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两弹一星”的“总指挥”“大管家”，周恩来呕心沥血，为“东方红一号”的研制及发射做出了难以磨灭的历史贡献。这其中，许多秘事为国家特级机密而被尘封多年。今天，我们根据逐步解密的史料和亲历者的口述史料，撷取周恩来与“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的秘事，以纪念他的历史功勋与严实精神。

　　远见卓识，筹划“两弹一星”工程

　　1949年3月18日，早在解放战争即将胜利前夕，周恩来就致电彭真、叶剑英并转告李维汉，派遣以郭沫若为团长和钱三强为团员的队伍到法国巴黎出席保卫和平大会。钱三强提出外汇申请，希望利用开会的机会托其老师约里奥·居里教授购买用于原子核研究实验的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周恩来同意钱三强的请示，并详细交代外汇支付方法和仪器设备运输办法。这一计划虽未能实现，但后来从英法回国的核科学家用这笔外汇购置了仪器和图书。

　　原航天部法规司司长焦勇在《周总理对我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关怀与指导》一文中说：“同其他各部比较，周总理对航天部的关心更多，所花费的心血也大，讲话、指示也最多。我们粗略统计了一下，在《当代中国的航天事业》一书中，共出现过200多个人的名字，周恩来的名字出现过数十次，是最多的。”

　　周恩来特别重视“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狠抓人才队伍建设，并千方百计地吸纳海外核能与火箭专家回国。在他的号召与关怀下，李四光、邓稼先、姜圣阶、张沛霖、杨承宗等核能专家于1950年、1951年先后回国。“两弹一星”领军人物钱学森能够脱美回国，完全是周总理外交努力的结果。　 

　　受周恩来总理重托，负责钱学森回国工作的王炳南回忆：“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中、苏、美、英、法五大国首脑参加的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之后，中美大使级会谈于1955年8月1日开始，周恩来一方面下令在7月提前释放抗美援朝时被我方俘虏的阿诺德等11名美国间谍，一方面派人同美方交涉钱学森回国事宜。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也于8月1日允许钱学森回国。”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钱学森一家四口于9月17日踏上了回国的归途。　 

　　20世纪50年代末，周恩来曾在一次会议上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至今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毕竟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建设性的接触，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与此同时，核科学家李正武、郭永怀、王承书等也于1955年9月、1956年11月先后回到祖国。

　　钱学森回国后，在叶剑英、陈赓的陪同下拜访周恩来。交谈中，周恩来交给钱学森一个重要任务：“请你写个意见——怎么组织发展航空、导弹这个研究机构?”1956年2月17日，钱学森写出《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21日，周恩来逐字逐句地审阅，并在标题下署上“钱学森”的名字，打印6份后送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审阅。

　　1956年4月11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提出“在研制原子弹3人领导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以陈云为主任，郭沫若、李富春、李四光、宋任穷为副主任的原子能委员会和以聂荣臻为主任，黄克诚、赵尔陆为副主任的航空工业委员会”的方案，当年12月获中央政治局批准。1956年10月8日，周恩来批准成立中国第一个导弹火箭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任命钱学森为院长。

　　据“两弹一星”的主要负责人聂荣臻回忆：为解决组建导弹研究院的技术人才问题，“周总理对我说：‘凡是你要的人都给。你开出名单，然后按名单调人。’”在这一年的5月底，聂荣臻“将需要商调的380名中高级技术人员的名单报送周恩来总理”，总理看后对聂荣臻说：“你们所需要的干部同各部门商调就可以了。”任新民、屠守锷、庄逢甘等30多名专家便被选调到导弹研究院，和100多名应届大学毕业生组成了最初的导弹研究队伍。随后，蔡金涛、黄纬禄、吴朔平、姚桐彬等专家被陆续调入，形成了我国研制导弹的第一批骨干力量。

　　周恩来尤其关怀科技人才的思想、生活和科研工作。他曾向聂荣臻交代说：“钱学森是爱国的，在政治上要关心他，在工作上要支持他，在生活上要照顾他。”不仅如此，周恩来关怀、爱护所有从事“两弹一星”研制的科学家和科技人员，他常说：“我们如果为科学家服务好了，他们就会为祖国服务得更好。”

　　肩负重任，领导研制人造卫星工作

　　1958年5月27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做第二次讲话：“苏联第三颗卫星上天，这是好事。苏联卫星上天……我们也要搞一点卫星。”

　　当年，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周恩来以中国科学院为主，组建专门机构研制人造地球卫星，代号为“581”任务。但因国内国际的严峻形势，我国“两弹一星”的起步研制工作举步维艰。1958年8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向中国示威，表示要对中国进行核打击。1964年7月28日至9月1日，苏联政府撤走在中国工作的所有苏联专家，并停止向中国供应配套设备。就在美国对中国不断进行核威胁和苏联背信弃义的同时，中国国内又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形势甚为严峻。

　　面对重重困难，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经过调查研究，反复讨论，毅然做出“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弹”的重大决策。1962年9月11日，核工业部经过认真讨论和研究，向中共中央提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两年规划。

　　10月19日，国务院国防工办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了核工业部的两年规划。会上，刘少奇明确表示：赞成这一建议；经过努力，即使1965年搞出原子弹来也是好的；中央专委要请周总理出面抓总。

　　10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工办主任罗瑞卿向中央呈送成立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的报告：“最近，核工业部在分析研究了各方面的条件以后，提出力争在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建议成立中央专门委员会，以加强对原子能工业的领导，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我们考虑，最好是总理抓总，贺龙、富春、先念、一波、定一、聂荣臻、瑞卿、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等同志参加，组成这个委员会，日常办事机构设在国防工办。”

　　11月17日，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宣布，中央决定由15人组成中央专门委员会，周恩来任主任委员，全面领导原子弹和卫星的研制工作。在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宣布成立的当天，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央专委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设立中央专委办事机构——中央专委办公室，罗瑞卿兼任办公室主任，赵尔陆兼任常务副主任，张爱萍、刘杰、郑汉涛为副主任。

　　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与指挥下，“两弹”研制取得重大成功，中国科学院研制人造卫星的工作也在各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和进展。

　　1965年8月2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议，经认真审议，原则批准了中国科学院上报的《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工作规划方案建议》。该报告计划在1970~1971年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进入工程研制阶段，代号为“651”任务。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对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提出具体要求：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必须考虑政治影响，要比美国、苏联的第一颗卫星先进，技术要新，重量要重，发射机的功率大，工作寿命长，能听得见声音。人造卫星的发展方针是：由简到繁，由易到难，从低级到高级，循序渐进，逐步发展。

　　据航天工业部的一位司长回忆：“关于航天事业的建设方针，周总理的思想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要少花钱多办事，避免浪费，强调协作，不要搞大而全。他曾经批评国防科委和七机部，不要搞很多厂子，什么都自己搞，搞起来又没事干，只相信自己，搞独善其身。航天事业是综合技术，不能搞一家独办。如果什么都拿过来，就会没事干。周总理还强调要从我们的实际出发，必须注重投资的效果。”　 

　　顶住压力，保障研制工程有序进行

　　然而，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研制刚起步，恰逢“文革”开始。这给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1966年9月25日，在第十六次专委会上，周恩来特别向专委会成员说：“中央已决定工厂企业、研究机关、农村、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一律不组织红卫兵。已经组织了的，要协商取消。把劲头用到科研生产上去。原子弹爆炸，有专家的功劳。这些人不是资本家，不是右派，只要他们积极工作，即便思想上有毛病，工作上还要团结。我们有最大限度的民主，又要有最高限度的集中。”

　　在严峻的形势下，虽然周恩来千方百计地保护核能和航天工程的科学工作者，但尖端科技队伍仍遭受了严重的损失。面对巨大的压力，周恩来曾说：“对国防科技战线的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要实行武力保护！”

　　随着“文革”的持续发酵，七机部火箭、科学院的人造卫星工作部署被打乱。周恩来和聂荣臻非常着急，立即着手研究对策。聂荣臻提出一个特殊的解决方案：“从七机部抽出一部分人，再把科学院稿卫星的人拉出来，组成新的研究机构，叫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新五院)。”周恩来表示同意，并果断决定把新五院划入军队序列。同时，他指示七机部军管会，列出所有搞运载火箭及人造卫星的专家、科技人员名单，登记造册，报总理办公室。不仅如此，周恩来还下令：“任何人都不准冲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保证搞运载火箭、人造卫星的专家、科技人员的科研、生产和工作时间，以确保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正常进行。”

　　为进一步检查落实保护从事火箭与卫星研制的专家和科技人员的情况，1969年8月9日，周恩来针对一些航天工程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不能进行正常工作的严重问题，亲自主持召开国防尖端科研会议。与此同时，周恩来亲自批准了一份几百名需重点保护的工程技术人员名单，并郑重指出：“这些同志都是搞国防科研的尖子、即使不是直接参加某工程的，也要保护，主要是从政治上保护他们……总之，要想尽一切办法，使他们不受干扰，不被冲击。”

　　为保证卫星与发射火箭科研生产通行无阻，周恩来指示国务院为“长征一号”火箭和“东方红一号”卫星开具特别公函。有关研制生产单位把这一公函称为红色“路条”，凭此“路条”到全国各地各有关单位求援，都可畅通无阻。此举有力地保障了火箭与卫星顺利研制、生产。

　　同时，周恩来还想方设法地保护航天事业的领导干部。他曾下令对宋健进行保护，并派人把他送到新疆。

　　决胜阶段，指挥“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

　　我国的航天事业在落后的科技水平与航天大国技术封锁的条件下艰难发展，然而周恩来以超人的精力指挥工作，在“东方红一号”决胜的关键时刻，他要求确保“东方红一号”卫星做到 “安全可靠、万无一失、准确入轨、及时预报”。这不仅成为全体航天人的座右铭，也铸就了中国特色的航天精神。

　　1966年6月30日，周恩来视察某导弹发射基地，专门观看了由上海机电二局在“红旗1号”导弹基础上改进生产的“红旗2号”导弹的实弹发射。12月11日，周恩来在主持召开第十七次中央专委会会议时说：“1968年把东风三号搞出来，东风四号可以试，洲际导弹也可能搞出来，全部在这四年内解决。”

　　1969年8月1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听取了上海机电二局关于航天任务和隶属关系等问题的汇报，并做出指示：“上海要建航天基地。科学技术的发展已不允许我们再拖下去了，你们知道，国际上已进入了太空时代，美国已宣布要登上月球了，我们也应该跟上，许多项目不是要不要，而是如何搞的问题。上海不仅要搞好导弹科研生产，而且要研制卫星和运载火箭。北京已经开始在搞了，但上海还是不能放松，上海也要抓紧搞，由国家科委做出安排。科研力量不够，可以再加强一些，中央的一些在上海的科研单位可以抽调几个归航天基地。”为此，上海专门成立了研制运载火箭和卫星工作的领导小组，将总理交办的任务命名为“701”工程。

　　1970年3月26日，“长征一号”火箭出厂前，周恩来在听取出厂汇报时，告诫大家要继续细致谨慎地工作，做好故障预想。在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研制成功，并被安全保密地运到酒泉导弹发射基地。

　　4月2日，周恩来为了准确掌握准备情况，将专家们召到北京，并于当晚7点在人民大会堂听取他们的汇报。会场上，钱学森汇报了关于运载火箭和卫星总体情况后，由另一位专家汇报运载火箭“长征一号”的具体情况。周恩来听得特别仔细，当听到弹道参数时，他在笔记本上对几个参数作了计算，然后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计算结果与设计指标差了几毫秒?”这位专家一听，大为惊叹，连忙解释：“对不起，总理，是我把小数点后面的数字四舍五入了。”

　　接着，周恩来问：“这次卫星发射，预计要飞经哪些国家城市的上空?”钱学森回答说：“要经过也门、乌干达、赞比亚、坦桑尼亚、毛里塔尼亚……”周恩来总理在笔记本上记下这些国家的名字后说：“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飞经以上各国的首都，要事先预报出时间，这件事要做好，做准确。”最后，周恩来特别关切地说：“各项工作一定要做到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

　　4月1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再次听取卫星发射各个系统工作的准备情况。他详细了解了“卫星能不能准确入轨、能不能清晰地播放出《东方红》乐曲，以及轨道参数、卫星重量，还能测量哪些空间物理参数”等问题。会议从晚上7点一直开到深夜零点，整整5个小时，周恩来自始至终一丝不苟、精神饱满。

　　4月24日15点50分，周恩来亲自给在导弹发射基地的罗舜初打去电话：“毛主席已批准了今天晚上的发射！”试验场人声鼎沸，人人脸上都洋溢着激动的笑容。欣喜过后，全体工作人员随即投入到最后的各道工序检查工作中。

　　当晚21点15分，周恩来向导弹发射场发去关切的指示：“不要慌张，不要性急，要沉着，要谨慎，一定要把工作做好，争取一次成功！”

　　21点35分，“东方红一号”卫星在轰鸣声中被火箭托举着升上太空。18秒后，火箭按程序转弯，朝东偏南方向飞去，瞬间消失在浩瀚苍穹中。15分钟后，指挥所接到卫星传来的信号，卫星与火箭分离，卫星进入轨道。

　　21点50分，国家广播事业局报告，已经收到“东方红一号”卫星播放出来的《东方红》乐曲，声音清晰洪亮。这一刻，拉开了中华民族进军太空的序幕。

　　22点整，周恩来接到罗舜初从现场打来的电话：“卫星入轨，并已收到播放出的《东方红》乐曲。”周恩来激动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连声说：“好！很好！”并当即向毛泽东报告喜讯。

　　继往开来，总理心念航天事业

　　据记载，周恩来一共主持召开了40多次中央专委会议和若干次中央专委小会。这些会议记录上留下了他为中国“两弹一星”工程所付出的心血和非凡的胆略。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72年11月21日，周恩来再次召集有关部门人员开会，听取关于葛洲坝工程问题汇报。他在会上说：“解放后20年我关心两件事，一个水利，一个上天。这是关系人民生命的大事，我虽是外行，也要抓。”周恩来关心的“上天”，即是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航天尖端科技事业，是国家科学技术、工业、国防现代化水平的主要标志，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强盛、民族的安危。

　　1974年4月21日，周恩来抱病最后一次主持中央专委会。他在会议快结束时，用满怀深情和期待的眼神看着与会人员，叮嘱大家说：“我国的尖端事业，现在还处在初级阶段，一定要争取时间，尽快搞上去。”不久，他因重病住进了医院。

　　被周恩来亲切称之为“小邓”的“两弹一星”功臣邓稼先曾满怀深情地说：“周总理作为中专委的负责人，给我国的核事业与航天事业注入了说不尽道不完的智慧、勇气、忠诚与力量，使得在封锁、禁运和孤立的国际环境下，完全靠自己的拼搏取得一次又一次的成功，都凝聚着周总理的心血！”

　　著名气象学家、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和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曾说：在“两弹一星”方面“总理是有伟大功绩的”！（摘自《红岩春秋》2016年第8期，原文约7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