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全党上下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大力整顿党风的一系列决定、措施的新形势下，在即将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大背景下，举办陈云党风廉政思想研讨会是十分必要和非常及时的，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陈云同志这一著名论断，全党上下几乎都知道，也都认同。但是，执政党的党风问题究竟指什么，包括哪些内容？党在执政条件下尤其在改革开放时期，为什么要更加重视党风问题？解决执政党党风问题应当抓什么，怎么抓？对于这些，认识可能就不那么明确和统一了。

　　把陈云同志自延安时代到新中国建立再到改革开放时期的论述贯通起来看，他所说的执政党党风，不仅指党的作风，也指党的思想、党的纪律；他所说的要抓紧执政党党风问题，不仅指要办案，更多的指对党员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在思想上、纪律上、作风上的从严要求。

　　早在延安时代，陈云同志就指出：共产党员“不仅应该为党在各个时期的具体任务而奋斗，而且应该确定自己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到底的革命的人生观。”他强调：“不是每个积极参加抗日战争的人都可以成为党员的。”他说：“谁要是放弃了革命的和党的立场，谁就丧失了共产党员的资格。”今天，我们党的主要任务是带领人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但党的远大理想和最终奋斗目标仍然是实现共产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大后的一次讲话中指出：“革命理想高于天。没有远大理想，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也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可见，端正党风在任何时候都要把对党员思想上的从严要求放在第一位。

　　思想上从严要求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那时有的领导干部出国考察回来，对“四项基本原则”产生怀疑，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途失去信心。陈云同志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有些人看见外国的摩天大厦、高速公路等等，以为中国就不如外国，社会主义就不如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就不灵了。对于这些人，我们要进行批评教育；对其中做意识形态工作的同志，经过教育不改的，要调动他们的工作。”

　　什么叫纪律从严呢？从陈云同志的论述中看，首先，纪律不能仅仅对一般党员适用。“党内不准有不遵守纪律的‘特殊人物’、‘特殊组织’。”其次，遵守纪律是无条件的。无论组织、多数、上级、中央的决策正确与否，行动上都必须服从，同时有权按党章规定提出建议，或保留意见。再次，要同破坏纪律的行为做坚决斗争。对于有意破坏纪律者要给以处分，情节严重的应开除出党。

　　对于作风从严，陈云同志讲得最多的有以下几点：

　　一是维护群众利益。他在延安时代就指出：“当权的党容易只是向群众要东西，而忘记也要给群众很多的东西。”新中国成立后，他虽然主持全国财经工作，但总是有意识地把做好民生工作与执政党的党风问题联系起来考虑。他在兼任商业部长时说：“商业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六万万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广大的城乡人民对我们是否满意。”“三年困难”时，他把积极想办法解决人民群众的生活看成是国家大事，说如果“我们不切实想办法解决，群众是会有意见的。人民群众要看共产党对他们到底关心不关心，有没有办法解决生活的问题。这是政治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党内对调整方针认识不统一，致使财政一度出现严重赤字，物价大幅上涨。他说：“这种涨价的形势如果不加制止，人民是很不满意的。经济形势的不稳定，可以引起政治形势的不稳定。”

　　二是严惩以权谋私。早在延安时代，陈云同志就说过：执政党的党员损害群众利益，“特别容易引起群众的不满。你有枪，又当权，群众看到了也不敢讲。所以，一定要严格要求我们的党员和干部，……有人做了违背群众利益的事，就要给以严肃的批评，以至纪律处分。对于违法的人，例如贪污分子，还要发动群众去斗争，并绳之以法。”1982年初，陈云同志在反映沿海省份不法之徒内外勾结、大搞走私，涉及不少党员干部的信访简报上批示：“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在打击严重经济犯罪的斗争取得重大成果后，他又指出：“我们绝大多数党员是不谋私利的，但因谋私利而犯法、犯错误的党员也不是一个很小的数量。”“对于利用职权谋私利的人，如果不给以严厉的打击，对这股歪风如果不加制止，或制止不力，就会败坏党的风气，使党丧失民心。”

　　三是切实发扬民主。延安时代，陈云同志就一再告诫：“领导着政权的党、领导着军队的党，自我批评更加重要。因为党掌握了政权以后，犯了错误会更直接更严重地损害群众利益。”为此，他对党员领导干部提出了三点要求。首先，要放下架子，少给人扣大帽子；其次，要正确看待个人的威信和面子；再次，要提倡讲不同意见。他常说：“相同的意见谁也敢讲，容易听得到；不同的意见，常常由于领导人不虚心，人家不敢讲，不容易听到。”“在党内不怕有人说错话，就怕大家不说话。”“有钱难买反对自己意见的人。……能够听到不同声音，决不是坏事。这和同中央保持一致并不矛盾。”

　　四是反对言行不一。他指出：“我们共产党是言行一致的政党”，“绝不能像剥削阶级政党那样，党员可以说假话，鬼话连篇，欺骗人民。”对于说假话而不改正，并且越说越多、越说越大的人，不管过去有多大功劳，“应该立即开除出党，没有价钱可还。”

　　党在执政条件下，特别在改革开放时期，为什么要格外重视党风建设？在陈云同志看来，主要有以下四点原因。

　　第一，剥削阶级意识的影响。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陈云同志在讲到党执政后为什么仍然会出张国焘这类人物时说：“我们是处在有阶级的社会里，现在阶级没有消灭，就是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意识还要长期存在。这种社会情况、阶级意识还会反映到党内来。”新的历史时期，他在分析党风问题时，又指出：“‘一切向钱看’的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正在严重地腐蚀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那种‘人不为己、天洙地灭’的资本主义哲学，那种不顾国格、人格的奴才思想，就是危害社会主义事业的因素。”

　　第二，党的地位变化的影响。当我们党只在抗日根据地执政时，陈云同志就注意到执政给党风带来的新挑战。他说：“当权的大党，领导干部很可能成为官僚。”当我们党执掌了全国政权后，他又说：“从前在瑞金、延安时，想腐化也很难。现在腐化很容易。我们对于执政以后党内的状况是不能盲目乐观的。”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后，他进一步指出：“党在全国执政前和执政后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从中央到基层政权，从企业事业单位到生产队的领导权，都掌握在党员手里了，党员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种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许多贪污犯本人就是党员，即使贪污犯不是党员，他们能够贪污，也是靠某些共产党员的保护。”

　　第三，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竞争的影响。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审议“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陈云同志指出：“这次体制改革涉及范围相当广，广大干部还很不熟悉，在进行中还会出现一些现在难以预见的问题。”他赞成“决定”里有一句关于“竞争中可能出现某些消极现象和违法行为”的话。他说：“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个问题，不进行必要的管理和教育，这些现象就有可能泛滥成灾，败坏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那时，有些地方把党纪与改革对立起来，提出给改革“松绑”的口号。对此，陈云同志指出：“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共产党不论在地下工作时期或执政时期，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党的纪律。”

　　第四，对外开放的影响。改革开放初期，陈云同志就说过：对外开放是完全正确的，要坚持。但同时要看到，对外开放不可避免地会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的侵入。例如，一说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有些党政军机关、党政军干部和干部子女就蜂拥经商。他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一定要抵制和清除这些丑恶的思想和行为，要动员和组织全党和社会的力量，以除恶务尽的精神，同这种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

　　陈云同志的论述中既有关于党执政后要格外重视党风问题的谆谆告诫，也有抓紧抓好党风建设的具体主张。这些主张大体可以概括为以下五点。

　　第一，要对广大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加强政治教育和党性教育。陈云同志认为，少数党政军机关和党政干部之所以同不法分子相互勾结，行贿受贿、走私贩私，形成一股歪风，这与放松思想政治工作、削弱思想政治工作部门的作用和权威有关。他指出：“应当把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内容。”他针对“共产主义遥遥无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没必要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错误认识说：“民主革命时期，我们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党员和群众中的先进分子，才使党始终有战斗力，使革命取得了胜利。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更加要有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精神。”

　　第二，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主的干部选拔标准。陈云同志一贯主张选干部除了要坚持德才兼备外，还要把德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放在第一位。在党的十二大上，他强调：“一方面要大胆提拔，加快提拔中青年干部，一方面又要严格把好政治标准这一关。德才相比，我们要更注重于德，就是说，要确实提拔那些党性强，作风正派，敢于坚持原则的人。”那阵子有一种提法，叫做要选拔“开拓型干部”。陈云同志说：“开拓型也要，但首先要强调有德，有党性。德才兼备，才干固然要有，但德还是第一。我希望政治局、书记处要注意这样一个问题。”实践说明，把这一思想作为领导岗位选人用人的指导原则，是保持执政党良好党风的一项治本之策。

　　第三，要在党内提倡坚持原则、不怕得罪人的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陈云同志针对一些人错误总结“文化大革命”中过分强调斗争哲学的教训，怕矛盾、怕斗争、怕得罪人的现象指出：“目前在我们的党风中，以至在整个社会风气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是非不分。有些同志在是非面前不敢坚持原则，和稀泥，做老好人，而坚持原则的人受孤立。”他说：对这个问题，“应该把它提到全党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高度。要提倡坚持原则，提倡是就是、非就是非的精神。只有我们党内首先形成是非分明的风气，党的团结才有基础，党才有战斗力，整个社会风气才会跟着好转，才会使正气上升，邪气下降。”那时，党、政、军一些领导干部刮起一股向下属单位要高级轿车的风。陈云同志知道后，要求把这些车一律退回。他批示：“在这件事上，得罪点人，比不管而让群众在下面骂我们要好。”

　　第四，要发挥党的纪律检查部门的作用。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选举产生中纪委到党的十三大前夕，陈云同志就纪律检查部门的工作作出许多指示，集中起来，主要精神有三个。首先，纪检部门要把工作中心放在整顿党风、开展党性教育上。其次，要求纪检部门不怕困难，坚决维护党纪政纪。再次，纪检部门办案“必须实事求是，查清事实，核实材料”，并且在处理问题时“和本人见面。”

　　第五，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要以身作则。在端正执政党党风的问题上，陈云同志历来主张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是关键。例如，说到反对错误倾向，他指出：“最重要的，是在高级干部身上。只要上面的错误纠正了，下面的文章就好做了。”说到端正党风，他指出：“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要重视。要真正身体力行，作出榜样。”说到端正党风的措施，他指出：“关键是提高党员素质，尤其是提高高中级党员领导干部素质。”说到中央要求北京党政军机关在实现党风和社会风气根本好转中做表率，他建议：“做表率首先从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和国务院的各位同志做起。”

　　与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相关联的一个问题，是对干部亲属的教育和约束。陈云同志在198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希望所有党的高级领导人员，在教育好子女的问题上，给全党带个好头。决不允许他们倚仗亲属关系，谋权谋利，成为特殊人物。”那时，一些领导干部的子女出国留学，名为“自费”，实为外商赞助。他亲自出面，给这些领导同志写信，指出这样做不好，因为我们“自费”不起，劝他们把孩子叫回来。

　　陈云同志要求高级干部管好自己的亲属，也是从自己做起的。早在全国解放前夕，他给家乡老战友的孩子和自己的表弟回信，就提醒他们“千万不可以革命功臣的子弟自居，切不要在家乡人面前有什么架子和越轨违法行动。”改革开放初期，当他得知中小学教员待遇低、师范学校招生困难的情况后，便提出让师范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国家机关工作的二女儿“归队”，去学校当老师。

　　党的十八大闭幕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同中外记者见面时说：“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接着，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强调指出：“抓作风建设，首先要从中央政治局做起，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这些表态和举措，使全党全国人民的精神为之一振，也使一些多年积弊有所收敛，有力推动了党风的好转。这说明，只要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带头，执政党的党风是可以搞好的，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是可以保持的。面对当前的党风问题，绝不能掉以轻心、盲目乐观，但也不能悲观失望、束手无措。我们要结合贯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改进党风的一系列指示和部署，高度重视、深入研究和大力宣传陈云执政党党风建设的思想，使它为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发挥出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