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黄志亮(1955-　)，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教授，《西部论坛》（重庆工商大学学报）副主编。

　　1949年，新中国成立使中华民族摆脱了受侵略、受奴役、受剥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最近60年的发展，尤其是1978年后连续三十余年的高速增长，使中国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一跃而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国家，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的奇迹（见表1）。

　　从表1可见，从1820-1950年的130年中，中国的经济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与此同时，英国、美国、德国、日本崛起为世界经济大国，巴西也出现惊人变化。但从1950-2007年的57年，中国又一次跻身于世界经济大国，英、美、德、日的相对地位下降。今天的中国经济依然增长强劲，且正以更丰富的可持续发展内涵延续了经济发展的奇迹。这种前所未有的经济表现给困于“华盛顿共识”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另一条可能的成功模式。2008年发端于美国的世界金融危机又彰显出中国模式对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的积极意义。笔者认为，新中国成立60年形成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特别是作为改革开放后中国追求经济现代化的经验模式，必然包括一系列特殊的发展条件、发展目标和发展路径，三者是一个逻辑总体。本文重点探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中的特殊发展条件。特殊的发展条件是经济发展模式的重大因素，它决定了经济发展目标的确立以及经济发展路径的选择重点。

　　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条件包括：中国经济发展特殊的初始条件、特殊的制度条件、特殊的环境条件。其中环境条件又包括独特的历史文化环境、独特的国内环境、独特的国际环境。因此将这三方面的发展条件有机联系起来考虑，从特殊发展条件的角度得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具有五个特点：经济发展起点的初级性、后发性；经济发展制度基础的公有主体性、所有制多元性；经济发展历史文化环境的东方民族性、文明兼容性；经济发展国内环境的经济中心地位和社会稳定性；经济发展国际环境的和平开放性、非冲突性。

　　一、经济发展起点的初级性、后发性

　　从18世纪60年代的英国开始，西方发达国家以及日本到19世纪末先后完成工业革命，属于世界经济近代化历史中的先发国家。中国的近代工业虽从19世纪末萌芽，但真正的工业化则要从1949年算起，比英、法、美、日分别晚约190年、150年、150年和80年。

　　尽管经过新中国成立后30年的发展，到1978年，中国在资本、劳动力和技术水平等方面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较仍处于绝对的劣势，是一个典型的后发国家。我国的生产要素总体上仍处于初级状况：资本短缺，劳动者文化水平低，综合技术水平低。“从19世纪下半叶中国开始搞现代化工业到1952年，全国资本存量为733亿元（1987年人民币价格，下同），人均额为128元，……而后启动了国家工业化，到1978年增长到8964亿元，是1952年的12.2倍，人均额为931元；以国有投资为主，集体投资为辅，几乎没有私人投资。”①1949年，每万人口中大学生2人，高中生8人，初中生15人，小学生450人。②1982年，我国15岁以上人口中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仅0.6%，有高中学历的6.6%，92.8%的人口未受过高中以上教育，人均受教育年限仅4.6年。③农业生产技术基本处于小生产技术状况，工业生产技术总体上比西方落后50-100年；服务业技术水平更低。“中国1949年的工业水平相当于（或接近于）美国19世纪头10年、英国18世纪60年代、法国19世纪20年代、德国19世纪30年代、日本19世纪80年代”④。1978年中国“科技发展水平落后于发达国家40年左右，落后于韩国、巴西等发展中国家20年左右。”⑤这种初级的人力资源和落后的技术状态给中国经济发展既造成极大的困难，又潜藏一定的后发优势。

　　一方面，先发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状况、科学技术乃至环境等各个方面优于后发国家总体水平。在这种环境下，我国长期处于追赶性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在产业结构、微观机制及宏观调整等方面总是处于被动。另一方面，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现代化进程表现出的规律性以及技术的可移植性，使得先发国家工业化成果可为后进国家所用，从而缩短后发国家在技术创新方面的周期，所以，落后的中国又是有后发优势的。当然，这种后发优势还只是潜在的。

　　二、经济发展制度基础的公有主体性、所有制多元性

　　20世纪50年代，我国进行了激进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公有制在经济中占到了主体地位。“1956年社会主义国营工业的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占67.5%，公私合营工业占32.5%，……在批发商业中，国营和公私合营占97.2%，私营仅占2.8%；在零售商业中，国营商业占68.3%，公私合营和合作社商业占27.5%，私营商业只占4.2%。”农业的集体化、合作化也于1956年基本完成，“1954年还只有2%的农户参加了合作社，1955年增加到14.2%，1956年底猛增到96%”。⑥1978年公有制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94.8%，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所占比重分别为57.7%和37.0%。至1978年，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制企业占77.6%，集体所有制企业占22.4%，个体私营经济几乎不存在。我国的经济结构基本上只剩下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成分，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已成为单一的公有制。这就是中国开始经济改革的制度基础。

　　公有制是保证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的基础，而初级阶段的单一公有制的所有制结构脱离了中国国情，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所有制形式的选择标准上，重新确立了按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客观要求决定所有制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突破了单一的公有观念，从1979年起，逐步允许少量个体、私营、外资经济作为公有制的补充逐步发展，到1997年党的十五大正式确立了“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⑦。

　　理论创新和改革实践是同时推进的。改革开放30余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发生了深刻变化。如表2所示，非公有制经济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在1985年以后得到迅猛发展。

　　与此同时，国有经济牢牢掌握着国民经济的命脉。“1978年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为0.72万亿元，而到2007年，达到35.5万亿元；在石油石化、航空航天、电力、电信、交通运输、国防工业、重要资源开发、重大装备制造等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资产总量不断增加，控制力进一步增强，一大批极富活力的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脱颖而出。在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2008年世界500强中，我国内地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占了26家。”⑧2008年，在世界排名前10位的银行中，中国国有或国有控股银行占了4家。这些事实说明国有经济比重虽减少很大，但国有经济仍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

　　中国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最伟大的制度创新是建立了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基础，改革开放30年的又一伟大创举是确定了国有制为主导、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这适应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制度创新，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

　　三、经济发展文化环境的东方民族性、文明兼容性

　　一国的工业化、现代化不可能离开特定文化。几乎世界各国的工业化、现代化都是在其民族精神的主导下实现的。典型的文化支撑模式有二：不兼容的、排他的民族性；另一种是兼容的民族性。先发型英国是前一种的典型，后发型国家如日本、韩国等是后一种的代表。

　　中国是一个古老而伟大的国家，文明古国的光辉历史缔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中华文明在工业革命之前的上千年，曾经代表着世界的最高成就。但是，工业革命以后，中国开始落后了，国力日渐衰微，不复为世界中心。原来被引以为傲的中国传统文化此时却成为国人抨击的对象。尤其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代表的儒家文化，在五四运动时期被认为是吃人的礼教。当时的主流思想认为，中国要复兴，必须打倒孔家店。令人意外的是，后发型的日本、“亚洲四小龙”却在儒家文化的支撑下大踏步地迈进现代化。他们认为，正是儒家文化强调勤劳、节俭、自强不息、重视知识、重视长幼次序、重视诚信等传统成为其成功的基石。

　　我国虽然经历过旧中国民族屈辱时期的文化彷徨，但对于有上千年文明领先的中国而言，千年文化的民族根植性是不可轻易被征服和毁灭的，相反，这种传统文化在与现代文明的交流和互动中又会焕发强劲的生命力，并成为民族摆脱苦难、走向富强的强大精神力量。新中国成立60年来，民族文化成为推动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强大动力和特殊的内在环境。它表现出两大特点：其一，强烈的东方民族性。加快发展洗雪200多年的落后耻辱，60年来，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中华民族所承受的工作强度是发达国家无法想象的，毋庸置疑的是，这种奋斗背后是强烈的民族精神作为精神支撑，整个中华民族已经由过去的一盘散沙凝聚成钢板一块；其二，主动的文明兼容性。对于后发民族，必须有勇气接受先进文明并在消化的基础上创新。长谷川启之在总结日本的成功时指出：“什么样的社会类型最适合经济发展呢？SR型（即自然接收型——引者注）最适应，这是本书的立场。典型的是日本、亚洲的NIES（即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引者注）。”⑨他特别强调引进西方文明需要全体国民的积极态度。旧中国的闭关锁国使中国处于落后挨打的境地，新中国成立初二十多年，西方对中国的封锁使中国引进无门。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解放思想运动，全民族才对世界文明，尤其是西方文明采取了主动开放，主动兼容的态度。不仅主动吸纳西方科技、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经验，而且学习西方的效率观念、法制精神、创新理念等等。同时，我们也主动吸取前苏东国家改革探索中有益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在兼容东西方文明过程中，中华民族文化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

　　四、经济发展国内环境的经济中心地位和社会稳定性

　　如前所述，新中国成立初的中国与西方先进工业国在经济技术方面有上百年的差距，摆脱侵略、结束内战，告别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政治社会条件。但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不等于经济问题的自动解决。几乎所有独立后的国家均碰到的一个巨大问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折腾国内的政治斗争？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看，折腾于国内政治纷争的国家一再错失现代化良机，一心于经济现代化的国家则取得了发展的辉煌业绩。前者如亚非拉的相当多发展中国家，后者如新加坡、韩国、巴西。中国亦走过弯路，1978年以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和社会实践使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几乎没有缩小，有的反而扩大了。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国家的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并提出经济建设是最大的政治，为保证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坚持了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1987年，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总体来看，1978年之后的31年，经济现代化成为国家全局中始终不动摇的中心任务，虽有1989年的政治风波，但未从根本上影响大局稳定，未使国家偏离经济建设中心。因此，1978年对中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840年后的外国长期入侵和多次内战使中国不可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949年的解放为经济建设创造了政治前提，但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发展道路探索和前二十多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使国家在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上左右摇摆；1978年以后，不仅没有全局性的政治动乱和对抗性社会矛盾，而且经济建设本身成了最大的政治，社会的稳定和政治的改革亦是为经济中心服务的。国内政治社会环境的改善为经济发展创造了空前有利的条件，经济现代化初见成效：到1992年，中国的人均GDP（1990年盖—凯美元）是日本的16%、韩国的31%、巴西的69%、美国的14%、英国的20%、德国的16%。⑩

　　在经济现代化与政治社会现代化的关系上，典型的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是经济现代化与政治社会现代化几乎同步进行，如：英国、法国和美国。但对于后发的非西方国家，要追赶先行的工业国几乎做不到经济现代化与政治社会现代化同步进行。成功转变成现代文明的国家几乎都是先启动经济的现代化，在经济现代化取得巨大成功基础上再建立较高级的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的，最典型的是日本，还有后来的新加坡和韩国。而绝大多数追求经济现代化和政治社会现代化同步推进的发展中国家，多数都是不仅没有真正的政治民主和社会文明，而且经济的现代化也进程缓慢。1978年后的中国与新加坡、韩国的共同点是优先进行经济的现代化。但与它们的差异是：中国在不危及政治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及时启动并有选择地推进政治社会的改革，有效避免了政治社会现代化的长期滞后可能带来的社会震荡。

　　五、经济发展国际环境的和平开放性、非冲突性

　　对于后发国家，封闭没有出路，只有开放，才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历史上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有两种不同的对外战略：一种是武力开放战略，通过对外战争，掠夺原始积累所需要的资金和财富，掠夺本国短缺资源，打开海外市场，占领有利的投资场所，如早期的西欧国家，19世纪末20世纪前期的美国、德国、日本等；另一种是和平开放战略，通过多边或双边的经贸协议，在彼此开放市场的基础上，实现资金、技术、人才、知识等的不同程度的自由流动，亚洲“四小龙”以及非战争时期的西方国家走的即是这条路径。

　　新中国成立后走的是一条和平的道路，虽争取过开放，但一直受西方封锁而收效甚微，对苏东国家的开放也因与苏关系恶化而严重受阻，结果造成中国在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总体上形成与世隔绝的状态，拉大了同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时，中国外汇储备也仅有8.4亿美元，远低于同期的韩国（27.4亿美元）、泰国（19.7亿美元）和菲律宾（17.5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国仍未从根本上摆脱贫困、落后、愚昧、边缘化状态。

　　从1978年改革开放起，党中央准确地把握国际政治、军事形势，提出“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在外部环境营造上坚定不移地走出了一条和平开放的、非冲突性的道路。总体上，60年来中国一贯贯彻和平的非冲突性的外交政策，政治上坚持独立自主，不同任何大国结盟，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近30年来中国未卷入过大的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冲突，尽最大努力避免边境摩擦，同时，在对外开放方面由重点开放向全方位开放，先后与美、日、欧等西方国家建交或恢复邦交，在此基础上开展全方位外交，在开放中突出经贸主题，经过长期艰苦谈判于21世纪初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这一切为我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赢得了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这种非冲突性的国际环境使得我国在短期内大踏步参与国际分工，引进海外资源，并在国际大市场中充分获取合作收益，有力地促进经济的现代化进程。如：到2008年，中国外汇储备达到19460亿美元（世界第一），到2009年7月，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累计达9490亿美元。2007年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2360美元。(11)

　　六、结论

　　上述五个特殊条件既相互独立，又互相影响。例如，发展起点的初级性、后发性，制度基础的公有主体性、多元性，历史文化的东方民族性、文明兼容性，这三个特点决定或影响着我国经济发展的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的特色；而经济发展国内、国际环境的特色又影响制约着经济发展初始条件的改善、制度基础的变革、历史文化的革新程度，如此等等。

　　总体观之，新中国成立60周年，尤其是改革开放30余年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条件具有两重性：一重是具有现存性、相对不变性，这主要是指：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源禀赋基础，贫困落后的工业化起点，公有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局面，东方民族的历史文化条件，国内经历百年动荡后人心思安定，国际上和平发展成为主流等等一系列特殊条件是现存的、相对不变的。另一重是具有发展性、可变性，这一重主要是指：中国经济发展的要素结构可以改变，贫困落后起步可以后来居上，所有制结构可以完善和调整，国内经历了“文革十年”震荡后人心思变革，东方民族历史文化中的精华可以发扬光大、世界文明成就可以吸收，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可以按有利于国家经济现代化的总要求去改进、改善和塑造。这样的特定条件可去追求、去创造，从而经济发展条件又具有发展性、可变性。经济发展的特殊条件具有现存性、相对不变性的一面决定了：我们不能凭空创造历史、不能随意改变现存条件中那些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特质而冒进。经济发展特殊条件具有发展性、可变性的一面决定了：中国人不可固守现存条件，而应从实际出发，对现存条件进行合时宜的、合国情的、合规律的改造和创造。正是这后一重属性，使得中国人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创造，进行了合时宜的、合国情的、合规律的改革、开放、创新，从而赋予了中国经济发展特殊条件新的内涵，并形成了经济发展独特的中国模式。这些特殊条件的新内涵已在本文中做了阐述，而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中的特殊目标及特殊路径将另文展开。

　　注释：

　　①胡鞍钢等：《国情与发展》，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0页。

　　②丰捷：《教育奠基中国》，《光明日报》2009年9月1日。

　　③胡鞍钢等：《国情与发展》，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0页。

　　④熊映梧：《当代中国社会生产力考察》，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3页。

　　⑤中共中央宣传部：《六个“为什么”——对几个重大问题的回答》，载《重庆宣传》2009年增刊。

　　⑥薛暮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8、41页。

　　⑦《江泽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7页。

　　⑧中共中央宣传部：《六个“为什么”——对几个重大问题的回答》，载《重庆宣传》2009年增刊。

　　⑨长谷川启之：《亚洲经济发展和社会类型》，郑树清等译；上海：文汇出版社，1977年，第136页。

　　⑩麦迪森：《世界经济两百年回顾》，李德伟等译，北京：改革出版社，1997年，作者根据第134-144页数据计算。

　　(11)世界银行：《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52-353页，若按PPP计，则是5370美元。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求是》2008年第24期。

　　[2]林毅夫：《经济发展与转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3]于文锋：《经济现代化模式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

　　[4]史东辉：《后起国工业化引论——关于工业化史与工业化理论的一种考察》，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1年。

　　[5]苏振兴：《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年。

　　[6]江时学：《拉美发展模式研究》，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