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吴冷西《十年论战》有感 

　　今年是俄国十月革命100周年，国内对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研究、论著多了起来。但是，个别学者打着反思十月革命道路的旗号，对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持完全否定的态度，提出“十月革命道路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实践证明，十月革命道路是行不通的”。［1］这类论调对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用尽一切攻击、诬蔑的手段，而且认为“否定得越彻底越好”。这实际上提出了两个相互密切联系的问题：十月革命是不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不是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十月革命道路的第一个成果——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是失败的？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是基本成功的，还是如戈尔巴乔夫所说“遭到了战略性失败”，从而证明十月革命道路是行不通的？关于后一个问题的分歧，归根结底就是毛泽东对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三七开”评价是不是站得住脚？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有两次否定斯大林、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高潮，第一次是1956年，第二次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及以后。这两次高潮实际上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通过否定科学社会主义运动实践的办法来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在中国，这股思潮最近一段时期同国内否定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的历史虚无主义一脉相承、沆瀣一气。凡是否定我国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上必然是完全否定斯大林、完全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从本质上看，全盘否定斯大林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其目的就是为了否定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究其原因，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孕育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走的道路，是十月革命指明的道路。中国的基本制度与苏联是一样的，都是政治上坚持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坚持公有制、按劳分配；思想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同苏联社会主义事业有着密切的联系，本质上都是社会主义，不过是两种模式而已。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完全否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还能站得住吗？这是不言而喻的。对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如何评价是一个原则问题，关系到十月革命道路对不对、要不要走十月革命道路，关系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不是正确、要不要坚持，攸关科学社会主义前途命运。 

　　毛泽东对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三七开”评价，是在1956年中国共产党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时提出的。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做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引发了全世界反苏反共的浪潮。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后，人民日报编辑部撰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下简称“两论”）两篇文章，并于4月5日和12月29日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两论”全面、客观地评价斯大林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旗帜鲜明地捍卫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正确方面，回击了敌对势力的猖狂进攻，稳定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局。随着实践的发展，尤其是经历了苏东剧变，事实证明“两论”的观点依然是正确的，是当时回击反共浪潮的有力武器，至今仍是同完全否定斯大林、完全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实践论调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毛泽东在分析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实践问题上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原则，应该成为今天我们研究苏联问题、社会主义问题的指导原则，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吴冷西亲身经历了当时中央有关讨论，他在《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2］（以下简称《十年论战》）一书中如实记录了中苏论战中每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书记处会议讨论的情况。重读《十年论战》，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毛泽东关于斯大林“三七开”评价的理论、实践依据和重要指导作用。 

　　毛泽东的“三七开”评价是认真的、慎重的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一传到中国，毛泽东立即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这个报告。他说：“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一是揭了盖子，这是好的，二是捅了娄子，全世界都震动。揭开盖子，表明斯大林及苏联的种种做法不是没有错误的，各国党可根据各自的情况办事，不要再迷信了。捅了娄子，搞突然袭击，不仅各国党没有思想准备，苏联党也没有思想准备。这么大的事情，这么重要的国际人物，不同各国党商量是不对的。事实也证明，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出现混乱。”“总之，它一是揭了盖子，二是捅了娄子。想一想我们如何对待这事，这是一个大问题。”［2］（pp.6,7） 

　　揭了盖子、捅了娄子，都同斯大林问题有关。1956年3月1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赫鲁晓夫报告，集中讨论如何评价斯大林的问题。在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谈到对斯大林要“三七开”评价：“我并不认为斯大林一贯正确，这个话过去不好讲。他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出的主意，有许多是错的。过去我们只讲是我们自己错了，没有联系到斯大林。那时我们党采取这样的方针是对的。斯大林的错误是明摆着的，问题是如何评价斯大林的一生。是二八开，三七开，还是倒二八，倒三七，还是四六开？我看三七开比较合适。正确是七分，是主要的；错误是三分，是次要的。这个问题大家还可以议。”［2］（p.12）在此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没有人对毛泽东这一评价提出异议。 

　　1956年4月6日，毛泽东同米高扬谈话时说道：“我们认为斯大林功大于过，对他要作具体分析”。几天后，毛泽东在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中又重申了这一看法。4月29日，毛泽东会见拉丁美洲六个国家共产党代表时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是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写成的。“我们认为，斯大林有好的东西，有坏的东西。大体上，他是七分功劳，三分错误。如果说他八分好，二分坏，同志们不会通过。如果说他六分好，四分坏，更不会通过。否认他好的东西是不对的。”在中共八大期间，他会见很多外国政党代表时，一再重申对斯大林的“三七开”评价。［2］（pp.31~32）可见，“三七开”评价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斯大林问题、苏联社会主义实践问题的基本判断，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对此，吴冷西得出结论：“毛主席和党中央是认真的、慎重的，也是顾全大局的。可以说，毛主席和党中央着眼点放在如何从苏联的历史（包括苏共‘20大’在内）吸取经验教训，探索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2］（pp.32~33） 

　　毛泽东的“三七开”评价排除了历史上中苏两党关系和 

　　个人感情因素的影响，着眼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全局 

　　1956年3月24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赫鲁晓夫报告时，毛泽东指出：“我们党同苏共的关系，历史上斯大林整了我们四次”。第一次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是斯大林在莫斯科决定，要中国党执行，结果白区党损失了百分之百，苏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第二次是抗日战争初期，“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叫做‘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就是一切听蒋介石的，也是斯大林主持的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决定的。我们党很快就抵制了这条错误路线，制定了又团结又斗争，实行保持我党独立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终于巩固和扩大了革命力量，特别是抗日根据地，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第三次是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发动内战，我党进行自卫反击，斯大林从莫斯科发来电报，要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要毁灭。我党没有听他的”。第四次是1949年12月16日至1950年2月17日毛泽东访问莫斯科的时候，“斯大林不愿意订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他对中国党是不信任的”。虽然苏联最终与中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也答应帮助中国搞建设，“但是，在谈判中他们明显表现出对我们不信任，至少不完全信任”。［2］（pp.12~14） 

　　毛泽东对斯大林并没有特殊的好感。他说：“我一生写过三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头两篇都是祝寿的。第一篇是在延安，1939年斯大林60寿辰时写的。第二篇是在莫斯科，1949年他70大寿时的祝词。第三篇是在苏联《真理报》发表的，在斯大林去世之后写的，是悼念文章。这三篇文章老实说我都不愿意写。从感情上来说我不愿意写，但从理智上来说又不能不写，而且不能不那样写。我这个人向来不愿意人家向我祝寿，也不愿意给别人祝寿。”第一篇文章是在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指导并支持王明“左”倾路线及右倾投降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同希特勒德国签订互不侵犯协定的背景下，毛泽东抛开了个人感情，“以大局为重”，“把斯大林当作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来写”。“其他两篇也不是出于心愿，而是出于需要。”“我们现在写的这篇文章，还是要肯定斯大林的主要的正确方面，但要批评他次要的错误方面。对苏联也要肯定它的正确，也要批评它的错误。”［2］（pp.65~66） 

　　可见，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评价斯大林时，既不计较历史恩怨，也不考虑个人的感情，完全是从维护社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整体利益出发来评价斯大林，并不是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所臆测的为了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等原因。　

　　毛泽东的“三七开”评价在理论上是有理有据的，在实践上是实事求是的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苏联的情况十分熟悉，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成功之处有着切身的体会，对他们的失误也有清醒的认识。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国面临着走什么道路的抉择。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明确指出，总结建党28年的经验，就是走苏联的道路。到1956年，中国共产党不断认识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虽然基本经验是正确的，但它的具体做法和经验，有的只适用于苏联的具体条件，不能简单地照搬到中国来，有的经验甚至是错误的。我们必须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论十大关系》明确提出，要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走自己的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始于毛、成于邓”就是以此为发轫的。 

　　在讨论苏联问题时，有人喜欢讲“真相”，从所谓档案里挖出一些负面材料，来证明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观点。正如列宁指出的：“社会生活现象极其复杂，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3］“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都不如”。［4］ 

　　毛泽东在评价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时，从来不纠缠具体问题，而是从总体上，也就是“从整体上”和“从联系中”考察。经过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写成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充分肯定苏联取得的伟大成就，指出：“由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在列宁的领导之下，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地面上，首先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苏联迅速地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实现了农业的集体化，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科学和文化，在苏维埃联盟的形式下形成了国内多民族的巩固的联盟，苏联国内原来落后的民族变成了社会主义的民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成为打败法西斯的主力，挽救了欧洲的文明，并且帮助东方人民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这一切灿烂的成就，给全人类指出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大大地动摇了帝国主义的统治，使苏联在全世界争取持久和平的斗争中成为第一个坚强的堡垒。苏联鼓舞和支持了所有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鼓舞了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反殖民主义运动和一切争取人类进步的运动。这些都是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在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伟大业绩。”［5］这是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主要方面，同时也指出在建设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程中产生的严重错误。“作为列宁逝世后苏联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物的斯大林，在苏联的伟大成就中有他的不可磨灭的功劳，在苏联的严重错误中也有他的不否认的责任。”［2］（pp.25~26）斯大林的错误，主要是“在肃反问题上扩大化；在反法西斯战争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对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民的物质福利缺乏应有的注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特别是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作了错误的决定”。“共产党人对于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发生的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5］ 

　　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再次指出：“因为苏联发生了一些错误，这方面讲得多了，吹得多了，似乎那种错误不得了，这种观察是不妥的。任何一个民族，不可能不犯错误，何况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历又那么长久，不发生错误是不可能的。苏联发生的错误，像斯大林的错误，它的位置是什么呢？是部分性质的，暂时性质的。虽然听说有些什么东西有二十年了，但总是暂时的、部分的，是可以纠正的。苏联那个主流，那个主要方面，那个大多数，是正确的。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经过十月革命变成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建设了社会主义，打败了法西斯，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它有许多东西我们可以学。当然，是要学习先进经验，不是学习落后经验……所以，要加以分析。我们说过，对斯大林要三七开。他们的主要的、大量的东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东西是错误的。”［6］ 

　　可见毛泽东是全面考察了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既看到了成就，也看到了错误，而且区分主流和支流，才得出结论。这是唯一正确的、符合辩证法的研究方法，我们必须坚持。 

　　坚持毛泽东的“三七开”评价需要廓清“为苏联辩护”、 

　　“改革就是去苏联化”两种观念　

　　有人认为，坚持“三七开”是在为苏联辩护，苏联自己都垮了，还为它辩护？1956年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满世界都批判“斯大林主义”，当时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捍卫斯大林的正确方面，明确指出斯大林的一生“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家的一生”。我们捍卫斯大林的正确方面，就是捍卫社会主义，就是捍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是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下简称《再论》）旗帜鲜明地指出：“如果一定要说什么‘斯大林主义’的话，就只能说，首先，它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一些极为严重的、必须彻底纠正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7］把这一论断搬到苏联社会主义实践身上，我们也可以说，苏联社会主义实践，首先，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这是正确的；其次，它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实现形式层次上犯有一些严重的错误，必须纠正。我们捍卫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正确方面，就是捍卫十月革命道路，就是捍卫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就是捍卫社会主义。这是毋庸讳言的。至于说到苏联解体，那并不是坚持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正确方面的结果，反而是背弃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所产生的恶果，恰恰从反面证明十月革命道路放弃不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的正确方面（这是基本方面）否定不得。 

　　有人还借口改革反对肯定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他们的逻辑是，改革就是把原来苏联传给我们的弊病改掉，“改革就是去苏联化”。肯定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基本方面是正确的，这不是反对改革吗？这就涉及对改革对象的理解。我们的改革是调整生产关系，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因此，要弄清楚什么东西妨碍生产力的发展。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是既适应又不适应的关系，适应方面我们必须坚持，不适应方面才需要改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适合生产力发展需要的，我们必须坚持。把改革的矛头指向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那是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破坏生产力。苏联、东欧国家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改革证明了这一点。与生产力的发展相矛盾的是具体体制、运行机制的某些环节，这才是我们改革的对象。中共十五大明确指出，“改革是全面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自觉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和环节，来适应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要求”。［8］不能把改革简单理解为“去苏联化”。我们党从来没有把改革说成是“去苏联化”，这是某些人为了把改革引导到邪路上去而制造的一种舆论。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基本制度，我们应该坚持；其中根据苏联国情制定的、不适合我国国情的具体体制、运行机制，以及错误的具体体制、运行机制，才是我们改革的对象。肯定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正确方面和坚持改革并不矛盾。把改革理解为“去苏联化”，不仅要改革不适合需要的具体体制、运行机制，而且把改革的矛头指向基本制度，这是完全错误、也是极其危险的。 

　　应该清醒地看到，对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是完全否定，还是“三七开”评价，这是一个原则性问题。这个问题，说到底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实际上就是想完全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十月革命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三七开”评价，就是坚持十月革命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时改革错误的、不适合本国国情的具体体制、运行机制，把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得更好。 

　　毛泽东的“三七开”评价为正确认识评判历史提供了 

　　重要指导原则，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于斯大林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错误、弊病，毛泽东的“三七开”评价不是简单地加以谴责，而是提出了一些客观分析和评价的指导原则。这些原则至今仍值得我们借鉴和遵循。 

　　（一）社会主义建设是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在这项事业中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 

　　1956年3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赫鲁晓夫报告时，毛泽东指出：“十月革命以来，搞社会主义建设时间并不长。说到共产主义运动，从马克思发表《共产党宣言》时起，迄今也只有100年多一点，实现共产主义是空前伟大、空前艰巨的事业。不艰巨就不能说伟大，因为很艰巨，才很伟大。这样伟大艰巨的事业，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苏联要犯错误，我们也要犯错误。因为我们所走的道路是前无古人的道路。苏联是第一个搞社会主义，第一个搞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可以说他们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中国搞社会主义也可能犯错误，甚至犯大错误。因为要摸清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不是容易的事情。”［2］（p.15）人的主观认识不可能一下子就完全符合客观实际，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需要一个实践、探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犯一些错误是难免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明确指出：“自从人类社会分裂为几个利害不同的阶级以来，经历过奴隶主的专政，封建主的专政，资产阶级的专政，这些专政继续了几千年”，“这些在社会发展史上曾经起过一定进步作用的剥削阶级，总是在很长的时期中犯过无数历史性的错误，而且是反复地一犯再犯，才能积累他们的统治经验。但是随着他们所代表的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尖锐化，他们仍然不可避免地要犯更大更多的错误，激起被压迫阶级的大规模反抗和他们自己内部的分崩离析，以至促进了自己的灭亡。”但是，“无产阶级的专政和以前任何剥削阶级的专政，在性质上根本不同。它是被剥削阶级的专政，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是为着创造没有剥削、没有贫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专政，是人类历史上最进步的也是最后一次的专政。这样的专政，担负着历史上最伟大、最困难的任务，面对着历史上情况最复杂和道路最曲折的斗争，因而它的工作——正如列宁所说的——也不能不犯很多的错误。如果有些共产党人发生骄傲自满和思想硬化的情形，那么，他们甚至也会重犯过去自己犯过的或者别人犯过的错误。”尽管如此，“无产阶级为了在物质上和精神上解放人民的目的，却是要利用自己的专政条件，实现共产主义，实现人类大同，让自己的专政逐步地消逝下去，因而就要尽量地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精神和积极作用。而人民群众的主动精神和积极作用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的无限发挥的可能性，也就包含着克服无产阶级专政时代所犯各种错误的可能性。”［5］ 

　　（二）要客观辨析犯错误的根源是什么，知道如何克服错误 

　　1956年12月19日、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再论》稿子时，大家一致认为：“特别要讲清楚，斯大林的错误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年轻，因为年轻所以还不完善，在某些环节上还有缺点。即使没有缺点，也有一个怎样运用制度的问题。制度不是万能的，要靠人来运用。运用的人的主观认识是否正确，关系甚大。斯大林脱离客观实际，脱离群众，脱离集体，个人专断，在认识上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讲错误的原因首先要从思想上讲清楚，再从社会历史根源上讲清楚。”［2］（p.74） 

　　《再论》一文详细论述了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所犯错误的根源。“斯大林的错误，是不是由于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已经过时，而不能再适应苏联发展的需要了呢？当然不是如此。苏联这个社会主义社会还是年轻的，它所走过的时间还不到四十年。苏联经济迅速发展的事实证明，苏联的经济制度基本上是适合于生产力的发展的，苏联的政治制度也是基本上适合于经济基础的需要的。斯大林的错误并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而来；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当然不需要去‘纠正’社会主义制度。西方资产阶级想用斯大林的错误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另外有些人想用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对于经济事业的管理来解释斯大林的错误，认为政府管理了经济事业就必然成为妨害社会主义力量发展的‘官僚主义机构’，这也无法令人信服。谁也不能否认，苏联经济的巨大高涨正是劳动人民的国家政权有计划地管理经济事业的结果，而斯大林所犯的主要错误，却很少同管理经济的国家机关的缺点有关。但是在基本制度适合需要的情况下，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也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表现成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某些环节上的缺陷。这种矛盾，虽然不需要用根本性质的变革来解决，仍然需要及时地加以调整。”［7］ 《再论》严格区分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也就是我们现在常讲的具体体制、运行机制），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正确的，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错误，不是来自基本制度，而是在具体制度的环节上发生的，因此，纠正错误，不需要改变基本制度，只需要根据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经济基础发展的需要调整具体制度。这就从理论上明确了改革的对象：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调整不适合实际需要和国情的具体制度。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这种认识是难能可贵的，为后来的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 

　　《再论》还指出：“制度是有决定性的，但是制度本身并不是万能的。无论怎样好的制度，都不能保证工作中不会发生严重的错误。有了正确的制度以后，主要的问题就在于能否正确地运用这种制度，就在于是否有正确的政策、正确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没有这些，人们仍然可以在正确的制度下犯严重的错误，仍然可以利用良好的国家机关做出并不良好的事情。”为了解决发展中出现的各些问题，“必须依靠经验的积累和实践的考验，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情况是不断变化的，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产生了，任何一劳永逸的解决也是不会有的。从这种观点看来，就是在已经建立了巩固的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它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也还有缺陷，在党和国家的政策、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还会有这样那样的偏差，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党和国家的任务，就在于依靠群众和集体的力量，及时地调整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各个环节，及时地发现和纠正工作中的错误。当然，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员的主观认识，总不可能百分之百地符合于客观实际。因此，在他们的工作中，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总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只要严格遵守并且努力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只要彻底遵守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只要认真地依靠群众，全国性的、长时期的、严重的错误，却是可以避免的。”［7］《再论》指明了我们如何最大限度地避免错误、克服错误的重要方法。 

　　（三）既要从社会主义发展共同规律的高度来研究问题，又要结合各国的民族特点 

　　1956年11月30日，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再论》的会议上，毛泽东归纳大家的意见，提出几个基本观点：“一、十月革命是各国革命的共同道路，它不是个别民族现象，而是具有时代特征的国际现象，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规律。否定十月革命的道路，就是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二、各国有不同的具体情况，因此各国要用不同的办法解决各自的问题。正如每个人的面目不同一样，每棵树长得也是不一样。要讲个性，不讲个性此路不通。各国革命都有具体的民族特点，十月革命本身也带有一些民族特点，没有民族特点的道路是走不通的。但是，所有道路都有它们的共性，条条道路通莫斯科。这就是十月革命的基本经验。各国革命党人的任务是把体现在十月革命道路中的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本国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三、苏联建设时期，斯大林的基本路线、方针是正确的，应明确加以肯定。有缺点，是难以避免的，可以理解……有缺点，有官僚主义，但他终究把苏联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国家，打败了希特勒。如果都是官僚主义，都是官僚机构，怎么能做到这些呢？说苏联是由官僚主义者统治不能说服人。四、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先要分清敌我，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自己的同志。斯大林过去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犯了错误，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铁托同志。后来苏联同志改正了这个错误，用对待同志的方法对待铁托同志，改善了苏南关系。”［2］（pp.66~67） 

　　各国都要遵守共同规律，走十月革命道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这是社会主义的共性，否定了共同规律，那就不是社会主义了；但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民族特点，必须根据本国国情探索共同规律的实现形式，这是社会主义的特殊性。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都是社会主义共性与特殊性相结合，既坚持共同规律、共性，又在共同规律的实现形式上各有特点，具有特殊性。否定共同规律，那是修正主义；否定共同规律实现形式上的特殊性，那是教条主义。两者都会阻碍甚至破坏社会主义的发展。 

　　《再论》把苏联的经验区分为基本经验和具体经验，指出：“在苏联的成功的经验中，一部分具有基本的性质，在人类历史的现阶段具有普遍意义。这是苏联经验中的首要和基本的方面。”“苏联发展的事实证明，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是一个伟大的成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曲响彻云霄的凯歌。”［7］苏联的基本经验体现在制度上，那就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它反映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完全正确的，必须坚持，决不能否定。而所有要彻底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人，攻击的矛头总是集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上。 

　　苏联的基本制度、基本经验是正确的，具体经验、具体制度是有对有错的。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基本制度是第一位的、决定性的，而具体制度则是基本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是第二位的。把两个方面综合起来评价，我们不能不承认，对斯大林、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的“三七开”评价是完全正确的。 

　　（四）评价历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是如何吸取教训，把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事业搞好 

　　1956年4月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在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初稿时说：“问题在于我们自己从中得到教训。这篇文章算是我们初步总结了经验教训。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有过不少成功的探索和实践，但也不是没有缺点，没有片面性，这说明我们还没有完全地系统地掌握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还要在今后长时期内探索符合客观规律的正确道路。开始我们模仿苏联，因为我们毫无搞社会主义的经验，只好如此，但这也束缚了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初步实践，又有了苏联的经验和教训，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2］（pp.23~24）我们不是为评价而评价，我们党是把苏联成功的经验和失误的教训看作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宝贵财富，为了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而去研究苏联问题的。这种态度是完全正确的。 

　　重读吴冷西的《十年论战》和20世纪50年代发表的“两论”，我深深折服于毛泽东和以他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捍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勇气。这些文献始终闪耀着真理的光辉。联系到当前否定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现状，我们更应该坚持毛泽东思想，科学地、有理有据地回击敌对势力的猖狂进攻。 

　　毛泽东对斯大林的“三七开”评价，是科学的结论，它应该载入史册。 

　　［ 参 引 文 献 ］ 

　　［1］陈启懋：《对十月革命的历史反思》，《上海思想界》2017年总第48期。 

　　［2］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3］《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8页。 

　　［4］《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64页。 

　　［5］《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 

　　［6］《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9~91页。 

　　［7］《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 

　　［8］《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5页。 

　　［作者简介］周新城，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100872。 

　　［责任编辑：郑珺　周进］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