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就扶贫开发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 阐明了新时期中国扶贫开发工作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形成了以精准扶贫为核心的扶贫开发战略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战略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和历届中央领导集体扶贫开发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思想指南和行动遵循。当前, 脱贫攻坚四梁八柱的顶层设计已经基本完成, 五级书记抓扶贫, 全党动员促扶贫的氛围已经形成, 但是结构性贫困问题却更加突出, 攻克深度贫困堡垒, 确保如期完成脱贫目标, 需要总结过去扶贫开发经验, 归纳实践中出现的新特点和新问题, 创新深度贫困的破解思路,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基础。 

　　一、中国扶贫开发的理论演进 

　　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重视扶贫开发工作,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史, 从本质上说就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带领全国人民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的奋斗史。从毛泽东到习近平, 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 在不同时期的扶贫探索中, 不断总结经验, 形成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 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 

　　(一) 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 

　　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消除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反贫困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无产阶级贫困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 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是导致贫困形成的根源, 使资本家对无产阶级的合法“剥削”成为可能, 提出最终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反贫困目标。二是发展生产力的反贫困思想。马克思认为只有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才能从根本上减少贫困, 社会主义只有达到或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水平, 才能最终战胜资本主义。三是全面自由发展的反贫困思想。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最终必须要依靠自身解放, 实现自身全面自由的发展, 才能真正消除贫困, 提出:“为改变一般的人的本性, 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 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 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 (1) 

　　(二) 历届中央领导集体扶贫思想 

　　新中国成立初,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将消除贫困作为奋斗目标, 指出:新成立的中央政府必须“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 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 (2) , 确立了中国共产党是消除贫困的坚定领导力量, 农民是反贫困的主导力量, 工业化和现代化是反贫困目标的前提和基础, 合作化是反贫困的基本战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 揭示了生产力落后是导致贫穷的重要根源, 必须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入手, 探寻摆脱贫困的道路, 并将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作为扶贫开发的基本前提, 实现共同富裕作为扶贫开发的总目标。江泽民同志首次系统阐述了中国扶贫开发工作的性质、对象、主体、组织形式、实现途径等重大问题, 形成了中国扶贫开发理论的基本框架。胡锦涛同志科学判断了中国扶贫开发所处的历史阶段, 明确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扶贫开发的总体目标等。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根据扶贫开发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和贫困群体的新特点, 不断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 

　　(三) 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战略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战略思想萌芽于梁家河插队时期, 形成于河北正定县工作时期, 发展于福建、浙江主政时期, 成熟于党的十八大以后, 是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也是对中央历届领导集体扶贫思想的发展与创新。其继承性主要体现在:第一, 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消除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反贫困思想, 提出:“社会主义在解决贫困问题上有着根本的优越性, 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 (3) , 始终坚持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前提下探索扶贫开发道路。第二, 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生产力的反贫困思想, 指出:“发展是甩掉贫困帽子的总办法”。第三, 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反贫困思想, 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不能仅仅理解为生产力的高度发展, 还必须有高度发展的精神文明———一方面要让人民过上比较富足的生活, 另一方面要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水平,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脱贫致富” (4) 。 

　　习近平总书记青少年时期受毛泽东思想影响深远, 认识到农业在反贫困中的重要性, 科技兴农、人才兴农、现代化兴农、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兴农等思想都是围绕农业在扶贫开发中的重要性而提出的;同时, 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战略思想吸收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思想, 并将实现共同富裕上升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高度, 为新时期扶贫开发道路指明了方向;再次, 习近平总书记发展了江泽民、胡锦涛同志关于扶贫开发理论的基本框架和所处阶段的判断, 发展了扶贫开发理论。其创新性主要表现在:一是扶贫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习近平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如果贫困地区长期贫困, 面貌长期得不到改变, 群众生活长期得不到明显提高, 那就没有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那也不是社会主义。”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 为民族谋复兴初心和使命的有力体现。二是两个“重中之重”思想。习近平强调:“‘三农’工作是重中之重, 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在‘三农’工作中要把扶贫开发作为重中之重, 这样才有重点。”三是精准扶贫思想。习近平指出:“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 成败之举在于精准”, 要看重扶贫开发的成效, 做到识真贫、扶真贫、真扶贫。四是科学扶贫思想。把扶贫开发与做好“三农”工作、开展教育扶贫等结合起来, 把做好扶贫开发的顶层设计与加强基层探索结合起来, 探索科学模式, 促进贫困地区和扶贫对象加快发展。五是内源性扶贫思想。注重提高贫困人口内生发展能力, 指出:“通过文化教育和技能培训, 帮助贫困地区群众提高身体素质、文化素质、就业能力, 阻止贫困现象的代际传递。”六是社会合力扶贫思想。坚持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多方力量的有机结合, 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推进的大扶贫格局。七是主张生态脱贫, 提出:“保护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的著名论断, 强调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谋求发展, 把马克思关于发展生产力减贫的思想提升到新境界。八是共建没有贫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消除贫困是人类的共同使命, “要凝聚共识、同舟共济、攻坚克难, 致力于合作共赢, 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各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5) 。 

　　二、中国扶贫开发道路的实践发展 

　　新中国成立60多年, 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 先后实施的《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 (1994—2000年)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01—2010年)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11—2020年) 》, 围绕扶贫开发中的一系列问题,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 解决当代中国贫困的现实问题, 有力推进了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进程。 

　　(一) 救济式扶贫阶段 (1949—1978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 农村处于普遍性的贫困状态 (吴国宝, 2014)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马克思主义贫困理论基础上, 提出共同富裕思想, 就贫困问题的实质、中国反贫困战略、减贫措施等方面提出构想, 先后开展了土地改革、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等运动, 农村低保、五保等社会保障形式的救济式扶贫, 推广农业技术, 进行农村土地改革, 构成建国初期以“输血”为主要特征的救济式扶贫, 对改善农村落后的状态、减缓贫困取得了一定成效。这一时期, 中国粮食总产量增长1.69倍, 未达到温饱线的农村人口比重从80%下降到30% (6) , 婴儿死亡率下降75%, 人口预期寿命提高30岁, 农村人口生存状况明显改善。按照现行贫困标准 (7) , 1978年中国农村有贫困人口7.7亿, 贫困发生率高达97.5%。 (8) 

　　(二)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下的农村减贫阶段 (1978—1985年) 

　　改革开放后, 中国完成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农村经营体制改革, 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赋予农民农业生产自主权等形式, 调动了农民土地承包的积极性, 推动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针对极端贫困地区, 设立专项基金, 开启了以农业开发方式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的“‘三西’ (9) 地区农业建设项目”, 拉开了对特定地区采取资源开发方式扶贫的序幕, 为大规模扶贫开发规划的实施奠定了基础。这个阶段, 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132%, 按当时标准 (10) , 有50%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在这期间解决了温饱问题。按照现行扶贫标准, 有超过1亿农村人口摆脱贫困, 贫困发生率降低到78.3%。 (11) 

　　(三) 区域瞄准为主的开发式扶贫阶段 (1986—2000年) 

　　1986年, 中国成立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 (1993年改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及其办公室, 开启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村专项反贫困计划, 是中国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扶贫开发的开端, 中国的扶贫开发正式由前期的道义扶贫转向制度化扶贫, 形成扶贫重点放在贫困地区、以区域 (贫困县) 为瞄准对象的开发式扶贫。在国家相关扶贫政策支持下, 发挥贫困地区自身优势进行开发性生产建设, 依靠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自身发展能力, 实现脱贫致富。通过实施以区域瞄准为主的开发式扶贫, 贫困地区经济实现了较快增长, 缩小了与全国农民平均收入差距, 按照现行扶贫标准, 有近2亿农村人口摆脱贫困, 贫困发生率降低到49.8%。 (12) 

　　(四) 扶贫对象的村级转移与参与式扶贫阶段 (2001—2010年) 

　　城乡差距、工农差距以及农村内部分化产生的贫富差距问题, 成为新世纪中国发展面临的新挑战。农村贫困问题也由普遍性贫困逐渐转变为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收入性贫困为主转变为多元贫困为主、区域性贫困发展到阶层性贫困等 (凌文豪和刘欣, 2016) , 区域性经济发展不足导致的贫困逐步得到缓解, 群体性贫困问题日益突出。通过实施《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01—2010年) 》, 将扶贫开发重点从贫困县转向贫困村, 更加注重群众参与, 提出利用参与式方法自下而上地制定和实施扶贫开发规划, 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以逐步缩小群体和城乡之间的差距。这一阶段, 贫困县农民收入实现较快增长, 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57倍, 比同期全国平均数高6.5个百分点。按照现行扶贫标准, 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2.9亿人, 年均减少2965.7万人, 贫困发生率降低到17.2%, 是1978年以来中国减贫速度最快的时期。 (13) 

　　(五) 扶贫开发与精准扶贫 (2011年至今) 

　　2011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核心的扶贫开发新思想, 创新发展了中国扶贫开发道路。扶贫开发已经从解决温饱为主要任务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 进入巩固温饱成果, 加快脱贫致富, 改善生态环境, 提高发展能力, 缩小发展差距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一方面, 贫困人口大多分布在基础设施落后、生态环境脆弱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且农村人口老龄化、空心化趋势加剧, 因病、因学致贫现象更加突出;另一方面, 中国面临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目标, 脱贫时间和任务日益紧迫。精准扶贫方略更加注重扶贫对象由县域向村级以及贫困人口的识别, 更加注重扶贫开发成效的考核, 确保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这一时期, 贫困县农民收入增长较快, 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对差距明显缩小, 2013年至2016年, 农村贫困发生率由10.2%下降至4.5%, 年均下降1.4个百分点, 中国成为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 

　　三、当前中国扶贫开发的新特点和新问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显著特征就是当前农村地区还存在大量贫困人口, 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因此, 新时代中国扶贫开发出现的新特点和新问题主要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是深度贫困地区脱贫问题突出。深度贫困面积广大, 一定范围内形成整体贫困, 且集中连片。以“三区三州” (14)为代表的深度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缺口大, 贫困发生率普遍在20%左右。据统计, 全国12.8万个建档立卡贫困村, 居住着60%的贫困人口, 而这些最为艰难的贫困村, 大多分布在集中连片区, 生存环境恶劣、致贫原因复杂, 区域经济相对滞后, 靠个体经济示范带动发展, 缺乏市场基础, 带动贫困地区整体脱贫具有一定难度。 

　　二是巩固脱贫成果缺乏长效机制。实施精准扶贫战略, 帮助贫困人口如期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但是, 部分地区贫困人口自身发展能力不足, 内源性动力不足, 抗病抗灾能力薄弱, 对巩固脱贫成果提出了挑战。部分地区采取“以钱养贫”的做法, 将贫困家庭纳入各类保障中, 依托地方财政给与政策补贴。这些做法在短期内能取得一定效果, 但是一旦扶贫项目终止, 扶贫政策用尽, 扶贫人员撤离, 会导致大范围返贫。打赢脱贫攻坚战, 不应止于“脱贫”, 而要做到“扶得起, 站得住”。 

　　三是精准扶贫市场作用发挥不够。2015年底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 虽然确立了“中央统筹、省 (自治区、直辖市) 负总责、市 (地) 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 加强了党委在农村扶贫开发中的领导作用, 确立了政府在农村扶贫开发中的主导地位。但精准扶贫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 需要掌握贫困人口的家庭经济、人力资源等因素, 更要综合利用各种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但是, 当前精准扶贫过程中出现了“政府热、社会弱、市场冷”的情况, 充分发挥市场作用, 改变精准扶贫中市场参与度低的问题迫在眉睫。 

　　四是农民外出农村空壳导致发展难。扶贫开发为了贫困人口, 但是扶贫开发同样需要人口。目前由于很多农民依靠外出务工增加收入, 农村青壮年劳力资源外流严重。农村留下来的人口大多数都是妇女、儿童、老人, 劳动能力不足, 发展产业难度大。产业发展不起来, 扶贫开发就难以持续。因此, 劳力大量外流造成的空壳现象, 是扶贫开发工作面临的现实难题, 如何让这些外出的农民回乡创业发展是扶贫开发需要研究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 

　　五是贫困户发展动力和造血功能不足。一是多数贫困人口文化水平低, 思想观念陈旧落后, 依然停留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时期, 安于现状, 没有发展动力, 享受国家救助, “等、靠、要”依赖思想严重;二是受自然条件限制和农产品、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大等因素影响, 部分贫困户主动发展产业的积极性不高;三是当地的部分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老板的社会责任感也不强, 没有主动投身社会扶贫的意识, 特别是对扶持贫困户发展经济、发展产业兴趣不浓, 有的企业虽然热心公益事业, 却忽视了支持农户发展, 变“输血”为“造血”意愿不强。 

　　四、新形势下中国扶贫开发的思路创新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 要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针对当前中国扶贫开发过程中出现的新特点、新问题, 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从顶层设计、组织落实、集体经济、基层组织、思想意识等方面, 坚持问题导向, 拿出过硬办法, 狠下绣花功夫, 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开发道路, 确保到2020年中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做到脱真贫、真脱贫。 

　　一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第一, 要充分发挥各级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严格执行脱贫攻坚一把手负责制, 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一起抓, 强化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第二, 要完善政策体系, 确保各项政策有效配套落实, 发挥政策叠加效应, 全社会力量积极投身脱贫攻坚战, 形成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的大扶贫格局。第三, 要将“有效的市场”与“有为的政府”有效结合。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 市场经济快速发展, 诸如“公司+农户”等市场行为解决贫困问题的模式也越来越多, 为消除贫困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要因地制宜确保国家扶贫政策有效落实。造成贫困的原因多种多样, 大体可以分为自然条件禀赋性贫困、生态环境相关贫困、不均衡发展相关的相对贫困、社会经济结构性贫困、特殊个体性贫困等原因。精准扶贫的要义就是注重抓六个精准, 必须找到“贫根”, 这样才能做到精准施策、分类施策。对于一些偏远少数民族贫困地区, 仅凭某一方面的措施很难使脱贫可持续发展。因此, 各地区不能脱离实际“一刀切”执行国家政策, 必须将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与地方实际结合起来, 因地制宜制定出贫困地区脱贫的实施方案。 

　　三要加快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增强“造血”功能。对于目前难以脱困的深度贫困地区来说, 难以单纯依靠个体力量发展产业来脱贫。这些贫困地区的农村扶贫开发必须依靠集体经济的力量带动或依靠外来的“输血”带动。相对来说, 公有制性质的集体经济能更好地发挥扶贫功能, 促进贫困群众共同致富。在扶贫攻坚战中, 须加强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引导, 建议中央适时出台扶持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文件, 整合涉农信息, 用大数据和农业科技为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提供技术保障, 更好地巩固农村集体公有制经济形式的地位, 更好地发挥集体经济在调节公平与效率这对矛盾中的作用, 为农民走共同富裕道路提供物质保障。 

　　四要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增强组织保障。习总书记强调:“要把扶贫开发同基层组织建设有机结合起来, 真正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坚强战斗堡垒。” (15) 基层党组织作为最前沿阵地的“基本作战单元”, 要把党建和精准扶贫拧成“一股绳”。农村基层党组织要做党和国家扶贫政策的宣传者和解读者, 教育引导群众, 营造脱贫攻坚的浓厚氛围。同时, 基层党组织要做精准扶贫的“先锋”, 在思想上先行一步, 发展上先干一步, 做群众脱贫致富的“引路人”, 切实发挥好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在脱贫致富中应有的先锋模范作用。 

　　五要注重扶贫与“志智双扶”相结合增强贫困户自身动力。贫困村民文化程度不高, 有些少数民族贫困户还是文盲, 思想保守, 市场意识不强, 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扶贫工作顺利开展的障碍。坚持扶贫与扶志相结合, 通过加强宣传教育, 引导贫困群众树立脱贫信心、激发脱贫动力, 充分认识到自身优势及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性, 在精神上与贫困绝缘, 拿出敢想敢干的毅力和决心;坚持扶贫与扶智相结合, 通过教育培训, 着力提高贫困户综合素质和内生发展能力, 从而做到真脱贫、脱真贫, 不返贫。 

　　参考文献 

　　[1] (1) 楚永生:《新时期中国农村贫困的特征、扶贫机制及政策调整》, 《宏观经济研究》2008年第10期。 

　　[2] (2) 国家住户调查办公室:《2017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 中国统计出版社2017年版。 

　　[3] (3) 凌文豪、刘欣:《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的理念、实践及其世界意义》, 《社会主义研究》2016年第4期。 

　　[4] (4) 刘永富:《打好扶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首届“10·17”论坛上的主旨演讲》, 《光明日报》2014年10月17日。 

　　[5]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4卷) 》, 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6]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 》, 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7] (7)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 (第5卷) 》, 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8] (8) 王琳、唐子茜:《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理论新发展与经验总结》, 《经济问题探索》2017年第12期。 

　　[9] (9) 吴国宝:《中国农村发展道路》, 经济管理出版社2014年版。 

　　[10] (10) 习近平:《摆脱贫困》, 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11] (11) 习近平:《习近平关于扶贫开发论述摘编》, 《中国扶贫 (特刊) 》2015年第12期。 

　　[12] (12) 习近平:《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 《党建》2017年第9期。 

　　[13] (13)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14] (14)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二卷) 》, 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4卷) 》, 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第327—328页。 

　　2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 (第5卷) 》, 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第136页。 

　　3 习近平:《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 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第241页。 

　　4 习近平:《摆脱贫困》, 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第183页。 

　　5 习近平:《习近平关于扶贫开发论述摘编》, 《中国扶贫 (特刊) 》2015年第12期, 第2页。 

　　6 1992年中国政府确定以1984年价格农民人均纯收入200元作为贫困标准, 同时被视为温饱标准。 

　　7 中国当前贫困标准为农民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 (2010年不变价) 。 

　　8 国家住户调查办公室:《2017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 中国统计出版社2017年版, 第323—325页。 

　　9 “三西”地区农业建设项目试验的开发式扶贫、建档立卡、帮扶到户、资金项目管理等方法, 在后来全国扶贫开发中得以继承和发展。 

　　10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 (2000) 》, 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版, 第285页。 

　　11 国家住户调查办公室:《2017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 中国统计出版社2017年版, 第341页。 

　　12 国家住户调查办公室:《2017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 中国统计出版社2017年版, 第298页。 

　　13 国家住户调查办公室:《2017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 中国统计出版社2017年版, 第306页。 

　　14 指西藏和四省藏区、南疆四地州、四川凉山、云南怒江、甘肃临夏等地区。 

　　15 习近平:《习近平关于扶贫开发论述摘编》, 《中国扶贫 (特刊) 》2015年第12期, 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