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邓小平复出前，美国有著作对他作过介绍。但总体上讲，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学者才开始对他进行严格意义上的研究。进入80年代，美国学者不仅较详细介绍其生平实践活动，而且着重考察其思想和中国改革开放实践。近十年亦即2005年以来，美国学者更广泛更深入地研究邓小平及其外交思想，本文将对近十年来的研究情况加以介绍。

　　一、对邓小平外交思想的正面评价

　　近十年美国部分学者对邓小平外交思想作出许多正面评价。这些正面评价可归纳为两方面：邓小平外交思想顺应世界发展新形势，结合改革时期中国实际，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外交思想；它对中国和亚太地区及世界具有重要意义。

　　1.邓小平外交思想顺应世界发展新形势，结合改革时期中国实际，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外交思想。

　　一是邓小平外交思想顺应世界发展新形势。

　　面对80年代初国际形势朝和平与发展方向发展的态势，邓小平改变过去联美遏苏“一条线”战略，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兰德公司高级研究员麦艾文指出：80年代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这一判断为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外交政策“奠定基础”；邓小平追求“更有国际性和有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外交政策”，亦即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随着80年代初美苏争霸态势发生变化，美国鉴于苏联对自己威胁减小，轻视中国战略地位。邓小平调整对美政策，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赵全胜和南卡来罗纳州查尔斯顿学院政治系教授刘国力指出：80年代初苏联国内腐败并陷入阿富汗战争之中，同时美国里根政府对苏联“强硬”，“大幅度增加国防开支”，美国联合中国以制衡苏联的需要减少，这促使邓小平确立“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丹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赵穗生指出：当80年代中国未面临严重安全威胁时，中国在美苏中三角关系中的战略地位随着苏联对美国威胁减小而下降，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80年代初中美两国在台湾等问题上一系列摩擦促使邓小平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乔治城大学对外服务学院教授罗伯特·萨特指出：1981年1月里根上台后，中美在台湾和人权等问题上产生一些摩擦；里根执政前期对华态度也推动邓小平决定同美国保持距离。

　　80年代初苏联愿意改善对华关系，邓小平调整外交政策以缓和同苏联关系。罗伯特·萨特指出：80年代初因国内领导人继位、经济难以维持和在波兰等地关系紧张，苏联国力下降，苏联“试图改善对华关系”；这同样促使邓小平决定“减少对苏联敌对行为”。

　　二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结合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实际。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现代化建设需要和平国际环境，为此邓小平80年代初确立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傅高义指出：邓小平80年代愿意中国与世界各国发展良好关系，与苏联恢复正常关系，原因之一是中国“需要和平环境从事现代化建设”。同时，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有助于增强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外交主动性。这也成为促使邓小平1982年确立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一个因素。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吉尔伯特·罗兹曼指出：邓小平1982年改变“一条线”战略，让中国与美国拉开距离，同时与苏联保持距离，以有助于中国外交走向主动。

　　但近十年美国学者在这方面亦有新观点，如认为，中华民族具有追求平衡和稳定的传统，是邓小平1982年确立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原因之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戴维·兰普顿指出：维护全球战略力量“平衡”与国际局势“稳定”是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外交政策重要内容，中国数千年来都追求“平衡和稳定”；“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让中国与美苏均“保持距离”。

　　三是邓小平外交思想亦是对毛泽东外交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罗伯特·萨特指出：80年代初邓小平“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主张中国依然发展“与第三世界国家关系”，此为毛泽东生前外交主张；但对毛泽东外交思想又“有所发展”，如将毛泽东70年代联美遏苏政策调整为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罗伯特·萨特看来，邓小平外交思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外交思想。

　　2.邓小平外交思想对中国和亚太地区及世界具有意义。

　　一是邓小平外交思想对中国具有重大意义。

　　首先，有助于80年代后中国与美苏同时发展正常关系。赵全胜和刘国力指出：1982年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后，中国继续发展与美国关系；同时改善与苏联关系。1989年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苏联解体后，中国仍与独联体国家“发展密切关系”。

　　其次，有助于80年代后中国与周边国家乃至世界所有国家发展正常关系。傅高义指出：在邓小平外交思想指导下，80年代中国不仅“与邻国保持和睦关系”，而且“改善与每个重要国家关系”。

　　第三，为80年代后中国经济建设创造和平国际环境。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李侃如指出：邓小平外交思想为80年代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赢得和平时期”；中国可利用此时期培植自己工业生产能力和发展经济。

　　第四，对推进中国领土统一有积极作用。傅高义指出：根据邓小平外交思想尤其是“一国两制”主张，中国同英国政府经过多轮谈判，终于达成解决香港问题协议，使得中国1997年对香港成功恢复行使主权；“一国两制”主张既为解决香港问题“提供框架”，也可能有助于减少台湾民众对中国统一的“恐惧”。

　　第五，有助于80年代后中国国际地位提高。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塞缪尔·金指出：邓小平制定的改革开放政策有助于提高中国在亚太和世界的“大国地位”。

　　第六，有助于改革开放时期中国追赶亚洲强国。弗吉尼亚大学贝腾领导力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何汉理指出：邓小平外交思想使得中国“采用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战略”，追赶亚洲“虎国”。

　　第七，对当今中国外交仍有影响。傅高义指出：邓小平外交思想在当今中国外交政策中仍得到沿用，如目前中国主张“继续与各国保持和谐关系”。圣地亚哥·加州大学政治系教授谢淑丽指出：邓小平“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思想对其后中国外交仍有影响，如当今中国仍实行“低调外交政策”。

　　二是邓小平外交思想对亚太地区和世界具有意义。

　　首先，对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具有意义。刘国力指出：自邓小平制定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以来，“中国积极地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中国愿意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为建立一个新型和平、稳定、公正和合理的国际政治与经济秩序作不懈的努力。”即使是近期提出“中国即将崩溃”观点的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沈大伟也曾认为，在邓小平“有所作为”主张指导下，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在国际上更加“有所作为”，在解决朝鲜半岛和伊朗核危机、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参与亚洲邻国救灾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及解决国际金融危机方面“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其次，对亚太地区和世界经济发展具有意义。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杰弗里·贝德指出：由于实行邓小平提出的外交政策，中国经济多年来一直惊人地增长，中国已从贫穷国家变成“国际贸易体系中重要成员”，吸引越来越多的国家对它直接投资；世界许多国家和企业“从与中国开展贸易中获得巨大利益”。

　　二、正面评价的原因

　　近十年美国部分学者对邓小平外交思想作出许多正面评价。这并非偶然，综合来看，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邓小平外交思想顺应世界形势发展，体现国内现代化建设客观要求，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外交思想，并对中国和世界有益。邓小平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在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推进人类进步事业”作为新时期中国对外工作根本目标。（《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页）他强调处理国家关系时，中国不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人，也决不允许别人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中国，更鲜明突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中国和世界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对国际事务作出判断；提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新秩序、“一国两制”构想、对外开放基本国策；苏东剧变之际，提出“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稳住阵脚、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战略方针。因此，美国前总统布什在邓小平逝世后发表书面声明，赞扬“杰出领导人”邓小平对外开放和重视中美关系发展等外交思想，认为“邓小平无疑对建立亚太地区持久和平与繁荣做出重大贡献”。这是近十年美国学者对邓小平外交思想作出正面评价的基础。

　　其次，就美国此类学者而言，他们基本属于正直和严肃的学者。刘国力说：如今“美国学术界”存在“严肃敬业的学者”，这些学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中美关系的理性思考”。正因为他们坚持从实际出发的态度，敢于正视邓小平外交思想符合时代和形势发展要求并对中外有益等客观事实，此外近十年还掌握更多研究资料，所以就邓小平外交思想作出许多正面评价。

　　第三，邓小平许多外交思想亦对美国有利。如，进入80年代，邓小平主张改善同苏联关系，但不重返苏联“大家庭”。事实上，在1989年上半年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前，中国倾向于增强同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关系。1989年政治风波后，中美关系急剧倒退。邓小平仍关心中美关系改善和发展，“欢迎美国商人继续进行对华商业活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2—333页）再如，他认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既“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彼此平等相待，不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同上，第330页）此外，为化解中国与周边国家历史积怨与地缘利益矛盾冲突，提出“把主权问题搁置起来，共同开发”。（同上，第87页）邓小平这些思想亦对美国包括其亚洲盟国有利。因此，邓小平逝世后，美国总统克林顿发表声明，称邓小平为“中国资深政治家”、“世界舞台上杰出人物”，认为邓小平思想包括其外交思想有助于中国“在世界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和作为大国“继续崛起”，不仅“政治上保持稳定”，而且“经济上对外开放”，“并成为建立安全国际秩序的全面伙伴”，这些“完全符合美国利益”。显然，邓小平许多外交思想亦对美国有利。这更有助于近十年美国学者对邓小平外交思想作出正面评价。

　　三、正面评价的意义

　　近十年美国部分学者对邓小平外交思想作出许多正面评价，对中美两国和世界颇有意义。其意义主要有以下三点。

　　1.有助于当今美国公众较客观看待邓小平外交思想和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外交政策。

　　近十年美国部分学者不断在美国出版较有影响的著作，并在美国著名报刊如《洛杉矶时报》、《骑士日报》、《巴尔的摩太阳报》、《侨报》、《华盛顿观察》和西方知名杂志如《海牙外交学报》及美国一些著名网站发表文章，甚至在美国学术会议上宣读论文，指出，邓小平外交思想顺应世界发展新形势，结合改革时期中国实际，尤其是对中国和世界具有意义，如有助于中国“积极地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使得世界许多国家和企业“从与中国开展贸易中获得巨大利益”等，这些言论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当今美国公众较客观看待并积极评价邓小平外交思想，认为它给中国自身和世界其它国家均“带来裨益”。

　　与此同时，美国此类学者还指出：邓小平外交思想在当今中国外交政策中仍得到沿用，如目前中国主张“继续与各国保持和谐关系”，实行“低调外交政策”，但同时在国际事务中“有所作为”，在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此外，在中国面对未来时，邓小平思想包括外交思想“继续推动中国前进”。所以，美国此类学者对邓小平外交思想正面评价一定程度上又有助于当今美国公众较客观看待中国外交政策，如认为，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外交政策仍坚持邓小平外交思想，所以仍对中国和世界有益。而这些对“美国欢迎中国作为世界强国和平崛起”，自然具有一定积极作用。

　　2.有助于当今美国政府理性地制定对华政策。

　　近十年美国部分学者对邓小平外交思想作出许多正面评价，某种程度上也影响当今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在上述美国学者中，有些学者如傅高义、谢淑丽和罗伯特·萨特曾参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制定，迄今仍与许多美国政府高层有接触。另外有些学者如李侃如、何汉理、杰弗里·贝德、戴维·兰普顿是近年奥巴马中国顾问团主要成员。麦艾文目前还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上述美国学者尤其是这些参与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制定的学者对邓小平外交思想进行正面评价，并认为它在当今中国外交政策中仍得到沿用，中国总体发展趋势亦是“积极的”。所以，他们对中国前景充满信心，向奥巴马政府建议“美国与崛起中国构建一种基本的建设性长期关系”，鼓励美国与中国“在主要国际问题上进行合作”。这些对奥巴马政府评价邓小平外交思想和制定对华政策具有一定影响。尽管当今美国有人主张“遏制”中国，“但这不是美国对华政策主流”；虽然中美存在分歧，但两国“愿意加强合作，管控分歧”。当今美国政府奉行合作与竞争并存、以合作为主的对华政策，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美国学者正面评价邓小平外交思想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3.有助于当今中国全面看待美国政治力量，正确制定对美政策。

　　新世纪中国要想依靠和平发展实现“中国梦”，必须处理好与美国关系。但在当今美国，“美国的衰落与中国的崛起都是不可避免的”这一思维颇为流行。美国有些利益群体为避免美国衰落而极力阻挠中国崛起，有意提防中国人民对“中国梦”的追求。但我们考察上述美国学者对邓小平外交思想正面评价，可知美国国内这些“中国威胁论”势力还是有限的。如前所述，美国部分学者认为，邓小平外交思想顺应世界发展新形势，结合改革时期中国实际，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外交思想，对中国和世界具有意义，并在当今中国外交政策中仍得到沿用，中国总体发展趋势亦是“积极的”。他们对中国前景充满信心，向奥巴马政府建议与中国构建建设性长期关系，鼓励美中在主要国际问题上合作。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在美国，只是部分人士渲染“中国威胁论”，还有许多正直和严肃学者在客观看待邓小平外交思想和当今中国外交政策及中国发展前景。所以，在坚持反对美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特别是警惕美国反华反共势力对中国奉行西化和分化战略的同时，中国政府和人民还应从另一侧面看到今后在实现“中国梦”过程中两国“共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自然，中美“共建新型大国关系”不会一帆风顺，难免会遇到一些困难和挑战。为此，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说：“双方应该坚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原则，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更加有力的行动，加强双边、地区、全球各层面协调合作，有效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

　　较系统考察近十年美国部分学者对邓小平外交思想的正面评价，可见邓小平外交思想是中国宝贵理论财富，因而我们新世纪新阶段要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更坚定走和平发展道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　

　　（作者：暨南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