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作为一种人与人相互交流和沟通的工具, 从来就不是意义单纯的文本, 它不可能脱离说话人的心理特征、社会特征与时代特征而存在。某种意义上说, 话语即意识形态。体育传播话语也是特定历史时期意识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 它受意识形态主导、反映意识形态的差异并参与某种主导意识形态的建构。 (1) 中国体育传播话语所呈现出来的话语文本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相匹配, 不仅反映着人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于体育的认识, 也建构着关于体育的意义;不仅传播信息, 也能动地促进了体育本身的发展。每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体育传播话语, 必定与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 以及特定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话语系统的时代特征紧密相连。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社会经过了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以及复兴时期, 每一个历史时期都因为各自的历史原因形成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特征。这些特征的总和决定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具有主导意义的话语系统,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革命话语系统到“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建设话语系统, 再到以“实现中国梦”为核心语义的复兴话语系统。作为中国社会话语系统中的子系统, 体育传播话语在建构特定历史阶段的体育话语时, 既受到主流话语系统的主导, 同时也体现自身的专业特征, 既维护主流话语系统整体的话语规范, 同时也为话语意义的延展创造独特的空间。本文将中国体育传播在历史中变迁的话语分为革命话语、民族国家话语和多元话语三种类型。这三种话语并没有严格的历史分期, 有些甚至是互相包含的, 比如革命话语中就有一定的民族国家的话语。即便进入社会多元的网络时代, 民族国家话语在体育传播中仍然占据很重要的地位。之所以将体育传播话语区分为三种话语范式, 是因为在某段历史时期, 某种话语范式显得尤为突出, 在建构体育意识形态中或者反作用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一、革命话语:身体与精神的集体言说 

　　晚清以来, 中国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了寻求国家解放和民族独立, 高举革命旗帜, 为缔造新中国持续近百年的革命斗争, 最终取得了辉煌的胜利。革命话语是革命斗争中统一思想、凝聚人心和号召牺牲的重要工具。革命、激情、青春、战斗, 还有集体主义、理想主义和斯巴达式的律己主义 (2) 等语汇创造出一个宏大的革命话语系统, 它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语汇结合了起来。新中国成立后的二十年, 局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复杂的国际斗争形势, 中国主流的政治话语仍然延续了中国近百年来的民族革命的话语范式。阶级、战线、阵地、斗争、肃清和不断革命等语汇仍然是新中国革命话语系统的主要内容。这种话语范式也不可避免地体现在中国体育传播的话语中。1896年10月17日, 创办于上海的英文报刊《字林西报》称中国人为“东亚病夫”, 这个屈辱的称号成为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的民族耻辱, 1932年和1936年两届奥运会的体育竞技成绩似乎也说明了这一点。洗刷百年耻辱, 凸显新中国成就, 推动体育的发展成为自证民族强大和独立的最好抓手。新中国成立之初, 第一代领导人就敏锐地发现体育对于巩固新中国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意义, 推行了一系列有关体育发展的方针政策, 在行政上用史无前例的高规格配置来推动体育发展。1950年7月, 《新体育》创刊, 毛泽东亲笔题写了刊名。1952年6月, 他又亲自题写“发展体育运动, 增强人民体质”, 着重指出体育为生产建设和国防建设服务, 指明了新中国体育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应该说, 最高指示切中肯綮, 抓住了中国体育发展最主要的矛盾和问题。在行政配置上, 1952年11月, 国务院副总理、元帅贺龙任体委主任。1953年的中央人民政府体育委员会28名体育委员中, 萧克、杨成武、肖华等共和国大将赫然在列, 规格之高空前绝后。领袖的指示和行政配置都可以理解为一种话语文本, 这种强有力的权力话语饱含着对于国人体育与健康的重视, 也凸显体育对于中国革命建设具有的重要意义。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 中国强有力的计划体制用行动和宣传构建了一整套关于体育传播的革命话语, 为政权合法化提供佐证, 同时也为体育发展提供动力之源。首先, 国家领导人对于体育的论述以大众媒体为主要载体, 让全国人民家喻户晓。毛泽东反复强调:“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3) 1951年秋, 毛泽东接见湖南教育界人士时又谈到了要重视青年学生的体育锻炼, 认为“有志参加革命的青年, 必须锻炼身体。不能锻炼身体的人, 就不配谈革命”。 (4) 1954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 时任体委主任的贺龙慷慨激昂地说:“我们一定要扭转我国体育落后的局面, 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 我看不到三大球翻身, 死不瞑目!”誓死的话语让人特别容易联想到革命战争时期的“军令状”, 为中国体育发展特别是“三大球的翻身”赋予了革命的意义。针对当时中国体育的现状, 贺龙还提出过很多著名论断, 例如:“三从” (即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 原则, 加上“大运动量训练”、“五过硬” (思想、身体、技术、训练、比赛过硬) 。整套话语都借鉴了军队管理的言说方式, 将体育事业的管理与军事管理等同起来。这种方式影响深远, 中国体育院校、体育运动中心的内部管理指导直到现在仍然是半军事化管理体制。其次, 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将革命体育事业的话语传播给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成为常识, 化为行动。最能阐述这种话语魅力的群众运动莫过于广播体操和眼保健操。新中国成立二十多年来, 学校、机关、工厂甚至是农村, 只要到了中午时刻, 高音喇叭就会响起“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 发展体育运动, 增强人民体质;锻炼身体, 保卫祖国第一套广播体操……”整齐划一的队列和动作, 气势恢宏的场面, 具有很强的震撼力。眼保健操也是如此, 每逢学校中午课间, “为革命保护视力, 眼保健操现在开始, 第一节, 挤按睛明穴……”的声音就会在校园响起。身体是为“保卫祖国”而“锻炼”的, 视力是为“革命”而“保护”的, 如果不参与到广播体操或者眼保健操的队列中, 就很有可能是逃避“保卫祖国”或者是“革命”的义务。上亿人口都用自己的肢体语言集体言说着关于革命的体育话语。通过强有力的组织传播, 充满革命意味的体育话语规范了每一个人的体育集体意识和体育集体行为。再次, 报刊通过日常报道和宣传构建体育革命话语系统。“以革命为中心, 一切为了革命, 一切服从革命”是当时体育报道与宣传的主旋律。1959年3月, 容国团代表中国乒乓球队出征。在比赛前, 他曾对媒体说过:“人生能有几回搏, 我在25届世乒赛上, 不拿世界冠军死不瞑目!”此番豪言展现了当时体育运动员为革命而拼搏的决心和勇气。苍天不负苦心人, 容国团夺得了中国体育史上的第一个世界冠军, 让国人感到扬眉吐气、无比自豪, 一扫近代中国被帝国主义欺凌和压迫的阴霾, 更改变了中国人“东亚病夫”的形象, 被胡耀邦称之为“精神原子弹”, 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国人克服三年自然灾害的信心。乒乓球因此成为“国球”, 容国团也经常出席国宴, 成为国家领导人的座上宾。1958年9月1日, 《体育报》在北京创刊。作为当时唯一的体育报纸, 该报在宣传报道上紧跟革命的步伐。“满腔热情地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 搞好体育革命”, “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乘风破浪奋勇前进”, 诸如此类的标题经常见诸报端, 层出不穷, 将体育发展与当时的社会革命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革命话语系统具有绝对的控制权力, 人们自觉地将自己的行动与思想统一到革命的意识形态中, 因为革命是“一种奇特而又唯新是求的情结, 被喻为洪流、巨浪等, 表示着不可抗拒的历史前进的方向”。 (5) 同样, 在体育传播的革命话语中, 体育就是用来增强体质和保证健康的, 就是为保卫祖国和不断革命做准备的。这种判断无需论证也无人怀疑, 关于体育的教育功能、产业功能和观赏功能则无人论及。人民群众在日复一日的体育运动中强化着这种意识, 用自己的身体和精神集体言说着革命的话语。当巨大的灾难来临时, 即便如民族英雄的容国团也只能在遗书中自认为“我中贺龙修毒太深……不要怀疑我是敌人。向毛主席请罪!”在革命高于一切的话语中, 作为世界冠军的容国团至死也不愿被革命所抛弃, 用自己的生命与毕生的精血表达了对革命的臣服与坚持。 

　　二、民族国家话语:英雄图腾的群像 

　　民族国家是指一个独立自主的政治实体, 乃20世纪主导的现代性民族自决和自治概念及实践。与18、19世纪的传统帝国或王国不同, 民族国家成员效忠的对象是有共同认同感的“同胞”及其共同形成的体制。“认同是在某些文化特质的基础上建构意义的过程, 而这些文化特质是在诸意义的来源中占有优先位置的。” (6) 认同感的来源可以是传统的历史、文化、语言, 体育是诸意义来源中最富有表征意义的。特别是在电视传播年代, 运动员只要获得金牌, 冉冉升起的国旗、嘹亮的国歌以及运动员喜极而泣的画面, 通过荧屏传播给千家万户。这种文本建构起来的意义系统可以浸润到每一个民族国家成员的心中, 对于形成民族国家的认同感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 各种思潮泛起, 人心涣散。面对与发达国家巨大的差距, 信心危机、信任危机和信仰危机同时出现, 再加上改革开放又是错综复杂的利益格局的重置, 必然引发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 如何重拾民族自信心?如何获取改革开放的共识?如何凝聚改革开放的共同意志?与新中国成立之初一样, 体育被共和国的高层寄予厚望。“只要有可能, 国家和政权都该把握每一个机会, 利用公民想象的共同体的情感和与象征, 来加强国家的爱国主义教育。” (7) 改革开放后, 我国在体育事业上所取得的每一个成绩都被赋予了重大政治意义, 在竞技领域喊出“振兴中华”绝非偶然, 解决“三信”危机的出路就是用竞技场上的争金夺银激励国民。斩金夺银的运动员被视为民族英雄的化身, 在报道和传播运动员的英雄故事中, 体育传播的民族国家话语构建国家民族认同感的同时, 也承担着各种体育之外的政治任务和历史责任。体育传播中的民族国家话语强调民族自豪感和国家意识。在世锦赛、世界杯和奥运会的报道中, 电视摄像的镜头总是持久地“凝视”着金牌与冠军运动员, 体育报道和体育评论也津津乐道于冠军完美的形象和拼搏的精神, 用此打造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群用身体与意志为国争光的英雄图腾的群像。许海峰仅以一环优势夺得了中国奥运历史上的第一枚金牌, 实现了零的突破, 成为当年“体育精神提振民族精神”的标志性事件。在新华社89字的评论《中国, 万得夫》中, 这个做过赤脚医生和供销社职员的小伙成了中国“精彩”的代名词, 成了洗刷“东亚病夫”百年屈辱的民族英雄。中国女排的五连冠同样体现了“为国争光”的信念, “在她们身上完美地诠释了顽强拼搏、团结奋斗、无私奉献、为国争光的中华体育精神。中国女排夺冠后, 五星红旗一次次升起、国歌一次次奏响的场景, 让中华儿女热血沸腾。一时间, 各行各业掀起了学习女排精神、发扬女排精神的热潮。‘团结起来, 振兴中华’的口号响彻神州大地。女排精神成为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重要象征”。 (8) 郎平、张蓉芳、袁伟民这些英雄的名字在中华大地家喻户晓。到了2004年, 刘翔获得了雅典奥运会跨栏短跑冠军。新华社的专电指出, “这是中国田径项目上的一座里程碑;是黄皮肤的亚洲人在奥运大赛上取得的最值得庆贺的胜利。刘翔跨越的不仅仅是十道高栏, 刘翔跨越的是108年黄种人在该项上屈辱的历史, 创造的是在中国经济腾飞奇迹外的一个体育奇迹”。 (9) 许海峰、姚明、袁伟民、郎平、聂卫平、刘翔等一个个闪亮的运动员和教练员的名字通过大众传媒的报道为国人所熟知。在信心危机与信仰危机泛滥的后现代社会, 这些英雄图腾的群像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华民族的自强注入了不可低估的精神力量。在这个意义上, 体育传播的民族国家话语成为体育传播的主流话语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现实的需要。体育传播的民族国家话语如何能够将一个获奖的运动员打造成英雄图腾呢?这是民族话语传播中的宏大叙事使然。宏大叙事强调在历史的联系中来认识历史事件和历史规律, 它的政治特质就是把某种世界观和价值观念神圣化、权威化和合法化。宏大叙事追求崇高, 谢绝平庸, 强调完整, 忽略细节, 在历史记忆中追求宏大的历史命题和家国情怀。民族国家话语传播着民族自豪感和国家神圣感, 在体育传播中需要更加突出体育英雄的体育壮举和民族精神。因此, 在体育报道和体育评论中, 通过对话语文本适当的拔高和提炼, 通过穿越历史时空的对比, 忽略体育事件的细节, 忽略运动员群体的描述, 用聚光灯的方式将体育事件的某个关键情节 (如金牌授予仪式) 或者运动员具有特质的语言与行动加以描述, 赋予体育事件和运动员以丰富的意义, 成为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象征。然而, 体育传播中的民族国家话语虽然在激发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激励人民的爱国热情方面具有无与伦比的作用, 但是具有高度统一性的传播很容易漠视体育精神和体育伦理, 甚至走向极端民族主义。2008年, 曾经为中国女排立下汗马功劳的郎平就任美国女排主教练一职, 并在北京奥运会半决赛中将中国女排淘汰, 愤怒的中国人骂郎平是“卖国贼”, 与郎平同时代的知名体育人士聂卫平也怒骂郎平卖国。2010年, 周洋在夺冠后接受媒体采访时只说了感谢父母, 事后被领导批评没有感谢国家。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于再清强调感谢父母可以, 但应该先感谢国家, 把国家放在父母前面。这种极端的民族主义话语忽略了基本的体育精神和人伦, 不仅不能形成有利的公序良俗, 反而对中国的国际形象和社会认知造成负面的影响。此外, 体育传播中的民族国家话语只将聚光灯打在体育金字塔的塔尖或者体育皇冠上的明珠上, 忽略了大众的体育实践与体育体验, 从而造成了“金牌主义”盛行, 体育人文精神的严重缺失。民族国家话语为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提供了合法性, 它可以将社会中多数人的意志力凝聚在需要最优先发展的目标上。因此, 大量未获得奖牌的运动员和群众体育运动很难进入媒体设置的议程中, 中国体育发展的各种问题也被金牌的光芒所掩盖。普罗大众陶醉于金牌颂歌的同时, 却完全忽略了自己身边体育资源的多寡、自己作为公民应该享有的体育权利与体育义务, 这是体育传播的民族国家话语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三、多元话语:体育本真的回归 

　　在体育传播领域, 无论是革命话语还是民族国家话语, 都强调了体育的国家功利性要求, 是一种一元化的话语范式。体育为革命服务, 为民族振兴服务, 为国家富强服务, 却漠视了体育本身的历史发展逻辑, 淡忘了体育的根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到上世纪九十年代, 体育传播的局面发生了很大的改观。首先是纸质媒体的勃兴。体育报纸从原来的《中国体育报》一家独大, 发展到二十几家体育报刊, 全国体育记者仅足球记者就达到三万多人;其次是体育产业化浪潮的兴起与发展。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起, NBA、意甲、英超纷纷传入中国, 以“甲A”联赛为代表的职业体育赛事不断发展, 为体育市场和体育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也为体育新闻传播提供了很好的传媒资源;再次是互联网的飞速发展, 使得中国传媒领域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从传统媒体到门户网站再到现在的移动终端, 网民以几何级数增加的同时, 各种社会力量都以自己的方式言说着体育传播的话语。中国体育传播由一种话语系统统领天下的情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民族国家话语、体育专业主义话语、消费主义和娱乐主义话语等共同构成了复杂多元的体育传播话语。通过国家主流媒体的传播, 民族国家话语作为一种官方的体育传播话语系统仍然具有一定的威力。但是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后, 随着国力的强盛, 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 人们的社会价值取向正在发生变化。对于体育, 人们变得理性了、成熟了, 对金牌也由当初的振奋变成欣赏, 从关注金牌的数量慢慢转变为关注金牌的成色了。在竞技体育方面, 人们也由过去的间接参与者变成了直接参与者。再依靠民族国家话语的传播已经很难收到“群情激昂”的效果, 官方媒体的体育传播话语如果继续墨守成规, 不思改革与进取, 不仅传播效果不佳, 有时甚至会走向良好传播意愿的反面。体育专业主义话语是由体育专业报刊和都市报体育版的记者从体育专业人士的角度出发, 在体育新闻报道实践中不断形成和完善的言说方式。较早体现在“甲A”联赛和中超联赛的报道中, 记者们一反传统的歌功颂德的传声筒报道方式, 以客观、公正、专业的报道手法对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诸多问题予以抨击, 将“假球、黑哨”等球场舞弊行为公之于众。有些矛头直指中国根深蒂固的举国体制, 比如当时非常著名的体育记者马德兴冒着被开除公职的危险, 在《新民体育报》发表《中国足球十问》一文, 直指中国足球体制的弊端。这些批评性报道在世纪之交对于解构此前的民族国家话语系统, 回归体育本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体育新闻报道的实践中, 体育专业主义话语的一些基本范式也慢慢成型:首先是客观公正的报道精神。在进行体育新闻报道的过程中, 头脑清晰冷静地去看待和分析每一场竞技比赛的结果, 少将历史问题和政治问题与体育新闻联系起来, 不简单比附也不随意拔升, 避免体育的功利化, 尽量客观地报道看到的一切。其次, 体育专业主义话语强调专业化的分析和评判。深刻理解各种专业术语和裁判规则, 细化报道领域, 如篮球记者、足球记者、网球记者、田径记者等专项记者的出现。把握好比赛场上的各项技术分析和各种技术数据, 从精准的专业角度报道和评价体育事件和体育比赛的结果与意义, 把注意力瞄准那些热爱体育事业的球迷们, 尽量避免“外行看不懂, 内行不想看”的传播效果。最后是充满热情的报道。这种热情不是廉价的煽情, 也不是不合时宜的滥情, 而是对体育事件和体育比赛中的运动员的人性之美、技术之美和精神之美予以肯定和褒奖, 以此引发受众的共鸣。体育专业主义话语目前仍然是网络体育报道中的主流话语系统, 一定意义上它促进了中国体育向本真的回归。消费主义是市场经济社会中普遍流行的一种社会价值观现象, 娱乐主义也是以追求愉悦感受和“文化”体验为目的的消费主义, 网络上如山如海的体育娱乐化报道和各种各样的体育视频和体育段子无不是消费主义和娱乐主义话语的呈现。有人认为, 消费主义和娱乐主义代表的就是空虚, 因而反对体育话语中的消费主义和娱乐主义。但是说到底, 体育就是一种社会服务, 它具有某种产业特性, 就是用来消费的。只是以前是国家出钱、我们消费, 而现在物质条件提高了, 大众有权选择消费。体育本来就起源于游戏, 可以说娱乐是体育与生俱来的天性。在体育传播中, 消费主义与娱乐主义的话语恰恰是体育本真的极致呈现。里约奥运会上, 极富娱乐精神的傅园慧让多少体育受众难以忘怀, 以至于许多人根本不记得哪个获得了冠军, 却会永远记住傅园慧的脸。在“粉丝经济”盛行的互联网社会, 体育传播中消费主义与娱乐主义的话语对于推动中国体育大众化和中国体育产业化具有积极意义。多元话语系统的产生是市场经济改革、互联网传播和体育产业化等因素作用的结果。近四十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产生了多元的市场主体和多元的利益格局, 必然会导致多元话语系统的出现。进入二十一世纪, 互联网传播风起云涌, 从门户网站到移动终端, 从大众传播到自媒体传播, 推动着社会价值的多元化发展。体育产业化浪潮促使体育事业的推动力量多元化, 单一的体育体制开始向市场体制转变, 中国体育的历史功能从国家功利型向专业型、消费型和娱乐型转变, 这种结构性的转变必然要建构起一套与此相适应的多元体育传播话语。体育传播话语的多元化正是反映了人们对于体育发展回归本真和回归人民的意愿。北京举办奥运会之后, 中国群众体育的勃兴和体育产业的方兴未艾就是明证。尊重人民的意愿, 满足群众的需求, 我们应该痛下决心改革当今“金牌至上”的体育体制。对现存体育体制抱残守缺或者裹足不前, 都有可能辜负人民的期望。 

　　四、结论 

　　从“激情燃烧”的革命话语到“崇高精神”的民族国家话语, 再到当今的多元话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七十年来, 中国体育传播的话语系统出现了惊人的变化。这种变化既是经济发展和技术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 也是体育发展内在的历史规律。现代体育在中国的发展一直与民族解放和民族复兴结合在一起, 不同的历史时期被赋予了不同的历史意义和历史作用, 所以革命话语的出现与民族国家话语的强盛都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体育传播的多元话语系统以专业、平等、真实和快乐在互联网的体育传播中独树一帜, 恰恰反映了人民对于体育的真实需求和通过体育来实现各种现实需求的愿望, 它是体育人文精神的回归, 也是体育发展真正的历史轨迹和历史方向。当前是中华民族全面走向伟大复兴的时代, 也是中国体育迅猛发展的时代。中国体育要助力民族复兴, 其根本是个传播的问题。我们传播什么样的体育、我们以什么方式去传播中国体育?答案还在不断探索中, 但是有个基本判断是没有错的, 真实、平等、专业和快乐的体育话语是传播的必需。 

　　注释 

　　1 彭利国:《新闻话语的意识形态差异--新中国60周年国庆庆典的全球媒介镜像研究》第6页,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2 高华:《在革命词语的高地上》, 《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第8期

　  3 (4) 卢元镇:《体育社会学》第57页,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4 陈建华:《中国革命话语考论》第21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5 纽曼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第3页,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6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第107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7 新华社:《女排精神成就五连冠》2009年8月9日

　  8 新华社:《中国速度, 谁与争锋》2004年8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