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从政府到科学家都在思考新中国科学研究的性质与方向问题。当时普遍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有阶级性，是与社会主义制度根本对立的，需要彻底改造。同时，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意识形态改造等因素的影响下，在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推动下，新中国的科学事业经历了大规模的科学批判运动。科学批判运动涉及数学、物理学、化学、地学、生物学、农学、医学等各个领域。目前，有学者开始关注科学批判对中国科学发展的影响，但研究多集中于生物学和数理化领域，地理学还无人问津。另外，已有研究也多停留在对科学批判内容的分析，没有关注它对学科建设的影响。本文以地理学为例，试图在梳理、分析地理学批判的起因、内容与特点的同时，探讨科学批判对学科建设的影响。
一、新中国的要求与地理学的困境
20世纪中叶，现代地理学的建立仅百年，传入中国不到30年［1］。在众多学科中，地理学的基础最为薄弱。直到50年代中期仍然有学者指出：“地理学在科学系统中的地位以及它与邻近科学的关系和界限，是一个至今还没有定论的问题”［2］。
（一）新中国对地理学研究者的要求
中国地理学在1949年后有了质的飞跃。不到十年中，研究人员增加了十几倍，机构增加了十多个1949年以前，全国性的地理学研究机构只有中国地理研究所。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仅中国科学院就建立起十几个地理学研究机构。经过60年代初期的整顿与调整，到“文化大革命”之前，中科院在全国各地的地理学研究机构共有9个：地理研究所（北京）、南京地理研究所、广州地理研究所、东北地理研究所（长春）、华北地理研究所（石家庄）、地理研究所西南地理研究室（成都）、冰川冻土沙漠研究所（兰州）、广州地理所河南分所（郑州）和新疆地质地理所（乌鲁木齐）。详见中科院办公厅档案处：1977-3-4。，高等院校中的地理系（科）增加到50多个［3］。地理学的学科重建也始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政府要求科学研究为政治、为生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并开始了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大规模社会主义改造。改造运动也波及中国科技界。
中国科学院成立时，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提出的基本任务中包括了“确定科学研究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与实际密切配合，以矫正过去脱离现实、自流散漫的作风”［4］。树立正确观点，成为地理学者参加国家经济建设并推动地理学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中国学者也认为：“地理思想是跟着社会性质和生产关系的改变和发展而演化的”。［1］对地理学的改造最初是地理学者的自发式讨论，因其符合新中国对旧学术改造的需求，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支持。后来，这一批判的规模越来越大并最终演变成政治批判，其间的抗美援朝和思想改造运动把地理学的学术批判推向高潮。新中国成立时即有学者提出要建立新地理学，而“要建立新的地理学，必须先清算旧的地理学”［5］。对资产阶级地理学思想的批判，成为全国学术界开展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唯心主义思想运动的组成部分［6］。虽然也有学者不认同这种方式，认为对资产阶级地理学的批判是“只破坏不建设”［7］，但这种声音极其微弱。
（二）苏联的影响
改变地理学的研究现状是中国学者的共同愿望，但是“由于基础薄弱，经验缺乏，对如何满足实践要求，久久摸不到途径”［7］(p82)。在这种情况下，套用苏联模式成为少走弯路的方法。新中国学习苏联的“一边倒”政策，促使中国地理学改为全盘照搬苏联模式。
苏联很重视地理研究，并建立起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处于世界先进行列。他们提出，“生产力发展的巨大速度，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性，把一切疆土连最边远的疆土在内都吸引到经济发展中来，这一切决定了在实践上对地理学的要求跟革命前有所不同”［8］。这种情景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很相似，所以中国学者找到了学习苏联的动力。苏联在20世纪20～50年代开始了科学批判运动，其特点是政治干涉学术自由，限制不同自然科学学派的发展。这一运动通过译介苏联地理学论著而引入中国。从1953年开始，中国出版界开始系统地翻译苏联学术著作。截至1957年底，仅地理学的分支学科——经济地理学就翻译出版了40多种名著和二三百篇论文［7］（p98），其中包括大量批判资产阶级地理学的论著。
在学习苏联的高潮中，批判资产阶级地理学思想成为重点。1952年秋，地理学家施雅风陪同苏联地理学家沙伊契柯夫在中国考察，座谈时中国学者十分关注苏联地理学批判的效果。同年，中国地理学会北京分会正式成立，分会提出了“为建立无产阶级的地理学而奋斗”［9］的目标。分会成立后，邀请正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地理教研室工作的苏联经济地理学家巴达邵夫对资产阶级地理学理论的批判问题进行演讲。巴达邵夫对西方的地理学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批判，这些理论涉及地理环境决定论、种族学说、全球地理学、地缘政治学、马尔萨斯人口论，他还在报告中指出：“中国地理学者伟大而光荣的任务是批判地改造地理学的著作，清洗这些著作中的资产阶级理论并著述有价值的、具有丰富科学内容的地理书籍”［10］。苏联专家的观点对中国地理学界产生了影响，批判旧有理论成为建立新地理学的前提条件。
（三）现代地理学面临的困境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地理学不断分化，并由一门学科变成一个科学体系，而地理学本身的研究对象、工作方法、学科界限反而模糊不清了。正如西方学者所说：“十九世纪末期，整个世界都通过学术界在问：什么是地理学？”［11］中国现代地理学正是伴随着人类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活空间的扩大、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对地理学日益迫切的需求而发展壮大。然而当地理学的社会价值越来越受到关注时，这门学科却没有一个共同遵循的研究范式，甚至连研究范围也模糊不清，导致一些学者把地理学看做一种工具、一种知识。
地理学理论基础薄弱的问题并非中国独有。在20世纪早期，西方也面临同样的困境。
此外，在1949年以前，中国地理学研究机构也极少，只有隶属于教育部的中国地理研究所。地理学者也大多分散在高等院校、出版机构中。由于研究人员少、机构规模小，地理学在1949年以前没有受到社会的重视。新中国为地理学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为地理学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地理学需要调整与改造。
二、“改造自己，改造地理学”
新中国成立初期，多数报刊上发表有批判旧地理学理论、建立辩证唯物主义地理学的文章，其中以《地理知识》最有代表性，对旧有地理学思想的批判就始于这个由中国地理学会创办、伴随新中国而诞生的刊物《地理知识》在2000年更名为《中国国家地理》。。正如该刊《发刊词》中说：“这册小小的简陋的刊物，就是南京地理工作者，改造自己为人民服务的愿望的具体表现”［12］。《地理知识》自1950年创刊后影响很快超出了地理学界，成为普通科学刊物中销路最广的一种。该刊从创刊号开始经常刊登批判旧地理思想、宣传辩证唯物主义的文章。1952年，《地理知识》编辑委员会发表了《改造自己、改造地理学》一文，指出地理学者的自我改造和科学内容与方法的根本改造是地理学者的迫切任务，并号召学者批判资产阶级地理学思想［13］。此时各地理学研究机构、高校地理系，甚至中学地理教员都在积极开展讨论和批判。地理学具有阶级性成为这场运动的理论依据。
（一）具有阶级性的地理学
对西方地理学思想的批判基于地理学具有阶级性的认识［14］。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虽然地理现象如山脉、河流、土壤、岩石等是客观的，没有阶级性，但从事地理学研究的人是有阶级性的，所以资本主义国家的地理学自然有了阶级性，需要彻底批判。地理现象纷繁复杂，地理学家根据什么去挑选、组织、描写、说明这些现象并提出利用控制的意见？这些选择及结论被认为是根据地理学家所处阶级的特殊生活方式、特殊利益、特殊要求、特殊心理、思想、习惯、观点和气派得出的。总之，选择与推论的过程体现出了阶级性。
有些理论在西方和1949年以前的中国已经遭到批判，如地理环境决定论、地缘政治学等，后者在20世纪早期传入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引起了国人的关注，但在“二战结束后，地缘政治学随同法西斯国家的覆灭而被世人唾弃”［15］。在抗美援朝时期中，地缘政治学作为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根据之一［16］，再次成为批判的重点［17］。同时受到批判的还有拉采尔的国家有机体说、豪斯浩弗的生存空间论、麦金德大陆腹地说等［1］。
在西方被当做地理学新方向的理论也受到了批判，如人地关系论提出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相互作用的理论。这场运动中，不仅批判了西方地理学理论，而且也批判了西方的权威，在中国地理学界影响较大的鲍曼、葛德石［18］等人都受到了批判。
（二）改造内容的扩大化
改造地理学的初衷本是学者改进研究方法、提高理论水平的内部需求，但很快演变成政治思想斗争，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由批判西方地理学理论和权威转向批判中国地理学家的“反动思想”；二是批判的内容从理论扩大到研究方向、方法甚至内容，其结果就是简单地把传入中国的地理学等同于资产阶级地理学。由于缺乏足够的理论修养，多数人也没有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精髓，理论批判难以深入。有些批判过于肤浅，如地理学研究方法落后——这是东西方都没有解决的问题，也被看做是资产阶级地理学的影响［19］。
20世纪50年代中期，许多学者开始厌倦批判运动，认为经过思想改造和政治理论学习，“资产阶级地理学理论”早已被抛弃，继续批判没有多大意义。为了彻底转变这些思想，也为了继续推动批判运动，批判内容的扩大化已无法避免。
《地理知识》也不断受到批评［20］，不得不一再检讨［6］(p191)。一些批评可谓捕风捉影、牵强附会。例如马溶之在《地理知识》1950年第4期上发表的《中国土壤的地理分布》一文，由于是从土壤的自然发育角度出发，没有考虑人的因素，就被扣上不能真正掌握人类改造土壤历史规律的帽子［20］。
这种情况也体现在《地理学报》上。与《地理知识》面向大众不同，《地理学报》属于学界内的学术刊物。《地理学报》于1934年创刊，由于社会动荡，这个原定每年出版4期的刊物在1949年以前大多没能按期出版。新中国成立后到1952年上半年，《地理学报》仅出版了3期，同样也遭到批评，《地理学报》在1952年6月出版的第3、4期合刊上刊登了编辑委员会和作者本人的深刻检讨，同时发表了学术同行的尖锐批判文章该期共刊登12篇文章，前6篇为批判和检讨性文章。。但1953年3月24日，《人民日报》仍刊登文章，指出《地理学报》“采取着应付敷衍的态度……把自己的错误，推之于客观原因”，并认为《地理学报》一贯忽视政治思想领导工作［21］。《地理学报》在1953年第1期转载了该文，并以编委会的名义再次发表检讨声明。［22］从1953年开始，《地理学报》陆续刊登凸显政治思想的文章，并开始大量刊载介绍苏联地理学理论的文章。
对于地理学理论的批判和改造，随着政治运动的升级而不断扩大，尤其在“大跃进”期间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中很多学者被批判，批判和改造运动已波及中国地理学界的每个角落。批判内容从对西方理论的批判，扩大到批判理论脱离生产实际、脱离社会主义政治、脱离党的方针政策、没有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等方面。
（三）改造中的学科重建
地理学的学科重建以人文地理学的衰落和经济地理学的兴盛为代表。1949年以前，中国地理学承袭西方的学科分类传统，把地理学分为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两大体系。20世纪30年代中期，法国人文地理学家白吕纳的代表作《人地学原理》中文版的出版，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在1949年以前发表的地理学论著中，人文地理学占据主导地位。
在地理学批判运动中，人文地理学基本上被等同于“反动地理学”，因此地理学批判也集中于人文地理学理论，其重要分支学科——政治地理学更是遭到全面否定，致使“从事人文地理研究的学者，不少人因为害怕批判而转行，加入自然地理学的行列”［23］。在学习苏联的影响下，中国地理学更是全盘照搬苏联地理学理论及分类体系。原来作为人文地理学分支学科之一的经济地理学迅速壮大并替代了人文地理学。
经过改造的经济地理学研究对象发生了根本变化。在苏联，“以社会主义经济计划化作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的生产配置原理，对于地理学的发展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苏联学者认为：“现代资产阶级地理学的特征，就是拒绝研究自然发展和经济配置的一般规律性”。［8］(p48)改造后的经济地理学，强调研究生产布局或生产配置，并替代了西方经济地理学关注的商品生产、商品运输、商品销售的多个环节。而过去的经济地理工作，也被认为“所受非科学的、反动理论的影响很深，因而缺点也很严重”［2］。经济地理学在中国的重建，除了理论上的讨论外，其研究内容也彻底改变了，经济地理学家参加了综合考察、铁路选线、农业区划、经济区划等项工作。
三、余论
新中国成立初期，西方地理学理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批判，这种状况并非地理学独有，其他学科也是如此，如化学共振论、摩尔根的遗传学、量子学的哥本哈根解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很多理论都被看做是“资产阶级伪科学”。地理学是涉及“人”的学科，因此更被认为是受到了意识形态的影响，需要重新建设。经过改造运动，地理学界开始“以马列主义的哲学体系来树立新的地理思想与方法”［24］，并在学科分类、思想方法、研究目的等方面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这一转变不仅仅表现在规模的扩大、机构的调整、内容的实用性上，更重要的是在指导思想、学科方向、专业分类的彻底转变。
在学科分类方面，20世纪上半叶一直被划分为自然地理学（地文学）和人文地理学两大部分的地理学，被重新划分为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两大门类［2］；在思想方法上，开始强调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地理学研究；在研究目的方面，地理学以完成国家下达的重大任务、以改造大自然为己任。正如当时地理学家的总结所说：“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必然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地理科学的中心任务，而且也只有在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地理科学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6］(p185)。
在改造地理学的过程中，即使是涉及人的因素较少的自然地理学也发生了巨大转变。1949年以前，自然地理学多侧重于小区域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配合国家经济建设，开展了大规模的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和全国性的自然区划工作。为农业服务是新中国对地理学的新要求。自然地理学工作在水土保持研究、冰川研究、农业气候研究以及沙漠、冻土、泥石流治理等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大跃进”期间，与改造自然密切相关的研究内容迅速增加。这些工作促进了地理学中新的专业方向的产生和新机构的建设。由于这些工作紧密结合生产实际，受到了各级政府的有力支持，因此在地理学内容和学科设置方面填补了多项薄弱甚至空白领域。
新中国成立初期改造地理学的运动，逐步演变为对西方地理学的全面否定和全盘接受苏联地理学模式，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地理学的发展进程。进入20世纪60年代，苏联地理学开始接受西方地理学新理论，但此时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地理学的转变没有对中国产生影响。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地理学才开始全面变革。
在轰轰烈烈的地理学批判运动中，地理学的理论建树并不多。批判中过于关注政治思想而忽视了学科理论探讨，忙于完成国家任务而疏于学科体系建设。因此，这场批判不但没有使地理学摆脱危机，反而危机不断。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的发展造成地理学专业人才就业困难，迫使高校地理系纷纷改名，以利于招生和学生就业。新时期地理学的许多传统领域逐渐被其他新兴学科占领……但是地理学能够克服重重危机发展至今，也反映出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学术价值。
纵观中国现代地理学的发展历史，这门学科的每一次飞跃都有着强大的社会需求：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农业服务的自然区划和农业区划，改革开放后的国土整治与规划，新世纪的全球变化问题……地理学在重大社会经济问题中发挥作用并显示其学术价值的同时，如何切实加强学科的理论建设，才是这门学科长久发展并最终走出危机的关键。
［ 参 引 文 献 ］
［1］吴传钧：《对于旧地理思想的批判》，《地理知识》1950年第2期。
［2］黄秉维：《过渡时期地理学的任务与地理研究所改进工作的方向和办法》，《科学通报》1954年第11期。
［3］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委员会主编：《十年来的中国科学·地理学》，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总论。
［4］樊洪业主编：《中国科学院编年史（1949～1999）》，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5］邓静中：《论地理学上几种错误观念》，《地理知识》1950年第6期。
［6］侯仁之主编：《中国地理学简史》下册，北京大学1960年印制，第201页。
［7］中国地理学会编：《苏联地理学四十年》，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91页。
［8］〔苏联〕格里哥黎耶夫著、陈原译：《苏联大百科全书选译·地理学》，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9页。
［9］《地理消息》，《地理知识》1952年第1期。
［10］〔苏联〕巴达邵夫：《对资产阶级地理学理论的批判》，《地理知识》1952年第4期。
［11］〔美〕詹姆斯著、李旭旦译：《地理学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05页。
［12］《发刊词》，《地理知识》1950年创刊号。
［13］本刊编委会：《改造自己、改造地理学》，《地理知识》1952年第6期。
［14］李旭旦：《我们迫切需要建立新的地理思想与方法》，《地理知识》1950年第7期；施雅风：《论地理学的阶级性》，《地理知识》1950年第11期。
［15］周骁男：《中国地缘政治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16］〔苏联〕科洛沙巴：《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地缘政治学》，《地理知识》1951年第5期。
［17］《“美帝侵略的地理思想”座谈会》，《地理知识》1951年第2期。
［18］徐兆奎：《葛德石反动地理学思想批判》，《地理学报》1958年第1期。
［19］李秉枢：《为改变地理学的面貌而奋斗》，《地理知识》1959年第1期。
［20］中国地理学会北京分会人民大学地理小组：《关于地理教材和地理出版物中的反爱国主义思想》，《地理知识》1951年11期。
［21］陈天民：《评严重缺乏政治思想性的“地理学报”》，《人民日报》1953年3月24日。
［22］地理学报编委会：《纠正错误，改进工作》，《地理学报》1953年第1期。
［23］刘盛佳：《地理学思想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66页。
［24］李旭旦：《我们迫切需要建立新的地理思想与方法》，《地理知识》195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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