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用唯物主义历史观作指南认真研究历史，就能做出许多成绩
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在达方面，到现在为止只做出了很少的一点成绩，因为只有很少的人认真地这样做过。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很大的帮助，这个领域无限广阔，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8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5页
要知道在理论方面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特别是在经济史问题方面，以及它和政治史、法律史、宗教史、文学史和一般文化史的关系这些问题方面，只有清晰的理论分析才能在错综复杂的事实中指明正确助道路。
——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1889年10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7卷第283页
现代历史若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列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杜罗·掐·拉·马尔以探究古罗马土地所有制的各个不同发展阶队为了解这个曾经征服过世界的城市的命运提供了一把钥匙，——与此相机孟德斯鸿关于罗马盛衰的论述差不多就象是小学生的作业。年高德助的列列韦尔由于细心研究了使波兰农民从自由民变为农奴的经济条件，在阐明他的祖国被奴役的原因方面比一大群全部贷色仅仅是诅咒俄国的若作家做出了远为更大的贞献。
——马克思：《马志尼和拿破仑》（1858年3月30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2卷450-451页
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用历史来说明迷信。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1843年秋)。《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1卷第425页
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只有抛弃幻汛在俄国现实的而不是合乎心愿的发展中，在现实的而不是可能的社会经济关系中去寻找文撑点，才能指望自己的工作获得成效。同时，他们的理论工作的方向应当是具体地研究俄国经济对烷的一切形式，研究它们的联系及其一贯的发展，凡最这种对抗为政治史、法制特点和业已固定的理论偏见所掩盖的地方，都应加以揭露。这个工作应当把我国现实作为一定生产关系朗体系来给以完备的说明，应表明劳动者在这个体系下遭受剥削和剥夺的必然性，并指明经济发展所昭示的摆脱这个制度的出路。这种以详尽地研究俄国的历史和现实为基础的理论应当解答无产阶级急需解答的一切问题，——如果说这种理论合乎科学要求，那九无产阶级的反抗思想一旦觉醒就必然会纳入社会民主主义的轨道之中。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选集》第1第75—76页
（二）通过对各民族历史的研究以证明和发展唯物主义历史观，对于无产阶级的整个世界观具有重要意义
在1871年，摩尔根又提出了新的、在许多方面说来都是决定性的材料。他确信，易洛魁人所通行的特殊的亲属制度，乃是美国的一切土著居民所共有的制度，因此，它流行于整个大险虽然它是同那里通行的婚姻制度所实际产生的亲属等级直接矛盾的。他促使美国联邦政府，根据他自己所拟定的问题和表格，搜集了有关其他各民族的亲属制度的材料，他从答案中发现：(1)美洲印第安人的亲属制度，也流行于亚洲的许多部落，并且以略加改变的形
式流行于非洲及澳洲的许多部落。(2)这种制度，在夏威夷及其他澳洲岛屿上正处于消亡阶段的群婚形式中，找到了完全的说明。(3)但是，除了这种婚姻形式在这些岛屿上还存在一种只有用更古老而如今业已消灭的群婚形式才能说明的亲属制度。他把所按得的材料与他从中得出的结论，一同发表在他的《血亲和姻亲制度》(1871年版)一书中，因而把争论转移到更无比广大的领域里来了。他从亲属制度出发，恢复了与它相应的家庭形式，于是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达径及进一步窥探人类史前史的可能。……
摩尔根的主要著作《古代社会》(1877年版)（本书即以这部著作为基础)，就是针对这一点的。摩尔根在1871年仅仅模糊地猜测到的，在这里已经十分明确地加以发挥了。内婚制和外婚制根本不构成对立，外婚制“部落”的存在，直到现在也没有在任何地方找到证明。不过，在群婚还盛行的时代，——群婚极可能一度到处盛行过，——一个部落分为好几个母系血缘亲属集团，即氏族，在氏族内部，严格禁止退婚，因此某一氏族的男子，虽能在部落以内娶妻，并且照例都是如此，却必须是在氏族以外娶妻。这样，要是氏族是严格外婚制的，那末包括所有这些氏族的朗落，便成了同样严格内婚制的了。达就彻底推翻了麦克伦南人为地编造的理论的最后残余。
但是摩尔根并不以此为限。美洲印第安人的氏族还使他在他所研究的领域内迈出了有决定意义的第二步。他发现这种按母权制建立的氏捣就是后来按父权制建立的氏族——即我们在古希腊罗马时代文明民族中可以看到的氏族——所由以发展起来的最初形式希腊的和罗马的氏族，以前一向是所有历史学家之谜，如今可用印第安人的氏族来说明了，因而也就为全部原始历史找到了一个新的基础。
确定原始的母权制氏族是一切文明民族的父权制氏族以前的阶段的这个重新发现，对于原始历史所具有的意义，正如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对于生物学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一样。它使摩尔报得以首次绘出家庭史的略图；这一略图，在目前已知的资料所容许的限度内，至少把典型的发展阶段大体上初步确定下来了。非常清楚，这样就在原始历史的研究方面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二版序言》(1891年6月1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1-12、13—14页
在论述社会的原始状况方面，现在有一本象达尔文学说对于生物学那样具有决定意义的书，这本书当然也是被马克思发现的，达就是摩尔根的《古代社会》(1877年版)。马克思曾经谈到过这本书，但是，当时我正在思考别的事情，而以后他也没有再回头研究；看来，他是很想回头再研究的，因为根据他从该书中所做的十分详细的摘录中可以看出，他自己曾打算把该书介绍给德国读者。摩尔根在他自己的研究领域内独立地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最后还对现代社会提出了直接的共产主义的要求。他根据野蛮人的、尤其是美洲印第安人的氏族组织，第一次充分地阐明了罗马人和希腊人的氏说从而为上古文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恩格斯：《致卡.考茨基（1884年2月1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42-443页
我想，这篇东西对于我们共同的观点，特有特殊的重要性。摩尔根使我们能够树立崭新的观点，因为他通过史前史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事实根据。不管你对上古文和“蒙昧时代”的某些事实还有什么怀疑，氏族基本上把问题解决了，并且阐明了。因此，这篇东西要认真加工，仔细推敲，从总体上作周密思考，但是在写作时不应当顾虑反社会党人法。
——恩格斯：《致卡.考茨基（1884年4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144页
（三）对近代社会的解剖为理解古代社会提供了钥匙
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2页。
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杜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别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但是，决不是象那些抹杀一切历史差别、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成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那样。人们认识了地租，就能理解代役租、什一税等等。但是不应当把它们等
同起来。
其次，因为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只是发展的一种对抗的形式，所以，那些早期形式的各种关系，在它里面常常只以十分萎缩的或者漫画式的形式出现。公社所有制就是个例子。因此，如果说资产阶级经济的范畴包含着一种适用于一切其他社会形式构真理这种说法是对的，那末，这也只能在一定意义上来理解。这些范畴可以在发展了的、萎缩了的、漫画式的种种形式上，然而总是在有本质区别的形式上，包含着这些社会形式所谓的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且因为它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这里当然不是指作为崩溃时期出现的那样的历史时期，——所以总是对过去的形式作片面的理解。基督教只有在它的自我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所谓在可能范围内准备好比才有助于对早期神话作客观的理解。同样，资产阶级经济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社会、古代社会和东方社会。在资产阶级经济没有把自己神话化而同过去完全等同起来时，它对于前一个社务即它还得与之直接斗争的封建社会的批判，是与基督教对异教的批判或者新教对旧教的批判相似的。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摘自181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57年8月底至9月中旬)。《马克思格斯选集》第2卷第108一109页
（四）现代历史的研究能宣接促进当前斗争的开展。洞察当前康变的意义，不仅耍研究过去的历史而且要考察当前历史的一切细节
俄国工人运动几天之内就上升到最高阶段。眼看着它就要发展成全民起义。显然，我们在这迢迢千里之外的日内瓦，要起上事件的发展是无比困难的。但是，当我们还暂时被困在这千里之外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必须力求赶上事件的发展，作出总结、作出结论从今天的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以便应用于明天，应用于今天“人民还在沉默”而不久的将来革命的火焰必将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燃烧起来的地方。我们必须做政论家经常要做的事情——写现代历史并力求使我们的描写给运动的直接参加者和活动在现场上的无产者英雄们带来更多的帮助，能够促进运动的开展，有助于自觉地选择耗费力量最少而能够提供最大的最持久的结果的斗争手段、方式和方法。
——列宁：《革命的日子》(1905年1月31日)。《列宁全集》第8卷第82页
在判断当前发生的个别事件或一系列事件时，总是不能探索出终极的经济原因。甚至在今天已有相当的专门报刊提供这样丰富的材料的时候，即使在英国都还没有可能这样逐日地考察工业和世界市场贸易的发展进程以及生产方法中发生的变化，以致能够随时对这些十分复杂和不断变化的因素作出一般的总结，况且，其中最重要的那些因素，在还没有突然猛烈暴露出来以前，大部分都是在长时期内处于潜在活动状态的。对于莱一个时期的经济史
的明确观念，决不能和事件本身同时得到，而只有在事后，即在搜集和鉴别了材料之后才能得到。在这里，统计是必要的辅助手段，而统计总是落在事件后头的。因此，在研究当前的事件时，往往不得不把这个带有决定意义的因素看做是固定的，把有关时期开始时存在的经济状况看做是在整个时期内一成不变的，或者只考虑这个状况小那些从现有的明显事件中产生出来因而同样是十分明显的变化。所以，唯物主义的方法在这里就往往只得局限于把政治冲突归结于由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现有各社会阶级以及各阶级集团的利益的斗争，而把各个政党看做是这些阶级以及阶级集团的多少确切的政治表现。
不言而喻，这种对经济状况（所研究的一切过程的真正基础）中同时发生的种种变化的不可避免的忽略，一定要成为产生错误的源泉。但是，概括叙述当前事变的一切条件都不可避免地包含有产生错误的源泉，然而这并不妨碍任何人去写当前事变的历史。当马克思着手写这部著作时，要避免上面所说的那种产生错误的源泉更是不可思议。在1848—1849年的革命时期，要考察同时发生的那些经济变化，或者即使只要把它们保持在视野中，也简直是不可能的。在流亡于伦敦的最初几个月，即在1849—1850年的秋季和冬季，这同样是不可能的。然而马克思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写达部著作的。虽有这些不利的情况，但是，由于马克思精确了解法国在二月革命前夕的经济状况以及这个国家在二月革命以后的政治历史，所以能对当时的事变作出了这样一个叙述，这个叙述对当时事变的内在联系的揭示达到了至今还无人超越的程度；并且它光辉地经受任了后来由马克思自己进行的两度考验。
第一次考验是这样来的，即从1850年春天起，马克思又有工夫从事经济研究，并且首先着手研究了最近十年的经济史。结果他从事实中完全弄清楚了他以前半先验地根据远不完备的材料所推出的结论，即：正是1847年的世界贸易危机产生了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从1848年年中起开始逐渐重新到来而在1849年和1850年达到全盛的工业繁荣，是新近加强了的欧洲反动派的振奋力量。这是有决定意义的。如果说在头三篇文章小(载于1850年汉堡出版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1月号、2月号和3月号)，还存有期待不久就会有革命力量新高涨到来的心理，那末由马克思和我为1850年秋季出版的最后一期合刊号历写的那篇历史述评(5—10月)，就已永远抛弃了这种幻想，那里指出：“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象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这是我们所必须做的唯一重大修改。前几篇文章中对于事变所作的解释，那里所确定的种种因果关系，都绝对没有什么需要改动的地方，这是从上述那篇述评中对1850年3月10日至秋季的史实续述可以看出的。因此，我就把这篇续述文字当做第四篇文章编入了本版。
第二次考验还要更为严峻。在路易·波拿巴1851年12月2日举行政变之后，马克思立刻又重新探讨了自1848年2月起直至这次暂时结束了革命时期的事变止的法国历史(《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1885年汉堡迈斯纳出版社第三版)。在这本小册子里，对我们现在重版的这部著作中所考察过的时期又作了分析，不过较为简赂一些。如果把这个参照一年多以后发生的决定性事变做出的第二次记述与第一次记述比较一TP就可看到作者需要改
动的地方是很少的。
——恩格斯：《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结集革命>一书的导言》（1895年3月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1-593页
《雾月十八日》在初版问世三十三年后还需要印行新版，证明这个篇幅不大的著作就是在今天还丝空没有失去自己的价值。的确，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紧接着一个事变之，——这个事变象晴天霹雷一样震惊了整个政治界，有的人出于道义的愤怒大声诅咒它，有的入把它看做是从革命中解救出来的办法和对于革命误入迷途的惩罚，但是所有的人对它都只是感到惊异，而没有一个人理解它，——紧接着这样一个事变之后，马克思发表一篇简练的讽刺作品，叙述了三月事变以来法国历史的全部进程的内在联系，揭示了12月2日的奇迹就是这种联系的自然和必然的统免而他在这样做的时候对政变的英雄除了结予完全应得的蔑视以外，根本不需要采取别的态度。这幅图画描绘得如此稿妙，以致后来每一次新的揭露，都只是提供出新的证据，证明达幅图画是多么忠实地反映了现实。他对当前的活的历史的这种卓越的理服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这种透彻的洞察，的确是无与伦比。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象马克思那样深知法国历史。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历史上的阶级斗各比起其他各国来每一次都达到更加彻底的结局；因而阶级斗争借以进行、阶级斗争的结果借以表现出来的变换不已的政治形式，在那里也表现得最为鲜明。法国在中世纪是封建制度的中心，从文艺复兴时代起是统一的等级君主制的典型国家，它在大革命时期粉碎了封建制度，建立了纯粹的资产阶级统治，这种统治所具有的典型性是欧洲任何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而奋起向上的无产阶级反对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这里也以其他各国所没有的尖锐形式表现出来。正因为如此，所以马克思不仅特别偏好地研究了法国过去的历史，而且还考察了法国当前历史的一切细节，搜集材料以备将来使用。因此，事变从来也没有使他感到意外。
——恩格斯：《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三版序言》（1885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1-602页
在上面提到的这篇篇幅较大的著作①前面，我加上了总委员会就普法战争发表的两篇较短的宣言。第一，因为《内战》引证了第二篇宣言，而第二篇宣言若不同第一篇宣言参照，又不是完全能明白的。其次，因为这两篇同为马克思历写的宣言，也和《内战》一样，卓越地表明作者已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初次显露出的惊人天水即在伟大历史事变还在我们眼前展开或者刚刚终结时，就能正确地把握住这些事变的性质、意义及其必然后果。最后，因为我们在德国至今还不得不忍受马克思预言过的这些事变的后果。
第一篇宣言曾经预言，如果德国反对路易·波拿巴的防御战争蜕化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掠夺战争，德国在所谓解放战争之后所遭到的那一切不幸，又将更残酷地压到它头上来，这个预言不是已经证实了吗？我们不是又经受了整整二十年的俾斯麦统治，非常法和对社会党人的迫害不是又代替了对蛊惑者的迫害，而且照旧是警察专横，一丝不差地照旧是令人愤恨地解释法律吗?
这样一个预言，即认为吞并亚尔萨斯一洛林就会“迫使法国投入俄国的怀抱”，并且在这种吞并之后，德国或者是不得不公开地变为俄国的奴仆，或者是经过短暂的喘息之后不得不开始准备新的战争，也就是“种族战争，即反对斯拉夫种族与罗曼语种族联合势力的战争”，难道不是一字不差地证实了吗?难道吞并法国的两省不是已迫使法国投入俄国的怀抱了吗？难道俾斯麦不是在整整二十年内徒劳地追求了沙皇的宠爱，不是比小小的普鲁士在未变成“欧洲第一强国”前惯于在“神圣的罗所”跟前匍匐跪拜时所做的还要更卑恭地侍候了沙皇吗?难道战争的达摩克利斯剑不是经常悬在我们头上吗？这个战争在开始的第一天就会把各国君主间一切用书面文件结成的联盟化为灰烬：这个战争除了它的结局绝对不能预知可以断定以外，其余都不能确定;这个战争将是种族的战争，它将把整个欧洲交给一干五百万或两千万武装士兵去任意蹂躏；这个战争之所以还没有发生，只是因为连军事强国中最强有力者也因这个战争的最终结果绝对不能预知而感到畏惧。所以，我们也就更应该使德国工人能够重新谈到这两篇光辉地证明了1870年国际工人政策有远大预见性而大半已为人们所忘却的文件。．我关于这两篇宣言所说的话，对于《法兰西内战》也是同样适用的。5月28日，公社的最后一批战士在伯利维尔斜坡一带由于寡不敌众而殉难。只过了两天，即在5月30日，马克思就向总委员会宣读了自己的著作。他在这部著作中，把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用简短而有力的几笔描绘了出来，但是描绘得这样鲜明，尤其是描绘得这样真实，以致后来所有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浩繁文献都望尘莫及。
——恩格斯《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导言》(1891年3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策2卷第324—3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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