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神州大地，百废待兴，中国正面临着向何处去的历史关头。在这关键的历史时刻，邓小平高瞻远瞩，推动并领导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次伟大变革，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飞跃。他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研究世界形势和其他国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吹响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号角。伟人虽逝，精神永存。邓小平留给我们的最可宝贵的财富，就是他创立的邓小平理论和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制定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他的光辉业绩和科学理论，已经并将继续改变和影响中国和世界。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神州大地，百废待兴，中国正面临着向何处去的历史关头。在这关键的历史时刻，邓小平高瞻远瞩，推动并领导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次伟大变革，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飞跃。他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研究世界形势和其他国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吹响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号角，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成功地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论从历史发展、实践探索还是从理论创新、制度变迁上说，邓小平都不愧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不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的创建者。

　　一、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找到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和实现途径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的伟大转折。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全会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毅然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作出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开始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由此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开启了新的伟大革命。邓小平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卓越的政治智慧，在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发出了打破禁锢、开辟新路的宣言书。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逐步展开。农村迅速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城市则逐渐扩大企业自主权，放宽发展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允许开办“三资”企业；开始创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打开了对外开放的大门。邓小平把特区看作是了解世界的一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同时又看作是一个“基地”，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基地，人才培养的基地。针对拨乱反正过程中出现的错误思潮，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强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作出正确的总结，肯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工作继续前进的方向。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胜利召开。邓小平在大会开幕词中联系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深刻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一重要论述不仅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范畴，而且确定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实践和理论探索的主题，标志着“我们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

　　十二大以后，在邓小平的领导和推动下，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展开，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各方面体制的改革，从对内搞活到对外开放，有力推动了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1984年2月，邓小平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等经济特区，并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同年5月，中央决定开放大连、天津等14个沿海港口。翌年2月，中央决定再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和环渤海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发区。这样，就形成了多层次、有重点、逐步推进的对外开放格局。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开始突破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观念与做法。邓小平认为：“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为保证现代化建设顺利推进，邓小平还制定“三步走”发展战略，即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这就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第一次有了明朗清晰和切实可行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根据邓小平的思想，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制定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继找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之后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在苏东社会主义出现挫折、国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的复杂形势下，邓小平力挽狂澜，领导党和人民稳定局势，实施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推进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牢牢驾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艘巨轮乘风破浪、勇往直前。1992年初，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时，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明确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强调“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他要求我们思想更解放一点，改革开放的胆子更大一点，建设的步子更快一点，千万不可丧失时机。这是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邓小平领导党和人民进行拨乱反正，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的伟大历史创造，逐步实现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固守成规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等一系列重大转变，带领我们走上了既适合中国国情又体现时代特征、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凸显中国特色的“人间正道”。这条道路，得到以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坚持和拓展。党的十八大将这条道路概括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披荆斩棘、艰辛探索，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下本质内涵和鲜明特点：

　　第一，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推动社会全面进步。邓小平主张：“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社会主义又是全面进步、协调发展的社会，要实行“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包括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犯罪；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民主法制；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等等。只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坚持重点论和两点论的统一，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律，遵循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唯物论和辩证法。

　　第二，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坚持改革开放。邓小平强调：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基础，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否则，“我们的社会就将是一个乱的社会，就谈不上安定团结，什么建设改革、振兴中华，都将成为空话”。四项基本原则又要在改革开放中不断获得新的内容，否则，就会变成空洞的口号、僵化的教条，就会失去政治保障作用。我们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成功，就在于它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实行改革开放、能够实现自我完善和发展的社会主义。

　　第三，既坚持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又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阶段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少数人富裕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是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价值目标和战略选择，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中心课题。

　　第四，既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又促进世界和平、共同发展。邓小平强调，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个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问题。我们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这与西方发达国家对内剥削、对外侵略的资本主义道路具有本质的区别。

　　邓小平说过：到20世纪末中国实现小康的目标，“也就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成功”；到21世纪再用50年，我们基本实现现代化，“那就可以进一步断言社会主义成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高度认同，而且受到世界进步人士的广泛关注。西方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提供了一种新的启示，正在颠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探索“中国成功之谜”很有意义。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彭斯看来，许多亚洲国家和地区曾有过高速且持续的经济增长，但从未见过像中国这样规模庞大的经济体，在一段长时间内如此强劲增长，其发展规模和重要性之大，影响人口之多，都是空前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独一无二。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唯一正确道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

　　二、创立邓小平理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党的十三大概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十二个思想观点，指出这些观点构成了理论的轮廓。党的十四大从九个方面阐述了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把它称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党的十五大对邓小平的这一理论又作了进一步概括和阐述，将其命名为“邓小平理论”，并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这一理论内容丰富、博大精深，以一系列独创性的思想观点，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第一，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断提出和长期思考的首要的基本问题。而搞清楚这个问题，关键是要在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和实践成果的基础上，深刻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他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科学概括，从生产力、生产关系、最终目的三个层面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性，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时代进步的必然要求，从而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

　　第二，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论。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必然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发展目标是分阶段实现的。正确分析社会发展阶段和基本国情，是我们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这个科学判断，使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有了清醒的认识，把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置于现实的、科学的基础上，避免犯“左”和右的错误。

　　第三，关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改革开放是党领导人民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邓小平强调，“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僵化停滞没有出路。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对外开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国策。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取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取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开放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条件，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第四，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很长一个时期，国内外的学者和政要大多把市场经济视为资本主义的专利品和社会主义的异己物。邓小平却提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这些重要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创新，极大地解放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党的十四大以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问题上的突破，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所取得的成就，都是以邓小平的这些重要论断为理论指导的。

　　第五，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和重要保证。邓小平主张：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国际主义、爱国主义都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只要我们的生产力发展，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坚持两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可以搞上去。抓精神文明建设，抓党风、社会风气好转，必须狠狠地抓，一天不放松地抓，从具体事件抓起，从娃娃抓起。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加强而不能削弱，思想文化战线上的同志都应该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要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党的优良传统，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的一切文明成果，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

　　第六，关于社会主义领导核心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要进一步明确党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的问题，强调要切实加强党的建设，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核心。他在视察南方发表的重要谈话中明确地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改善党的领导，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

　　除了上述六个方面外，邓小平理论体系中还包括党的思想路线、社会主义建设科学方法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统一战线、军队和国防建设、祖国统一、外交战略等理论。邓小平理论贯通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改革稳定发展等方面，形成了一个新的比较完备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体系，又是一个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功地推向21世纪。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伟大实践中，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成功地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进一步升华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和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为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提供了科学指南和基本遵循。正因为我们坚持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才经受住了各种风险考验，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昌明、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社会全面进步，国际地位空前提高。

　　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列宁、毛泽东使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现实，那么，从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使社会主义焕发新的生机，富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正如胡锦涛所指出的那样：“没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引，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没有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指引，就没有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开辟。”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发表长篇论文，说明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克服落后的经验，不但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也为弱小国家及其人民从“金元帝国”的政治附庸变成平等主体和合作伙伴树立了榜样；在社会主义处于深刻危机和战略撤退的情况下，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避免了社会主义被抛出历史舞台的危险。他还强调：挖掘中国现代化、改革开放经验的国际意义，“对预见世界未来是极其重要的”。国内外有代表性的舆论表明，邓小平理论不仅对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而且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三、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制度基础和根本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是有机结合、高度统一的。邓小平领导党和人民，既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又以正确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还把实践中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及时确立为党和国家的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种形态中，制度的确立，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向成熟稳定的标志。邓小平对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动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历史性的贡献。

　　第一，科学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把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旧中国留下来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没有完全系统全面地建立起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制度体系，法制尚不完备，以致于发生反右扩大化、“文化大革命”等问题，给党、国家和人民都造成很大灾难。早在1980年8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就明确提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他深刻指出，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影响，以致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正是在邓小平的倡导和推动下，我们才走上了注重制度建设，依靠制度的完善和改革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路子。

　　第二，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全面推进社会主义体制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既包括基本的政治经济制度，又包括各种具体体制，前者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后者则是灵活的、变动的。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针对一些人认为我们改革是搞资本主义的疑虑，邓小平强调：“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他在审阅十四大报告时说：民主集中制，这个问题不要丢。民主集中制我们讲得太少。这个制度是最便利的制度，最合理的制度，是我们的根本制度。不管怎么样，要树立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是民主集中制。另一方面，邓小平告诫我们，“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他在谈到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时指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由于政治体制改革很复杂，涉及千千万万人的利益，“政治体制改革要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也是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不能搞无政府主义。”这样，邓小平就阐明了推进改革的原因、内容和目标、界限，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确定了正确的方法、途径和必须遵循的原则，对于我们今天全面深化改革仍然具有指导作用。

　　第三，切实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体系与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相伴而生，将国家各项事务和经济社会发展纳入法制化轨道。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就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确定为党和国家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明确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要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加强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他看来，“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他亲自领导了对1978年宪法的修改工作，主张“要使我们的宪法更加完备、周密、准确，能够切实保证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要使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要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等。关于不允许权力过分集中的原则，也将在宪法上表现出来”。这些重要论述为制定1982年现行宪法确立了指导思想。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准确地表达了我国政权的性质和特点。为避免“文化大革命”之类悲剧的重演，1982年宪法确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规定人民代表大会的基本原则、组成方式和运作程序，扩大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增设了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宪法还确立了我国基本的经济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以及社会主义法制原则、民主集中制原则，等等，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日益完善。宪法还吸收民族工作拨乱反正的主要成果，继承和发展了1954年宪法确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1984年，邓小平又指导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标志着我国民族区域自治进一步得到法制化、规范化。习近平同志对1982年宪法的重大意义作了这样的评价：“我国宪法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成果，反映了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成为历史新时期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基本原则、重大方针、重要政策在国家法制上的最高体现。”

　　第四，带头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为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创造条件。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是从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起步的。早在1980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就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从1980年9月起，他本人就带头不兼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在他的坚定支持下，1982年2月中央作出了《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强调：“建立老干部离休退休和退居二线的制度，妥善解决新老干部适当交替的问题，这是一场干部制度方面的深刻革命，是关系我们党兴旺发达，国家长治久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事业能够顺利实现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决策。”1986年10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前后，邓小平、陈云等同志主动退出了党的中央委员会。1989年6月，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选举江泽民担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标志着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式形成。9月4日，邓小平给中央政治局写信，请求辞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实现退休夙愿。正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他“最后的作用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体现了一个共产党领袖的宽广胸怀和战略眼光。党的十四大高度赞扬邓小平等老同志为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保证党和国家的事业继往开来、万古长青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美国学者耶金和斯坦尼斯罗认为：“正是具有献身精神的革命者邓小平在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果断地使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从旧体制中解脱出来，并融入世界经济。”邓小平通过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生、发展的历史经验，满怀信心地预言：“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我们一定要坚定这样的制度自信，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提供更加有效的制度保障。

　　邓小平曾经说过：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人民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我们今天同样应当说，如果没有邓小平，中国人民就不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伟人虽逝，精神永存。邓小平留给我们的最可宝贵的财富，就是他创立的邓小平理论和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制定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他的光辉业绩和科学理论，已经并将继续改变和影响中国和世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同志为它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这篇大文章上都写下了精彩的篇章。现在，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谱写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新篇章，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