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评西方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认知
关于中国崛起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知识界历来观点不一。总体来看，多数研究者的观点都来自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这三大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现实主义范式认为国家争取权力和安全是国际关系中的核心问题。自由主义范式强调经济利益、政治自由和制度秩序。建构主义范式认为主体间互动可以建构国家身份，比较强调观念的作用。不过，任何一个理论范式对于中美关系都没有统一的观点。本文认为，上述各种观点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乐观积极论，另一类是怀疑消极论。由于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即使倾向于乐观看待中美关系的西方学者一般也多持谨慎乐观态度，而怀疑消极论者始终占据相当大的比重。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为了促进中美关系良性发展，中国积极倡导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同样，美国知识界关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各种观点也都可以归入乐观积极论和怀疑消极论两大类之中。
一、乐观积极论
1.自由主义的积极观点
（1）经济相互依存和全球治理密切了中美关系。一些经济自由主义者认为，随着中国崛起，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美经济关系日益密切，经济相互依存已成为两国关系的基石。他们还认为，中美经济上的共同利益限制了两国之间的冲突倾向。尼古拉斯·拉迪认为，中美贸易投资关系不仅促进了中国经济崛起，而且还为中国改革提供了范例。劳伦斯·萨默斯认为，一些人认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建立是为了排斥中国经济力量并削弱中国的国际贸易规则制定权，如果美国真的以此为目标的话，就不要妄想从中美经济合作中获得益处。一些自由主义者认为，全球治理已经把中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美在全球与地区安全、反恐、打击跨国犯罪、环境、气候变化、能源、公共卫生等问题上具有共同利益。这些跨国议题已经进入中美两个最主要大国的核心议程，双方开展对话与合作的空间很大，中国可以且应当在国际公共物品供给方面做出贡献。
（2）中国融入国际秩序已使中美互为利益相关方，中国崛起的进程同时也是融入国际制度的过程，它会推动中美合作。国际制度能够有效减少交易成本、明确法律责任、降低不确定性以及增强信息交流，这些都有利于增进国际社会信任水准和深度合作。李侃如认为，尽管中美关系错综复杂，但中美都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全球环境。只要能够进行有效的接触，中美关系发展会变得更加深入、成熟和稳定，并且可以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必将有利于国际制度的稳定。休·怀特认为，尽管中美之间存在的差异不会很快消失，但双方扩大对话合作有利于管控彼此间分歧和维护国际秩序稳定。罗斯玛丽·富特和安德鲁·沃尔特认为，中国希望被其他国家视为一个和平和负责任的崛起国，而不是一个威胁。为此，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签署了《核不扩散条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积极参与多边外交，对自身国际形象和软实力的关注也促使其尊重和融入既存国际秩序。
（3）民主化有利于中美关系。民主和平论认为，民主国家之间很少会发生战争，民主制度是实现国际和平的基础。一些自由主义者相信民主和平论，并且认为中国已经启动了民主化进程。自由主义者认为，经济发展是中国民主化的动力，对外开放加速了该进程。从欧洲、北美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的民主历程看，经济发展会造就一个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争取权利的进程早于民主制度形成，它有助于开启民主化，中国也会再现这一进程。自由主义者认为，经济发展不但是驱动民主的动力，而且客观上还为民主发展提供功能性条件。司法独立、规则制度化、信息自由流动是保障市场经济发展的条件，同时，这些条件也是增进民主的功能性条件。
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是把经济关系、民主扩展和维持和平纳入到一个框架之中。美国决策者认为，发展对华经贸关系不仅有利于双边经济利益，也有助于促进中国社会内部民主条件的培育，而且有助于把中国纳入美国治下的和平。冷战后美国历届政府都采取接触中国的政策就是基于这样的考量。唐纳德·格罗斯认为，遏制中国不利于美国利用中国崛起提供的机遇促进中国民主化，甚至会使中美走向新冷战。
2.现实主义的积极观点
（1）中国崛起促使中美实现均势稳定。古典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均势可以实现稳定，结构现实主义则进一步提出两极格局可以促成最稳定的均势。华尔兹认为，两极格局是最稳定的格局。中国崛起将会使东亚地区率先进入两极格局，而中美形成均势有利于战略稳定。查尔斯·格拉泽认为，中美之间在军事上的安全困境并不严重，并不存在严重的不安全感，它们能够在两极格局中共存，仍然有足够的空间采取措施增进互信。艾弗里·戈德斯坦认为，中国崛起造成的冲击程度受到核威慑的限制，中美之间不会爆发大规模冲突。杰克·利维认为，包括全球单极格局、东亚两极格局、地缘政治和核威慑在内的结构性变量，将会缓和中国崛起造成的中美矛盾，有利于实现战略稳定。
（2）中美的战略目标都趋于理性务实。哈里·哈丁认为，中美会从理性出发妥善地处理两国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防止一方跨越另一方的“红线”。中美都试图管理两国之间的不和谐因素，出现本质性对抗的可能性不大，巨大的共同利益把两国联系在一起，坦率地表达分歧并彼此做出合理的让步可以使两国关系保持弹性。沈大伟把哈里·哈丁的此种观点概括为中美“斗而不破”。这种说法与中国国内流行的看法大体一致。安德鲁·内森、罗伯特·罗斯、埃弗里·戈尔斯坦、沈大伟等人认为，中国无意颠覆既存国际秩序，崛起中国的目标仅包括统一台湾、解决边界和海洋问题这些有限的主权领土要求。一些持现实主义观点的人认为，美国改变不了中国崛起的事实，采取务实的政策避免冲突、促进合作才符合美国利益。兰普顿从军力、财富和思想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实力，认为美国对中国的评估与对策正在逐渐向务实化方向转变。即使不愿面对中国崛起的美国保守势力，也在与中国进行交往与合作，力图避免零和博弈，这正成为美方越来越广泛的共识。
3.建构主义的积极观点
以建构主义视角分析中美关系的影响力比较有限，远不如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为了全面了解西方研究者的观点，本文对此也给予关注。建构主义认为，国家间互动不仅受物质因素驱动，也受主观因素驱动。一些持建构主义立场的研究者认为，中国崛起过程中与国际社会的互动，会重构中国自身的身份、认同和战略文化。在对待国际规范上，与自由主义重视决策者基于理性考量的成本—收益计算不同，建构主义重视认同对角色内化的建构作用。江忆恩认为，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也是其观念和行为不断国际社会化的进程，中国越来越与国际社会主流认同和规范相适应。中国的国际行为变得更加负责，这无疑有利于中美关系。
4.关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积极观点
胡锦涛2012年在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上发表了题为“推进互利共赢合作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讲话后，中国逐渐把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2013 年6月，习近平与奥巴马在安纳伯格庄园会晤中把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阐述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此后，中国掀起了宣传和论证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新一轮热潮。奥巴马在2013年安纳伯格庄园中美元首会晤后回答媒体提问时公开使用了一次“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个词汇，此后，包括奥巴马在内的美国政府高官逐渐远离了这个词汇。西方研究者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解读既有持谨慎欢迎的观点，也有持怀疑消极的观点。帕特里克·克罗宁认为，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存在两个层面的解读，一个层面是避免两国之间的零和博弈，另一层面是把中国摆到了与美国同等的地位上。美国对第一个层面是欢迎的，也就是说中美关系不能转向敌对；美国对第二个层面的态度却很不情愿，不希望中国削弱其霸权。戴维·克尔认为，中国试图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个术语弥合言辞和行为之间、感知和意图之间、现状和改变之间的差距。美国对于合作的新型关系给予回应，小心地向前推进，对此概念持谨慎的乐观态度。
（1）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有助于避免冲突。西方一些研究者把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解读为避免冲突或不稳定的竞争，与中方提出的“不冲突、不对抗”的内涵大体相同。针对王毅外长在布鲁金斯学会演讲中提到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罗斯玛丽·富特认为，中美之间仍然存在着“衰落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军事威慑、经济相互依存、双方各自内部事务的优先性等传统因素不足以限制未来10年左右中美在亚太地区发生冲突。因而，他强调探索加强中美之间的双边和多边限制。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哈德利认为，中美可以打破传统大国关系的旧模式。他认为新型大国关系要避免历史上崛起大国与既存大国之间发生冲突的历史。中美可以打破这种历史模式，有以下两方面原因：一方面，中美之间不存在以往导致大国间冲突的因素。另一方面，中美之间存在着以往大国间较少存在的因素。中美之间在经济、金融和贸易领域存在着密切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这促使它们不用对抗和军事手段解决争端。
（2）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有助于建设稳定的国际秩序。美国进步中心和中美交流基金会组织中美两国学者编写了研究报告《美中关系：走向新型大国关系》。这个研究报告中又包括三个独立的报告。美国进步中心编写的第二个报告《新型大国关系：作为国际体系支轴的一对大国》反映了美方学者的观点，该报告提到，无论从大国关系的历史和理论上看，还是从两国经济、安全和意识形态领域的现实问题看，都无法得出中美走向冲突的预言。任何一方的成功离不开另一方。两大国的密切联系需要解决它们面临的问题，推动两大国关系的发展。短期内中美合适的关系只能寻求折中，未来10年中美应在国际规则建设上下功夫。不限于中美之间，所有大国特别是亚太地区的大国都应该寻求新型关系。该报告的结论是美国虽然不能决定中国的未来，但是通过塑造与中国的关系，力争使崛起的中国融入遵守规则、承担责任的国际秩序之中。
二、怀疑消极论
1.现实主义的消极观点
（1）中国崛起导致中美在国际体系层面的战略竞争加剧。现实主义认为，从一种国际体系过渡到另一种国际体系的权力转移期是最不稳定的。奥根斯基和库格勒等人提出的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当崛起国实力接近主导国时进入权力转移时期，战争可能性增大。权力转移理论认为，挑战国往往会率先攻击主导国，主导国也可能对崛起大国进行预防性打击。罗伯特·吉尔平认为，大国崛起会引起国际政治权力重新分配，国际政治中周期性权力转移可能引发霸权战争。权力转移视角是西方研究者者分析中国崛起对中美关系影响时使用较多的理论之一。约翰·米尔斯海默认为，中国将走以往大国崛起的老路，希望取代美国成为新的霸权国，美国应毫不犹豫地阻止和对抗中国崛起。亨廷顿认为，历史上崛起国内部成长和向外扩张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并据此预测崛起中的中国也必然在几十年后向外大规模地扩张。
一些西方研究者认为，竞争是中美关系的主线，美国很难抵消中国崛起造成的冲击。拉塞尔·翁认为，中美竞争是全方位的。斯温和特利斯认为，中国崛起的态势将持续下去，中国将运用其实力和外交手段更加坚定地追求其战略诉求。中国崛起必将改变国际体系结构，一旦威胁到美国的核心安全利益，美国越来越难以成功抵消来自中国的威胁。
（2）中国崛起导致中美在亚太层面的博弈加剧。在冷战时期，美国在亚太地区构建了以其为轴心、以双边条约为辐条的轴辐式亚太同盟体系。乔纳森·波拉克把轴辐体系的潜在含义比喻为“执牛耳”，意味着在该地区内部，没有一个国家拥有能够对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造成严重战略危害的力量，而美国是唯一拥有这种力量的外部国家。美国成为一个没有威胁的角色，它可以依靠前沿军事部署成为外部保护者，降低了被保护国获得军事能力的动机，成为美国的依附国。冷战结束后，美国仍不断完善其亚太同盟体系，特别是“911”事件后借反恐之机在亚太地区强化联盟或准联盟体系。美国对亚太地区“执牛耳”，同时又可对中国实施“离岸制衡”。对此，中方认为美国的行为不怀好意。美国则把中国发展与俄罗斯、中亚国家的合作当作是排斥美国影响和谋求自身利益范围。许多持现实主义观点的人认为，台湾问题、海洋岛屿争端、美国的导弹防御体系使两国陷入较严重的安全困境。美国认为，中国在本地区精心设计了“反介入”和“区域拒止”，以威胁美国的海上力量及军事基地，可以削弱或阻止美国援助亚洲盟国的能力。近年来，美国实施亚洲再平衡战略，加之南海、东海争端不断升温，中国感到来自美国的战略压力在增加，这已经导致中美在亚太出现了直接的对立。
2.自由主义的消极观点
（1）中国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可能引起中美对抗。詹姆斯·曼认为，美国希望中国的经济自由化能够促进政治自由化，然而却未能如愿。一些西方研究者认为，如果中国经济发展受到重大挫折，国内矛盾激化，中国领导人可能借助民族主义向外转移国内矛盾，直接冲击的对象就是美国。爱德华·曼斯菲尔德和杰克·斯奈德认为，稳定的专制政体之间、稳定的民主政体之间战争倾向较低，那些威权体制和民主体制国家之间最容易发生冲突。以此为根据，中国崛起可能会使中美之间容易发生冲突。在未来可能出现的中国民主转型期内，中美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会增加。
（2）美国扩展民主可能引起中美对抗。一些持政治自由主义观点者认为，美国外交政策一直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美国自开国以来一直坚信其价值观的政治正确，如果中国不改变现存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中美之间始终无法建立深度互信，两国战略上的矛盾也无法解决。政治自由主义对美国外交始终具有相当大影响，客观上对中美关系产生一些消极作用。詹姆斯·派克认为，美国政府高举人权旗帜，其唯一的目的是利用人权推广自己的全球战略。中美在人权问题上分歧和对立都与美国政府的“自由霸权”和人权外交相关。
3.建构主义的消极观点
根据建构主义的观点，国家间互动既能改变也会强化原有认同、观念和身份。温特把国家间身份区分为敌人、对手、朋友。托马斯·伯杰认为，东亚不稳定之源在于区域内主要国家间的身份建构。由于历史上的敌对，日本和中韩之间在身份建构上至今仍有不同程度的敌意。中美之间虽无历史问题，但也存在着严重的认同和身份分歧。冷战结束使中美从享有共同战略目标的伙伴变成仅存有限合作和不断扩大竞争的对手。中美之间存在一系列问题，在台湾、人权、朝鲜等问题上的持续争执强化了对手身份，并且也无法保证今后能建立互信和减少针对对方的威胁认知。
由于相信社会是不断进步的，建构主义总的来说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持乐观积极态度，相应的消极观点影响很小。从理论角度看，建构主义强调对话语的解释，但它的诠释方法不利于规范化的理论建构。从实证角度看，虽然建构主义对某些特定事件有较好的解释，但对于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的解释显得主观性很强、确定性不足，预测力更差。
4.关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消极观点
美国政府官员、媒体使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个概念的频度较低，学术界专门论及该议题的论文也较少。美国一些研究者认为，尽管无法接受中国提出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某些内容，但是为了发展合作型的中美关系，对于这个新概念值得深入研究。然而，为何美国对这个概念会从相对积极走向谨慎地远离呢？原因在于美国一些人认为，新型大国关系存在如下问题。
（1）中国为美国设置了“核心利益”陷阱。相当多的美国研究者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持怀疑或反对态度，关键在于他们对习近平关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内涵中涉及“相互尊重”的解释很难认同。习近平认为，中美相互尊重就是要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求同存异，包容互鉴，共同进步。他们对中国设定的政治制度、领土主权等核心利益很难认同。他们认为，美国支持“自由、民主和人权”，与中国现行的政治、社会制度不相容。中国把台湾问题、“西藏问题”、“新疆问题”、南海问题等界定为核心利益，因此，尊重中国核心利益就是接受其在领土争端上的要求，甚至承认中国在亚洲的势力范围。李成认为，对于中国提出的相互尊重“核心利益”，涉及中国与周边地区的领土争端，美国担心掉入中国的“陷阱”，要考虑关键盟友的担忧，不愿意冒险扰乱区域安全平衡。
（2）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仅是脱离实际的理想。《经济学人》曾刊登过一篇题为《一个模式、两种解释》的文章，其题目就包含了中美两国对新型大国关系理解。该文认为，中美之间可以在一些领域进行合作，避免周期性危机；被中国崛起所震撼的美国的盟友也很少把中美关系当作19世纪大国竞争的旧模式。对于新型大国关系这个名词，两国也都可接受。然而，由于两国缺乏互信，目标各异，对新型大国关系的解释会有所不同。中美无法解决两国间潜在的问题，新型大国关系不过是一个标签。沈大伟认为，美国和中国竞争日益激烈，在政府与社会层面都充满不信任，两国之间实现权力转移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新型大国关系只能是一种理想愿望，树立竞争共存才是现实的。中美关系同时受制于国际体系结构、双方权力平衡的改变以及双边实质性的联系，沈大伟称之为“结构性的相互依赖”。在此背景下，两国政府应该从实际出发调整占优势地位的“新常态”竞争，以对其进行管控。
（3）中国要求美国单方面让步，承认中国具有同等大国地位。李成认为，对于新型大国关系，中国热情，而美国却怀疑，为何对这个看似良性的概念抱有不同看法？因为承认新型大国关系，就等于承认中国与美国平起平坐。美国担心承认中美具有同等地位会对中国做出很多让步。
中美之间竞争与合作并存，新型大国关系要找到双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中美任何一方不能只从单方面利益出发，只有在理性互动中才能相互适应，才找到两国关系适合的定位。在承认国际规范不断进化有利于两国关系发展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实力原则仍然是国际关系的重要法则。也就是说，中国在具备足够强大的实力之前，美国并不愿意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对中国妥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