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山东省日照县为例 

　　山东省的“南茶北引”工作肇始于1959年春。山东省林业厅将自浙江省购进的茶籽分配到日照县（日照位于山东省东南部，东临黄海，北与潍坊、青岛相邻，西接临沂，南与江苏省连云港接壤。1956年隶属于临沂专区。）大沙洼林场、蒙阴县岱固林场、平邑县万寿宫林场、明光寺林场等国营林场和青岛中山公园等单位种植，同时分配到沂水县上峪大队、沂源县坡丘大队、蒙阴县宫家城子大队和前城子大队作为试种点。因缺乏种植经验，致使大部分幼苗因干旱、冻害而枯死。1961年，日照在大沙洼林场、马庄公社挪庄生产队苗圃、国营刘家寨苗圃又试种茶树0.56亩，因未能安全越冬，试种没有成功，第一次“南茶北引”工作宣告失败。［1］1965年，中共山东省委在时任省委书记谭启龙的主持下，再次着手推进“南茶北引”工作。日照积极响应省委种茶的指示精神，引种成功，打破了北纬30度甚至35度以北不能种茶的农业谶语。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关于山东省农业研究的代表性论文有杜景川：《山东农业合作化初期发展的动因初探》，《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章传政、黎星辉：《中国北限古茶区——山东》，《中国农史》2007年第1期；等等。），根据相关档案文献资料，分析1966～1978年日照如何通过基层政治动员、“三结合”农业科学实验运动、农业机械化运动等，将日照建成“南茶北引”的模范基地（1972年9月16日《人民日报》曾报道了山东省“南茶北引”成功的相关事宜，在借鉴山东省种茶经验的基础上，辽宁、河北、西藏、新疆、陕西等省、自治区也渐次推展了茶叶引种工作。从实际效果看，日照最为突出。目前，日照已经成为我国纬度最高的优质绿茶产区，是中国北方绿茶之乡，与韩国宝城、日本静冈并称为世界公认三大海绿茶城市。），并初步探讨这一时期的中国县级农业发展。 

　　一、失衡与动员：“南茶北引”试种的艰难 

　　1954年，毛泽东与谭启龙在杭州谈话时指出：“山东人口多，又爱喝茶，你到山东去工作，应该把南方的茶引到山东去”，并建议他在山东多种些茶。［2］山东是我国茶叶消费大省，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即使国家每年从南方调拨4万多担茶叶，仍不能满足消费的需求。当时茶叶是国家统配物资，增加调拨数量十分困难，“上级调拨的茶叶只能满足广大群众需求的三分之一，所以出现沂蒙山区老人喝不到茶叶，要到医院开处方才能购买的现象”。［3］尤其是地处鲁东南沿海的日照，当地渔民酷爱饮茶。1960年之前，日照每年需要茶叶5000担。［4］“渔民走船四点钟左右都要喝水，喝到五点来钟就走了。在船上没有茶了，就用煎饼在锅底烧，烧一段时间后搁到里面当茶叶喝”，“当时没有好茶，有南方亲戚的人家会存点茶叶，都当宝贝一样藏着，除非出远海才拿出来泡一下”。（2015年6月2～3日，笔者对日照市岚山区圣岚路居委会村民宋晓祥、葛国荣的访谈记录。两人当时均为日照渔民。）当时几乎每个村镇都设有茶炉，就连经济困难时期的1962年，日照还有茶炉17座，这也反映出日照人民对于茶叶的偏好。正是因为茶叶供需失衡，以至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山东出现了集体购买假茶的现象（1961～1962年，德州、聊城、惠民、泰安、菏泽、昌邑、肥城、临清等县（市）从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采购假茶叶154.1吨。参见《山东省茶叶销售概况表》，日照市档案馆：6-212-29。）。与此同时，为了保证国家的外汇储备，在1960年后粮食、棉花和食用油等主要出口商品减少的情况下要尽量将蚕丝、茶叶等商品挤出来出口。因此，“出于保证国家出口的需要，增加国内市场的供应；茶叶的生产和恢复发展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5］。谭启龙正式调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之后，强调应当根据当地的自然条件，积极做好“南茶北引”工作。 

　　1965年，山东省副食品公司吕新接受委派赴临沂探讨引种茶树的可能性，并邀请临沂地区商业局副局长崔华甫牵头组织了种茶小组，协调联系莒南、日照、沂水、沂南4个县，选了100个大队试种。（2015年5月29日，笔者对临沂市夏建立的访谈记录。夏建立，山东省临沂地区“南茶北引”主要推广人之一。） 

　　（一）茶叶试种的现实困境 

　　中共日照县委最初以试验性的态度动员群众种茶。一些群众感觉北方天寒地冻，会把茶树冻死。还有的人认为，种粮食还吃不饱肚子，如果种上茶叶，弄不好，不仅搭上一年的功夫，还白白少种了两茬庄稼；就算活了，指望用来赚钱，还不知猴年马月。（2015年6月17日，笔者对日照市东港区牟步善的访谈记录。牟步善，1953年起任中共日照县委副书记，1963～1977年任中共日照县委第一书记，日照“南茶北引”工作的实际主持者。）部分群众对于种茶有抵触情绪，客观上亦反映出日照农业生产的艰困状况。日照地处黄海之滨，有21个公社，84万人口，116万亩耕地，52.8万亩山场。“解放前在三座大山的残酷压榨之下，是出名的穷山恶水，很多人要饭逃荒去东北。”［6］1960年前，日照自产粮食尚达不到自给，“涛雒镇小莲村，村民吃卡饽饽，就是地瓜秧用水拌，然后蒸熟，一天两顿”（2015年6月18日，笔者对日照市东港区任鹤年的访谈记录。任鹤年，时任日照县副县长。），“用瓜菜代替，地瓜秧和树皮也要一起吃。”（2015年6月17日，笔者对日照市东港区牟步善的访谈记录。）在尚未解决温饱的情况下，试种茶叶的阻力不言而喻。 

　　尽管如此，中共日照县委还是将茶叶试种当成一项革命任务来落实。吕新、陈德熙二人负责选点试种，县商业局、林业局、气象部门派人配合，试种任务由县糖业烟酒公司承担，并组成了四人种茶指导小组，将丝山双庙和安东卫北山两个大队选为试种点，引进祁门储叶种及浙、皖北部的群体品种进行播种。1966年，日照种茶8.7亩，因冬季遇到持续干旱和低温，大部分茶苗被冻死，茶树只成活2.3亩。面对如此低的成活率，“有人说，商业搞好购销是正业，搞茶叶生产是不务正业。还有人说，搞南茶北引是林业、科研部门的事情，我们不必管。甚至有的大队也认为种茶用工多，开荒种茶还不如开荒种花生”（?2015年6月17日，笔者对日照市东港区牟步善的访谈记录。）。而且，种茶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且大家都是“门外汉”，都是边学边干。（2015年6月29日，笔者对日照市东港区田存方的访谈记录。田存方，时任日照县供销社种茶组文书。） 

　　最终让中共日照县委下定决心坚持种茶的根本原因在于当地多丘陵的自然环境。光种粮食不行，收入太低，必须实行多种经营。1967年春，日照已有14个大队开辟了茶园。［6］8月，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对山东茶树引种试种工作进行调查研究，认为“日照属于海洋性气候，地形多低山缓坡丘陵，土壤酸性，含有丰富的有机质和微量元素，适合茶树生产”。［7］ 

　　但是，当一些人看到两年茶苗才尺把高，不见收益的时候，就又开始说闲话、发牢骚。例如，有人说，种茶用工多，费力大，收入少；还有个别干部说，山难改，性难移，南方的东西北方种不了，种茶白费力。［7］西湖公社个别村庄还出现了谣言，说1968年日照遭受冻灾、旱灾，是由于得罪了海神娘娘，只有停止种茶，才能风调雨顺；甚至风传1969年谁若再坚持种茶，海神娘娘会让渔民们全部葬身大海。（2015年6月29日，笔者对日照市东港区田存方的访谈记录。）一时间，恐慌情绪开始在一些村庄迅速蔓延，1969年日照只种茶1.4亩。因此，亟须在群众中开展一次思想的涤清运动。 

　　（二）政治动员与茶叶试种稳步推进 

　　为此，日照县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革委会）组织召开了种茶动员大会，重点解决基层干部种茶的思想问题。县革委会每年都开三到四次有公社革委会主要负责人参加的种茶会议，还组建了和县商业局平级的“多种经营办公室”，专门负责此事。 

　　首先，树立典型，逐步带动和推广。马庄公社石桥官庄大队李克深带领群众，整出标准窄幅梯田585块，建成茶园60多亩。巨峰公社西赵家庄大队余学林、城关公社上李家庄大队党支部书记李为功，带领当地农民向荒山进军，建成了大片茶园。正是在实践中锻炼培养起从县到社、到种茶大队的种茶队伍，做到了县有种茶组，社有种茶技术员，大队有种茶专业队。 

　　其次，县革委会利用各种会议、广播等途径宣传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强调茶叶在国内供应、国外出口中的作用；把自制的优质茶装成小包，印上自产茶字样，作为庆祝国庆节的特色商品，向全县销售。此外，商业局种茶大队等还编演“为革命种茶”、“采茶舞”、“我为种茶做贡献”等文艺节目，宣传种茶。［6］“采茶舞是自编自导的舞蹈，彩排两三遍就可以了，在农村一般都是晚上表演，因为舞蹈形象贴近生活，所以农民们很喜欢。”（2015年6月28日，笔者对日照市岚山区安东卫村张YH的访谈记录。张YH，时任日照县岚山区安东卫村民兵排长。）因此，农民们对于种茶也有了新的认知，“之前搞南稻北引、南蚕北引，大家都得到了实惠，这一次咬咬牙估计也能行”（?2015年6月28日，笔者对日照市岚山区安东卫村王SL的访谈记录。王SL，时任日照县岚山区安东卫村民兵连长。）。通过上述一系列举措，种茶农民的不满情绪很快得到平复并坚定了种茶的信心。 

　　1971年，县革委会决定以老试种点为主，适当发展新试种点，并要求点点相连、集中连片，计划1972年继续试种茶叶1000亩：一方面，巩固1971年13个老种植公社，包括丝山、涛雒、安岚、巨峰、马庄、三庄、城关、碑廓、南湖、西湖、黄墩等；另一方面，新增加了6个公社，即陈摊、虎山、大坡、下湖等。［8］全县21个公社中仅河山、石臼两个公社未种茶。至此，种茶得以在日照全面推广开来。 

　　在种茶土地的选择上，县革委会重申各公社要坚持开荒种茶，强调尽量不与粮田争地，这也是基于粮食与茶叶之间关系使然。1972年日照试种1000亩茶树，其中920亩属于开荒地。与之形成对比，日照周边的“诸城、莒县部分地区未处理好农田与茶田关系，利用部分农田来进行茶叶试种，结果导致当地农民出现严重的抵制种茶现象”。［9］ 

　　由上可知，在供需失衡的前提之下，种茶首先被当作政治性任务来加以推进。其次，日照县革委会在茶叶试种过程中坚持从农民利益出发，通过党员干部负责制、树立典型、实物宣传等方式，凸显了基层党组织的作用，这其实也是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期中国基层农业的发展特点之一，“在具体技术改造过程中，强调高度集中统一的指挥，以精神激励为主，实行‘大兵团’作战，大搞群众运动”［10］。 

　　二、分工与协同：“南茶北引”技术的革新 

　　1965年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农业科学实验工作会议，重点总结了农业领导干部、农业科学技术人员、农民群众“三结合”举办样板田的经验。同年3月，《人民日报》撰文指出：“为了促进这个新高潮蓬勃的健康的发展，必须把革命干劲和科学精神更好地结合起来。这就需要在进一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生产斗争的革命运动的同时，进一步开展农业科学实验的革命运动。”［11］对此，日照一方面组织种茶农民、技术人员、干部学习“三结合”精神，另一方面依靠种茶能手和科研人员重点解决茶树冻害、增产等技术问题。 

　　（一）茶叶种植能手发挥主体作用 

　　冻害作为北方农业发展的藩篱，时常致使茶树连年减产。日照种植茶树的情况几乎是一年一小冻，四年一大冻，十年之间就发生了两次特大冻害。1969年，日照茶树遭受严重冻害。之前扩种的23个大队的392亩老茶园中有10%的茶园已经失去生机；在85%的茶园中，叶片干枯的占到90%以上，枝干枯死40厘米以上。以种茶为主的西赵家庄、袁家庄、双庙、黄泥沟、沙沟等大队冻害也非常严重。［7］ 

　　为此，上李家庄农民尝试用松枝、笸箩做挡风帐，结果来年撤风帐的时候发现茶树仍然有明显的冻伤。当地的农民茶叶专业队做了大量实验，比如采取“扎腰”（用草包扎茶树茎部）、“戴帽”（用草盖在茶树枝上）、深埋土等方法，但是效果并不明显。后来，农民刘为雨尝试使用稻草苫子作为茶园的挡风帐，使茶树冻伤问题得到解决。这启发了茶叶队，之后全部茶园都采用稻草苫子挡风。1971年1月下旬，上李家庄下了两天冰凌，连刮四天大风，茶树都没有受到损伤。伴随着茶叶挡风帐用草量的增加，又产生了与社员生火做饭争草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的农民“一面植树造林，大力拾草；一面坚持试验，终于创造了就地打土墙的办法，代替用草”。［7］ 

　　自1971年开始，农民在驻点技术员的指导之下，开始记录冬季气象与种植茶树之间的关系。根据1971～1974年的记录来看，这四年冬季的气温情况呈现马鞍形，茶树冻害也随着出现重、轻、重、轻的状况。入冬前两三个月雨水愈多，就愈有利于茶树越冬。此外，当地农民在生产中发现茶树秋季追基肥早晚与茶树根系恢复和冻害之间的关系，即早施肥比晚施肥好，冬季追基肥以白露前为最好，最晚不迟于秋分，霜降后不易施基肥。［12］ 

　　由此可见，新中国成立初期培养起来的第一代新农民逐渐在农业生产领域崭露头角。他们的年龄在27～36岁之间，同时具有一定的农业生产经验，有的曾经参加过县种茶培训班，有的复员退伍前曾在军队农场从事生产。另外，这些种茶能手不少具有高中或初中学历，在当时农民中属于较高文化水平。［13］诚如毛泽东所言：“要进行建设，就要有文化，建设愈向前发展，对文化的要求也愈迫切。”［14］ 

　　（二）农业科研人员发挥指导作用 

　　1970年后，遵照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必须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指示，全国各省农业院所人员分批到农村从事科研工作，这也为日照种茶业提供了发展契机。如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专家李联标、段敬堂，浙江农业大学的刘祖生、佟启庆教授等人来到日照，他们同种茶技术人员进行深入座谈，交流经验。李联标经过调研认为，如果日照茶树按照南方的种植模式，要养五年的高棚才能摘几个头，收入太低。受到启发的科研人员任介民改变了茶叶增产思路，他针对北方地区地形、温度、环境等实际情况，提出了适密、适矮、区田栽培的思路，最终70多亩茶园普遍亩产超过100斤。由于这一方案缩短了茶叶出产的周期，提升了茶叶品质，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2014年5月29日，笔者对临沂市任介民的访谈记录。任介民，山东省“南茶北引”项目的代表人物，自1965年开始在北方的高纬度地区进行了一系列茶叶引种的研究与推广工作。）茶叶增产不但需要种植技术的保障，保持茶园肥力亦是关键因素。根据科学试验，每亩茶园使用3斤左右氮肥、1斤以上的磷肥，可以增产50～70斤茶叶。为此，“山东省农办拨给茶树专用化肥55吨，临沂地区26.4吨，日照分得6吨”。［15］县革委会反复强调一定要按照专肥专用的原则，各级主管部门不要扣留和挪用，一律下拨给种植单位，并强调要在科研人员的指导下谨慎使用。 

　　在总结养猪（出于粮食增产的考虑，中共山东省委在全省各地积极推进养猪积肥运动，并宣传“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化肥厂”。参见《山东省大力推进养猪积肥运动》，日照市档案馆：1-80-1。）等经验的基础之上，任介民、虞富莲发明了“三圈一室”（“三圈一室”即猪圈、羊圈、牛圈和饲养室。）的积肥方法。随后日照发起“三圈一室”运动，有的社队每亩茶树有1头猪（羊）供应肥料。比如巨峰公社水洪沟大队，1974年种茶50亩，养猪60头。后黄埠大队有茶园100亩，养猪50头，羊120只，保证了茶园施肥的需要。［12］当时有的学生每天下午放学回家后就“从自家猪圈往山上地里送肥，地里经常站着一个高高瘦瘦的专家（任介民），他告诉我们一棵茶树用多少肥料”。茶树用肥料多了，在现场的专家会“用碗把多余的猪粪又均匀出来”。（2015年8月11～12日，笔者对日照市岚山区巨峰镇王徳才、碑廓镇李建设的访谈记录。两人当时均是学生。）可见，茶叶科研人员已经直接参与到茶树的田间管理中。 

　　（三）农业干部发挥领导统筹作用 

　　在充分发挥种茶能手、农业科技人员特长的同时，农业干部则扮演着生产中的协调统筹角色。 

　　首先，帮助种茶能手参加市、县技术培训与交流。1967年，山东省对于市、县种茶工作的人员进行了相关技术培训，日照的公社干部联名请求将解决茶树冻害问题的农民作为后备人才一同进行培训。［16］1973年，日照县革委会为了加强对茶叶生产的技术指导，要求有500亩以上茶园的公社、供销社要配备专门的技术人员，建立技术网点，定期交流经验。［17］主管茶树种植的公社副书记将各村的种茶能手推荐至县里参加相关培训，使这些人很快成为当地的技术骨干。 

　　其次，努力保障科研人员的工作与生活条件。为了加大对茶叶科研工作的支持力度，日照县革委会自1971～1974年每年拨付“南茶北引”科研经费5000元，并保证专款专用。凡是与科研项目没有直接关系的费用，均不在此项经费中开支。［18］ 

　　此外，农业干部还在村与村之间统筹协调种茶工作。比如1972年城关公社上李家庄大队获得奖励化肥1200斤，巨峰公社西赵家庄大队得到奖励化肥8700斤。西赵家庄蹲点干部认为，1973年上李家庄扩种面积明显优于西赵家庄，经过友好协商，决定把奖励化肥中的2000斤先拨付给上李家庄大队使用。［17］ 

　　另外，日照种茶组规定，凡是连续两年公社排名后三位，同时又未出现种茶能手的村子，公社书记都会在全公社大会上对其进行通报批评。有两个村的党支部书记因为种茶工作不力，一个被降为副书记，另一个被降为支部委员。公社驻村干部建议公社将被降职的村干部派遣到邻近种茶村庄蹲点学习，经过半年农业实践，二人又重新回到工作岗位。（2015年8月13日，笔者对日照市东港区西湖镇刘YF的访谈记录。刘YF，时任西湖公社会计。）这一规定对于端正基层干部的种茶思想有所裨益。 

　　简而言之，在“南茶北引”技术保障和革新工作中，日照县革委会在处理茶树冻害问题上以农民群众为主体，以茶叶种植能手为基础，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在茶树增产等技术环节，以农业科研人员为指导，凸显科研技术人员优势；在统筹协调中，农业干部较好地发挥了政府领导和统筹作用。 

　　三、传统与现代：“南茶北引”效率的提升 

　　自1960年以来，我国的农业发展渐次与学习运动潮密切相关，诸如干部蹲点、农业机械化运动以及农业学大寨运动等。日照在贯彻国家农业大政方针前提之下，又在种茶效率层面加以调适革新。 

　　（一）蹲点与采茶评工计分工作的改进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中央要求县委第一书记必须深入基层，亲自进行有系统的典型调查，要求一般干部每年要有相当长时间在工厂、农村开展“三同”活动，即“同吃、同住、同劳动”，这对于农业发展助益甚多。（如山西南部地区在蹲点干部的指导之下，小麦产量连年丰收。参见山西省农科院临汾小麦所办公室：《长期蹲点搞好样板是农业科学实验的正确道路》，《山西农业科学》1964年第5期。）中共日照县委领导干部都有蹲点村，且要求县机关的干部要有60%的时间在农村。 

　　在干部蹲点时，“南茶北引”任务就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2015年6月29日，笔者对日照市东港区田存方的访谈记录。）蹲点干部侯世明在农业生产中发现种茶评工记分存在问题。比如1970年，各公社在对采茶进行评工记分时只规定了数量，没有规定质量标准，所以造成有些社员“愿意采集中的，不愿意采分散的”、“喜欢采路近的，路远的不愿意采”等问题，影响了茶叶的生产。 

　　为此，各公社对这一评工记分方法进行了改进。首先，根据农业与茶业同工同酬、男工与女工同工同酬的原则评工记分。“以前不管采摘效果如何，最多给八分，现在给十分。每天上工前，我们这些妇女早早就在茶树地头排队等着。”（2015年7月17日，笔者对日照市东港区日照街道张XE的访谈记录。张XE，时任上李家庄采茶队成员。）其次，老、嫩叶要分别评工记分，采摘好的要提高工分，坚决纠正工分偏低的不合理现象。“每天收工回来之后，大伙都要评工计分，有的人采得虽然多，但是茶叶叶状不完整，炒出来的效果也不好，按照规定这样就不能给十分。”（2015年7月17日，笔者对日照市东港区日照街道韦常玉的访谈记录。韦常玉，时任上李家庄评工计分员。） 

　　蹲点干部帮扶采茶、运茶也按标准计算工分。“我们医院长期蹲点日照两个村子，采茶一天给8个工分，到年底结算，可以在当地折算成粮食，也可以把工分换算成城里的粮票。”（2015年7月18日，笔者对日照市东港区日照街道王CH的访谈记录。王CH，时任日照县医院医生。）妇女们采好茶之后，男人则主要负责运输工作。除了牛车、骡车之外，很多村子已经开始使用手扶拖拉机。“因为茶叶娇贵，路面又不好，非常考验驾驶员的技术。一天能跑四五趟，给十分。”（2015年8月17日，笔者对日照市岚山区碑廓镇金DF的访谈记录。金DF，时任碑廓公社玉峰岭大队运茶拖拉机司机。） 评工计分方法的改进，使得茶叶品质迅速得以提升。1970年，一批首次采制的炒青绿茶被送往了中国茶叶科学研究所，经鉴定，茶叶叶片肥厚、肉质很好、香气高、耐冲泡，可以跟屯绿、婺绿相媲美。 

　　（二）农业机械化运动与创设机械化制茶厂 

　　1966年7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湖北省武汉市召开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会议提出了“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设想。在茶叶品质有保障的前提下，如何采用机械化设备提高制茶技术成为日照关注的问题。1968年，日照县巨峰区有4个队普遍感到制茶用工多、烧柴费、质量差。以种茶模范村西赵家庄为例，每个工作日只能炒干茶叶1斤，手都起了泡，还炒不匀，揉不好。［19］根据这一情况，区、公社革委会召开了老种茶大队的负责人座谈会，决定以西赵家庄为中心的连片4个队联合起来办茶厂。 

　　日照县革委会首先成立了筹建小组，进行了茶厂设计，协商相关投资办法。另外，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抽调夏春华等3人来日照帮助制茶。本着因陋就简、土法上马的原则，1970年，4个队投资1327元，在日照朝阳观山前建成了山东省第一座日产200斤的小型半机械化的初制茶厂，定名为巨峰区“九一六联合初制茶厂”，［20］成为日照采用机械化设备制茶的肇始。当年秋季共制干茶3263斤，比1969年手工制茶提高效率5倍多，节省劳力2000余人，有力地支援了农业生产。制茶改用机械杀青揉捻后，茶叶揉捻均匀，外形好，茶香味浓厚。建厂花费的1327元，当年就归还305元，并为茶叶生产培训了一批技术骨干力量。［20］ 

　　然而，伴随着茶园面积的扩大，制茶设备的需要量亦随之增加。日照县革委会预计“四五”规划期间巨峰区东片7个大队，茶树能发展到500亩以上，需要增加揉捻机、手扶拖拉机、烘干筒、炒锅等相关设备。［21］与之相适应，后黄埠、西湖、河山等主要产茶公社亦同样面临着机械化动力不足的问题。而此时国内外茶叶市场愈发供不应求，“1973年广交会上，每吨茶叶可以换回112吨钢材、30吨化肥。不少国家的总统、总理亲自请求我国尽量多供应茶叶，并把供应茶叶视为对他们的援助。如果能够实现上述设想，到了1980年，茶叶可以达到1500万到2000万吨，每年就可使集体增加4000万元的收入，并可以得到2000多万斤奖售化肥”。［22］ 

　　由于种茶效益相当明显，城关公社上李家庄大队刚种茶的时候粮食亩产350斤，欠国家贷款7000元，后来发展茶叶70亩，除了还清贷款，每年还向生产队提供买化肥、农药、农具等资金3000元以上，支援农业生产化肥1200斤，集体收入每年约增长35%以上。［18］因此，考虑到国际市场需求与农民生产效益两方面的因素，日照县革委会认为，茶叶生产没有滞销的危险，应予以着力发展，之后立即将建设机械化茶厂提上议事日程，但部分农业干部持反对意见，主要集中于以下两点：一是种茶前景不明；二是缺乏相关资金支持。之前引种水稻、蚕、竹已经用掉相当一部分财政预算，若再拿出专项资金建设机械化茶厂，实有些入不敷出。基于此，日照县革委会通过国家种茶经验交流会，为建设机械化茶厂争取到相关资金与技术。1973年10月，农业部联合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在日照召开了山东、西藏、新疆、陕西、河北、辽宁6个省、自治区参加的南茶北引西迁经验交流会，牟步善作了《坚持以粮为纲，积极发展茶叶生产》的报告，介绍了日照种植茶叶的历程和取得的成就及经验教训，亦希望全国各界给予日照种茶事业以支持。会后，山东省商业厅正式将日照列入“南茶北引”的重要基地，给予贷款优惠，河北省和辽宁省商业厅给予日照3万元的设备支援，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同意给日照增派2名科研人员。［23］ 

　　1975年，山东省商业厅正式投资近21万元在日照西郊十里堡建成精制茶厂，同时配有抖筛机、圆筛机、风选机、拣梗机和烘干机等20余套设备。毛茶分为6级，1～3级直接出售，4～6级用于窖制茉莉花茶、珠兰花茶等。茶厂建有玻璃花房30间，栽培茉莉花、珠兰花、玉兰花等，为窖制花茶提供花源。［24］ 

　　但是，因受茶叶收购量所限，精制茶厂丰收年景也只能加工2个月。对此，日照县革委会提出周边县域循环利用的政策，即日照县与周边的莒南、沂水、诸城、沂南、胶南等产茶区可以共享农业机械化设备。如莒南县的厉家寨，在收茶、制茶之际，厉家寨出人力帮工，日照精制茶厂负责为厉家寨制茶。这一方面提高了茶厂设备的利用率，另一方面也为周边县解决了制茶难题，增强了各县间的交流联系。据统计，日照周边制茶的各县因应制茶效率的提高，都不同程度地增加了产业的附加值，“沂南县收入增加25%，莒南县增加45%，诸城县为60%”［25］。 

　　为了充分发挥茶厂的潜力，在制茶淡季，日照商业局组织当地农民利用茶厂的空闲时间开展柳编工作，帮助农民增加了副业收入，平均每人多收入5～8元不等。再者，部分农民利用茶厂的粉碎设备，加工植物饲料并进行出售，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集体收入。［26］ 

　　截至1979年，日照已经建立起机械化、半机械化的茶厂67座，拥有制茶机械326台。从1966年开始有2个大队种茶8.7亩，发展到21个公社、308个大队，种茶面积达12500亩。1979年拥有茶园5984亩，全年总产细茶36.62万斤、粗细茶40万斤以上，为社队增加收入100多万元。［27］ 

　　日照采茶、制茶效率的提高，一方面是传统手工与现代机器相融合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干部蹲点与评工计分工作的改进，提高工作效率，发挥工作潜能的结果。“实际上，农业现代化就是不断强化现代农业要素的投入，使得基要生产函数组合方式不断发生变化，并占据支配地位，普及应用至整个农业生产部门。”［28］ 

　　四、“南茶北引”推展的省思 

　　日照作为山东省“南茶北引”成功案例，在这一时期如何有条不紊地推展茶叶生产，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 

　　第一，以促生产使基层政治运动有序开展　这一时期，日照基本未出现过过激批斗种茶干部、生产队长的现象。“村里的主要干部都挺正直的，农业发展都是他们抓起来的。再有之前经过蹲点和社教运动，村里的风气也比较好”，“没出现过斗人、打人现象，被批斗的种茶干部也就是在台上站着，下面有人提意见批评。”［29］因此，日照的种茶事业基本维持在一个较为有序的、可控范围之内。 

　　第二，保护农民利益　早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之初，毛泽东就强调：“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30］1969年夏，毛泽东在湖北视察时再次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我们经济形势的好坏，依农业形势的好坏而转移。湖北这个地方盛产粮食和棉花，你们要抓住不放，人民有饭吃、有衣穿，事情就好办了。”［31］以农业为基础解决群众的吃穿问题，成为满足农民利益的第一要务。对日照而言，种茶好的村庄，每年年底都可以多杀“年猪”（?“年猪”，指的是过年的时候，公社的食品站派人来村里杀猪，每家准备好猪，杀完后统一分配。2015年7月18日，笔者对日照市岚山区巨峰镇后黄埠村唐YX的访谈记录。唐YX，时任后黄埠大队会计。）。“种茶之前，年底分猪肉一般就是两斤左右，而在1973年年底家里分得四斤半，全家人都乐坏了，觉得种茶有赚头。”（2015年7月18日，笔者对日照市岚山区巨峰镇后黄埠村张BD的访谈记录。张BD，时为后黄埠大队社员。） 

　　第三，予以精神激励　如发明挡风帐的刘为雨，被日照县授予“种茶青年突击手”荣誉称号，被公社授予“农业学习模范”称号。日照还对种茶模范村予以集体表彰。1973年，日照县革委会授予城关公社上李家庄大队“种茶英雄集体”、巨峰公社西赵家庄大队“种茶突击连”等荣誉称号。西赵家庄大队队长说：“县里能这么重视俺们的种茶，俺们心里只有感激共产党，一定将种茶事业努力干下去”［32］。 

　　日照“南茶北引”工作历经茶树试种、技术创新以及采茶、制茶等过程，特别是注重与当地农业生产状况结合，注重传统手工与现代机器相融合，从而探寻出一条颇具特色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是1966～1978年开展的一项成功的经济发展工作。1978年，“全国茶叶区划会议正式将山东列入江北茶区，标志着日照引种茶叶之最终成功”。（1978年12月，日本姬路市中日友好协会中国文化文学研究所所长福田一郎，给日照县城关公社上李家庄大队来信，盛赞“南茶北引”成功。）日照“南茶北引”的成功，揭示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基层克服各种困难，关注民生、保障农民利益的宗旨意识，尊重群众首创精神、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创新精神。 

　　［ 参 引 文 献 ］ 

　　［1］《1961年日照县茶树试种情况调查表》，日照市档案馆：75-3-12。 

　　［2］《山东省南茶北引情况调查》，日照市档案馆：75-2-78。 

　　［3］临沂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光辉的历程：临沂改造山河五十年纪实（1949～1999）》，齐鲁书社1999年版，第157页。 

　　［4］《日照市志》，齐鲁书社1994年版，第211页。 

　　［5］《全国蚕茧、茶叶会议纪要》，日照市档案馆：2-235-20。 

　　［6］《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支持社队突破南茶北引关》，日照市档案馆：1-71-11。 

　　［7］《坚持斗争反复实践，积极发展茶叶生产》，日照市档案馆：75-1-79。 

　　［8］《关于分配七二年茶叶播种计划的通知》，日照市档案馆：2-354-21。 

　　［9］《日照周边县茶叶播种问题调查表》，日照市档案馆：2-354-20。 

　　［10］朱明宽：《过程　机制　道路——新中国农业技术变革的思考》，《农业现代化研究》1993年第3期。 

　　［11］《办好三结合的样板田，促进农业科学实验运动》，《人民日报》1965年3月28日。 

　　［12］《抓路线搞实验，新建茶园获高产》，日照市档案馆：1-82-8。 

　　［13］《日照县种茶能手统计调查》，日照市档案馆：71-3-70。 

　　［1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59页。 

　　［15］《山东省商业厅革命委员会关于分配茶树专用化肥的通知》，日照市档案馆：2-90-4。 

　　［16］《关于开办短期种茶技术培训班的通知》，日照市档案馆：2-89-9。 

　　［17］《郑培成同志在全县茶叶生产会议上的讲话》，日照市档案馆：1-75-17。 

　　［18］《南茶北引科研经费使用情况》，日照市档案馆：4-71-18。 

　　［19］《日照县试办联合初制茶厂第一次情况报告》，日照市档案馆：1-60-7。 

　　［20］《日照县商业局革命委员会种茶组关于试办联合初制茶厂情况的报告》，日照市档案馆：1-59-8。 

　　［21］《日照县巨峰区“四五”期间茶叶生产报告》，日照市档案馆：1-61-9。 

　　［22］《汲子玉同志在全区蚕、茶会议上的总结发言》，日照市档案馆：2-378-4。 

　　［23］《日照南茶北引西迁经验交流会》，日照市档案馆：1-55-3。 

　　［24］《日照县商业局革命委员会精制茶厂情况的报告》，日照市档案馆：1-61-1。 

　　［25］《日照机械化制茶厂利用情况调查表》，日照市档案馆：5-42-19。 

　　［26］《日照县茶厂柳编收入报告》，日照市档案馆：1-43-15。 

　　［27］《任鹤年同志在全县茶叶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日照市档案馆：1-23-5。 

　　［28］胡鞍钢：《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1949～2012）》，《当代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3期。 

　　［29］《日照县抓革命促生产调查》，日照市档案馆：8-42-7。 

　　［30］《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页。 

　　［31］《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559～1560页。 

　　［32］《日照第一届种茶能手表彰大会》，日照市档案馆：9-77-11。 

　　［责任编辑：叶张瑜、周　进］ 

　　［作者简介］汤锐，讲师，曲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76826。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