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我国传统的高积累、高投资、高出口、高增长经济发展模式正面临日渐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模式势在必行。借鉴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涉及经济改革的相关内容，我们可以搭建起中国经济发展的理想模式。
多元化的市场主体。从单一的公有制过渡到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中国所有制改革的历程已经充分证明市场主体单一必然导致经济绩效差，而多元化的市场主体则有力地提升经济绩效。然而，不可回避的是当前仍然有部分领域和行业通过诸多有形和无形的壁垒限制民间资本进入，不仅包括自然垄断行业，甚至包括许多高利润率的竞争性行业。由于竞争不充分，导致了国有企业低效运行与民间资本过剩的局面。
中国经济要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离不开民营资本的广泛参与。只有破除进入壁垒，营造公开、公平、透明、竞争的市场环境，让不同所有制经济主体在共同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平等运行，才能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所以，理想的经济发展模式首先要塑造多元化的市场主体，正如《决定》中提到的“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
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方式。总体上看，中国已初步成为市场经济国家，但其内部各领域的市场化程度尚不平衡，商品价格形成市场化程度较高，而要素市场化程度较低。在某些领域还存在政府过度干预资源配置的现象，这就为粗放型经济增长提供了空间。由于生产要素的价格在很大程度上仍由政府制定，使得生产要素价格不能客观反映供求关系，造成要素价格的扭曲。企业原本只能依靠改进技术、提高要素利用效率才能达到盈利的目的，现在却可以借助扭曲的要素价格来实现，其结果势必会降低企业改进技术水平进行集约化生产的动力，间接鼓励粗放型生产模式的存在。此外，在资金配置方面，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家预算内资金投资规模愈来愈大，而非企业自主投资和民间投资。
中国经济发展实现理想的运行模式需要进一步强化市场职能，弱化政府职能，形成政府营造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宏观环境，资源配置基本按照市场供求自由流动的局面。正如《决定》中提到的“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
规范化的市场秩序。不可否认，当前的市场秩序与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去甚远，官商结合、市场封锁、无序竞争、制假售假等现象屡见不鲜。企业缺乏社会责任感，消费者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法则难以发挥作用，其根本在于市场秩序的不规范。
在理想的经济发展模式下，企业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下求生存、谋发展，没有寻租，没有暗箱操作，契约约束企业行为，法律规范市场秩序。诚信经营的企业立于市场，蝇营狗苟之流淘汰出局。正如《决定》中提到的“必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
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终究会陷入产能过剩的局面，中国近些年的发展已经显现出产能过剩和经济增长高度对外依赖的迹象。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走过的历史已经证明，经济增长更多的是依靠消费，而非投资。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在最终需求中，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一直在90%左右。另一个发展中国家——巴西，其GDP的60%是由国内需求推动而形成的。中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消费需求贡献低的根源在于居民收入水平低和社会保障层次低。要使消费需求主导经济增长，必先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在低收入水平和社会保障不完善的条件下谈扩大消费无异于缘木求鱼。只有不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并完善社会保障才能逐渐调整居民消费预期，从而形成消费主导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
协调的投资率和消费率。发达国家的投资率为20%左右、消费率一般为80%左右，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率高于而消费率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2010年，中国的投资率为45.2%，不仅远远高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且高于印度(32.5%)、巴西(17.4%)、俄罗斯(24.3%)等国；消费率仅为38.4%，远远低于印度(63.2%)、巴西(64.2%)、俄罗斯(51.3%)等国的消费率。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中国目前存在明显的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的问题。从中国历次投资高增速的年份看，过快的投资增速往往是推高次年物价指数的根源。1985年投资增速达38.8%，次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6.5%；1988年投资增速达25.4%，次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18%；1993年投资增速达61.8%，次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24.1%；1994年投资增速达30.4%，次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17.1%。
为实现中国经济平稳发展，同时兼顾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投资率、消费率分别保持在35%和65%左右为宜，同时应将投资增速控制在20%内为宜，以便使消费在经济增长中更多地发挥带动作用，使经济增长从投资主导转向消费主导。
合理的产业结构。当前，中国的产业发展出现了农业滞后、工业外向；农产品供给不足与工业品供给过剩；主导产业低端化的局面。
中国是个发展中的大国，大国地位决定了其产业发展不能失衡，更不能过度外向化。要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一方面需要政府加大对农业发展的支持力度，保障国内农产品供给；另一方面要降低对工业化的过度偏好，减轻对外依赖性。同时，要形成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竞争优势产业的形成一方面要用高新技术和先进实用技术改造和提升现有比较优势产业；另一方面需要遵循生产率上升基准、收入弹性基准和产业关联基准确立未来的主导产业。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逐步走出主导产业低端化的困境，实现主导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
有利于消费的收入分配方式。在目前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下，财政收入增速2倍于居民收入增速，国家收入挤占了居民收入。劳动者报酬也没有得到合理体现，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没有实质性提高，这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投资主导经济增长、消费贡献不足的局面。
在理想的发展模式下，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应形成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局面，并且要逐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以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要逐步减少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所得，提高住户部门所得。同时要将政府部门的支出更多地投向民生领域，缓解公共物品供给不足的现状。对于初次分配后形成的收入差异悬殊，国家要通过税收手段调节，最终形成市场决定初次分配，国家调控再分配的格局。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为主的调控方式。我们当前的宏观调控在很大程度上还在依靠行政手段，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还不能取得预期的调控效果，为刺激经济增长而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往往引发通货膨胀，而一旦抑制经济过热就容易陷入低谷。
在理想的经济发展模式下，国家对宏观经济运行主要采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调控方式，计划手段在非紧急状态下基本不用。国家不预先设定具体的经济增长目标，也不制定控制失业率的指标，而是通过参考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生产者价格指数、失业率、汇率等指标的变化，相机抉择采取紧缩或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另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保持相对稳定，不会频繁使用打乱居民的理性预期。在调控对象上供需并重，使供给能够迎合需求，而不是当前强调的需求管理，在经济高涨阶段，压制需求；在经济衰退时，刺激需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