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华慈（1926~1999年）是研究毛泽东的海外著名专家之一，他和他的老师费正清被全世界公认为美国中共党史研究和毛泽东研究的开拓者，其对毛泽东的研究思路与范式被称为“史华慈模式”。史华慈关于毛泽东的研究著作将近十本，其中《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影响最大。

　　史华慈第一次在西方提出了“毛主义(Maoism)”的论断，并界定了“毛主义”这一核心的分析范式，从而成为西方毛泽东研究从新闻传记走向学术论证的分界性标志。他主张的“异端说”成为西方毛泽东研究中重要的主流观点之一。在研究方法上，史华慈试图在具体的历史情境和历史的偶然性中探索运动领袖的精神生涯和人格，从而理解意识和行动是如何关联的问题，给毛泽东研究提供了一些有益的思路。

　　“史华慈模式”的主题：“毛主义” 与独创性异端

　　史华慈被人称道的就是他首先指出了毛泽东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区别之处，他指出毛泽东思想是 “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改造论”，并由此引出“毛主义”和“异端说”的理论框架，得出“史华慈模式”的主题：“毛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独创性异端”。这一概括在日后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同时也奠定了后来西方毛泽东研究的理论起点，甚至可以说，它至今仍然是西方这一研究领域内占主流地位的“传统”。因为它在学理上论证了中国不是“莫斯科的翻版”，因此对当时美国的影响巨大。

　　独创性的意义在于它将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主义来论断，将毛泽东思想置于中国的革命进程中考虑，着重强调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创新性和与中国实际的关系。“异端说”成为学界争论较大的一个观点。他和施拉姆一样认为毛泽东始终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视为他一心想编织的社会和政治的经线和纬线。但是他在强调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 “分解”，并把其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主流；而在论述毛泽东思想是对列宁主义的再“分解”，在再纠正“莫斯科中心论”的同时却认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的道路是一种“异端”，将传统文化对毛泽东思想的影响片面化、绝对化，将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分离。

　　（一）“毛主义”：立足于中国现实特殊性上的独创性

　　史华慈提出了毛泽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的论断，鲜明地指出了“毛主义”的独创性，同时着重指出“毛主义”是在马列主义传统的范围内做出理论上的创新，“这些理论是一种战略指导。毛泽东依据其长期的政治经验和杰出的政治洞察力，使自己的战略与马列主义的范畴融为一体。”

　　史华慈认为这种独创性是毛泽东以中国自身的社会发展道路为根据的，指出“单单从马列主义狭窄的前提出发，是不能理解毛主义发展过程中党的问题的”。史华慈的这种理论框架是强调中国社会的独特性，强调毛泽东思想与赖以产生的历史、文化环境的关系，强调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改造”并适应于中国的特点。“中共的思想理论形态若脱离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就会毫无意义，因为他是经过艰苦探索才建立起来的，是近代中国解决实际问题的一种既符合理智又饱含激情的答案。”史华慈强调在中国社会及其中国革命的独特性的基础上来理解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史华慈纠正了“莫斯科中心论”。但同时史华慈把毛泽东的一系列独创性成果与马克思主义在形式上的差别过于夸大，从而出现了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理论上的断裂。实际上，将毛泽东思想体系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分离出来，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二）“异端”说

　　史华慈所说的“异端”在这里是相对于列宁主义而言。

　　史华慈认为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发展趋向，是一种对正统理论形态的“分解”，而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对它的“丰富”和“深化”。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属性问题上，“毛主义”表现出的一种“异端”，是对列宁主义的一种重要“分解”，尽管中共在其核心观念上还维持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信念。史华慈认为，毛泽东所领导的革命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东方实践的一个结果，但毛泽东的理论实际上构成了“对整个共产国际路线的一次毫不含糊的挑战”。“毛主义”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极其重要的核心思想预见的“背离”，从而构成“行为的异端”，把这种独创性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异端，一定程度上割裂了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联系。

　　同时也应看到史华慈的“背离”和“异端”的贬义，相对于把现代产业工人作为革命主体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毛泽东革命改变了行动的主体但却维持了原有的目标。所以，“异端”就意味着“独创”，“背离”则等同于“发展”。史华慈明确指出，“毛主义”战略实质上是把一个按照列宁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因信仰马列主义某些基本原理而充满活力的政党，建立在一个完全由农民所组成的群众基础之上。“毛主义”的核心是强调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基本上是建立在农民支持的基础之上，因而就其政治战略而言，它成为马克思—列宁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传统的“独创性异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