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2月1~6日中国科学院主持召开的抗生素学术会议，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内召开的第一次国际性学术会议”［1］，参会的罗马尼亚病毒学家尼古劳院士在致辞中认为“这次会议表示出，北京已成为亚洲的科学中心、科学堡垒”［2］。党和政府对此次会议高度重视，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见与会外国科学家，李先念副总理参加开幕式并致辞。但目前关于此次会议的历史研究尚不多见。会议是在什么背景下召开的？筹备与召开过程如何？会议对后来抗生素研发与生产的模式有何意义或影响？本文利用此次会议的会刊、相关科学家的日记及《人民日报》的报道等史料，对此次会议的筹备与召开过程及对新中国成立后抗生素研发与生产的意义进行初步考察，以补史述。
一、背景与筹备过程
1929年，英国微生物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在《不列颠实验病理学杂志》上发表论文，揭示了青霉素的抗菌作用，［3］但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在此基础上，英国生物化学家钱恩、病理学家霍华德·弗洛里等人进一步改进从发酵液中提纯青霉素的方法，并进行了第一批临床试验，研究成果于1940年在《柳叶刀》杂志上发表［4］，始引起世人的广泛关注。
1941年秋，中国出现相关报道。［5］由于青霉素临床疗效显著，当时一些报刊称之为“济世良药”［6］、“齿科圣药”［7］、“医药里的长胜将军”［8］。中国在未使用抗生素以前，急性阑尾炎并发腹膜炎患者死亡率为5%~10%，而使用抗生素后降低到0.5%；过去大叶肺炎病人死亡率为30%左右，使用抗生素后平均第二、第三日即可退烧，死亡率降到2.3%。据中国协和医院统计，未使用抗生素前，斑疹伤寒死亡率为5.4%，并发症为34%；自1953年使用抗生素以来，斑疹伤寒不再有死亡或并发症，结核性脑膜炎的死亡率亦可降到20%~36%，其他各科应用抗生素效果也很好。［9］正因为如此，新中国成立后抗生素药物需求量快速增长。以上海市为例，1953年抗生素的消耗量较1950年增长了5倍。［10］就全国而言，1955年使用抗生素的总量比1952年增长了580%。［11］
1941年冬，中国科学家开始进行青霉素研究，并于1944年9月5日在实验室内制出第一批青霉素，共5瓶，每瓶5000单位。［5］此外，20世纪40年代末，上海信谊制药厂、五洲药厂、新亚药厂等也能生产少量百浪多息、磺胺噻唑、琥珀磺胺噻唑等磺胺类抗生素药物。［12］但由于种种原因，抗生素药物并未实现大规模工业化生产。新中国成立初期，抗生素药物仍基本依赖进口，但由于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抗生素药物受到严格管制，因此实现抗生素自主研发与生产成为党和政府的重要任务之一。
1950年3月，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批示成立上海青霉素实验所。在边建设边试验的过程中，1951年3月13日，童村主持开始青霉素工业生产试验，当年产量仅为0.002吨，成为新中国抗生素工业的发端。［12］（p.2264）1953年5月，上海青霉素实验所更名为上海第三制药厂，当年总产量为0.587吨，1954年又筛选出链霉素抗噬菌体的菌种，制成普鲁卡因微粒结晶。［12］（p.2259）
1952年，中国共生产青霉素15.3万瓶，各种磺胺类药物80617公斤，［13］但尚未生产氯霉素。至1955年召开抗生素学术会议时，国产金霉素、链霉素尚未供应市场，其他能够生产的抗生素供不应求。［2］（p.11）按“一五”计划设想，1957年青霉素计划产量为2900万瓶，各种磺胺844000公斤，氯霉素6000公斤。［13］
为解决抗生素药物的供需矛盾，加强抗生素研究、生产和临床应用工作中的相互联系，1952年11月20~24日，中国科学院会同卫生部、轻工业部在上海联合召开全国性抗生素座谈会。会议认为，“三年来我们已建立起上海青微素制造厂和东北氯微素化学合成厂，并且进行生产。在建厂和生产过程中曾克服了不少困难。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国产的抗生素制品。研究工作方面也有了不少成就，有的配合生产改进技术，如青微素的提炼和结晶方法，氯微素合成法的改良；有的丰富了理论，例如橘微素的化学构造和合成。此外新菌种的发现、高等植物抗生素的研究和抗生素在临床药理方面的研究，也有相当的成绩。”［10］会议还讨论了今后抗生素研究的方向、任务和今后五年内工作的重点，并建议在中国科学院领导下成立抗生素研究工作的集体组织，［14］作为加强抗生素集体研究的领导机构。
此次座谈会后，抗生素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抗生菌生物学和化学方面都进行了理论性和应用性研究，并取得一些成果；对已知抗生素和新抗生素在临床应用方面开始了初步工作；初步解决了青霉素、氯霉素、金霉素和链霉素的生产方法，青霉素和氯霉素已投入生产，链霉素和金霉素已进入中间工厂试制阶段。［2］（p.28）
就青霉素而言，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中国在工业尚不发达、许多原料和设备缺乏的情况下，主要解决了从试制到生产过程中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成功设计和制造了发酵罐，并采用进罐无菌空气的处理方法，掌握了避免发酵染菌的技术。第二，用不产色素的133菌种代替了产黄色素的176菌种。第三，用棉子饼粉代替当时中国尚不能生产的玉米浆。第四，采用醋酸丁酯提炼青霉素，在提取液中加醋酸钾制取青霉素钾盐结晶。第五，采取微粒结晶工艺和气流粉碎技术生产普鲁卡因青霉素。［15］1953年全国青霉素产量约为1952年的12.6倍，1955年约为1952年的160倍。［2］（p.13）
但这些成就无论在量或质的方面都远不能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1955年6月，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学部成立大会报告中提出“抗生素的研究”为中国科学院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十项重点任务之一［16］，也是其中唯一与医药相关的任务。同日，吴有训代表物理学数学化学部讲话时指出，抗生素等药物在人民保健和生产事业中起着重要作用，必须进行研究。［17］
1955年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其中“轻工业”一节指出：“医药工业在我国还是新兴工业，几年来有相当大的发展，但私营的比重大于国营。一般说来，这类工业的生产技术还很落后，产品质量不高，厂家虽多，规模很小，大部分都属于加工性质。”［13］（p.464）因此，“一五”计划期间“对人民健康有重大作用的抗生素”是“医药工业建设的重点”，“要把制造重要医药产品的私营工厂实现公私合营，到一九五七年主要原料药品将逐步地由国营厂负责生产”。［13］（pp.464~465）按照“一五”计划，医药工业限额以上的建设单位共4个，其中2个由苏联帮助设计。华北的2个制药厂，生产各种抗生素、磺胺和葡萄糖等主要药品；东北的2个制药厂，生产磺胺、氯霉素和生物制品等。［13］（p.464）直至1958年6月华北制药厂建成投产，开创中国大规模生产抗生素的历史后，中国缺乏抗生素药物的局面才得到显著改善。
基于上述背景，早在1955年6月2日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上，吴有训代表物理学数学化学部讲话，在谈到今后工作时提出“在第四季度和生物地学部共同召开关于抗生素研究工作的会议”［17］。由此可知，会议的筹划应不晚于此，而且已决定会议召开时间为1955年第四季度。
10月25日，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经国务院批准在北京成立。负责组织召开有关抗生素研究的各种会议并加强国际学术联系与合作是该委员会的重要任务之一。［18］当天，会上除讨论并通过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和地区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简则外，还审核了12月初将举行的抗生素学术会议的准备工作。［19］此时，已明确会议召开的时间为12月初。其间，北京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也参与了相关筹备工作。［20］
11月17日上午，中国科学院召开院务常委会，讨论抗生素学术会议筹备事宜，正式决定抗生素学术会议的召开日期为12月1~6日，已向18个国家发出邀请，共收到参会论文46篇，还确定了抗生素会议的主席团成员。［21］主席团由王应睐、狄景襄、汪猷、竺可桢、吴有训、宫乃泉、崔义田、殷宏章、汤飞凡、黄鸣龙、赵承嘏、钟惠澜、戴芳澜等人组成，负责会议的决策。为确保会议的学术水平，还成立了由汪猷担任召集人的十人会务小组，分设生物学组、化学组和综合组。汤飞凡、黄鸣龙、童村分别担任生物学组、化学组和综合组的组长。［2］（p.5）
经前期筹备，11月26~30日，应邀参加会议的苏联微生物学家克拉西尔尼科夫通讯院士和萨维奇教授、波兰抗生素学家库里洛维奇博士、保加利亚霉菌学家波波夫博士、蒙古微生物学家雅林皮尔候补博士以及日本农业化学家住木谕介博士等外国科学家陆续到达北京。正在中国访问的罗马尼亚病毒学家尼古劳院士和越南细菌学家阮文享博士也应邀参加。朝鲜、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的科学家也应邀前来。［22］
11月30日，抗生素学术会议第一次主席团会议在北京饭店召开。除曾昭抡（竺可桢的记忆可能有误，曾昭抡时为高等教育部副部长，当时未列入主席团名单中。参见中国科学院编：《中国科学院一九五五年抗生素学术会议会刊（1955年12月1~6日）》会务部分，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页。）、钟惠澜、汤飞凡三人缺席外，其他主席团成员全部到会。汪猷在会议上报告了12月1~6日抗生素学术会议的议事日程。［21］（p.225）
二、召开过程及会后相关活动
12月1日上午，中国科学院1955年抗生素学术会议正式开幕。出席会议的有科学院、卫生部、高等教育部、轻工业部、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等部门所属39个单位，共150余名代表。苏联、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蒙古、越南、日本、缅甸、印度尼西亚、朝鲜、丹麦11个国家的12名科学家以及苏联在华顾问瓦格腊利克、拉扎连柯、马里采夫、拉菲柯夫、谢尔裘琴柯等也应邀出席会议。会议共收到国内专家报告42篇、外国专家报告8篇。内容包括菌种分类、鉴定与选育，抗生素发酵与生物合成，抗生物质的分离、化学结构与抗生性能以及抗生素的制备、提炼与临床应用等各个方面。根据报告内容与性质，分为生物组、化学组、综合组、临床应用组及外国代表专题报告五个部分。国内专家报告中生物组报告16篇，化学组报告16篇，综合组报告6篇，临床应用组报告4篇。（其中，克拉西尔尼科夫等人的《抗植物感染病的拮抗性微生物》未及在会议上宣读。参见中国科学院编：《中国科学院一九五五年抗生素学术会议会刊（1955年12月1~6日）》学术部分，第605页。）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主持开幕式并致开幕词，指出加强抗生素研究和生产工作，对中国人民和全人类和平生活十分重要。［21］（p.8）随后李先念致辞，他首先代表党和政府感谢抗生素研究工作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做出的有益贡献，并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出席会议的外国科学家表示欢迎。［22］
接着，应邀出席会议的外国科学家分别致辞，祝贺此次会议召开。他们都表示很高兴和中国科学界通力合作从事抗生素研究工作，为人类和平生活做出更大贡献。之后，轻工业部副部长狄景襄和卫生部副部长崔义田先后做《我国抗生素工业的初步成长和对抗生素研究工作的一些意见》与《抗生素在我国医疗保健事业中的地位》报告。当天下午，参会人员还听取了库里洛维奇博士的学术报告《抗生素的发展与研究》。［22］
此后两天主要听取和讨论国内专家的学术报告。12月2日全天听取和讨论生物学组、化学组的报告。3日上午继续听取和讨论生物学组、化学组的报告，下午听取和讨论综合组的报告。［23］会场上“讨论颇为热烈”，中外科学家常常互相提问，互相解答。［21］（p.226）如2日上午讨论“土壤中颉顽性放线菌的分布”、“北京郊区土壤中放线菌分离工作报告”和“福州古田两地区土壤中抗生性放线菌的调查”三个报告的时候，苏联克拉西尔尼科夫通讯院士还列举了苏联一位学者在该问题上研究失败的故事来说明上述报告的价值。［24］
虽然会议主题是抗生素的研究与生产，但抗生素的临床应用和人才培养也是相关的重要内容，而且许多医疗机构和高等院校也参加或列席了此次会议，因此，会议期间还套开了卫生部抗生素临床应用讨论会和高等教育部抗生素教学座谈会。［23］根据会议日程，12月4日上午听取和讨论临床应用组的报告与召开高等教育部抗生素教学座谈会，下午未作安排。［21］（p.7）但相关报道却显示，“参加会议的科学家在休会期间曾先后出席了卫生部主持的关于抗生素临床应用的讨论会，高等教育部举办的关于抗生素制造工业专业教学计划的座谈会，并且在中华医学会和中国微生物学会联合举办的报告会上听了波兰抗生素学家库里洛维奇博士的题为‘不同来源的卡介苗菌株的比较研究’的学术报告。”［23］因此，日程中未列出的由卫生部主持的抗生素临床应用讨论会很可能于4日上午听取和讨论临床应用组的报告后召开，因为两者内容高度相关，接着召开日程上面所列的高等教育部抗生素教学座谈会，当日下午参会人员听取了库里洛维奇博士的学术报告。
12月5日，全天听取和讨论综合组和外国专家的报告。综合组报告共6篇，其余时间听取外国专家报告。苏联微生物学家萨维奇详细介绍了苏联科学家从孢子植物“地衣”中获得新抗生素“比南”方面所取得的研究进展，并说苏联已从1955年正式使用“比南”制剂来治疗一些难治的外科疾病。日本农业化学家住木谕介做了两篇关于抗结核菌的新抗生素的研究报告。这两种新抗生素对结核菌有相当的抑制作用，而且毒性很小。保加利亚霉菌学家波波夫的论文《抗生素的实用问题》，阐述了微生物对抗生素产生抗药性的原因和克服这一现象的途径以及应用某些药物减低抗毒素对于机体毒性的影响。蒙古微生物学家雅林皮尔候补博士做了《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医疗机构内抗生素的应用问题的报告》。会上中外科学家对这些论文展开了热烈的讨论。［25］
6日上午，会议讨论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提出的《关于我国抗生素研究工作的方向及任务意见》。下午，苏联克拉西尔尼科夫通讯院士为大会做题为《放线菌——抗生素产生者的分类》报告［23］，然后全体大会讨论通过了《1955年抗生素学术会议决议》。决议肯定了新中国成立后抗生素研究所取得的成绩，同时也指出抗生素研究工作在各方面还存在的薄弱环节。随后，苏联、波兰、日本、保加利亚、印度尼西亚、罗马尼亚、越南、蒙古、缅甸、朝鲜等国科学家代表纷纷致辞。他们对于中国科学院邀请他们参加此次会议，使他们有机会在友好热烈的气氛中同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科学家共同讨论抗生素研究工作并且交流学术经验表示感谢；希望今后加强各国科学家在抗生素工作方面的合作和经验交流。最后由吴有训致闭幕词。［23］
会议期间，中外科学家参观了会场上陈列的中国制造的抗生素样品、从中国土壤中分离出来的新抗生菌标本、其他有关抗生素研究的标本和照片以及各国代表赠送的礼物。［23］
会议结束当天晚上，中国科学院在北京饭店举行宴会，招待应邀出席会议的中外代表。［21］（p.228）中国科学院苏联顾问拉菲柯夫和谢尔裘琴科也应邀出席宴会。宴会由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陶孟和、竺可桢、吴有训主持。科学家赵承嘏、戴芳澜、汪猷、殷宏章、汤飞凡等50多人以及轻工业部副部长狄景襄、卫生部副部长崔义田、高等教育部副部长曾昭抡、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宫乃泉等相关领导出席。吴有训代表中国科学院向到会的外宾表示热烈欢迎和崇高敬意。［23］
会议还安排了一些其他相关活动。12月7日，外国科学家参观国营北京第一棉纺织厂并游览北京一些名胜；［26］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协调1956~1957年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计划；［18］晚上，克拉西尔尼科夫通讯院士向参加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扩大会议的中国科学家介绍了“华盛顿国际抗生素会议”的情况。［26］
12月8日上午，外国科学家在中国科学家陪同下参观了北京大学生物学系和化学系。他们首先浏览了生物学系的图书室，然后参观生物学系和化学系的土壤、动物生物化学、人体及动物生理学、植物学、微生物学、有机化学等学科的实验室和研究室以及动植物标本、昆虫标本陈列室，还观看了学生们正在进行的各种实验，并询问他们的学习情况。他们对于植物生理专业四年级学生在微生物学实验室中用苏联最新“真空渗入法”进行酶的定性实验非常感兴趣。萨维奇教授看到植物标本室里陈列的几份地衣标本感到很高兴，并询问这些标本的来源。住木谕介博士参观微生物学实验室里的接种室时，对接种室紫外线光灯的装置提出了改进意见。北京大学教务长周培源教授接待并介绍了北京大学的历史与现状。［26］
当天下午，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应邀参加抗生素学术会议的苏联微生物学家克拉西尔尼科夫通讯院士和萨维奇教授、罗马尼亚病毒学家尼古劳院士、波兰抗生素学家库里洛维奇博士、日本农业化学家住木谕介教授、缅甸病理学家吴钦茂温博士、保加利亚霉菌学家波波夫博士、印度尼西亚药学家达尔曼博士、越南细菌学家阮文享博士、蒙古微生物学家雅林皮尔候补博士、朝鲜刘荣圭研究员（后改名为刘荣奎。参见《竺可桢全集》第14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29页。）以及丹麦的斯特纳比亚先生，并合影留念。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竺可桢、吴有训陪同接见。［26］周恩来在接见时指出：“任何一门科学都可以合作，可以为和平服务。这种合作是为人类幸福的合作。你们来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同时也带来了科学的友谊，这种友谊是对世界和平的友谊。”［27］
三、会议成果及影响
中国科学院1955年抗生素学术会议是一次和人民健康有密切关系的会议，与会者不仅包括国内抗生素管理者、研究者、生产者、教育者，还包括苏联、日本等外国专家。会议不仅“交流了本国的和国际的科学经验，也检查了我国研究工作中缺点和薄弱环节，特别是微生物学研究工作不足的缺陷”［28］。到1962年召开第二次全国抗菌素学术会议时，中国“已经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抗菌素研究机构和生产基地”［29］。菌种的产量与第一次全国抗生素学术会议时相比，金霉素提高了约5倍，青霉素和链霉素提高了约2倍。［30］在抗菌素生化发酵方面，几种常用的抗菌素如青霉素、链霉素、土霉素、四环素等的发酵单位都已达到较高水平。［29］
新中国第一次国际性学术会议在医药卫生领域召开，一方面反映了解决抗生素短缺问题的现实紧迫性，另一方面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抗生素研发与生产的高度重视。周恩来亲自招待与会中外科学家，李先念出席会议并致辞，鼓励科学工作者必须勇敢担负起抗生素研发与生产的光荣任务，并表示党和政府将给予科学工作者以有力支持。［2］（pp.11~12）中央宣传部、中央调查部、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科学出版社等17个单位或部门派人列席会议。此外，《人民日报》共刊发了6篇与会议相关的报道，其中4篇位于头版。
此次会议对于推动新中国抗生素研究和生产工作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其影响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确定了抗生素研究工作的方向与任务
虽然《1955年抗生素学术会议决议》同时强调了“抗生素的各学科的基本理论的研究”与“抗生素在医学和农业应用上的研究”的重要性［2］（p.28），但是会议更突出国家和人民对抗生素事业的要求，并特别强调“科学为人民服务”，纠正了“为科学而科学”的观念。竺可桢在开幕词中指出，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科学家“日益深刻地体验到科学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仅需要对学术内容进行批评，也需要对研究工作方法进行批评。经过一系列思想教育，“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空洞的学院式的研究作风，使科学工作密切结合国家建设与人民生活的需要”，认识到加强抗生素的研究和生产工作对中国人民和全人类的和平生活是十分重要的。［2］（pp.8~10）
早在成立中国科学院筹备草案中就曾特别强调要“纠正过去科学研究与现实脱节和散漫放任的自流趋势”，提出“科学研究和生产建设的配合”、“国家计划科学”等概念，认为中国科学院的基本任务在于“有计划的利用近代科学成就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组织并指导全国的科学研究，以提高我国科学研究水平”。［31］1950年6月14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关于中国科学院基本任务的指示》中指出，科学院的基本任务包括三个方面共十条内容，其中明确提出“确定科学研究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力求科学研究与实际密切配合，纠正过去脱离现实、自流散漫的作风”；“强调科学研究的计划性和集体性，建立并加强各学科研究之间的有机联系”。［32］
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的《关于我国抗生素研究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的意见》指出：“抗生素事业对人民保健与国家建设有着重要的关系”，并根据中国抗生素研究工作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今后在微生物学、生物化学、化学、化学工程、医学及药学、农业等方面的研究方向。按照“全面发展，各有重点”的原则，确定了几年内在新抗生素研究、理论性研究、医学、农业应用、工业应用等方面抗生素研究的任务与重点，认为“必须广泛组织全国科学研究机关、高等学校、产业部门以及医疗卫生部门有关抗生素方面的研究力量，进行合理分工，逐步建立全国统一的抗生素研究工作网”［2］（p.27）。
为保证上述目标的实现，会议决议提出了六个方面的具体措施和建议：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必须加强抗生素研究工作的领导；建议中国科学院提前建立微生物学研究所；建议卫生部门应尽快大力开展几种国产和已试制的常用抗生素的临床试验以及检定工作；大力加强抗生素专业干部的培养；决定成立“1955年抗生素学术会议会刊编辑委员会”负责编辑会刊；更密切地加强国际学术合作与交流，支持华沙国际抗生素问题会提出的定期举行国际抗生素会议的建议。［2］（pp.28~29）
（二）确立了抗生素的集体研究模式
如果说成立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为加强抗生素研究的计划性和集体性提供了组织保证，那么此次抗生素学术会议则是一次加强抗生素研究集体性与计划性的总动员。卫生部副部长崔义田在致辞中指出：“今后应该在合作分工、协调的基础上，更加密切地配合合作起来。在中国科学院的倡导下，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的成立和这次会议的召开，将对这方面有很大的帮助。今后在这几方面的工作是需要紧密合作的。只有这样，才会不断地提高我们的工作。”［2］（pp.24~25）李先念勉励广大抗生素研究者要加强合作，认为“过去几年中，各有关学科的科学工作者之间，科学研究部门的科学工作者同生产部门、卫生部门的科学工作者之间的创造性的合作，是我们在工作中能够取得若干成绩的最重要的经验之一”。［2］（p.12）
早在1950年6月14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关于中国科学院基本任务的指示》就特别强调了科学研究的计划性和集体性，并要求建立并加强各学科研究之间的有机联系。［32］上海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在总结成立两年来的工作经验时指出：“集体研究必然是抗生素研究的唯一正确道路”，“综合性集体研究须有统一的计划，这就是说必须要有明确的方针，统一的目标，并集中力量，重点深入”，“综合性集体研究需要有健全的、坚强的集体领导的组织，以及各有关领导部门的领导和支持”，“集体研究事业是建筑在紧密团结的基础上”。［14］
1952年召开抗生素座谈会时，认为“过去我们的工作都是分散的或单独进行的，彼此缺乏互相联系互相讨论……没有组织起来，没有在统一的总的计划下来进行”，并总结出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对抗生素工作的重要性和计划性认识不够；二是对抗生素研究工作“必须互相联系、互相依赖地集体进行”认识不够；三是个人主义及本位主义思想；四是研究工作与生产部门的行政领导“组织全国力量来进行工作也是做得很不够”。会议特别批评了“个人主义与本位主义的思想”，表达了“组织起来集体进行工作的决心”。［10］
强调集体研究也与中国当时药物研发体制密切相关。“资本主义国家抗菌素的研究室都附设在药厂和高等院校中而很少有独立的抗菌素研究所，社会主义国家则有专业的抗菌素研究所和附设在其他机构中的抗菌素研究室”。［29］这样虽然有利于集中抗生素专业力量，但抗生素研究者、生产者、教育者之间难免存在互相脱节的问题。正如竺可桢所指出的，抗生素研究作为一项“综合性的研究工作”，“微生物的研究还赶不上化学方面的要求，药理试验和临床试验也没有很好的配合起来”。［2］（p.9）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药物研发与生产相互脱节，也需要不断强调研究的计划性和集体性。为确保合作顺利进行，会议决议提出：“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必须加强抗生素研究工作的领导，促进与密切各单位间的联系，广泛地组织一切现有的抗生素研究力量，尤其是高等学校和卫生医疗部门的潜在力量，进行合理的分工和合作。”［2］（p.28）
会议决议确定了“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统筹安排，分工合作”的方针。［2］（p.28）经过会议讨论，科学家加深了抗生素研究是综合性研究的认识。吴有训在闭幕词中指出：“我们通过这次会议知道抗生素研究是一个综合性的研究，是要不同工作的科学部门组织起来，只有综合地组织起来才有效果，也就是更能得到更大成功。”［2］（p.40）1959年张为申在总结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医学成就与经验时，认为新中国抗生素研究与生产之所以取得一系列突出成就，原因之一就是“发扬了共产主义大协作的精神”［33］。
但是，将集体研究看成是“抗生素研究的唯一正确道路”，也面临一定的问题。抗生素研究是“一种综合性的集体研究”，那么研究成果“也就是集体的成绩”。［14］这容易导致知识产权不清，研发的长效激励机制难以建立，药物研发后劲不足。
（三）国际学术合作“一边倒”
李先念在开幕式致辞中勉励广大抗生素研究者，不仅要加强国内各单位之间“创造性的合作”，还要虚心学习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其他国家的先进技术和最新成就，加强国内外的交流和合作。［2］（p.12）换而言之，集体研究不仅仅是国内科学工作者之间的合作，还包括国内外科学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苏联微生物学家克拉西尔尼科夫通讯院士在闭幕式致辞中指出，“经验证明，在目前的时代要成功地解决任何重大的问题，不但需要各行专家的合作，而且需要各实验室以及各国之间的合作。”［2］（p.30）波兰代表库雷洛维奇博士也表示，“抗生素发展中最重要的是科学的合作”，而且这种合作“应该更广泛”，“应该组织起来”，“不但在不同科学部门中要统一，而且不同的方法和不同国家的科学家也要统一起来。这是通过交流经验来节约时间的正确道路”。［2］（p.36）保加利亚代表波波夫将此次会议与1955年2月在波兰华沙召开的国际抗生素问题会议（1955年2月7~11日在华沙举办的国际抗生素问题会议，一共邀请了8个国家的代表：苏联、中国、朝鲜、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民主德国。中国代表团由翁达、徐文思和张为申3人组成，在会议上宣读了《青微素生产——用白玉米面代替乳糖中间厂试制》、《青微素生产——用棉籽饼代替玉蜀黍浆在1500加仑发酵罐之培养》、《金微素中间厂试制》3篇论文。参见张为申：《国际抗生素问题会议》，《科学通报》1955年5月号。）联系起来，认为“人民民主国家为交流抗生素工作经验而在波兰华沙召开的国际会议曾通过关于国际合作的决议，而现在这次会议正是这个决议可贵的继续”。［2］（p.33）朝鲜代表刘永圭研究员在致辞中回忆了中国对朝鲜国内抗生素研究与生产的具体帮助（1952年和1953年朝鲜曾派人到上海学习），认为朝鲜的抗生素干部不少都是中国培养起来的。［2］（p.39）
青霉素最先由英国发现，最早在美国实现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因此美、英等国抗生素的研发与生产能力最强。理论上，受邀参加此次会议的外国专家应以欧美为主，而且当时与会的国内科学家多数于新中国成立前在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接受过科学训练，如张为申、童村分别毕业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并获得博士学位，阎逊初在法国获得博士学位。但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以及新中国奉行“一边倒”外交政策的背景下，国际学术合作也不可避免地“一边倒”。不仅没有美、英科学家参会，而且会议中较少提及甚至批判了美、英等国的抗生素研究，而更多的是强调了苏联抗生素研究成果的重要性。
一方面，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至20世纪50年代已经建立起较成熟的科研体系，科研力量比中国雄厚。在抗生素研究与生产方面，苏联已成立全苏抗生素研究所、新抗生素研究所等研究机构及卡尔波夫工厂、莫斯科第一药厂等抗生素生产企业。另一方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为中苏科技交流奠定了政治基础。1954年10月11日，中苏又签署了《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决定成立中苏科技合作委员会，规定两国相互提供技术文件资料、进行信息交流、互派专家。［34］双边合作开始走上有计划、有组织的轨道。此外，中国还先后同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民主德国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签订了科技合作协定。
在此背景下，1952年11月11日毛泽东曾批示：“凡有苏联顾问之单位，务必彻底解决干部中是否全心全意向苏联专家学习的问题，凡不虚心学习者应受到批评。”［35］一段时期全国上下出现了“全面学习苏联”，甚至唯苏联专家是从、照搬苏联经验的现象。虽然1955年底国务院提醒各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发挥苏联专家作用，结合本部门具体情况执行苏联专家的建议，1956年2月毛泽东在听取重工业部汇报时指出，学习苏联不要迷信，对的就学，不对的就不学。［36］但抗生素学术会议召开前后，“全面学习苏联”仍是主流。因此，无论从与会的外国科学家还是从会议讨论的内容看，此次会议都明显体现出中国科学家的国际学术合作由以前与欧美等国学术联系为主，转向与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学术联系为主。
［ 参 引 文 献 ］
［1］樊洪业：《中国科学院大事记》，《科学新闻》1999年第32期；徐文镐：《吴有训年谱》，《中国科技史料》1997年第4期。
［2］中国科学院编：《中国科学院一九五五年抗生素学术会议会刊（1955年12月1~6日）》会务部分，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8页。
［3］A. Fleming, On the Antibacterial Action of Cultures of a penicillium,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ir Use in the Isolation of B. Influenzae. The British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athology, 1929,Vol.X, No.3, pp.226~236.
［4］E. Chain, H.W. Florey, A.D. Gardner, N.G. Heatley, M.A. Jennings, J. Orr-Ewing, and others, Penicillin As a Chemotherapeutic Agent, The Lancet, August 24,1940 Vol. 236, No. 6104, pp.226~228.
［5］汤飞凡：《吾国自制青霉素的回顾与前瞻》，《科学世界》1949年第1~2期。
［6］《大量生产中的济世良药盘尼西林的制造》，《联合画报》1944年9月1日。
［7］《青微素：齿科圣药》，《学生导报》1946年第8期。
［8］《盘尼西林的新战场：医药里的长胜将军》，《南北》1947年新6号。
［9］孟谦：《合理使用抗生素》，《人民日报》1957年2月24日。
［10］汪猷、童村、金培松：《抗生素座谈会总结》，《科学通报》1953年4月号。
［11］《我国医疗保健事业中广泛使用抗生素》，《人民日报》1955年12月4日。
［12］《上海通志》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2265页。
［13］《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29页。
［14］上海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上海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二年半来的工作》，《科学通报》1956年1月号。
［15］许文思：《中国的抗生素研究和生产》，《中国医药工业杂志》1997年第2期。
［16］郭沫若：《在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上的报告（1955年6月2日）》，《人民日报》1955年6月12日。
［17］吴有训：《中国科学院物理学数学化学部报告（1955年6月2日）》，《科学通报》1955年7月号。
［18］《中国科学院编年史·奠基与创业（1949~1955）》，中国科学院网，http://www.cas.cn/zj/ys1/bn/200909/t20090928_2529076.shtml，2016年11月8日。
［19］《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成立》，《人民日报》1955年10月31日。
［20］北京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北京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的工作》，《科学通报》1956年1月号。
［21］《竺可桢全集》第14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16页。
［22］《科学院抗生素学术会议开幕》，《人民日报》1955年12月2日。
［23］《一九五五年抗生素学术会议闭幕 提出抗生素研究工作方向和任务 科学院欢宴参加抗生素学术会议的外国科学家》，《人民日报》1955年12月7日。
［24］鉴远：《为了人类幸福——一九五五年抗生素学术会议侧记》，《人民日报》1955年12月8日。
［25］《抗生素学术会议讨论科学家的论文和报告》，《人民日报》1955年12月6日。
［26］《周总理接见参加抗生素学术会议的外宾》，《人民日报》1955年12月9日。
［27］《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26~527页。
［28］里海、陈辉编：《中国科学院（1949~1956）》，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50页。
［29］张为申：《抗菌素的现况和展望》，《科学通报》1962年7月号。
［30］张为申：《第二次全国抗菌素学术会议报道》，《科学通报》1962年2月号。
［31］《建立人民科学院草案》，《中国科技史料》2000年第4期。
［32］《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85页。
［33］张为申：《新中国抗菌素研究和生产上的成就》，《庆祝建国十周年医学科学成就论文集》上卷，人民卫生出版社1959年版，第582页。
［34］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5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版，第162页。
［3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607~608页。
［36］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97页。
［责任编辑：郑 珺］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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