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上海社会科学副院长 黄仁伟，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海洋战略中心副秘书长 张晓东
　　伴随“一带一路”战略的展开，历史学如今也出现了新的“丝路热”。提到海上丝绸之路，从人们的记忆中跳出来的地名往往是明州、泉州、广州这些享誉中外的名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到底是哪里也曾成为一个富有争议的话题。今天的上海地区虽然处于长江入海口，是现代中国长江流域交通和远洋运输贸易的大港，但在过去的我们所熟悉的历史论述中，上海似乎与丝绸之路没有太大的关系，即使堪称丝路盛举的郑和下西洋是从长江口出发，也是从北岸的太仓刘家港启程，似乎历史上上海港口并非海上丝绸之路的名港。但是经过笔者的探究发现，虽然由于上海地区东部大片陆地在历史上成陆较晚，包括入海口地理条件变迁较快造成的不足影响了古代港口的稳定发育，使得上海地区港口加入海上丝绸之路交流活动较晚，但是上海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仍然与海上丝绸之路结下不解之缘，公允地说，这种缘分还是非常深厚的，这段相关的历史也富有启示。
　　上海地区港口地位升降与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兴衰
　　上海地区在古代的港口也算历史悠久。今天上海地区的境内首次出现县这一级的独立的行政建置，是在唐朝天宝十年（751）设立华亭县。但在隋朝初年上海地区出现了首个市镇华亭镇，天宝五年（746）也设立了青龙镇，当时的“镇”首先是军事建置，当时二镇已经有了港口。青龙镇港已经是江南地区重要的江海港口之一。
　　宋代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趋势逐渐完成，北宋时期西夏国在西北地区崛起，陆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地位急剧下降，海上贸易的各种优势更加凸显。著名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称“海港而不是古老陆地的陆路，首次成为中国同外界联系的媒介”。但是，自宋代到元朝初年海船来到上海地区尚不能如今天进入黄浦江。
　　北宋政和三年（1113）朝廷在华亭县设立市舶务，委任监官管理对外贸易，这也是当时上海地区贸易发展的新标志。是年朝廷将青龙镇改名为通惠镇，意为“通商互惠”之义。到徽宗年间青龙江发生淤塞，“番舶鲜至”，以致宣和元年（1119）官府开修青龙江浦。经过疏浚，外国的海舶再次接踵而来，挽救了市舶务和贸易繁荣。宋代地方志《云间志》称青龙镇为“岛夷闽粤交广之途所自出”，岛夷是指外国来人。宋代迪功郎应熙的《青龙赋》则称当地市场“市廛杂夷夏之人，宝货当东南之物，”说明外国人甚至外来商品很多。南宋时期上海地区海上贸易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绍兴二年（1132）朝廷将两浙路市舶司从杭州迁往华亭，设立分司于青龙镇，也就是通惠镇，将秀州华亭市舶务移就通惠镇，这说明华亭和青龙的经济和交通地位在整个两浙路地区本来是相当高的。可是南宋初年前来两浙路贸易的番舶主要集中于明州，以致两浙路市舶司官员常年视事明州，华亭的治所地位形同虚设。
　　南宋中期青龙镇海上贸易继续下滑，乾道二年（1166）两浙市舶司被撤废，伴随着青龙镇衰落，今天上海地区境内的上海镇、黄姚镇、江湾镇兴起。在青龙镇繁盛时已有不少商人往江湾贸易，宋政府在当地置场收税。
　　南宋晚期，国势衰弱，影响开放的贸易政策有所收缩。宋光宗时期曾禁止商船停靠上海地区的澉浦港。庆元元年（1195）之后两浙路各港口市舶司撤销，仅保留明州一处。宋宁宗禁止商船停泊江阴、温州、秀州，此后只剩下明州一处市舶务。开禧二年（1206）黄姚镇兴起（今天宝山县月浦附近），有臣僚上书称“黄姚税场，系二广、福建、温、台、明、越等郡大商海船辐辏之地，……每月南货关税动以万计。”后来当地江岸坍塌，且当地无榷货务，就是说没有直接参与外场贸易的权利，没有很好发展，而位于吴淞江南岸的上海镇港地理位置相对优越，至南宋晚期已经“人烟浩穰，海船辐辏”，弘治《上海志》讲当地“宋时蕃商辐辏，乃以镇名，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在焉”，又记载“咸淳中提举松江府市舶，分司上海镇。”据宋人常棠《澉水志》载澉浦市舶务于淳祐六年（1246）恢复，说明当地外贸得以复苏。北宋熙宁年间已设立上海务，经过200年发展，到南宋末期形成华亭县东北的巨镇。与青龙镇不同的是，上海港没有正式设镇，镇务由市舶分司提举官兼领，说明其贸易地位高于行政地位。
　　元代朝廷非常重视海外贸易，在东南沿海的泉州、庆元、上海、澉浦、杭州、温州、广州七个主要港口设立市舶司，后来又在广东雷州半岛设立海南海北市舶司，且实行统一税率。由此可见上海港在当时成为全国八大海上对外贸易口岸之一。当时上海港贸易范围远至日本和印度尼西亚。元世祖至元十四年在上海、澉浦、庆元三个港口同时设立市舶司，次年下诏书招徕番舶。当时日本朝鲜来华的商船主要停泊在庆元和上海。
　　明朝的上海作为外贸港口显然有所衰落。明太祖朱元璋也重视海外贸易，早在吴元年（1367）就在上海地区的黄渡设立市舶提举司，于洪武三年罢之，另在广州、泉州、宁波三地设市舶司，开展朝贡贸易。朱元璋奉行对外贸活动和朝贡活动实行统制管制的策略，严苛近于禁海，因此对外贸易受到限制。明朝实行禁海政策的年代很长，海港都受到削弱。尽管郑和下西洋的船队随行有来自上海的医生陈常，想必还一些来自上海地区的人力，但是船队自长江北岸港口出发，说明当时上海地区港口条件并不算太发达。
　　清朝也有一些反反复复的禁海和松弛。在康熙二十二年之前为了打击郑氏集团实行禁海，之后，康熙指定广州等四个口岸对外国通商，名单里没有上海。康熙五十六年复行南洋海禁，雍正五年(1727)再开南洋海禁。当时，英国人为了向北方推销其纺织品和接近茶、丝产地，力图在广州以北扩张海口。英国通事洪任辉带武装商船多次驶至浙江，引起乾隆二十二年清廷下令:“(夷船)将来只许在广州收泊贸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入浙江海口。”可是部分得益于限制开放，国内贸易继续发展，以至于上海仍然是国内贸易大港。
　　上海地区贸易活动与海上丝绸之路交流活动
　　经过自六朝以来的经济开发，到唐宋时期，江南地区已经逐步成为财赋重心，也已经是发达的丝织业中心。明清时期江南手工业的发展，包括松江当地的纺织生产都是贸易发展的重要动力。
　　五代时期，江南大部分地区丝绸生产和对外贸易在吴越国政权的庇护和鼓励下得到持续的进步，少受战乱摧残，太湖平原产丝区诸州包括秀州，都属吴越国管辖，当地生产的蚕丝与丝织品质量优于全国。华亭县的丝纺织手工业也很发达，产品行销国内外。虽然五代十国是一个分裂时期，但是吴越国政权基本能够做到保境安民，并着重发展海外贸易，成为东亚地区“东方海上丝绸之路”推手，在沿海广设博易务，开展海外贸易。后唐清泰末年（935年）吴越王钱元瓘多次派使者赴日，嘉兴人蒋承勋因此数度随至日本，日本国左大臣藤原忠平也有书信回赠吴越国王。秀州华亭县青龙港就是当时吴越国重要的一处海港。
　　宋代华亭县商业繁荣，在北宋时期商税收入已经十分可观。《云间志》记载其北宋时期商税租额为61713贯有奇。《文献通考》记载熙宁十年以前天下诸州商税岁额40万贯以上者3处，20万贯以上者5处，5万贯以上者30处。华亭县商税额竟达6万多贯，足证其发展程度之高。这种发展和对外贸易有很大关系，《松江府志·名迹志》记载来青龙镇贸易的商船以浙闽诸州为多：“广南、日本、新罗（朝鲜）岁或一至”。
　　元代初年江南地区的大海商崇明人朱清和嘉定人张瑄替官府筹办海上漕运，且组织海外贸易，其“巨艘大舶，帆交番夷中”，清嘉庆《松江府志》说元代江南顽民皆“私造大船出海”，交通日本、琉球、满剌、交趾等地，“外来贸易悉由上海出入，地方赖以富饶。”虽然日本和元朝发生战争，朝廷仍然允许日本商人以黄金兑换日本急需的铜钱。
　　明清沙船业的发展和北洋航线贸易活动，包括长江口通往东北亚的贸易之间相互促进。上海港再次成为参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国际活动的重要外贸港口，也存在和东南亚的直接贸易，有日本、朝鲜、安南、暹罗等国家的船舶前来。
　　明代的海禁时弛时张，禁多于宽，海外贸易处于不正常状态。到清朝建立初年为军事需要国家甚至执行过更加严厉的“迁界禁海”，但是在统一台湾以后，朝廷重新允许一定范围内的海外贸易发展。有研究上海史的名家唐振常指出清代“海上贸易与转口贸易的发展，加快了上海通商城市的形成。从康熙中叶到道光初期的二百年间，上海港已经成为东南沿海数一数二的重要港口。”
　　当时上海到日本的沙船贸易规模较大，清朝和日本之间的商船往来始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七月清廷官船十三艘开赴日本，以后两国商船往来频繁，到康雍交替之际中国开往日本的船舶一年已经多达八十余艘。这些船多从上海、宁波出入，文献记载“邑（上海）商船有愿行货海外者，较远人颇便，大概商于浙、闽及日本居多”。等到了乾隆年间，上海港已经相当繁荣，“凡远近贸迁皆由吴淞口进泊黄浦，城东门外舳舻相接，帆樯比栉。”很多外贸商品涌入，故史云“海外百货俱集”。乾隆年间，上海地区“间有东洋日本、朝鲜和西洋安南、暹罗等外国船舶”。上海和日本之间的大船可载货50—60万斤，小的也有万斤左右，运去的商品包括生丝、纱绫、棉布、纸张、茶叶、药材、瓷器、文具、书籍等，日本长崎港则运来银、铜、海产、漆器、珍珠等商品，开往东南亚德安南、暹罗的洋船比沙船容积大，结构坚固，大的可载80—90万斤，一般的也有60万斤左右，运去丝绸、棉布、陶瓷，运回砂糖、苏木、槟榔、樟脑、檀香等，每年也有数十艘。
　　康熙平台后重开海禁，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回来者不过十之五六，不少人留居南洋。清政府因而担心“数千人聚集海上，不可不加意防范”，并认为南洋各国历来是“海贼之渊薮”，于是，康熙五十六年复行南洋海禁，严禁与南洋往来贸易。然而，禁海使得沿海经济日趋萧条，危及当地居民生机，不少人逃亡海上，铤而走险，奏请开禁再起。雍正五年(1727)，即南洋海禁十年后，清政府再开南洋海禁。限令出洋贸易之人三年内回国，否则不许回籍。乾隆二十二年皇帝限令只准在广州一口贸易，是清廷对外贸易政策的一大转折，从此，中国在1842年对西方开放之前的八十五年中，广州是唯一的对外贸易开放口岸，等到1842年上海重新开放后，海上丝绸之路早已结束。
　　应该承认的是，清代自康熙到乾隆这段时间上海港进出的外国商船远不及广州、厦门、宁波，且上海江海关的岁入税额，居四海关之末。可是国内贸易，特别是北洋航线贸易的发展继续进行，以至于上海仍然是国内沿海贸易大港，上海县也已经成为我国江南的重要商业城市。

　　上海地区是海上丝绸之路交流活动的重要参与者
　　结合海上丝绸之路和上海地区的关系来考察，显然，历史时期上海地区港口发展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
　　第一个阶段，唐五代到宋中期，以秀州华亭县青龙镇为中心的阶段，青龙镇港逐步兴起，宋代设立有市舶务和两浙路市舶司，成为对外贸易管理部门驻地治所。隋唐五代的秀州华亭县所属的江南地区是纺织业的中心和国家财赋重心。
　　第二个阶段，从宋朝晚期到元代，宋朝晚期青龙镇衰落后，港口开始在青龙镇周边转移，特别是江湾镇和上海镇港口兴起，前者设场收税，后者设立市舶务，元代上海成为官方设立市舶司的八大港口之一。
　　第三个阶段，在明清禁海政策的限制下，港口虽有平稳发展，但是丝绸之路活动带来的海上贸易已经面临整体衰落，上海地区往往不是官方认可的对外贸易口岸，但却成为国内贸易前列大港。
　　总之，从历史经验来看，古代上海地区的发展与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交流存在密切的关系，尽管海上丝绸之路早在汉代已经开辟，上海地区港口晚至隋唐五代才开始加入海上丝路交流，但上海地区是海上丝绸之路交流活动的重要参与者，上海港也是海上丝绸之路众多的丝绸贸易起点港之一。国家政策扶持或限制，即执行开放或封闭，允许对外贸易自由或限制对外交流，是古代上海地区海外贸易兴衰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