所占比重都呈下降趋势。2012年，60岁以上的人口已占人口总数的14.3%（其中65岁以上的老人接近10%），预计到2020年将超过20%。另外，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高速发展，人均耕地、水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压力日趋加大。中国耕地原来就不足，仅有1.2亿公顷，占国土面积的10%，占世界耕地的7.9%，不但少于美国，也少于印度；人均耕地更少，只有0.09公顷，不到世界人均耕地的1/2。中国淡水资源占世界淡水的6.5%，人均仅有2100立方米，是世界人均的28%，列世界第125位；全国660多个城市中，2/3缺水，100多个城市严重缺水。各种地下矿藏的人均数也都不高，有些矿藏，例如铁矿，品位还很低。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虽然低于发达国家，甚至低于世界人均数，但绝对量已超过美国，处于全球第一位。无论从自身利益还是全人类利益出发，我们都必须大力推动低炭经济。所有这些，对尚处于工业化中期的中国来说，无疑是发展的制约因素。

　　以上说明，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虽然已经排在了第二位，但综合国力还很弱，发展阻力却很大，要达到发达国家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在西方很多研究机构和学者都预测，中国的GDP在不远的将来会超过美国。但从上述几个方面看，即便真的如此，中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人均GDP和综合国力仍然比不上美国，还只能处于发展中国家行列。

　　从历史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新中国头30年历史加以继承和发展的社会主义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11]这就告诉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即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只能是新中国头30年历史的继承和发展；二者之间是内在统一的关系，而不是相互割裂、相互对立的关系。

　　与新中国头30年相比，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从政治到经济，从文化到社会，无疑都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大致有以下几个表现。

　　第一，在指导思想上，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而变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全面发展；由一度僵化、封闭，变为改革开放，进而变为全面改革和全方位开放。

　　第二，在经济上，由单一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由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三，在政治上，由权力过分集中、党对政府事务包揽过多，变为党政职能适当分开，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由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民主权利缺乏保障，变为高度重视民主与法制建设，初步建成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由领导职务事实上的终身制，变为实行退休制、问责制、引咎辞职制、离任审计制；由干部选拔任用由少数人决定，变为票决制、差额选举制；由政务不透明，变为实行政务公开、决策听证等等。

　　第四，在文化上，由一度对教育科学文化的轻视、对知识分子的歧视、对文艺创作和演出的行政干预，变为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把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落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推进文化产业化，提倡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和尊重差异、包容多样。

　　第五，在社会生活上，由经济成分、利益关系、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和分配方式相对单一，变为日益多样化；由人的思想活动相对统一，变为独立性、选择性、多变化、差异性不断增强；由人口基本不流动、一切由单位管理，变为人口大规模流动，实行基层群众自治管理，促进社会组织发展，积极构建和谐社会。

　　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除了明显变化外，也有许多共性。看不到它们的变化，不可能看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究竟“特”在哪里；而看不到它们的共性，也不可能弄明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它们的变化把两个历史时期鲜明地区别了开来，而它们的共性又把两个历史时期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这些共性主要表现在：

　　第一，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虽然允许和鼓励包括私营经济在内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允许和鼓励资本参与分配，但始终坚持包括全民所有制经济在内的公有制经济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始终明确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和支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党执政的重要经济基础，是我国经济参与国际竞争的基本力量，是实现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并始终规定国家要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国有经济要控制国民经济命脉，要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虽然确定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但始终明确这种作用的发挥要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之下，要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要使国家计划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虽然不断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但始终注重防范国际经济风险，坚持自主创新的道路。

　　第二，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虽然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但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虽然不断完善国家的各项政治制度，但始终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各项根本和基本政治制度；虽然不断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但始终着眼于党对国家的有效治理。

　　第三，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虽然提出文化上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但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虽然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但始终强调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经济效益要与社会效益相统一。

　　第四，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虽然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作为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并且发展社会组织，进行和谐社会建设，但始终强调党在社会管理体制中的领导作用，建立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并在社会组织中开展党组织建设。

　　以上说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在基本面上是一致的。我们要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不能不正确认识这两段历史及其相互关系。在现实生活中，凡是怀疑和反对改革开放的，往往会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否定改革开放的历史，凡是怀疑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往往会用改革开放的历史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凡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看成“新民主主义回归”和“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或者看成“资本主义复辟”的，往往会把这两个历史时期加以割裂和对立；相反，凡是把两个历史时期加以割裂和对立的，也往往会反对或者曲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说明，如何看待这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是一个与如何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密切联系、高度相关的问题。

　　能否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还涉及对新中国头30年党和国家领导人、广大干部和群众所做贡献的评价，甚至涉及政权的安危和国家的存亡。清代思想家龚自珍说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12]就是说，要灭掉一个国家，先要否定这个国家的历史，这个国家的历史被否定了，这个国家也就不攻自灭了。他的这个观点已为大量历史事实所验证。当年日本帝国主义为霸占中国的台湾和东北三省，推行奴化教育，把台湾和东北历史从中国历史中剥离出去。陈水扁当政时，为了搞“台独”，竭力推行“去中国化”运动，要把台湾史从中国史中分割出去，把没有台湾的中国史放入世界史课本。他们都是妄图通过否定、割裂中国历史，达到灭亡、分裂中国的目的。当前，国内外敌对势力总喜欢拿历史尤其是当代史做文章，一方面丑化、诬蔑中国革命和革命领袖；另一方面，为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和大地主、大汉奸涂脂抹粉、歌功颂德。他们这样做，同样是为了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说过：“历史上不管中国外国，凡是不应该否定一切的而否定一切，凡是这么做了的，结果统统毁灭了他们自己。”[13]就是说，否定别人的历史可以达到否定别人的效果，否定自己的历史同样会酿出否定自己的苦酒。大量历史事实同样验证了这个观点。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掀起一场从否定斯大林到否定列宁、十月革命和苏联历史，再到否定马克思、恩格斯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逐步升级的运动，使人民群众产生严重的思想混乱和信任危机、信仰危机，最终导致苏共下台、苏联解体。今天，如果因为新中国头30年有失误有曲折就否定那段历史，同样会使我国人民产生严重的思想混乱和信任危机，使我们难以理直气壮地宣传新中国的历史。其结果，改革开放后的历史迟早也会站不住脚。那时，我们党和国家势必重蹈苏共和苏联的覆辙。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重申，“我们既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也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14]这里说的“僵化封闭的老路”非指改革开放前所走过的路。改革开放前，我们有过对所有制求公求纯、对经济越统越死的错误，有过“文化大革命”把市场调节、个体经济统统批成资本主义复辟和把学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统统批成“洋奴哲学”的错误。但是，不等于那段历史都是僵化和封闭的。否则，不仅与历史史实不符，也与《历史决议》和党的十八大报告相矛盾。说到“封闭”，首先要看到，在改革开放前的大部分时间里，先有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后有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与中国断绝经济来往。因此，在那段时间里，主要是“被封闭”，而不是自我封闭。再次要看到，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党中央、国务院也在努力排除“四人帮”的干扰，想方设法和西方做买卖。改革开放前30年最大的对外贸易“四三方案”，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由周恩来领导制定，由毛泽东亲自批准的。

　　从未来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奋斗目标的社会主义

　　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是共产党的最终奋斗目标，也是它的最高纲领。但是，“关于社会制度的主张，共产党是有现在的纲领和将来的纲领，或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两部分的”。[15]这是因为，共产主义是人类最理想最美好的社会，因此是共产党人奋斗的最高纲领。但是，要实现这个最高纲领，必须具备相应的条件，需要经过漫长的历史阶段和十几代、几十代人的奋斗。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党人必须针对每个历史阶段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纲领，也就是最低纲领或基本纲领。只有完成一个个具体纲领规定的任务，才可能逐步接近最高纲领的实现。想不经过为这些任务而奋斗的阶段，一下子达到共产主义，只能是不切实际的空想。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便是党在这个历史阶段的最低纲领。

　　党的十五大提出，我们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是：经济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政治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文化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后来，党的十七大又增加了社会上要建设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党的十八大又增加了生态环境上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概括起来说，就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纲领既没有超越中国现在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又没有脱离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而是在为将来进入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或者说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准备必要的条件。

　　当年，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体上比较顺利，很大程度得益于能够正确认识和处理那时党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关系。那时，我们党一方面要求所有党员必须为着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个党的最低纲领而奋斗，认为凡是“看不起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对它稍许放松，稍许怠工，稍许表现不忠诚、不热情，不准备付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而空谈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16]的人，都是有意无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不是自觉的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另一方面，始终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教育自己的干部和党员，要求每个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要悬着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而不顾那些共产主义敌人的无知的和卑劣的敌视、污蔑、谩骂或讥笑”。[17]一方面指出，如果不是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18]另一方面，时刻提醒全党，“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19]由于我们党善于把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辩证地统一在一起，没有因为要为最高纲领奋斗而轻视最低纲领，也没有因为要实行最低纲领而忘记最高纲领，所以带领人民仅用28年时间就推翻了压在中华民族头上的“三座大山”。

　　在带领人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我们党同样存在正确认识和处理党的最高纲领与基本纲领关系的问题。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与党的最高纲领之间，既有严格的区别，又有密切的联系。不完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纲领的任务，谈不上为最高纲领而奋斗；反过来，丢掉最高纲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就失去了方向和灵魂。好比一个人，前进的目标是南方，由于一时没有准备好出发的条件，可以先放慢脚步或在原地踏踏步，甚至倒退几步，但绝不能把身体转向北方而背向南方，因为那样即使出发条件具备了，也不可能向南走，而只会越走离原定目的地越远。因此，是否牢记党的最高纲领和最终奋斗目标，对于党能否领导中国人民完成基本纲领规定的任务，能否引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前进，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20]我们今天强调共产党员要牢记党的最高纲领、勿忘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并不是要党员现在就实行共产主义的政策，而是因为我们党当前正在经受长期执政、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考验，特别需要提醒广大党员，尤其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在各种诱惑面前保持清醒头脑，在各种困难面前保持必胜信念。实现共产主义当然是遥远将来的事，但绝非遥遥无期、虚无缥缈。否则，为什么我们党至今仍要求党员入党时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呢？共产主义不仅是指人类社会的理想制度，也是指一种思想体系和一种运动。党的十二大报告曾指出：“在我国，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人们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进行的运动，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和领导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候就开始了……共产主义的思想和共产主义的实践早已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21]如果说我们党在井冈山时代、延安时代、西柏坡时代，是共产主义理想支撑了广大党员的意志，那么今天距离共产主义总不会比那时更远。江泽民指出：“我们现在的努力是朝着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前进的，忘记远大目标，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不为实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纲领努力奋斗，同样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22]胡锦涛说：“革命先烈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所以能威武不屈，就是因为他们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坚贞不渝、矢志不移”；“现在，有的党员在矛盾面前畏缩不前，在困难面前悲观失望，在诱惑面前不能洁身自好，说到底，还是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不坚定。”[23]他们的论述都说明，党当前在为基本纲领奋斗的同时，要求党员牢记党的最高纲领、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不仅是完全可以的，也是非常必要的。

　　看一个党员在为党的基本纲领奋斗时，是否牢记了党的最高纲领、坚定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有客观评判标准的。对于普通党员，就是看他在执行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时，是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了，是否发扬了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了，是否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勤奋工作、廉洁奉公了，是否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了，是否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了。对于党的领导干部来说，除了要看以上这些之外，还要看他在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时，是否做到了全面、完整、准确；在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等体制改革时，是否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在领导经济建设时，是否同时注意了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自身建设；在作各项决策之前，是否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坚持把大多数人的利益放在了第一位。凡是这样做的，说明牢记了党的最高纲领、坚定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反之，则说明淡忘了、动摇了，甚至抛弃了。

　　前一阵子有一种提法，叫做“要把我们党由革命党变为执政党”。其理由是，我们党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执政而不是革命，因此应当尽快完成角色转换。这种提法是对“革命”的片面理解，是把“革命”与“执政”人为割裂和对立了。革命这个概念具有多种含义。有的是指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变革，即政治革命；有的是指组织和建设新的社会经济制度，这是社会主义革命所特有的内容；有的是指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精神状态，如革命精神；有的是指某一领域中的重大变革，如产业革命、科技革命等。因此，社会主义革命并不仅指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而是指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整个过程。就是说，社会主义革命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狭义的革命结束了，但广义的革命并没有结束。“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在“左”的指导思想发展到极至下的产物。它的特定含义是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仍然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而且“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继续革命”的重要方式。这种“左”的“继续革命”的理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已经被否定。但是，否定这种“继续革命”的理论，并不意味着否定了本来意义上的继续革命。对于这个问题，《历史决议》曾用很大篇幅作过专门论述。它指出：“我们坚决纠正‘文化大革命’中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口号的错误，这绝对不是说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不需要坚决继续进行各方面的革命斗争。社会主义不但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而且要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逐步消灭一切主要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足而造成的重大社会差别和社会不平等，直到共产主义的实现。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革命。我们现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进行的斗争，正是这个伟大革命的一个阶段。”[24]可见，我们党并没有认为自己的革命任务已经完成了，不再需要继续进行革命斗争了。就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讲到加强军队全面建设时，仍然把军队的革命化建设包括在内，仍然要求“持续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既然我们党领导的军队仍然是革命军队，怎么能说党不再是革命党了呢？这在逻辑上也是说不通的。

　　反对把党称为革命党，追根溯源，是受了“告别革命论”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这种观点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在实践上也十分有害。因为，它很容易把我们党的执政混同于资产阶级政党的执政，从而丢掉党的最高理想和革命传统、革命作风、革命精神，助长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脱离人民群众。这些年，党的干部队伍和党风中发生的种种问题，与这种观点的散布不能说没有关系。准确讲，我们党现在是革命的执政党或执政的革命党。我们党仍然要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而奋斗，要继续发扬革命精神、继承革命传统，并用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去教育和影响下一代。否则，不仅我们党会失去方向、灵魂和精神支柱，整个社会也会成为只顾眼前、只讲利益的社会。邓小平曾说过：“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25]他的这番话也说明，我们党执政后并非不再是革命的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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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2]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5-16;49.

　　[12]龚自珍.龚自珍全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22.[13]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2月2日)[J].党的文献，2007,(5).

　　[15][18][19]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86;706;706.

　　[16][17]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59;1059.

　　[21]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6.27-28.

　　[23]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621.

　　[24]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844-845.

　　作者简介：朱佳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兼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北京市，100009。责任编辑 马相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