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成的，它主要的历史使命和主要的历史功绩是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在这个领导集体中，同时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的只有邓小平和陈云两位。2005年，薄一波在《我对陈云同志的思念》一文中提到，党的八大选举陈云为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为中央总书记之后，毛泽东向大家介绍他们两位时说过的一段话：“陈云同志跟邓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今后要由他们“登台演主角”了。接着，他写道：“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小平同志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陈云同志作为这个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们卓越地发挥了‘登台演主角’的作用，成功地开创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①改革开放的历程说明，陈云担当的这个“角色”不仅十分出色，而且具有独特的作用。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指出的：“陈云同志积极支持和推动邓小平同志倡导的改革开放，并以自己长期领导经济工作的丰富经验，提出了许多影响深远的重要思想。”“在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蓬勃发展的伟大进程中，陈云同志作出了重大贡献。”②
陈云对改革开放的重大贡献，我以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十个方面。
一、率先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邓小平复出的问题，加快了邓小平成为党中央领导核心的进度，为启动改革开放赢得了宝贵时间
邓小平是在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再次遭受批判，并在“四五”天安门事件中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粉碎“四人帮”后，全党全国人民最大的心愿是早日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当时的中央副主席叶剑英曾多次向中央主要负责人进言，希望尽快解决这两个问题，但都被一拖再拖。这时，如果在中央最高决策层之外能发出呼应的声音，无疑有助于问题的解决。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之前，陈云主动与王震、萧劲光、耿飚、王诤相约，到会上提出这两个问题。会议原定议题是研究揭批“四人帮”问题、商定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和安排下半年工作，中央主要负责人在会议开始时特别打招呼，希望大家不要提“敏感”问题。但陈云不顾压力，仍然提交了事先经过字斟句酌的书面发言。他指出：“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0页。)事后，简报组要求他把这些话删去，那位中央主要负责人还亲自登门做他的工作，都被他拒绝。这一发言虽然最终没能在简报上刊出，但由于有全党全国人民的要求和中央决策层中正确意见的影响，再加上陈云、王震等人的坚决态度，那位中央主要负责人不得不在会议结束前的讲话中表示，“适当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于是，陈云在发言中又钉了一句：赞成“时机成熟的时候，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参见《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449、1450页。)，使这件事在党内正式会议上被敲定下来，从而拉开了拨乱反正的序幕。
过了四个月，邓小平终于恢复了被撤销的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职务，邓小平才得以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从思想上、舆论上、组织上为改革开放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成为改革开放的主帅。此后，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陈云始终以自己特有的威望，全力支持和维护邓小平在党中央领导集体中的核心地位，为改革开放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提供了重要保证。
二、带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实现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必须解决一系列重大历史遗留问题，为扭转会议方向，使其最终成为改革开放的起点发挥了重要作用
那次中央工作会议的原定议题是研究加快农业发展问题、1979年和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讨论李先念在1978年9月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并在进入正式议题前讨论工作着重点转移的问题。自从粉碎“四人帮”后，党内外对于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可以说已没有什么分歧和阻力。当时，影响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关键问题在于，受“两个凡是”方针的影响，“文化大革命”乃至此前的许多重大冤假错案尚未平反并且难以平反。这个问题不解决，党的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和民主集中制就得不到恢复，工作着重点就不可能顺利转移，改革和开放更不可能迈开步子。正是基于这一考虑，陈云在会议开始后的第三天作了一个事先准备好的小组发言，系统提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案、“文化大革命”中许多人被错定叛徒和特务、陶铸和王鹤寿等人所谓自首叛变，以及彭德怀的骨灰应予安放、天安门事件应予平反、对康生错误应予批评等应由中央考虑解决的问题。这篇发言在简报上登出后，立即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反响。他们纷纷表示，这些问题都是当前干部群众议论最多、关系全局的大问题，如果不能解决，人民心里不舒畅；同时又提出了诸如“一月风暴”、“二月逆流”的评价和压制“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关于“两个凡是”错误提法等许多“文化大革命”中间和粉碎“四人帮”以后的重大问题。
鉴于会议形势发生的变化，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力促中央主要负责人接受绝大多数代表的意见，对会上提出的问题一一表态，给予了令人满意的答复。尤其是邓小平针对新的情况，重新起草了在闭幕会上的重要讲话，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对会议作出了深刻总结，在事实上成为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同时，运筹帷幄、因势利导，促使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副主席，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等9人为中央委员，从而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以陈云、叶剑英、李先念为主要成员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了在思想、政治、组织等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三、竭力主张并成功领导了第二次国民经济调整，为改革开放在相对宽松的经济社会环境下展开发挥了重要作用
粉碎“四人帮”后，全国上下都希望尽快恢复和发展经济，改善生活。当时的中央主要负责人由于对十年动乱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状况认识不足，在指导方针上仍存在急于求成的“左”的思想，不切实际地提出“大干快上”、“全面跃进”等口号，造成经济上新的冒进和重大比例关系的紧张。对此，陈云在1978年2月的十一届二中全会时就提出了不同意见。他在小组发言中说：现在对农、轻、重的摆法在认识上不一致。“中国耕地少，人口多，是个基本矛盾”，要把农业搞好，除了学大寨，还要采取南水北调、建设商品粮基地、增加必要的农业投资等措施。“工业生产的重点在提高质量”，“质量不好是最大的浪费。”(《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470页。)同年7月，那位中央主要负责人在国务院务虚会上讲话，提出“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等“四个一点”的口号，具体说就是要用借款的办法，加快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陈云对李先念、谷牧等国务院领导说：大量引进国外新技术是正确的，但搞综合平衡的同志头脑要冷静；现在出国考察的人回来吹风，上面也往下吹风，无非一个是借款要多，一个是要再快一点，使一些同志不大好讲话，建议务虚会多开几天，听听反面意见。他强调，“不按比例，靠多借外债，靠不住。”(同上书，第1471—1474页。)同年12月，陈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小组发言中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既积极又稳重”的方针，工业引进项目“要循序而进，不要一拥而上。”“对于生产和基本建设都不能有材料的缺口。”(《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5、237页。)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决定在国务院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由陈云、李先念出任正、副主任。他们联名致信中央，指出当前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建议用两三年进行经济调整。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确定用三年时间，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由于各级领导在认识上不统一，实际工作过程中存在执行不力、行动迟缓的问题。1979年底，不仅基本建设的总规模没有降下来，相反财政收支出现建国以来最大的赤字，外贸进出口逆差20亿美元。到1980年底，基建总规模仍然没有压下来，财政、外贸继续保持巨额赤字，而且两年里增发货币130亿元，造成物价大幅度上涨。面对这种情况，陈云一方面通过调查研究，具体指导对宝钢等特大项目的取舍进退；一方面反复阐述国情与建设规模、利用外资与国内配套、引进项目与引进技术、速度与效益、新建与挖潜等辩证关系，以求从根本上克服各种有碍调整的错误认识。经过党中央、国务院的艰苦努力，八字方针最终得到了切实贯彻。到1981年底，农轻重的比例基本趋于合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有了很大改善，财政收支大体做到了平衡，物价也恢复了稳定。事实证明，这次调整为后来的全面改革和经济腾飞，都创造了十分有利的环境。
四、率先提出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应由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两部分经济组成的思想，为突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发挥了思想引导的重要作用
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核心问题，也是陈云考虑时间比较长的一个问题。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主持全国经济工作时就提出过“三为主，三为辅”的设想。经过“文化大革命”中的读书与思考，他对这一问题有了更加成熟的想法。1978年7月国务院务虚会期间，李先念根据陈云的意见，在总结发言中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命题。在陈云当时的用语中，市场经济与市场调节是混用的，二者是一个意思，都是指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市场调节。他在1979年3月撰写的一篇提纲中指出：“六十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在今后经济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中，实际上计划与市场这两种经济的比例的调整将占很大的比重。不一定计划经济部分愈增加，市场经济部分所占绝对数额就愈缩小，可能是都相应地增加。”(《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4—245、247页。)
后来，针对国民经济调整中一些人以扩大地方和企业自主权为借口，不执行甚至破坏国家计划，使综合部门难以统筹全局的问题，陈云强调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中，计划是主要方面，市场是从属方面，进而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这一提法虽然与党的十四大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不同，但正如十四大报告所说，它对于摆脱在计划与市场关系上的传统观念、形成新的认识，“对推动改革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页。)。对此，江泽民同志在纪念陈云诞辰9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陈云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率先批评过去计划工作中存在的弊端，“对推动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进行突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1995年6月14日《人民日报》。)
五、较早表态支持安徽等地包产到户的做法，为改革开放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虽然提出了许多在当时行之有效的措施，但在总的指导思想上还是坚持和改善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只允许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产计酬。然而，那时安徽等农业比较落后的省份实际上已经开始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有的还实行了包产到户。对此，引起上上下下热烈的争论，使一些已经推广包产到户的省份感到比较大的压力。正在这个关键时刻，陈云首先亮明了自己的观点。据当年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回忆，他当时首先是跟陈云同志商量。那是在一次人民大会堂开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应为1979年6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开幕那天——笔者注），大会休息时，他到主席团休息的地方对陈云说：安徽一些农村已经搞起了包产到户，看怎么办？陈云回答：“我双手赞成。”以后，他又同小平同志谈这个问题，邓小平说：“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实事求是地干下去。”他们的支持，使万里心中有了底。(见《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68页。)
1980年5月，邓小平发表谈话，明确肯定一些适宜包产到户的地方搞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不必担心这样搞会影响集体经济。这篇谈话给实行农村改革的地方以巨大支持和鼓舞，也给全国农村改革指明了方向。同年9月，中央召开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专门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并印发了会议纪要，指出在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实行包产到户是发展生产、解决温饱的一种必要措施。到1981年底，全国90%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1982年1月1日，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明确包产到户、到组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至此，农村改革的大势终于被确定下来。
1981年1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陈云在发言中提到了当初与万里的那次谈话。他说：“我记得很清楚，一九七九年那一次会议，万里同志给我讲，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这三句话，互相联系，一句都不能少。我看这个话是对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我们体制改革用的也是这样的道理。”(《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96—497页。)1982年，他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高度赞扬了当初安徽等地所实行的包产到户。他说：“一九六二年在北京我跟毛主席谈了一次话，我说恐怕个体经营跟合作小组在相当长时期内还要存在的。”“我只是根据家乡调查的结果，觉得个人搞积极性高一点。现在，万里同志在农村的工作，我说比从前大进了一步，比我那个时候大进了一步。”“现在的责任制大大超过了我那个时候的意见。所以，我说打破‘铁饭碗’是一场革命，其意义不下于公私合营。”(同上书，第521—522页。)这些话，充分印证了陈云在农村改革上所起过的促进作用。
六、率先提出对外开放也可以到国外投资办厂的主张，为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形成“走出去”战略、优化开放结构提供了重要思路
“文化大革命”后期，陈云部分恢复工作，参加国务院业务组，以受周恩来委托的名义，负责研究国际经济形势和对外贸易问题。那时，中美关系已经解冻，国内也在纠正极左思潮，使对外贸易由过去苏联东欧国家占大头变成资本主义国家占大头，对外技术引进也由过去面向苏联变成主要面向资本主义国家。陈云敏锐地觉察到这一变化，陆续提出了许多适应新形势的新观念、新对策。例如，他提出：“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不要把实行自力更生方针同利用资本主义信贷对立起来”，“不要被那些老框框束缚住”；(《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8、219页。)“对于商品交易所，我们应该研究它，利用它”(同上书，第222页。)；“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不这样做就是傻瓜”；“进口化肥设备，进口化肥，增产粮食，出口大米，出口肉类，就是大的加工出口，同进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的道理是一样的”；(同上书，第223、224页。)“要给推销商、中间商好处，在价格上使他们有利可图”(同上书，第226页。)，等等。在“四人帮”还没被粉碎的情况下，这些意见当然是不可能实行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借外债的禁忌被彻底打破。对此，陈云给予高度评价。他说：“‘资金不够，可以借外债’。这是打破闭关自守以后的新形势。愿意借外债给我们的国家纷纷到来。打破闭关自守的政策是正确的。今后在自力更生为主的条件下，还可以借些不吃亏的外债。”(《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同时，他大力提倡增加可靠的外汇来源，以增加还贷能力；主张在引进工作中“既要买工厂，又要更多地买技术，买专利”(同上书，第262页。)；要求在外贸体制改革中坚持“既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又要坚持统一对外”的原则，(《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39页。)做到“肥水不落外人田”。对于邓小平提出的试办经济特区和沿海城市对外开放的主张，陈云也一直持支持的态度，多次表示：“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08页。)他还赞成对国外要倒闭的钢铁企业投资、搞合营的建议，并把这一设想上升为对外开放的一种战略。他指出：“对外开放不一定都是人家到我们这里来，我们也可以到人家那里去。”(《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37页。)1984年8月，一份材料上反映美国制定的加勒比海法案刚刚生效，其中规定对该地区输往美国的“本地产品”（产值中本地制造者不低于20%）给予12年免税进口的最优惠待遇，建议我国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向该地区投资办厂。他看后当即批示，表示赞成。他还积极提倡劳务出口，在建议进口木材加工家具出口的简报上批示：“‘劳务出口’这件事很重要。中国人口多，不仅可以进木材、出家具，由此启发，其他方面也应大搞。”(同上书，第526页。)他的这些意见对于我国20世纪90年代制定的“走出去”战略，以及最终形成的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新格局，产生了积极作用。
七、强调处理好积极改革与稳步改革、搞活经济与宏观控制的关系，为使改革开放健康、持续地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陈云自1980年8月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后，不再兼任国务院副总理，只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兼中纪委第一书记，不再负责经济方面的具体工作。但他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工作一直十分关心，经常给予支持和鼓励。他早在1981年就指出：“现在搞的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了‘大锅饭’、‘铁饭碗’，它的意义不下于私营工商业改造。”“体制改革，农业先走了一步，我看工业、财贸系统也势在必行。”(《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88—489页。)1984年他又指出：“系统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当前我国经济工作面临的首要问题”。“打破这个‘大锅饭’，将会大大调动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干部进行四化建设的积极性，使我国的生产力获得一次新的大解放”。“政企职责分开很必要。这样做，一方面可以给企业比过去大得多的自主权，另一方面可以使各级政府部门从许多日常工作中摆脱出来，议大事，看全局，把宏观方面管住管好。”(《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6—337页。)但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工业、财贸的体制改革比农业复杂，“因此，工业体制改革的步子要稳。”(《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89页。)“体制改革涉及范围相当广，广大干部还不很熟悉，在进行中还会出现一些现在难以预见的问题。因此，必须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经验。”(《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8页。)“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同上书，第279页。)。
陈云自主持全国财经工作以后，一直向往把经济搞活，但由于种种原因而始终未能如愿。所以，当他1979年重新主持全国财经工作后，在集中精力抓国民经济调整的同时，也拿出相当精力考虑如何进一步搞活经济的问题。1980年12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讲话说：“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好作用，大大有利于经济形势的改善。农村人民生活改善了，市场搞活了，这是二十多年来少有的好现象”(同上书，第278页。)。会后，他又要求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用半年时间搞出一个怎么把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结合起来、把市场搞活的设想。1982年12月，他在同出席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上海代表团部分代表座谈时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效果显著。现在百货商店里的东西多得很，‘卖方市场’正在变成‘买方市场’。群众把票子拿在手里，好的就买，不好的就不买。这么好的形势，很久以来没有见过。今后要继续实行搞活经济的政策，继续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但他同时指出：“我们也要防止在搞活经济中，出现摆脱国家计划的倾向。……这就像鸟和笼子的关系一样，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那末，笼子就是国家计划。当然，‘笼子’大小要适当，该多大就多大。经济活动不一定限于一个省、一个地区，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也可以跨省跨地区，甚至不一定限于国内，也可以跨国跨洲。另外，‘笼子’本身也要经常调整，比如对五年计划进行修改。但无论如何，总得有个‘笼子’。就是说，搞活经济、市场调节，这些只能在计划许可的范围以内发挥作用，不能脱离开计划的指导。”(《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0页。)鉴于他后来表示同意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对计划经济所作的四点概括（其中讲到实行计划经济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指令性计划也必须运用价值规律）(同上书，第337页。)，所以这里所说的计划指导，与后来所说的宏观控制，大体上是一个意思。就是说，微观搞活不能离开宏观控制。
为什么改革既要态度积极又要步骤稳妥，经济既要搞活又要加强宏观控制呢？陈云解释说，这是为了使改革减少损失，使经济活而不乱。他指出：“因为试点而使改革的进度慢了，与为了加快改革的进度而不经过试点，以致改得不好，还要回过头来重新改，这两种损失相比，前一种比后一种要小些。”(《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29页。)他还指出：“计划是宏观控制的主要依据。搞好宏观控制，才有利于搞活微观，做到活而不乱。”(《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0页。)“搞活经济是对的，但权力太分散就乱了，搞活也难。”(同上书，第366页。)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价格与价值背离和国家财政补贴问题。对此，陈云的看法是：“有些价格是背离了，应该符合起来；但是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不能不背离。比如说，进口粮食是要赔钱的，就是按照粮食的卖价，我们市场还要贴钱。但是，粮食赔钱换得了市场稳定，有肉吃，有菜吃，给我们时间搞体制改革”(《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95页。)。他还说：按经济规律办事，这是一种好现象。但“对许多方面，在一定时期内，国家干预是必要的。”“从微观经济看，这是不合理的，似乎是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但如果国家不补贴，就要“大涨价，大加工资，经济上会乱套。”(《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8页。)国家财政可以逐步减少一些不合理的补贴，“但要从根本上取消补贴是不可能的。”“在我国，还是低工资、高就业、加补贴的办法好。这是保持社会安定的一项基本国策。”(同上书，第376页。)
改革开放30年来，宏观经济形势基本上没有出大问题，即使遇到风浪也能很快平息，这与陈云的谨慎态度和稳重主张是分不开的。就好比一匹马，既要让它跑，又不能没有缰绳；又好比一辆车，既要踩油门，又不能没有制动。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八、大力倡导并积极推动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为给改革开放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发挥了重要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陈云考虑的一个大问题是干部队伍的年轻化，或者说接班人问题。1979年3月，他在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就说：全国解放时的领导干部都快要“告老还乡”了，因此要找一到五个四五十岁的干部到财经委员会工作。不是当秘书，而是当“后排议员”。“这些人参与讨论问题，参与决定大政方针的事。培养这样的人，我看很有必要。”(同上书，第258页。)同年10月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他正式建议成立中央书记处，说这是国家的大计、党的利益。这个建议，他早在三中全会前的工作会议上就提过了。他说：“这可以使中央常委摆脱日常小事”，“也可以使年老同志减轻工作，也可以使汪东兴同志所管的工作大大减少”。(《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495页。)那时，陈云还不是中央常委。如果说那时他提出这个建议更多的是从政治角度考虑的话，那么这时再次提出，则主要是从干部年轻化的角度来考虑的。中央书记处于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成立，陈云在会上又指出：“现在从中央到县委，大部分人头发都已经白了。所以，有它的紧迫性，有它的必要性。现在我们主动地来选择人才，还有时间，再等下去，将来就没有时间了。党的交班和接班的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间，在我们中国党内，有过痛苦的教训，这一点，我不说大家也知道。”(《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9页。)对陈云的意见，邓小平十分赞成，他在1980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陈云同志提出，我们选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备。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把对于这种干部的提拔使用制度化。这些意见讲得好。”(《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6页。)
此后，党在提拔中青年干部方面虽然做了不少工作，但总体说，由于认识不一致而收效不大。于是，陈云利用1981年5月在杭州休息的时间，又写了题为《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的意见书，送给邓小平和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意见书提出，从现在起就要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让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在各级领导岗位上锻炼，让老干部传帮带，使党的事业后继有人。意见书还分析了一些老干部对选拔中青年干部缺乏紧迫感的原因，提出了选拔中青年干部和安置退居二、三线的老干部的具体措施。邓小平看后说：老干部方面的问题还没有处理好。于是，他又召集中组部和总政治部的同志开座谈会，形成了《关于老干部离休、退休问题座谈会纪要》。根据他的要求，十一届六中全会后，中央把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书记留下来开了3天会，专门讨论他的意见书和座谈会纪要。会上，陈云在讲话中特别解释了之所以要成千上万地提拔优秀中青年干部，尤其要提拔一些四十岁以下的人的道理。他指出：只提拔一两百个人不够用，只有成千上万地提拔经过选择的好的中青年干部，才能使我们的干部交接班稳定地进行。四十岁以下的人年富力强，可以经过三年、五年、十年的时间，有意识地培养，从中选出好的人。会上，邓小平表示对陈云的建议“双手拥护”。(同上书，第388页。)
要成千上万地选拔中青年干部，必然会碰到如何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和如何掌握选拔的政治标准的问题。早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陈云就提出要培养一批技术干部到各级领导机关里。在同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又指出：“必须肯定，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技术水平，应该来之于这些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水平的技术骨干。”(《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1页。)在关于选拔中青年干部问题的那份意见书中他还写道：“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必然涉及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十年内乱时期把知识分子说成是‘臭老九’，这种观点虽然已经受到批判，但是，党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提拔干部的政策远远没有实现。我们应该看到，没有老干部不能实现四化，没有大批知识分子参加到我们党的干部队伍中来，也决不能建成现代化的新中国。”(《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5—296页。)在他的建议下，中组部向中央作出了加强在中年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报告，并成立了技术干部局。陈云反复强调，选拔中青年干部一定要坚持德才兼备的标准，而且要把德放在第一位，把好政治标准这一关，“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三种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已经提拔的必须从领导班子中清除出去。他说：不能只看他们一时表现好，“到了气候适宜的时候，党内有什么风浪的时候，这些人就会变成能量很大的兴风作浪的分子”。(同上书，第301页。)他还特别提醒大家：“培养执笔的、写文章的中青年，选择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要特别谨慎”(同上书，第302页。)。
为了给中青年干部腾位置，1980年、1982年，中央先后作出了《关于设置顾问的决定》和《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此后，一批又一批的中青年干部被充实到了各级领导班子。从那时到现在，干部年轻不仅不再成为不能提拔的理由，相反成为提拔的一个重要条件；干部的知识化、专业化以及交接班的制度化，也在稳步推进。这中间，党内尽管出现过政治风浪，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班子并没有因此断档；相反，干部素质越来越高，选择余地越来越大。这不仅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在很大程度上也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交接班问题的解决积累了经验。所有这些，不能不说与陈云当年的努力有着密切关系。如果不是他高瞻远瞩，对成千上万提拔优秀中青年干部问题大声疾呼、抓住不放，而是顾虑重重，不紧不慢，小手小脚，今天的局面是可想而知的。
九、强调发扬党内民主及民主的制度化，为使改革向政治体制延伸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思想
陈云历来重视和提倡发扬党内民主，把它看成是党的生命。他在20世纪60年代七千人大会上说过，“发扬民主，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都是我们党的老传统”，如果不能发表不同意见，“我看人们就不会参加革命了，也不会愿意当这样的共产党员了”。(《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0页。)粉碎“四人帮”后，他评论“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不是民主制度、民主生活很不够，而是“党内民主集中制没有了，集体领导没有了”。(同上书，第274页。)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当选中央副主席后上台讲话，认为会议成功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充分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453页。)在中纪委第一次全会上，他回顾和总结了我们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提出中纪委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在党内真正实现毛泽东所提倡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9—243页。)所以，他在改革开放初期讲“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同上书，第273页。)，其中说的党风，主要是指党内的民主风气。
陈云强调党内要有民主，是与允许不同意见连在一起的，目的在于使领导了解全面情况，有利作出正确决策。十一届五中全会成立中央书记处时，他嘱咐说：“党的任何一级组织，允许不同意见存在，我看这不是坏事。有不同意见，大家可以谨慎一些，把事情办得更合理一些。允许有不同意见的辩论，这样可以少犯错误。一个人讲了算，一言堂，一边倒，我认为不好。这是讲民主方面。但是，又必须要有集中，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否则什么事情也做不了，一事无成。”(同上书，第270页。)1982年，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又讲：“我过去说过，不怕人家讲错话，就怕人家不说话。讲错话不要紧，要是开起会来，大家都不说话，那就天下不妙。有同志提不同意见，党组织应该允许，这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好现象。当然，有了不同意见，要在党内说，在你的那个党支部，或者在你的机关，按照组织程序和组织原则严肃地提出来。”(同上书，第275页。)1987年，他同当时中央一位主要负责同志谈话时特别提醒说：领导人有了一个意见之后，“可以先放一放，再考虑考虑，听听有没有不同意见。如果有不同意见，就要认真听取，展开讨论，吸收正确的，驳倒错误的，使自己的意见更加完整……如果没有不同意见，自己也要假设一个对立面，让大家来批驳。有钱难买反对自己意见的人……常常是，有不同意见的人，他不讲出来。能够听到不同声音，决不是坏事。这和同中央保持一致并不矛盾。”(《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1—362页。)
在陈云看来，党内民主不仅是一种风气，还应当是一种制度。早在1977年党的十一大上讨论《党章》修改草案时，他就针对其中关于党员对党组织决议、指示有不同意见有权在党的会议上提出并有权越级报告的规定说：应该加上“允许保留意见”。(《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462页。)1985年，他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强调：“坚持民主集中制，是党章规定的原则。历史经验证明，实行民主集中制，做起来很不容易。希望新进各级领导班子的中青年干部，要注意学会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事。在各级领导班子中，要充分发扬民主，倾听各种意见，特别要注意倾听不同意见。要照党章办事，不要一个人说了算。”(《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3页。)1987年，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进一步提出：“我们党内要强调一下，要有民主生活制度。常委多少时间开一次会，政治局多少时间开一次会，要立个规矩。常委会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应该分开来开。这是党内民主生活。民主集中制要坚持。”(同上书，第359页。)
由于我们党是国家的领导核心力量，因此，陈云强调发扬党内民主和民主的制度化，对带动人民民主的扩大、深化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党的十四大尤其十六大以来，党内民主制度建设和国家政治体制改革都取得了长足进展。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对代表大会常任制实行试点，完善党的各级全委会、常委会工作机制，推行地方党委决定重大问题票决制，建立健全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定期报告工作并接受监督的制度，改革党内选举制度等等。这些举措凝结着全党的智慧，其中也包含陈云生前的心血。
十、提醒广大党员干部要警惕改革开放中的消极东西、坚持理想信念、维护良好党风，为保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发挥了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推动我国以世界上少有的速度持续快速地发展，使我们党、人民、国家的面貌都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但同时，它也不可避免地给社会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邓小平就曾指出过：“开放政策是有风险的，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东西”(《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页。)，“肯定会带来一些消极因素”(同上书，第90页。)，“必然会有西方的许多坏的影响进来”(同上书，第306页。)。正因为如此，陈云作为中纪委第一书记，反复告诫广大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要“严重注意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的渗入”。他说：“对外开放，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用，是完全正确的，要坚持。但同时要看到，对外开放，不可避免地会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的侵入。这对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是直接的危害。”(《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5页。)在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简称《决定》）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他又指出，《决定》中说“竞争中可能出现某些消极现象和违法行为”，这句话提一下很必要。一方面要看到这些现象并不奇怪，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个问题，不进行必要的管理和教育，这些现象就有可能泛滥成灾，败坏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同上书，第338页。)针对少数党员、党员干部，特别是个别老党员、老干部不能与社会上的歪风作斗争，遇到歪风还跟着干的现象，陈云指出：“一说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有些党政军机关、党政军干部和干部子女，就蜂拥经商。……同一些违法分子、不法外商互相勾结，互相利用。钻改革的空子，买空卖空，倒买倒卖，行贿受贿，走私贩私，弄虚作假，敲诈勒索，逃避关税，制造和销售假药、假酒，谋财害命，以至贩卖、放映淫秽下流录相，引诱妇女卖淫等等丑事坏事，都出现了。”(同上书，第355—356页。)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呢？除了改革开放会有一定消极影响外，在陈云看来还有两个重要原因，那就是：第一，我们党处在执政的条件下，党员尤其是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手里都握有各种权力，可以使一些人以权谋私；第二，一些党组织放松思想政治工作，忽视精神文明建设，使一些人忘记了自己是共产党员，忘记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丢掉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所以，陈云一方面强调必须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明确“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页。)要求严厉打击利用职权谋私利的人，制止这股歪风，否则“会败坏党的风气，使党丧失民心”；(同上书，第331—332页。)另一方面强调，“必须在思想上纠正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现象”，“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者是不能分离的”(同上书，第354页。)。他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同上书，第350页。)“要使全党同志明白，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我们国家现在进行的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经济体制改革也是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改革。任何一个共产党员，每时每刻都必须牢记，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同上书，第347页。)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存在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尖锐对立。例如，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怀疑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贬损和否定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思潮。对此，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通过党的决议，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又如，在20世纪80年代末苏东局势动荡的国际大气候下，国内极少数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利用我们党工作中的某些缺点，掀起了一场旨在推翻社会主义政权的政治风波。对此，邓小平再次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坚决反对动乱。在这些关系改革开放前途、党和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陈云都坚定地站在邓小平一边，支持邓小平的正确主张。对于起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他表示，“要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同上书，第283—284页。)；并建议在决议中增加回顾建国前28年历史的内容，以便对毛泽东的功绩、贡献概括得更全面。在平息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期间，他以中顾委主任的身份，连续找一些老同志和老将军谈话，并召集中顾委常委开会，提出“现在是关键时刻，不能后退。如果后退，两千万革命先烈用人头换来的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会变成资本主义的共和国。”他要求大家“坚决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主动地多做干部和群众的工作。”(《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8页。)历史表明，陈云为保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使改革开放得以在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健康发展，发挥了独特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以上是我所总结的陈云对改革开放的十个重大贡献。陈云在改革开放中的贡献当然远远不止这些，即使从主要贡献的角度讲，也可以作出其他的概括。如果把上述贡献再提炼和概括成一句话，可以说陈云对于改革开放也像对现代化建设一样，更倾向于一种平衡发展和稳步前进的思路，为人们正确看待和处理发展、改革、稳定三者的关系，比较好地掌握发展的速度、改革的力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产生过和仍在产生着积极的影响。我以为，这正是陈云对改革开放重大贡献中最为核心的内容，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之所以获得巨大成功的最为深刻的原因之一。
胡锦涛总书记在陈云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指出：“陈云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开展和成功，为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巩固，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开创和发展，奉献了毕生精力，建立了不朽功勋，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威望，深受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尊敬和爱戴。”(2005年6月14日《人民日报》。)我们在改革开放30周年到来之际，回顾和评价陈云对改革开放的贡献，绝不仅是颂扬他的丰功伟绩，而是为了从这些贡献中得到启示，以便更好地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把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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