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虽然蝗灾作为巨灾已被送进了历史，但水灾、旱灾却在持续恶化，台风、冰雪等也时常酿成巨灾，2008年5月12日发生在四川汶川的大地震，再次揭示了地震作为中国的巨灾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可以令整个世界都为之心悸。同时，对汶川大地震的出色救援，也为新中国60年来的抗灾救灾画上了一个圆满的符号。因此，回顾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减灾历程，全面总结60年来抗灾救灾的经验教训，对于探求应对灾害问题的科学对策，努力减轻各种灾害的侵袭和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

从多重灾难中走出来，在灾害的不断侵袭下迅速崛起，这当然是新中国战胜灾害的结果。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国外诸多媒体就评论“中国式救援无与伦比”，“赈灾凸显了中国的制度优势”。①因此，总结六十年抗灾救灾经历的经验，不只是为了证明这一结果，同时也是为了启迪未来，因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祖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还会遭遇到各种灾害的侵袭，以往的经验对未来的抗灾、减灾有着异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一、六十年抗灾救灾中积累的宝贵经验

第一，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人民赢得抗灾胜利的基本制度保证。在国际上，一个国家处理重大自然灾害与突发事件的能力，通常被作为衡量其制度优劣和政府及其领导人管治国家能力的重要指标。在以往六十年的抗灾救灾中国家尽管经济实力薄弱，也充分显示了中国应对重大自然灾害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抗击重大自然灾害与突发事件中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全国一盘棋，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在重大灾难发生时，国家往往能够迅速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与财力对灾区实施救援。如在汶川大地震中，中央决定发达地区对灾区实行对口支援，提供相应的财力、物力保障，构成了汶川大地震灾区重建的重要方面，这在其他国家是难以做到的。二是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这就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几乎在所有的重大自然灾害与突发灾难面前，都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领导人所发挥的核心作用，他们对形势做出判断，对抗灾救灾做出决策，党政军民齐心协力、万众一心、巨大威力。三是有一支在灾难面前不畏任何艰难险阻的人民军队。在所有的重大自然灾害面前，人民子弟兵都发挥了抗灾抢险主力军的作用，写下了许多感天动地的壮丽篇章。这支队伍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抗灾救灾中哪里最险，哪里就会有解放军；哪里抗灾救灾任务最难、责任最重，交给人民子弟兵就会让人民放心。正是经历重大灾难的考验，由50多个民族组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才具有了空前的国家认同意识和巨大的民族凝聚力。

第二，经济发展与综合国力的持续提升是战胜重大自然灾害的物质基础。在改革开放前，尽管社会主义制度保障了绝大多数灾民的基本生活，但因国力薄弱、财力紧张，在自然灾害面前，不仅防灾抗灾救灾的投入有限，而且在灾后救援和灾后重建中也力不从心。一场重大自然灾害发生后，灾区人民的苦难往往还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然而，无论是2003年发生的“非典”，还是2008年发生的南方冰雪灾害与汶川大地震，都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支撑，不仅迅速完成了抗灾救灾的紧迫任务，而且让受灾地区的基础设施、生产秩序、人民生活都在短期内恢复正常，这在过去是不敢想象的。以唐山大地震与汶川大地震相比较，前者发生于1976年7月28日，当时国家不仅财力异常薄弱，国民经济也濒临崩溃边缘，从震后到1979年基本只是清理废墟；1979年到1985年主要是重建居民住宅与部分公共设施，1986年8月中旬，根据国务院指示，唐山市才成立恢复建设规划组，整个新唐山的建设才得以加速的推进。唐山大地震的恢复重建工作持续20多年，同样得益于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与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

汶川大地震发生于2008年5月12日，国家计划是三年基本完成灾区的恢复重建任务。而时间仅过去一年多，灾后重建工作便异常快速地推进，灾区的面貌开始焕然一新，这与当年唐山大地震后缓慢的恢复重建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当然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成果。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总量上升到世界第三位，年财政收入超过6万亿元，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比1978年增长40倍和30倍以上。正是因为有了这样日益雄厚的物质基础，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一年时间内，中央财政拨出的抗震救灾资金就达550多亿元。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使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有了更加雄厚的物质基础，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募集的社会善款高达700多亿元。如果没有这些条件，便不可能迅速取得抗灾救灾与灾后重建的胜利。可见，重大自然灾害的发展，考验的不仅是执政党的执政能力与政府的管治能力，而且也是对综合国力与经济实力的检验。它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即发展依然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发展是硬道理，中国依然需要坚定不移地发展经济，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提高综合国力和抵御重大自然灾害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