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的新闻教育而言, 2018年注定将是不平凡的一个年份。100年前的1918年10月, 在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倡议下, 以“灌输新闻智识, 培养新闻人才”为宗旨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这是我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同年, 北京大学在政治系中首开新闻学选修课程。至此, 中国新闻学教育的大幕缓缓拉开。 

　　一、泾渭分明:1949年以前的新闻教育 

　　民国时期的新闻学教育, 在上世纪20~30年代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包括燕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暨南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平民大学、国际大学、上海南方大学、光华大学、国民大学等高校以及包括成舍我创立的北平新闻专科学校、顾执中创立的民治新闻专科学校等在内的新闻专科学校纷纷开设新闻系 (报学系) 或以各种方式讲授新闻学;上海《申报》于1933年开办新闻函授学校;国民党中央政治大学在1935年亦开设了新闻系。 

　　以上这些院校或新闻机构所讲授的新闻学, 其理论源头主要发端于欧美。部分新闻学者将欧美先进新闻学理念引入中国, 并结合自身新闻工作经验, 创立了我国早期的新闻学教育。而同时, 包括美国密苏里大学在内的一些国外著名高校和新闻机构则先后派学者和报人来到中国讲授新闻学。1921年12月4日, 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沃尔特·威廉斯博士来到北大讲演。此后的1930年, 燕京大学还曾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互相保送研究生。 (1) 

　　另一方面, 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观点指导新闻研究的无产阶级新闻学也开始萌发。1931年10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国新闻学研究会和1937年范长江等人在武汉创办的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就是受到中国共产党影响的进步新闻工作者组织。其中中国新闻学研究会明确提出将“致力于以社会主义为根据的科学的新闻学之理论的阐扬” (2) 。 

　　与民国时期部分高校和新闻机构进行的西式教育不同,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教育事业发端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 是从实践中来, 到实践中去的。 (3) 当时, 延安中国女子大学1939年设有新闻班;延安大学文学系设有新闻学课程;华中建设大学文教班也曾开办新闻训练班。此外, 1941年7月成立的延安中央研究院设有新闻研究室, 由中宣部部长李维汉兼任主任。在解放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办有华中新闻专科学校 (校长范长江, 后改名苏南新闻专科学校) 、华东新闻专科学校、华南新闻专科学校、西满新闻干部学校、中原大学新闻班等新闻系 (班) 。 (4) 此外新华总社也在河北平山和北平西山办过新闻干部训练班。 

　　以上各类新闻学校 (系、班) 的开设适应当时革命战争时期的宣传需要, 为报刊、通讯社培养了一批急需的编采人员, 也为中国共产党新闻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同样也存在一些不足:第一, 这些学校 (系、班) 开设的课程均属短期培训性质, 非正规学历教育;第二, 授课教师一般均为当地党报、新华分社有实践经验的领导干部, 无专职新闻教师。 

　　二、曲折发展:1949~1966年间的新闻教育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新闻教育事业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1949年春, 复旦大学新闻系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1949年10月, 北京新闻学校成立, 初步改变了此前以短期训练班为主的模式 (5) ;1952年, 原燕京大学新闻系并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编辑专业 (后改为新闻专业) ;1954年,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开设新闻班 (6) ;1955年, 中国人民大学增设新闻系。至此, 我国的社会主义新闻教育制度初步确立。 (7) 

　　在“文革”前十七年中, 我国新闻教育事业经受了从全面学苏联到反右扩大化再到“大跃进”等一系列复杂因素的影响。但相比解放前, 此时期的新闻教育还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具体表现在:第一, 有了正规的新闻本科学历教育;第二, 有了专职的新闻教师;第三, 既为报刊、通讯社同时也开始为广播电视培养新闻人才。 (8) 

　　从1949年到1966年间, 我国建立了包括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复旦大学新闻系、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科班、山东大学新闻专修科、暨南大学新闻专业、江西大学新闻系、西安政法大学新闻专业、杭州大学新闻系、吉林大学新闻专业等在内的多所长期培养各类新闻人才的新闻系 (专业) 。这其中办学时间长、影响大的主要有三所, 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以及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 “它们是当时我国最重要的三个新闻教育基地” (9) 。除这三所大学的新闻系外, 其余高校的新闻系 (专业) 均已于上世纪60年代初陆续停办。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是我党创办的第一个新闻系。1955年开始招生, 1958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 (10) 并入人大新闻系, 使得新闻系成为了当时人民大学最大的一个系, 也是全国最大的新闻系。此时的人民大学新闻系不仅培养本科生, 还开设有新闻专修科及多种新闻培训班。 

　　复旦的新闻教育始于1924年创设的“新闻学讲座”。1929年9月复旦大学调整学科设置, 新闻系正式建立。1949年5月, 上海解放后, 复旦新闻系又陆续吸收了先后停办的暨南大学新闻系、中国新闻专科学校、华东新闻学院、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和圣约翰大学新闻系等各校的师生, 成为当时全国实力最强的新闻教育机构。 (11) 

　　上述两校新闻系均以培养报刊、通讯社需要的人才为主。面对广播电视新的媒体形式的出现和广电人才的匮乏, 中央广播事业局决定开办北京广播学院。 

　　北京广播学院是根据刘少奇同志1956年指示, 于1959年在1954年短训班基础上创办的, 为培养广播电视人才而设立。最初开设新闻系、无线电系及外语系。新闻系在开办的报道中被称为“广播与电视系”, 后一度称广播电视新闻系, 最后定名为新闻系。 

　　三、三校 (系) 七大家:新中国的第一代新闻教育家 

　　中国共产党新闻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新闻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上述三所高校新闻系的创建和发展, 更确切的说是与上述三所高校新闻系的创办者和代表性教师的新闻教育实践密不可分的。 

　　那么, 上述三所高校新闻系有哪些代表性人物呢?经初步梳理, 本文拟提出“三校 (系) 七大家”观点, 与关注我国新闻教育的专家、学者和读者交流互动。这“三校 (系) 七大家”分别是: 

　　1. 中国人民大学。 

　　安岗, 领导创办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并兼任系主任, “文革”结束后创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并兼任第一任所长;罗列, 1953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分管新闻专业的副主任, 1958年随北大新闻专业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后担任系副主任、主任等职务;甘惜分, 1954年调入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任副教授, 1958年转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1978年首批硕士生导师, 1979年任教授, 1984年被评为首批博士生导师, 曾任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 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副会长, 2009年被中国人民大学授予首批“荣誉一级教授”称号, 2015年获中国新闻史学会首届“终身成就奖”。 

　　2. 复旦大学。 

　　陈望道, 新中国成立前就曾担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在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中成功保留复旦大学新闻系;王中, 曾先后担任上海华东新闻学院教务主任, 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系主任, 1984年被评为首批博士生导师。 

　　3. 北京广播学院。 

　　左荧, 1959年至1966年担任北京广播学院党委副书记 (后为书记) 、副院长兼新闻系主任, 1973年任北京广播学院复校筹备领导小组组长;温继泽, 1960年至1977年在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任教, “文革”结束后参与1978年筹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 后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副院长、院长、首批硕士生导师, 1984年参与筹建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并先后出任两届会长。 

　　近两年出版的《中国新闻传播学年鉴》 (2015年版首卷) 和《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 (2016年版首卷、2017年版) 对上述7人均有比较详尽的介绍, 这里不再赘述。新中国第一代新闻教育家不仅是上述三校新闻教育的创建者和领导者, 同时也是新中国第一代新闻教师的核心和中坚力量。他们大都长期工作在新闻教学一线。此外, 他们悉心培养和直接指导了新中国第一代青年新闻教师, 即50年代初期参加新闻教育工作的方汉奇、何梓华、宁树藩和丁淦林等。改革开放后, 甘惜分、王中、温济泽先后任研究生导师, 他们亲自指导和培养了新中国第一批新闻学硕士和博士。 

　　四、筚路蓝缕:新中国第一代新闻教育家的办学思想 

　　上述三校 (系) 七大家, 是新中国新闻教育的奠基者, 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新闻教育家。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都是老革命、老党员、老干部、老一辈的新闻 (报刊、通讯社、广播电台) 工作者。他们的新闻教育思想是建立在新闻工作实践基础上的, 且集中展现在20世纪50年代起至新世纪之初的半个多世纪之间。他们的新闻教育思想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20世纪的新闻教育思想。 

　　总结归纳这七大家的新闻教育思想, 一条生动鲜明的主线呼之欲出: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引领, 坚持与国情和实践相结合, 追求真理、百折不挠的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教育思想。 

　　1. 新中国第一代新闻教育家的新闻教育思想来源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新闻工作的实践和论述 

　　新中国第一代新闻教育家, 都是在革命战争年代饱经风霜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者。在艰苦的岁月中, 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他们锻造了钢铁般的意志, 凝聚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新闻教育的实践中, 他们始终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引, 在百废待兴中开创了我国的新闻教育事业。 

　　陈望道是中国最早接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之一, 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和早期党员之一。早在抗战时期, 他就在主持工作的复旦大学新闻系中向学生们宣传马列主义思想, 要求他们坚持真理, 追求真理。他有一句名言:“我不教学生做绵羊, 我教他们做猴子。” (12) 当时, 马列主义著作是当之无愧的“禁书”。但陈望道却在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图书馆内, 收藏了不少马列主义的著作, 供师生学习。1943年下半年, 在陈望道的支持下, 复旦大学新闻系办起了著名的“新闻晚会”, 同学们在每周一次的晚会上讨论时事, 开展民主活动, 探讨救国道路。“新闻晚会”成为了复旦新闻系的特色, 也践行了陈望道“宣扬真理, 改革社会”的民主办系理念。 (13) 新闻晚会的影响很大, 面对复旦校方的质疑, 陈望道坚决表示:“出了事情, 我负责!”由于陈望道的支持, 那时的复旦新闻系有了别具特色的“延安风情”, 成为了复旦民主力量最强的一个系。 (14) 

　　开创人民大学新闻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的安岗注重通过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关新闻学的论述来引领新闻教学的实践。他一方面在授课中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全集》中相关论述作为理论指导讲授给人民大学新闻系和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的学生;另一方面又组织人民大学新闻系的中青年教师集中编印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报刊》《毛泽东论宣传》等著作, 为新中国初期缺少理论教材的各大专院校新闻系缓解了燃眉之急。他鼓励学生下功夫研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并将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知识用于实践, 因为这“能使一个人在政治上、在工作上、在生活上、在各个方面都有了明确的方向” (15) 。 

　　甘惜分认为, 一个新闻学子最重要的素质就是理论修养, 而理论修养主要是来自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精通。他认为新闻学研究作为一种理论探索, 决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 (16) 青年学子唯有把经验总结概括为系统的、有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理论体系并进而上升为科学规律, 才能推动新闻学的发展。 

　　作为我国第一批广播电视新闻专业人才的培养者, 左荧和温济泽也在工作中身体力行的贯彻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了提升师生的政治素质, 左荧特意将自己在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工作时期珍藏的毛泽东同志广播手稿贡献出来, 作为新闻系教师教学交流的典范教材使用。用毛主席亲自修改、撰写的广播稿件为案例进行实践教学, 极大提高了学生们的理论素质和认知水平, 使学生们深受教育。 (17) 

　　从延安走出来的温济泽, 曾先后多次编选革命导师对新闻工作的相关指导和论述。在他的指导和帮助下, 广播学院的青年教师广泛的收集列宁有关无线电广播的中俄文史料, 先后收集到相关书信和电报16封, 分两次收录于“文革”前和“文革”后编印的《马恩列斯论报刊·列宁论广播》当中, 其中包括首次译成中文的10封书信。 (18) 温济泽为摘编的论述添加了大小标题又做了必要的注解, 使这些论述成为了指导北京广播学院教学工作的重要理论基础。 

　　2. 新中国第一代新闻教育家的新闻教育思想来源于中国新闻活动的具体实践, 表现为对中国特色新闻教育道路的探索 

　　1949年12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了借助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总方针。新闻教育也走上了全面学习苏联的道路, 翻译了大批反映苏联新闻理论和实际工作的文章。出版了总计达140多万字的联共 (布) 中央直属高级党校新闻班讲义和布尔什维克报刊文集, 作为全国新闻工作者和大学新闻系学生的学习用书。 (19) 一些苏联专家此时也来到国内帮助我国起步新闻教育。1954年和1955年, 苏联派遣基辅大学新闻系系主任斯洛保加纽克、列宁格勒大学新闻系副教授阿力克赛来我国担任新闻教学工作。 (20) 

　　学习苏联新闻教育的经验和模式, 使我国新闻教育界加强了对无产阶级新闻工作党性原则的认识, 对建立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体制和新闻教育体制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学习中浮现的盲目照搬, 不考虑国情的问题却与马列主义实事求是, 理论联系实际的要求相违背, 因而在学习中产生了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 限制了我国新闻教育的独立自主发展。 

　　复旦大学新闻系的王中面对当时教条机械的新闻教育状况, 鲜明的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在一次聆听苏联新闻专家的新闻理论课程后, 他对苏联报刊史教材提出了批评, 认为那种一个党报接着一个党报的介绍, 不能称之为报刊史。 (21) 在这之后, 王中开始了对中国新闻教育道路的辛勤探索:他召集上海老报人开座谈会、编辑《中国新闻史料文集》、举办“中国报刊史料展览会”……这一切艰辛的努力显示了王中开创中国新闻教育新局面的胸怀, 却也在那个风雨如晦的时代带给了他沉重的灾难。 

　　和王中一样, 安岗也对新闻教育全面照搬苏联模式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 应该坚持“在党的领导下独树走自己的路、多快好省的培养人才的一面旗帜”, 而不论是西方的新闻系抑或莫斯科大学的新闻系“都不是办学的蓝本” (22) 。在安岗看来, 中国的新闻院系培养出的学生, 一定要既掌握马列主义和人类知识的精华, 又能将其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特别是要掌握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1952年陈望道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上任后便遇上了当年全国范围内的高校院系大调整。在北京, 民国时期与复旦新闻系齐名的原燕京大学新闻系被并入北京大学, 改为隶属于中文系的编辑专业 (后称为新闻专业) 。而此时, 上海市高教局也准备停办复旦大学新闻系, 理由是“在当时的苏联, 办新闻系是党校的专利” (23) 。按照当时的教育方针, 复旦大学只有停办一条路。为了能让复旦大学新闻系继续办下去, 陈望道先后两次来到北京, 他先找到教育部, 协调无果后又直接找到了周总理, 周总理请示毛主席后, 毛主席表示:“既然陈望道要办, 就让他办。” (24) 复旦大学新闻系“起死回生”, 还把上海圣约翰大学新闻系以及民治新闻专科学校也容纳了进来。至此, 复旦大学新闻系成为全国新闻院系中历史最悠久、唯一薪火不断的院系。 (25) 

　　3. 新中国第一代新闻教育家的新闻教育思想是经过实际斗争考验, 经过历史和实践检验的 

　　新中国第一代新闻教育家的工作实践不是一帆风顺的, 他们在50年代的“反右”斗争、60年代初的反右倾和十年“文革”中大都受到过不同程度的错误批判和不公正的待遇。但他们依然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 牢牢坚定着为祖国和人民奋斗的决心。历史最终也证明, 他们的新闻教育思想是正确的, 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 是切合党和人民新闻事业需要的。 

　　1956年7月, 《人民日报》的改版带来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规模浩大的新闻改革运动。当时, 在复旦大学新闻系主讲《新闻学概论》的王中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新闻理论的新主张和新观点。比如, 报纸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办报要重视读者的需求;党报除了具有工具性以外, 还具有商品性等等。 (26) 这些在今天看来再正常不过的观点, 当时却成为了王中作为“右派”的铁证。面对强加给他的各种罪名, 王中一一据理驳斥, 始终坚持自己的认识和主张。 

　　1958年王中被划为右派分子, 开除党籍, “下放”到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史教研室工作。即便如此, 他还是以对新闻教育事业极大的责任感全身心的投入到了对报刊史料的研究当中。此时期中, 他认真研究了国民党报业元老于右任所创办的“竖三民” (《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 , 并撰写了《<民立报>等报的“迂回宣传”》《从<民立报>等报看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办报思想》等史料丰富、观点独到的文章。 

　　“文革”结束后, 王中得到平反, 恢复了党籍和职务职称, 再次出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在平反过程中, 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主任安岗在写给中宣部的信件中也明确提出:“王中在‘反右’前后没有任何反党言论, 而且他的理论观点也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27) 

　　与王中命运相似的还有温济泽。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后, 温济泽被分配到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工作。 (28) 在这里他指导青年教师细致的整理了中央广播局档案室存留的延安时期广播史料, 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编辑了《陕北台广播范文选》, 其中包括许多毛主席曾亲手撰写和修改过的广播稿件。他还编印了多种新闻教学参考材料, 为广播学院教师的授课提供了重要帮助。 

　　虽然在1960年底被摘去了“右派”帽子, 但温济泽当时仍只能教授新闻写作和广播业务等课程。为了能得到同学们的信任, 他将自己的经历与课程结合起来, 枯燥的理论被他讲得绘声绘色。他曾在课堂上找出毛主席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所在的大礼堂幻灯片为同学们讲解毛主席当年讲话的来龙去脉, 牢牢的吸引了在场同学们的注意, 也赢得了他们的信任。 (29) 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65级编采班的同学在聆听了课程后, 纷纷表示“听温老师讲课, 就像喝浓茶一样解渴” (30)。 

　　罗列在“文革”中被错划为“走资派”, 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下放到北京第一机床厂接受劳动改造。在此期间, 他一方面利用自己的新闻实践和教育经验指导机床厂青年工人为北京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人民出版社撰写书稿书评, 另一方面又鼓励这些年轻人多读文史方面的书籍, 使得当时在北京机械行业小有名气的《机床文艺》更上一层楼。 

　　4. 新中国第一代新闻教育家的新闻教育思想是在批判的借鉴和吸收老报人、老教师经验的基础上丰富起来的 

　　新中国成立后, 一些原燕京大学、原复旦大学新闻系的老教师和部分民国时期的老报人主动留了下来, 积极投身于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之中。他们身上的一些新闻实践和新闻教育经验, 是新中国新闻教育的宝贵财富。针对这些老报人和老教师, 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团结、教育、改造的知识分子政策, 帮助他们提高政治认识, 按照人民新闻工作的要求, 重新安排讲授的内容, 充分发挥他们的长处为培养新一代的新闻编采人员贡献了力量。 

　　罗列在担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主任分管新闻教育期间, 按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团结吸纳了原燕京大学新闻系的蒋荫恩和张隆栋两位老师在北大新闻专业授课。蒋荫恩在民国时期曾是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 并曾赴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访问研究。来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后讲授报纸编辑课, 深入浅出的课程赢得了学生们的赞扬。而张隆栋则是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 精通英文、法文、俄文等多国语言。由于解放前曾在旧社会的报社工作, 因此长期得不到重用。罗列了解到张隆栋出色的外语能力后, 就请他搜集和翻译各种外文资料, 并准备为学生们讲授“外国新闻史”课程。 (31) 两位老师的加入, 增强了北京大学新闻课程的教学力量, 而在他们的带领下, 一批青年教师也得到了迅速成长。 

　　陈望道和王中也同样极为看重老报人和老教师的实践经验。1952年陈望道出任复旦大学校长后, 曾亲自出面邀请上海《解放日报》社长恽逸群出任新闻系主任, 并邀请民国时期《大公报》社长王芸生、《文汇报》社长兼总编辑徐铸成等新闻名家到校讲课。 (32) 

　　1956年, 王中为了突破桎梏新闻教育的苏联模式, 曾请老教师汪英宾、舒宗侨、曹亨闻和赵敏恒等为青年教师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新闻学;他也曾先后多次邀请包括严独鹤、李子宽、胡道静、汪仲苇、马荫良等民国时期上海新闻界的知名人士来校开办座谈。众多老报人对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教学科研工作提出了诸多建议。时任校长的陈望道也参加了座谈会, 并表示希望“参加座谈会的老前辈能与新闻系建立良好的关系” (33) 。 

　　5. 新中国第一代新闻教育家的新闻教育思想是在理论与实践结合中不断发展完善的 

　　新闻学是一门实践性和理论性兼具的科学, 在教学中, 不但要提升学生的理论修养, 更要增强他们的实践能力。1949年8月, 毛主席在中南海专门接见了胡乔木、邓拓和安岗三位同志, 明确指出要研究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新闻学。 (34) 

　　安岗认为“不能让教室、食堂、图书馆把新闻系同学的思想给捆住”“不能用经院似的教育方法来训练学生” (35) 。他要求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学生“掌握自己的命运, 会写、会调查研究、会干事” (36) 。为了加强实践, 安岗在新闻系里办起了由师生合编的《新闻与出版》和《新闻学报》, 他每期都撰写文章讨论新闻教学和新闻报道中的问题, 也向师生广泛组稿, 不仅受到了大家欢迎, 也受到新闻出版领导机关的重视和支持。1958年, 安岗还在中国人民大学老校长吴玉章指导下, 为新闻系办起了实习工厂, 鼓励同学们熟悉编采业务和排字、印刷等新闻出版工作的全过程。在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研究生院新闻系期间, 安岗为了使研究生们加强实践, 创办了供实习用的《市场报》。该报的“试刊号”受到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的胡耀邦同志的欣赏和鼓励, 并批准其正式出版发行。 (37) 

　　甘惜分也十分重视社会实践在新闻教育中的意义。他认为“涉足社会实践、参与社会实践、勇敢地投入社会实践, 是求得真知的根本” (38) 。对于新闻系的学生来说, 写作也是实践的一种形式。甘惜分鼓励青年学生多写文章, 多出成果。一面学习, 一面精研, 把研究成果写成论文, “才能巩固学习成果, 使知识日渐条理化系统化” (39) 。 

　　北京广播学院的学生将要从事的广播电视新闻工作, 较之纸媒更强调操作能力。左荧要求学生们在学习之余接受更多的实践熏陶, 从大一入学开始就组织参加各种参观、劳动、实习活动, 让他们广泛的接触社会, 接触广播实务。温济泽根据自己多年广播工作的实践经验, 在广播学院新闻系主持开设了“政策讲座”和“社会知识”课程, 聘请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讲解党和国家有关方针、政策, 同时带领学生们走进工厂农村, 在新闻单位中参观实习, 使学生们的实践能力在一点一滴中逐步增强。 (40) 

　　提升学生理论联系实践的水平, 就要首先提升教师的实践能力。王中非常重视对复旦大学新闻系青年教师的培养。为了提升老师们的实践能力, 他带领复旦大学新闻系教师于1956年7月至8月先后参观考察了无锡的《工人生活报》、南京的《新华日报》、济南的《大众日报》和青岛的《青岛日报》, 考察报纸工作改革情况, 并与报社编辑记者和读者座谈。(41) 

　　6. 新中国第一代新闻教育家的新闻教育思想是在不断借鉴其他学科先进知识与不断创新新闻学内涵外延的过程中与时俱进的 

　　较之文学、历史学等学科, 新闻学自身的内涵和外延还需要不断丰富充实。而从其他学科的知识体系中汲取营养创新新闻教育, 也是新中国第一代新闻教育家探索出的一条特色道路。 

　　陈望道曾说:“做记者除了熟悉新闻业务外, 最好还要掌握一门专长。” (42) 为此, 复旦大学新闻系三四年级的课程被分为文史哲组、财政金融组、政治外交组, 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实际兴趣选择听课。 

　　在1956年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期间, 罗列曾带领北京大学新闻专业的教师对世界上主要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教育方式进行过探索。他认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把其他基础课与新闻专业课结合起来进行训练”的方式, 并极力主张在北大新闻专业当中推行。 (43) 整合进人民大学新闻系后, 罗列将这种课程安排带到了人民大学, 1959年人民大学新闻系的课程包括30%左右的政治理论课、40%~50%的科学文化知识课 (包括语言、文学、历史、法学及自然科学等) , 余下的20%~30%才是新闻业务课和业务实习。 (44) 

　　广播电视作为一种新兴的传播媒介, 民国时期的新闻校系虽有相关教学内容或课程但未构成专业, 燕京大学新闻系学生曾以广播为题撰写毕业论文。 (45) 新中国成立之初对其研究并未形成规模, 而专门培养广播电视新闻人才的课程更加屈指可数。从上世纪50年代起, 部分高校开始了对广播教学道路的探索: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曾有广播新闻的教学内容;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开办过三年制广播班, 着重从政治和业务素质上提高广播干部的水平, 但未开设广播方面的课程。50年代末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的创办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大力支持, 广电新闻教育终于初步创办了起来。当年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开设了“新闻广播概论”“新闻广播史”等相关史论课程, 还编印了《中国新闻广播文集》 (上下册) , 并提出了培养广电人才要达到“三过硬” (编采专业学生做到“笔头过硬”;播音专业、外语系学生做到“口头过硬”;摄影专业学生做到“机头过硬” (46) ) 的要求。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 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的广播电视新闻教育也得到了新的开创。 

　　五、结语 

　　新中国第一代新闻教育家打破了“新闻无学论”的禁锢, 创建了新中国的新闻教育事业。他们对新中国新闻教育的贡献在于:1.奠定了新中国新闻教育的基础;2.引领和培育了一批新闻教师, 使他们成为新中国第二代、第三代新闻教师的中坚力量;3.为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三台等新闻媒体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毕业生。 

　　如今, 我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已发展出了包括新闻学、广告学、广播电视学、传播学、编辑出版学、网络与新媒体、数字出版等二级学科在内的7个专业。截至2015年底, 我国共有681所高校开设了新闻传播学类相关专业, 在校本科生约23万人。 (47) 

　　在新闻教育即将迎来百年华诞的今天, 我们追忆新中国第一代新闻教育家, 缅怀他们的历程, 总结他们的思想, 以期能够从中获取前行的指引和激励, 在新时代新闻教育的新征途上不忘初心, 继续前行。 

　　注释 

　　1 《燕京大学近闻:与密苏里新闻学院互送研究生》, 《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 1930年第6期。 

　　2 (7) 赵玉明、郭镇之:《中国新闻学教育和研究80年》, 《赵玉明文集》 (第三卷) ,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14年版, 第3、4页。 

　　3 1921年8月, 毛泽东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 在文科中设置了新闻学。 

　　4 温济泽:《纪念我国新闻学研究和教育事业创始70周年》, 《征鸿片羽集》, 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 第286页。 

　　5 该校于1951年8月停办。 

　　6 该班于1957年停办。 

　　7 1959年9月北京广播学院在1954年中央广播事业局“技术人员培训班”的基础上建立, 成为了新中国第一所培养广播电视新闻工作者的高等院校。 

　　8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 (第三卷)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第284页。 

　　9 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 (原称编辑专业) 是在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中接收原燕京大学新闻系组建起来的。 

　　10 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委员会:《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2016》, 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第203页。 

　　11 徐培汀:《陈望道与新闻教育》, 《新闻大学》, 1982年第4期。 

　　12 邓明以:《陈望道传》,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第194页。 

　　13 何成明:《陈望道的办刊实践和新闻教育思想》,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 2008年第3期。 

　　14 安岗:《给年轻的新闻研究生》, 《安岗新闻论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第374页。 

　　15 甘惜分:《新闻工作者的理论修养---四论青年治学之道》, 《新闻与成才》, 1992年第6期。 

　　16 赵玉明:《一个有强烈事业心的领导者---追忆左荧同志》, 《风范长存---左荧纪念文集》,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第296页。 

　　17 赵玉明:《温济泽和广播电视史学研究工作》, 《现代传播》, 2003年第2期。 

　　18 刘卫东:《薪传火继著华章---新中国新闻教育50年》, 《新闻战线》, 1999年第10期。 

　　19 罗列:《十年来的我国新闻教育》, 《新闻战线》, 1959年第18期。 

　　20 宁树藩:《音容宛在思念长存》, 《王中文集》,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第423页。 

　　21 安岗:《回忆50年前办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安岗新闻论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第363页。 

　　22 黄旦、肖晶:《走自己的路:新中国新闻教育改革的“先声”---1956年的复旦大学新闻系》, 《新闻大学》, 2009年第3期。 

　　23 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委员会:《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2016》, 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第371页。 

　　24 丁淦林:《“记者之师”---陈望道先生》, 《新闻与写作》, 2007年第2期。 

　　25 丁淦林:《王中对新闻工作和新闻教育的贡献》, 《新闻大学》, 1993年第3期。 

　　26 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委员会:《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2016》, 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第392页。 

　　27 时任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主任的左荧在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将当时已被打成“反党小集团”头目和“右派分子”的中央广播局原副局长温济泽带进了广播学院担任教职, 并在私下以同志相称。这在“文革”时期也成为了左荧遭到批斗的直接原因。 

　　28 温济泽:《第一个平反的“右派”-温济泽自述》, 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 第291页。 

　　29 吕佩浩:《不灭的烛光》, 《永远的怀念---温济泽纪念文集》,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2年版, 第250页。 

　　30 俞家庆:《中国教育口述史---罗列教授等亲历新闻教育往事回忆》, 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第42页。 

　　31 何成明:《陈望道的办刊实践和新闻教育思想》,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 2008年第3期。 

　　32 宁树藩:《音容宛在思念长存》, 《王中文集》,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第423页。 

　　33 曙晨:《新闻专家、新闻教育家安岗》, 《新文化史料》, 1999年第2期。 

　　34 安岗:《给年轻的新闻研究生》, 《安岗新闻论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第374页。 

　　35 安岗:《回忆50年前办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安岗新闻论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第363页。 

　　36 曙晨:《新闻专家、新闻教育家安岗》, 《新文化史料》, 1999年第2期。 

　　37 甘惜分:《论社会实践---八论青年治学之道》, 《新闻与成才》, 1993年第2期。 

　　38 甘惜分:《眼高·心细·苦读·勤写---同青年同志谈治学之道》, 《新闻与成才》, 1992年第1期。 

　　39 曹璐:《永远的老师》, 《永远的怀念---温济泽纪念文集》,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2年版, 第192页。 

　　40 黄旦、肖晶:《走自己的路:新中国新闻教育改革的“先声”---1956年的复旦大学新闻系》, 《新闻大学》, 2009年第3期。 

　　41 徐培汀:《陈望道与新闻教育》, 《新闻大学》, 1982年第4期。 

　　42 (44) 俞家庆:《中国教育口述史---罗列教授等亲历新闻教育往事回忆》, 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第42、99页。 

　　43 邓绍根:《燕京大学新闻学系广播学术研究探析---学士学位论文的视角》, 《现代传播》, 2012年第11期。 

　　44 赵玉明:《一个有强烈事业心的领导者---追忆左荧同志》, 《风范长存---左荧纪念文集》,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第294页。 

　　45 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教育史研究委员会:《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年鉴 (2016) 》, 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