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在总结拉美国家经济发展教训时提出的一个概念，指的是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之后，由于旧有经济发展模式的羁绊，难以顺利升级产业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而引致经济增长持续动力供给不足以至停滞的一种状态，其人均收入水平也始终难以跻身“高收入国家俱乐部”行列。当前，对于许多志在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中等收入陷阱”似乎成了一道难以摆脱的“魔咒”：国内消费与投资需求低迷，出口增长萎缩，贫富差距扩大，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等等。
基于此，学术界将“中等收入陷阱”引申和发展为一种经济学假说或命题，推广到更大范围的国家或地区，用以描述和研究相类似的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现象。目前，国内学界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主要存有三种颇为不同的观点。
增长命题说。有研究者从纯粹的经济增长角度出发，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实质上是一个经济增长问题。其核心观点在于：当一些经济体从低收入阶段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后，陆续遭遇到内需不强、生产要素成本提高、劳动密集型比较优势不断削弱、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等一系列难题的困扰。这表明，其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出现了自身难以克服的问题，导致它们的经济增长被原有增长机制“锁定”，持续的较高速经济增长态势已成为“明日黄花”，开始出现动荡起伏或停滞徘徊的现象，人均国民收入也始终突破不了中等收入水平的上限，跌落到“陷阱”中难以自拔。
发展命题说。有研究者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实质上是一个事关社会经济均衡发展的问题。其核心思想表述为：当一些国家或地区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之后，原来促进人均收入提高的因素表现出了不可持续性，如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结构、进口替代型的技术发展路线等等。不仅如此，这些因素转而成为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导致经济发展的外部依存度居高不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困难、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等一系列“硬伤”，不仅经济发展自此停滞徘徊不前，而且随着收入分配不公程度的加大，贫富分化、政治腐败、道德滑坡、社会动荡等负面效应接踵而来，局部的“经济发展陷阱”逐渐演变为全面的“社会危机陷阱”。
伪命题说。还有研究者坚持认为，经济发展有自身的规律性，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一个伪命题，是人们对于“现代化陷阱”的一种“错觉”，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其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世界银行对于“中等收入陷阱”概念的表述本身就是含混不清的，它低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都会经历一个或长或短的中等收入阶段。一味地将人均收入水平与“中等收入陷阱”挂钩，容易患上“发展焦虑症”，陷入“GDP崇拜”。而且，就世界范围看，并不是所有中等收入国家都会陷入增长或发展陷阱，也并不是所有经济发展进程中都必须经历“中等收入陷阱”阶段。
姑且撇开上述研究的争议，不妨进一步追问，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何在？一些学者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围绕拉美和东南亚一些国家掉入“陷阱”的主因进行了探讨，得出了不少看法各异但又颇具启发意义的观点。
恶性循环论。该观点强调，某些国家或地区在成功突破“低收入陷阱”阶段时屡试不爽的“利器”（如高资本积累率和高储蓄率、低劳动力成本、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和进口替代型技术引进路线等），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转而成为尾大不掉的“钝器”——由于“路径依赖”的惯性和惰性，原有的“成功模式”逐渐“失灵”，开始遭遇“成长的烦恼”甚至“阵痛”，不仅无力继续推进经济发展，而且形成“恶性循环”，阻碍经济的健康持续增长，进而深陷“陷阱”中不能自拔。
福利超前论。该观点通过对拉美等国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后发现，过于超前的社会福利体系增加了政府公共财政支出，超出了经济所能承受的水平，降低了政府对企业的支持系数，导致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下降，从而导致“经济增长陷阱”。这对于当前正处在从经济管理型向公共服务型过渡中的中国政府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警醒。
社会代价论。该观点认为，造成一些发展中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因在于，由于长期的产业结构失衡和粗放型经济增长，形成了“方形轮子”式的畸形发展路子，社会建设严重滞后，由此带来了一系列沉重的社会代价。如社会两极分化，中间阶层发育迟缓，城乡二元结构凸显，教育事业落伍，社会动荡不安和社会诚信缺失等等。这一系列恶果反过来又维持和加重了社会经济体系的畸形化，致使经济无法持续健康增长。
转型失败论。该观点认为，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民主政治转型以及社会转型的失败，是导致发展中国家坠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失败带来的是“收入差距陷阱”，其直接后果就是居民消费不足，无法支撑消费需求和产业结构的双重升级；民主政治转型失败造成的后果是“民主陷阱”，其直接表象是“民主乱象”频出，“街头民主”泛滥，社会秩序混乱不堪（如泰国、菲律宾等）；社会转型失败的重要苦果是“社会转型陷阱”，其症结在于社会利益格局固化，既得利益群体绑架政府、裹挟社会、左右变革进程，竭力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由此扭曲社会利益分配机制，损害社会公平正义，诱发大量社会矛盾问题。
社会固化论。该观点认为，一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步入“中等收入陷阱”，根本原因在于社会流动性不足。社会流动性是决定一国GDP长期增长的一个重要变量，与通货膨胀、投资比例、进出口比例等结构性变量相比，它与“陷阱”的相关性更为显著。社会流动性低必然会引发社会利益结构逐步固化，由此造成的社会不平等，必将导致经济增长的长期低迷和停滞。因此，超越“陷阱”的关键，并不在于如何优化经济领域内常见的某些结构性变量，而在于如何建构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流动机制，维持社会的合理流动。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刚刚迈入中等收入门槛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出路何在？研究者们纷纷开出了各自的“药方”。归结起来主要体现在两大层面上：在宏观层面上，应努力探索如何使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与市场化、城镇化、全球化进程的阶段性特征相适应，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转变生产方式，优化产业结构，保持社会合理流动，实现包容式增长和公正合理的利益分配；在次宏观层面上，应着力探寻如何从市场和要素驱动转向效率和创新驱动，特别是要从体制机制改革中发掘增长的动力效率，以及从市场结构和产业组织完善创新中寻求技术创新的支点，等等。
（作者单位：空军预警学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