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朋，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第一版序言》(1882午9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7—378页

　　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经常注意产生和消失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2-63页.

　　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头脑中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连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失方面去考察的。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80年1月-3月上半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19—420页。

　　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1873年1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8页。

　　运动，就最一般的意义来说．就它被理解为存在的方式、被理解为物质的固有属性来说，它包括宇宙中发生的一切变化和过程，从单纯的位置移动起直到思维。研究运动的性质，当然应当从这种运动的最低级最简单的形式开始。先理解了这些最低级的最简单的形式，然后才能对更高级的和更复杂的形式有所阐明。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1873-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91页

　　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一—社会个人的生产。因而，好象只要一说到生产，我们或者就要把历史发展过程在它的各个阶段上一一加以研究，或者一开始就要声明，我们指的是某个一定的历史时代，例如，是现代资产阶级生产—一这种生产事实上是我们研究的本题。可是，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问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处一个合理的抽象。不过，这个一般，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别有不同规定的东西。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有些〕规定是最新时代和最古时代共有的。没有它们，任何生产都无从设想，如果说最发达语言的有些规律和规定也是最不发达语言所有的，但是构成语言发展的恰恰是有别于这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那末，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见到统一(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瓶这总是一样的，这里已经出现了统一)就忘记本质的差别。而忘记这种差别，正是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所在。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857年8月底-9月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7-88页。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  最简单、只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一—商品交换。这一分析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胚芽)。往后的叙述向我们表明这些矛盾和这个社会的发展，在这个社会的各个部分总和中的、从这个社会的开始到终结的发展(既是生长又是运动)。　 

　　一般辩证法的叙述(以及研究)方法也应当如此(因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辩证法在马克思看来只是辩证法的局部情况)。

　　——列宁：《 谈谈辩证法问题》(1915年)。《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712—713页

　　无论在自然界或社会中，“纯粹的”现象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马克思的辩证法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它向我们指出，纯粹这个概念本身就表明，人的认识由于没有彻底把握移物的全部复杂性而带有某种狭隘性和片面性。世界上没有而且也不会有“纯粹的”资本主义，而总是有封建主义、小市民意识或其他某种东西参与其间。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1915年5月下半月-6月上半月）第2卷第642-643页

　　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此外，如果谈到某一国家 (例加，谈到这个国家的民族纲领)，那就要估计到在问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1914年2—5月)。 《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512页

　　对经济学的批判，即使按照已经得到的方法，也可以采用两 种方式：按照历史或者按照逻辑。既然在历史上也象在它的文献的反映上一补，整个说来，发展也是从最简单的关系近到比较复杂的关系，那末，政治经济学文献的历史发展就提供了批判所能遵循的自然线索，而且，整个说来，经济范畴出现的顺序，同它们在逻辑发展中的顺序也是一样的。这种形式看来有好处，就是比较明确，因为这正是跟随着现实的发展，但是实际上这种形式至

　　多只是比较通俗而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并且，写经济学史又不能撇开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这就会使工作没无止境，因为一切准备工作都还没有作。因此逻辑的研究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巳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  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

　　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  我们采用这种方法，是从历史上和实际上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初的和最简单的关系出现，因而在这里是从我们所遇到的最初的经济关系出发。我们来分析这种关系。既然这是一种关系，这就表示其中包含着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我们分别考察每一个方面；由此得出它们相互关联的性质，它们的相互作用。于是出现了需要解决的矛盾。但是因为我们这里考察的不是只在我们头脑中发全的抽象的思想过程，而是在某个时候确实发生过或者还在发生的现实过程，因此这些矛盾也是在实际中发展着的，并且可能已经很到了解决。我们研究这种解决的方式，发现这是由建立

　　新关系来解决的，而这个新关系的两个对立面我们现在又将要加以说明，等等。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8月3-5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2-123页。

　　当一种生产方式处在自身发展的上升阶段的时候，甚至在和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里吃了亏的那些人也会热烈欢迎这种生产方式。大工业兴起时期的英国工人就是如此。不仅如此，当这种生产方式对于社会还是正常的时候，满意于这种分配的情绪，总的来说，也会占支配的地位；那时即使发出了抗议，也只是从统治阶级自身中发出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而在被剥削的群众中恰恰得不到任何响应。只有当这种生产方式已经走完自身的没落阶段的颇大一段行程时，当它有一半已经腐朽了的时候，当它的存在条件大部分已经消失而它的后继者已经在敲门的时候一—只有在这个时候，这种愈来愈不平等的分配，才被认为是非正义的，只有在这个时候，人们才开始从已经过时的事实出发诉诸所谓永恒正义。这种诉诸道德和法的做法，在科学上丝毫不能把我们推向前进；道义上的愤忍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做证据，而只能看做象征。相反地经济科学的任务在于：证明现在开始显露出来的社会弊病是现存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这一生产方式快些瓦解的标志，并且在正在瓦解的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愤怒出诗人，愤怒在描写这些弊病或者在抨击那些曾统治阶级否认或美化这些弊病的和谐派的时候，是完全恰当的，可是愤怒一用到上面这种场合它所证明的东西是多么的少，这从下面的事实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到现在为止的全部历史中的每一个时代，都能为这种愤怒找到足够的资料。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8-189页.

　　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一定耍用历史的态度来考察斗争形式问题。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来提这个问题，就等于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的起码要求。在经济进化的各个不同时期，由于政治、民族文化、风俗习惯等等条件各不相同，也就不免有各种不同的斗争形式提到第一位，成为主要的斗争形式，而各种次要的附带的斗争形式也就随之发生变化。不详细考察某个运动在它的某一发展阶段的具体环境，要想对一定的斗争手段问题作肯定或否定的回答，就等于完全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立脚点。

　　——列宁：《游击战争》（发表于1906年9月30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673页。

　　应该记住思格斯的名言：“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东西，在世界历史上可能是正确的。”

　　恩格斯的这个深刻原理是针对空想社会主义说的：这种社会主义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这种社会主义所以是“错误的”，因为它认为从交换规律的观点来看，剩余价值是不公平  的。资产阶级的政治学的理论家反对这种社会主义，在经济学的形式上则是正确的，因为由交换规律产生剩余价值是完全“自然的”，完全“公平的”。但是，空想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上是正确纳，因为它是出资本主义产：生的那个阶级的象征、表现和先声；现在，在二十世纪初，这个阶级已成长为能够消灭资本主义并且不可遏制地向这方面前进的巨大力量。

　　在评价俄国现代民粹派或劳动派的的乌托邦的时候，必须记住思格斯的这个深刻原理(也许不仅俄国一国，在二十世纪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的许多亚洲国家都应当这样)。

　　——列宁：《两种乌托邦》（1912 年10月）。《列宁全集》第18卷第352页。

　　马克思主义者无论如何不应当忘记，一个直接面临的斗争的口号是不能简简单单地直接从某一个纲领的一般口号中得出来的。只根据我们的纲领(见纲领的最后一段：推翻专制制度和召开立宪会议等等)来直接决定目前面临的即1906年夏天或秋天的斗争的口号，是不够的。为此必须估计具体的历史形势，研究革命的全部发展和整个连贯的过程，不仅仅从纲领原则中，而从运动已往的步骤和阶段中得出我们的任务。只有这样的分析才是辩证唯物主义者所应当作的真正的历史分析。

　　——列宁：《杜马的解散和无产阶级的任务》 (1906年7月)．《列宁全集》第11卷第 99—1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