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使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时代宣告结束, “中国人民由被压迫的地位变成为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 而以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代替那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的国民党反动统治”[1]。国体和政体的彻底变革, 带来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文教政策:“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 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1]。
新中国图书馆事业面临的重大任务, 在思想上, 是如何迅速转变观念,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辩证唯物主义观念指导行动;在行动上, 是如何迅速转变服务理念, 大力贯彻为人民服务的方针政策;在图书馆业务工作中, 如何迅速制订出相关的规章制度, 大力改变原有的工作方法, 在继承的基础上, 破除桎梏, 探索和创新新时代的图书馆工作方法。最先遇到的有两个核心问题:在图书馆业务工作中, 以分类法的创新为代表, 在为人民服务过程中, 明确和解决图书馆的性质问题。以此两大主要问题为代表, 逐步形成了这一时期图书馆学术思想的主要特征。
1 新型的分类法学术思想体系的形成
历史的经验证明, 自《七略》以来, 凡是学术思想发生重大变革之时, 分类目录亦将发生变革。发展至近代, 尤其是在20世纪20、30年代, 产生了90余种分类法, 形成了一个研究分类法理论与实践的高潮, 同时产生了学术争论、商榷的局面。在对文献分类基本理论研究方面, 主要研究: (1) 对图书分类的定义与分类标准的研究; (2) 对图书分类与学术分类关系的研究; (3) 对图书分类法编制原则的研究; (4) 对中国图书分类法历史的研究; (5) 对图书分类现实问题的研究等问题, 产生出了由沈祖荣、胡庆生编制的、杜定友、刘国钧、皮高品编制的多部具有代表意义的分类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刘国钧编制的《中国图书分类法》, 它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 用哲学思想分析研究问题, 广泛吸收古今中外的学术成果, 彻底解决了当时困扰图书馆界的“经学”问题的归类, 从而将以往的分类思想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50年6月2日, 文化部文物局专门召开分类法问题座谈会, 这是由政府主管部门召集的有关全国性的分类法的首次座谈会, 开创了历史之新, 预示着编制全国统一分类法的问题即将着手逐步解决。文物局局长郑振铎主持会议, 于光远、王冶秋、王重民、向达、徐特立、陈鸿舜、潘光旦等18位代表出席了座谈会, 主要座谈了5大问题:要编制一部怎样性质的分类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书籍是单独立类还是按其内容各入其类?用十进制还是用新十进法?自然科学与应用科学是分列还是并为一类?宗教有无单成一类的必要?这些问题主要涉及了分类法的方向及发展路径等根本性的问题。翌月25日, 分类法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 由向达主持, 于光远、王重民等8人出席, 胡耀辉等11人列席, 讨论了学科思想问题, 分类表排列问题, 并确定邀请专家与图书馆工作者共同讨论有关学科问题, 同时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和文献汇集工作, 以助于新型分类法的编制。如“最近全国各大图书馆图书分类调查”, 刊载了分类法专号, 包括美国、苏联, 我国的刘国钧、杜定友等编制的分类法以及东北法、山东法等新时期的分类法和四库法等, 共有10余种, 还刊载了有关分类法的一些理论研究的文章。
这一时期产生了新中国以来首次学术讨论, 即有关分类法问题的讨论。较早的有杜定友的“新图书分类法刍议” (1950) 、“图书分类法意见” (1952) 、卢震京的“讨论图书分类法问题” (1952) 等, 对分类法的编制提出了个人意见, 这一讨论和商榷进行了若干年, 成为建国初期学术争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 人们在实践中开始研究和探讨、落实分类法的编制原则和科学性等大政方略。最早的是《人大法》: (1) 首次列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大类, 确立了思想性原则, 这一立类方针, 为以后分类法的制订所沿用。就在同年, 浙江省图书馆编制的分类法亦是如此处理的[2]; (2) 以毛泽东关于知识划分的理论为依据, 先将类目划分为四大部类:总结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综合性科学及综合性图书。这一划分, 在学界已逐步趋于统一, 如杜定友、刘国钧等在研究探讨的过程中, 亦都是以知识划分的理论为依据, 所不同的是类序排列中有所争议; (3) 打破了十进制度, 而采用了“新十进制”, 将知识划分为17个大类, 以后的《科图法》《中图法》等, 都吸收并发展了这些原则, 从而形成了全国逐步趋向于“统一分类法”之局面。
1956年4月16日至26日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和北京图书馆召开了中、小型图书馆图书统一分类法座谈会, 出席会议的有人大图书馆、中科院图书馆、北京市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学专修科、上海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等19个单位的代表及杜定友、刘国钧、皮高品、钱亚新等40余人, 集中讨论了图书分类法的基本类目、大类和大纲、辅助表和号码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论争。会议取得了实质性的重大成果, 按照要求制订了分类简表。会议后, 随即组织了工作组并聘请若干顾问, 继续进行深入细致的编订工作。与此同时, 迅速将草案初稿分寄各图书馆和相关专家征求意见。在一年的征求意见过程中, 许多专家、学者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广东、湖北、浙江、陕西、上海、南京、重庆等7个省市图书馆组织当地图书馆学专家和图书馆员进行座谈、研究, 湖北、山东、南京等3个省图书馆还通过举办的图书馆员训练班进行讲授、实习和试用, 许多新建的中小型图书馆, 亦直接开始试用。
1957年8月, 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公布了《中小型图书馆图书分类表》 (草案) 。是年9月, 《中小型图书馆图书分类表》 (草案) 由北京图书馆出版。这一学术讨论、争鸣的良好风气, 一直为以后大型法、中图法以及各种修订版的出版提供了示范, 每到这一关头, 就会形成一个有关分类法编制的商榷热点。
2 新时期图书馆任务、定义的初步确定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图书馆界开展服务工作急需厘清的两个主要问题是: (1) 解决为谁服务的问题。在阶级社会中, 图书馆和一切文化机构、文化事业一样, 都是有阶级性的, 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因此, 为人民服务即是新型图书馆的原则和方向。根据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的:“人民是什么?在中国, 在现阶段, 是工人阶级, 农民阶级, 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3], 包括其他爱国民主人士。人民民主政权是以广大人民组成的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 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 以工人阶级为领导, 图书馆服务的主要对象是工农兵, 广泛开展好为人民服务的工作, 这既是指导思想问题, 又是图书馆的方向问题。通过建国后一年的工作, “所有图书馆、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们, 都彻底的认识了自己的任务的重大, 彻底的消除了过去的不正确的观点和消极的、被动的态度, 全心全意为人民大众服务”[4]。从整体上而言, 图书馆服务对象的认识问题已大体解决。 (2) 加强主动服务精神的养成。图书馆服务的主要物质条件是图书, 如何肃清封建买办的遗毒, 如何批判地吸收古今中外的文化和接受我国文化遗产, 如何能够解决好“新书”大量增长的组织排架问题, 这是一个以分类法为核心的业务问题, 这一业务, 不完全是纯技术性的工作, 其中充满着思想认识问题, “新的图书馆, 不仅只收书籍或被动地让读者来阅读, 而且应当主动地尽量设法吸引读者, 使图书馆成为他们最关切而愉快地利用的一个对象”[5]。由此而需要大力开展主动服务, 走出去、请进来, 大力宣传图书、普及文化知识, 主动辅导读者阅读, 积极开展各种宣传活动、展览活动、流动图书馆、主动征求读者的阅读需求和办馆建议等等, 不断完善对图书馆任务的认识与实践。
在解决好图书馆的服务对象与主动服务的基础上, 接下来必须要解决的是图书馆任务问题。1950年9月, 时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采编部主任的金天游出版了《图书馆基本工作简本》, 书中简单明了地解答了图书馆的基本知识与工作。该书是一本适时的简明工作指导书。在再版中, 金天游增加了一个“前言”, 对现代图书馆工作作了扼要说明, 从而奠定了建国最早的对图书馆的认识理论之一。
什么是图书馆?“图书馆, 乃是搜罗一切或一些人类文化在科学、技术、艺术和文学各方面所创造出来的精华之记载, 用最科学、最经济的方法, 整理它们, 保存它们, 以便利广大群众使用, 并进而主动地帮助他们接受为完成新社会建设事业所必需之知识的文化中心”[6]。这是一个具有继承和创新精神的表述, 图书馆是保存人类文化的机构, 做好保存工作, 必须做好整理工作, 用最科学而经济的方法对藏书进行整理, 充分体现出了图书馆所具有的学术性。保存不是图书馆的最终目的, 整理更不是完全为了保存, 而是为了更好的利用, 在人民民主专政时代, 即是为更便利地为广大人民群众使用。新时代的图书馆更要主动地为读者服务, 从而将“主动服务”纳入图书馆的定义中, 从根本上规定了图书馆工作的主动性, 图书馆所有的服务工作, 都是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 图书馆的定位, 即是“文化中心”。
图书馆是一个整体, 除了从定义概念上认识外, 更要进一步从工作方法、工作重点、分工合作等方面加以更具体化的认识。图书馆的工作, 细分起来有几十项、几百项, 金天游将其归纳为3大内容。第一是图书采访工作, 主要包括选购、征求、寄存、交换、传抄、登记等内容, 这是图书馆业务工作中的前期工作, 主要解决图书资料如何入馆的问题。第二, 图书整理工作, 包括分类、编目、典藏等内容, 主要解决的是用科学、经济的方法对入馆图书的整序工作。第三, 图书流通, 包括出纳、参考、推广等工作, 主要解决的是图书的使用问题。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图书的作用或流通, 是办理图书馆的目的;采购和整理, 是达到这目的的手段”[6]。十分清楚地阐明了新时期的图书馆之所以与藏书楼不同, 其根本在于目的不同, 藏书楼是为了“藏”的, 图书馆完全是为了更好地“用”的, “使图书馆‘由静的变为动的, 由死的变为活的’, 变为面向广大群众、经常进行群众教育的有力场所”[6]。
在图书馆的工作中, 尤其是在大型图书馆中, 其工作必然会有不同的分工, 图书馆越大, 分工则越细, 但是图书馆是一个整体, 因此, 其工作必然会有分工与合作, “分工是合作的因, 合作是分工的果”。一个具有整体观念的工作人员, 必须要铲除本位主义的思想, 而树立起合作的整体观念。在工作中切实解决好分工合作之矛盾为其最终目的:让藏书更好地为读者使用起来, 同时指出了图书馆在今后一段时间中的重点是:“健全与扩充图书馆业务, 以提高人民政治觉悟、文化水平和推广科学普及运动”[6]。金天游等在这一阶段的学术思想, 奠定了新时期对“图书馆”认识的基础。
3 开架服务的否定之否定
图书馆开架问题, 作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是近代提出来的。1877年, 图书馆开架服务在国际图联的伦敦年会上被正式提出, 美欧等国较早流行。他们拟将全部藏书或部分藏书向读者开架服务, “这种想法首先在美国实行, 之后在斯堪的纳维亚, 德国、西欧等地相继流行”[7]。经过10余年的激烈争论, 至1894年一些规模较大的图书馆回复到闭架服务, 但是, 由于开架服务的优点以及不断的完善, 进入20世纪后开架服务渐渐发达, 苏联图书馆界的开架问题也经历过反复, 尤其是进入50年代后逐渐扩大开架服务范围, 一些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 如前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都对开架服务作了肯定与总结。苏联于1958年下半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讨论, 并于1959年由苏联文化部发出了“关于在大众图书馆组织开架制”的指示, 开架制得到全面推广。
我国的开架服务方式在近代图书馆中已开展过。解放初, 面对服务对象根本的转变, 也开始了开架服务的探讨。为既能保存好藏书, 又能让读者直接、方便地找书和借阅, 一些图书馆开始以“半开架”的形式。例如, 在上海地区的一些大众图书馆, 备有一些半开架的书橱, 以此方式推荐图书。“半开架开始在1950年, 由上海市人民图书馆用铅丝网陈列推荐书, 后来, 其他图书馆认为这种方法方便, 就普遍采用起来了”[8]。
建国后, 较早提出在小型图书馆中实行开架服务的思想, 如金天游。由于小型图书馆中工作人员少, 设备不全, 图书馆学专业人员稀缺, 要很好地为读者服务, 简化出纳手续是一条十分有用的途径。金天游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研究提出:“我们以为开架式把书库公开, 是小型图书馆应当采取的一种方式”[9], 并论述了小型图书馆实行开架的可行性和优缺点。在大型图书馆中实行开架服务较早的有广东省中山图书馆, 1952年, 当时的馆长杜定友积极筹备, 最初整理出了2.5万册图书, 率先提供开架服务。“此举受到读者的好评和支持, 开创了我馆开架服务的先例, 在国内公共图书馆中颇有影响”[10]。为推广开架服务, 1953年杜定友编印了一本题为“开架式阅览室”的小册子送到各地图书馆, 进行推广工作, 广西图书馆的馆刊也在1954年1月号上介绍了该馆这方面的工作经验。
这一服务方式, 在1952年至1954年期间, 总体上获得好评。《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第9期上专门刊载了2篇文章, 一篇是镇江图书馆的《开架式借书的经验》, 另一篇是程长源的《图书开架制度的商榷》, 肯定了开架服务。镇江图书馆在实行开架服务的过程中, 有了一些体会, 认为“开架借书是借书方法上的一个重大变革”[11]。总结开架服务最大的优点:一是读者能直接面对藏书, 提高了读者的地位, 能融洽读者与馆员的关系;二是简化了借书手续, 方便了读者, 节省了借书时间。程长源则从理论上进一步对开架问题进行了探讨, 他肯定了开架服务的积极作用, 针对大多数公共图书馆都实行闭架服务, 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我认为图书开架是便利读者的一个比较简易而有效的办法”[12], 其主要优点有三: (1) 节省时间、简化手续; (2) 便利读者找寻需要之书; (3) 最大的效果是吸引读者。提出开架服务的不足也有3个方面: (1) 图书易丢失; (2) 架位易乱; (3) 场地狭隘。此时到底是对藏书全开架还是部分开架?如果是部分开架, 哪些图书适宜开架?“开架制度并不是把所有一切书籍都不负责任地形式主义地公开陈列起来, 也不是彻底取消书库的意思。大凡那些流通不广泛的, 或是那些很少有人检查的古籍以及善本书籍等, 都应保存在书库里面”[12]。这些经验与理论的探讨, 促进了当时图书馆的开架服务工作的开展, 开架服务开始在公共图书馆中逐渐流行起来, 例如, “在中南地区, 江苏省内的大多数图书馆都已实行, 成为一种‘发展趋势’”[13]。
1954年底, 随着国内政治运动风向的变化, 在图书馆界也开始产生了上纲上线的批判意识, 这一问题较早反映在对“开架服务”的否定上。是年《文物参考资料》第12期上, 发表了李枫的《反对图书馆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的唯心观点》一文, 以及王泯虬的《图书馆不能放弃阵地, 必须捍卫它——开架制度是图书馆的工作方向吗?》一文。该两文的核心是批判杜定友, 否定开架制度。他们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斗争”的观点出发, 认为杜定友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 用形而上学的方法研究开架阅览工作, “在‘开架式阅览室’一文中, 杜先生用最动人的词句, 披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伪装起来, 散布资产阶级思想并使许多工作人员成为他的思想上的俘虏”[14]。并且翻出历史旧帐, 因为杜定友在“图书馆学概论”中就提出“开架式是近来图书馆的一种新趋向”, 美国图书馆界也流行开架服务, 据此, 作者从“阶级斗争”的立场与观点出发, 认为杜定友的有关开架服务的思想与方法“实是从为美国反动势力服务的图书馆学中剽窃来的东西!”[14]开架服务, 有些类似“超市”的服务方式, “它把资产阶级的‘自由市场’的方式, 原封不动地搬到图书馆里来了”[15]。其否定的依据主要是: (1) 开架制度把图书馆工作推到了一个十分混乱的无政府状态, 资产阶级思想则乘虚而入, “阶级斗争在开架式的图书馆里, 已经弄得含糊不清了”[15]。 (2) 在服务的过程中, 图书馆员失去了主动性、引导性, 放弃了以图书为武器和阵地进行无产阶级思想的宣传与辅导工作, 片面地认为开架制度使指导阅读的目录和书目失去了作用。在“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中, 这种削弱图书馆教育工作的方式, 是不可容忍的, 因此必须废除开架制度, 实行闭架制度。
与此同时, 许多读者与图书馆员, 纷纷对《图书馆工作》投稿或去信, 讨论开架制度问题。尽管意见不一致, “但从这些读者的来信中可以看出, 大家对这一问题都很关心”[16]。南京工学院图书馆于1954年实行部分开架阅览, “一般同学都认为满意。但从目录指导作用来说, 当然有所损失”[17]。于是提出了在学校图书馆中“究竟可否实行开架制度”的疑问。这一疑问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普遍的意义。较有影响的观点是:开架制度不是图书馆的工作方向, 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可使用这一方法。
对这一问题到底采何种结论?张琪玉及时翻译介绍了一些做法, 关于开架制度的实行, 苏联图书馆界也有很大的争议, 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 苏联也开展过开架阅览的探索, 其中反对意见中核心的一条是:在开架图书馆不可能大力开展阅读指导, 还会有书架混乱、丢失图书等问题的产生, “大多数实行书架公开的图书馆的实际经验, 证实了这种借书组织形式的反对者们的观点的正确性, 因为这一借书组织形式使图书馆员无法实行阅读指导”[18]。“所以实行书架公开的各图书馆从一九三二年起就放弃了这一工作形式”[18]。因此, 这一时期废除开架方式, 实行闭架服务成为主流思想。但是, 亦有较为理性者在考虑开架制度的适用性, 较为突出的是张琪玉, 他在1954年初和李枫合著的《我们对于公共图书馆某些工作的意见》一文中, 主要采用否定的态度, 通过翻译苏联专家的论著后, 感觉到对开架方式不能一概抹杀, 而是应结合实际情况而区别对待, 因此, 他专文撰写了《开架借阅与读者指导的矛盾》一文, 此文尽管主体上否定了开架制度, 其核心问题仍然是“读者指导”问题, “因此, 在一切要对读者进行读书指导的图书馆或图书馆部门, 都是不适宜实行这一制度的”[19]。“但是, 我们也不能就此下结论说, 开架方式是绝对要不得的”[19]。认为图书陈列和便利读者借阅的部门, 是可以采取开架方式的, 开架的方式是一种补充的形式, 因此开架的图书不宜过多。开架与读书指导并不相悖, 通过合理组织借书工作, 健全目录, 改进目录编制, 加强馆员的思想教育与业务指导工作, 是可以在开架制度与积极做好指导阅读、宣传图书、吸引广大读者前来图书馆的。
这一阶段, 尽管从总体上对开架服务进行了否定, 但由于开架受到了大量读者的欢迎, 一些图书馆仍然探索着开架服务的方式并不断地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4年后, 这一问题又得到了一次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终于使开架服务步入正轨。例如常熟县, 在其他图书馆的启发下开展了开放书库出借图书的工作, 利用借书牌解决了乱架问题[20], 并首先在具有一定科学技术知识水平的读者中实行。对这些读者实行特约的办法, 取得经验后不断扩大开架服务的读者群。同时专架陈列馆内所编的专题书目等, 既做好图书宣传、推荐工作, 又使读者全面地了解馆藏, 由此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在实践中证明了通过加强管理, 是可以扬长避短, 更好地开展为读者服务工作的。
苏联图书馆界在50年代后期, 对于图书馆开架服务问题有了一次重新认识的过程, 对我国重新认识开架服务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1959年范先翔译介苏联图书馆杂志上的文章, 以《开架式的组织原则》为题发表于《图书馆工作》第7期上。苏联图书馆界为了改进为读者服务, 提高服务水平和效率, 广泛地采用了开架借阅的方式, 许多图书馆先从借书处和阅览室采取展览的形式, 再逐步开展较为全面的开架形式, 通过实践确认:“在一定的条件下经过合理的组织, 开架式确定有助于根本改进为读者服务的工作和满足所有读者的要求”[21]。仍然认为图书馆的一切工作都应该服从于指导阅读的任务, 但是, 这一任务却可以在开架的过程中更好地贯彻和开展, 他们破除了“开架式可能代替目录”的模糊认识, 更加重视目录和书目索引的工作, 同时通过展览、专架、图书介绍与推荐等工作的开展, 开辟出了指导阅读的新天地。因此, “凡有条件实行开架式的地方, 都应当实行这种或那种程度的开架式 (全部的或部分的) , 这样的时机已经成熟了”[21]。1959年的《图书馆工作》第8期上, 又有武宁生节译发表的《再论图书馆藏书的开架借阅》一文, 认为“借书处或阅览室的藏书的任何部分都完全可以实行开架借阅”[22]。
在开架的过程中, 要广泛地宣传开架服务制度, 使读者广而告之并自如地利用图书馆藏书。由闭架式走向开架式, 这是一种服务方式上的革新, 更是一种服务思想与内容上的革新, “开架式的实施要求重新改组读者服务工作和重新组织藏书”[22]。但是, 开架服务不可能消除读者服务工作中的所有问题, 只有不断地解决问题, 总结经验, 才会不断地完善开架服务。这两篇译文的发表, 否定了以前否定开架制度的思想与观点, 使我国开架制度在曲折中又回到了一个可以大力发展的关键性节点。1960年第1期的《图书馆学通讯》发表了辽宁省图书馆的《我馆的开架借阅工作是怎样巩固和提高的》一文。该馆于1959年1月开始对12万余册图书实行开架, 通过1年的工作, 开架制度“在方便读者, 扩大图书流通, 开展宣传辅导工作等方面, 都取得了不少成绩, 并且巩固下来了”[23]。深切体会到良好的开架制度是图书馆贯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为生产服务, 为工农兵文化普及服务的好形式, “是符合‘开门办馆’的方向和‘一切为了读者’的社会主义的特点的”[23]。实践证明了开架制度是一种好的服务方式, 进而开始在理论上支持开架实践。开架制度, 一定要有一个系统性的科学的工作方法与内容, “开架制度是包括馆员对读者的解答, 书刊的布置陈列, 目录资料的利用, 图书展览推荐的安排等等, 都应该从‘开架’的前提来考虑”[7]。开架制度, 促进了图书馆其他工作的开展, 如图书采访、图书布局、图书设备等, 图书馆的所有工作, 都要与“读者自己选书”有机结合, 因此, 开架制度是一种新的服务制度, 要求馆员具有更高的素养和责任感、使命感, “因此‘开架制’应该是一种充满思想性与科学性的新的服务制度”[7], 是一种为读者服务的技术、方式方法, 黄宗忠、彭斐章、谢灼华等也在理论上探讨了开架制度问题, 自此, 开架制度作为一种图书馆优良的服务制度, 在实践和理论上确定了下来, 但是直到90年代, 这一制度才在我国图书馆界全面展开。
4 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较为广泛地开展
建国初期, 图书馆主要解决了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问题, 对于图书馆的科学性问题, 还没有形成科学研究的风气, 图书馆学是不是一门科学, 还没有广泛坚实的认可度, 甚至还没有较好的认知性, 向科学进军, 为科学研究提供服务的号召, 加快了对图书馆工作科学性的认识步伐, 更是加快了对图书馆学科学研究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的认识, “图书馆为科学研究服务是我国图书馆学上一个新的课题, 必须有新的看法和新的作法”[24]。这一新的认识主要是:其一, 图书馆是一个文化学术机构, 而不是一个行政部门, 对干部的要求应具有政治、业务等方面的要求;其二, 图书馆学是一门专门的科学, 有成立一个学系的必要。
图书馆学科学理论较为广泛地开展与研究, 首先在北大、武大图书馆学系中较好地开展起来。在“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声中,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54班成立了学生科学研究小组, 班内75%以上的学生参加, 他们根据农村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 决定最先研究“农村图书室怎样管理图书”的研究题目[25]。该专修科在1955年5月5—6日举行了1955—1956学年科学讨论会, 讨论会上提交了由刘国钧、陈鸿舜、朱天俊、王凤翥等人撰写的4篇论文, 分别对于中国图书与出版事业、书目、图书补充、分类法等问题作了研讨, 参加这次研讨会的有北京图书馆、北京市图书馆、科学院图书馆、首都各高校图书馆、科研机关图书馆以及杜定友、李小缘、钱亚新等专家, 参加中小型图书分类法座谈会的各地代表也参加了研讨, 会议有160多人, 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的领导也出席并参加了5日的讨论会。这次研讨会十分成功, 除了论文作者的报告外, 还有到会的9位代表作了发言, 会议充满了学术研究、自由辩论的空气, “这不仅是北大图书馆专修科而且也是整个图书馆学界科学研究的良好开端”[26]。是月26日, 北大图书馆专修科还举行了第一次学生科学研究讨论会, 这次讨论会, 主要是展出了54班科研小组成立后, 经二、三个月的课余研究而获得的科研成果。全组18人, 共完成了9篇论文, 其总题目是“农村图书室的管理和流通”, 研讨会上有4篇论文进行了交流, 并进行了讨论, 刘国钧教授和陈鸿舜副教授在会上作了发言。
为了使毕业生达到一定的理论研究水平, 北大图书馆学系要求毕业班的学生人人开展撰写“学年论文”活动, 并于1957年4月28日晚上举行论文交流大会。会上宣讲了3篇具有代表性的论文:《大型图书馆读者分类目录中分析、互见和参照问题的研究》 (吕绍曾) 、《关于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在分类法中集中归为一类的意见》 (史永元) 、《1894—1911年目录学和民主革命的相互影响》 (王万宗) 等, 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亦于1957年5月3—6日举行1957年科学讨论会, 会上提交4篇论文:《关于〈中小型图书馆图书分类表草案的初稿〉的一些问题》 (皮高品) 、《高等学校图书馆人员编制及工作量的初步调查研究》 (陈颂) 、《新中国目录学的发展和现状》 (吕绍虞) 、《批判胡适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 (徐家麟) 。武汉地区的大专院校图书馆、专业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武汉市图书馆等单位的代表参会, 北京图书馆也应邀派出代表参会。一些公共图书馆也纷纷召开科学研究会议。如南京图书馆在1957年5月5日, 邀请杜定友作了题为“怎样钻研业务与培养专业精神”的报告。10月, 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广州地区各高校图书馆、科学院广州分院图书馆联合举办图书馆学讨论会, 科学研究工作在图书馆界较为广泛地开展了起来。
5 图书馆学研究规划的出台
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著名土壤专家柯夫达来华后, 任中科院院长顾问。他在相继考察了科学院北京地区、华东、华南各研究所和阅读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 提出了关于规划全国科学的建议, 编制15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 以提出和解决15年中最重要的科学技术问题。他的建议加快了制订中国第一个科技发展远景规划的过程。1955年10月, 国务院提出了编制“十二年科技规划”的任务。1956年1月, 国务院开始组织编制, 并成立了10人科学规划小组, 由范长江任组长。是年2月2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批准将10人科学规划小组改组为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该委员会于是年3月14日正式成立, 由陈毅副总理任主任, 后因工作调动, 改为聂荣臻副总理兼主任, 由李富春、薄一波、郭沫若、李四光为副主任, 张劲夫为秘书长, 随即开始了编制规划的过程。通过集中全国近200多位科学家、专家, 在北京经过7个月左右的时间, 完成了几百万字的科学规划文件草稿, 1956年8月21日, 《人民日报》专讯:“‘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 (草案) ’已经由科学家们初步编制出来”[27]。
图书馆学科属哲学社会科学领域, “在制定科学规划中, 在自然科学方面和哲学社会科学方面所采取的步骤是有些不同的”[28]。1955年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 1956年2月初开始了哲学社会科学12年规划草案的拟订工作。根据哲学社会科学的特征, 没有集中科学家、专家, 而是先由国内有关专家分别列出12年内的各项重要科目, 拟出重点研究问题和在这一时期中必须写出的重要著作, “在这个基础之上再提纲挈领地归纳为一个总的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8]。因此, “‘1956—1967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是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和国家有关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各部门提出草稿, 经过科学家讨论, 拟订出来的”[29]。规划包括哲学、经济学、法学、国际问题、历史学、考古学、少数民族研究、教育学、语言学、文学、艺术学、中国自然科学和技术史、档案学、图书馆学、博物馆学等十五个学科。在12年规划中, 图书馆学要解决的5大主要问题是: (1) 图书馆学、目录学的理论研究; (2) 研究中国图书史、图书馆学史、图书馆事业史和目录学史; (3) 研究与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的图书馆工作经验; (4) 图书馆的方法研究, 又细分为6个方面; (5) 研究世界各国特别是亚洲各国的图书、图书馆及目录的历史和现状。同时还制订了出版7大方面的重要著作的计划。这一规划成为图书馆12年向科学进军的奋斗计划, 是图书馆大力开展科学研究的设计蓝图。这一规划, 主要集中了图书馆界刘国钧等在京专家的智慧。1957年9月19—21日, 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图书组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 出席人员有组员陶孟和、谢冰岩等12人 (左恭、杜定友缺席) , 列席人员有陈士骅等10人, 会议期间, 由组员推选出了陶孟和、谢冰岩、左恭、刘国钧及高教部代表为常务组员[30]。此后的图书馆学研究, 大致按照规划不断前进。
6 全国图书馆工作会议的召开
全国图书馆工作会议召开的路向, 是由代表广大基层的工会图书馆首先召开的, 再由面向广大民众的公共图书馆界, 进而再由高校图书馆召开, 之后又召开了科学院系统的图书馆工作会议, 如此, 由工会基层开始, 由易到难, 不断深化了图书馆的管理思想和服务内容。
在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即将来临之时, 以农业为基础, 以工业为主导, 全国工农业战线需要文化的支持。在城市, 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产业工人队伍, 对文化的需求越来越高涨, 工会图书馆获得很快的发展。为了更好地统一思想和步骤、行动, 全国总工会决定于1955年下半年召开全国工会图书馆工作会议。为开好这次会议, 中华全国总工会从是年春季展开调查工作:“春, 东北图书馆派牟仁隆参加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组织的‘工会图书馆工作调查组’, 其后又参加了‘全国工会图书馆工作会议’的筹备工作和会务工作”[31]。7月11—18日, 全国第一次工会图书馆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各产业工会、各省市和部分基层工会图书馆工作干部等100余人参加会议, 会议讨论并确定了工会图书馆的方针任务:“工会图书馆是工会组织向职工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阵地, 它应在国家文化事业的方针下, 适应工会工作的要求, 贯彻面向基层, 为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的方针”[32], 进一步规定了工会图书馆的服务方向。会议结束后, 各省市自治区的工会组织纷纷召开会议贯彻全国第一次工会图书馆工作会议的精神。
1956年7月5—13日, 文化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图书馆工作会议。会议明确提出了图书馆工作的两项基本任务:“一项是向广大人民群众广泛流通图书, 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 进行文化教育工作, 以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和文化水平, 动员他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劳动积极性;一项是向科学研究工作者提供图书资料, 促进科学的迅速发展”[33]。图书馆工作如何为科学研究服务, 这一问题成为会议的中心议题。会议对界内存在的有碍为科学服务的现象作出了批评, 并提出了迅速消除这些障碍的措施: (1) 迅速组织力量, 及时整理现有图书并加速补充新书; (2) 编制专题目录为科学研究服务; (3) 有条件的图书馆应开辟科学阅览室, 以供科学研究者的研究场地之用; (4) 大力改进借书方法, 广泛提供古今中外读者需要的有价值的图书。会上广泛深入的讨论“这对于图书馆为科学研究服务的工作开展, 将起着重大的作用”[34]。
为了深入贯彻、理解会议精神, 解决如何为科学研究服务的问题, 《图书馆工作》杂志还专门发表了全国图书馆工作会议的两个参考文件:一是《上海市报刊图书馆的报刊资料索引工作》, 介绍了他们编制索引的指导思想、方法和工作体会, 总结了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的措施。二是《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如何以地方文献为科学研究服务》, 介绍了地方文献的搜集、目录工作和提供服务等内容, 这些实践经验对于当时图书馆界开展为科学研究服务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会后, 全国各公共图书馆进行了广泛的传达, 并积极组织各图书馆贯彻落实会议精神, 迅速将为科学研究服务工作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
全国高校图书馆工作会议是于1956年12月4—14日在北京召开的, 到会代表有241人, 列席代表60人, 包括各类高校图书馆及部分公共图书馆的负责人及省市高教局、文化部、教育部等单位。
为了更好地、有针对性地开好会议, 高教部于7月30—31日组织了北京市高校图书馆工作座谈会, 主要调研、讨论的问题有: (1) 高校图书馆工作的方针任务和地位与作用; (2) 高校图书馆的组织机构、编制及干部的培养和提高; (3) 高校图书馆藏书的整理、补充与调剂; (4) 高校图书馆的基建、设备、经费等问题。会议通过大会发言、小组讨论、现场参观、调研等形式, 主要交流了: (1) 图书整理调拨的经验; (2) 补充采购的经验; (3) 分类编目的经验; (4) 编制索引的经验; (5) 图书馆与资料室分工合作的经验; (6) 培养干部的经验; (7) 规章制度和管理工作上的经验等内容。
在全国高校图书馆工作会议上, 代表们广泛地讨论了高校图书馆的各个方面, 尤其是对高校图书馆的性质和地位、书刊的补充和利用、干部的培养和提高、图书馆的合作协调等问题, 提出了很多意见和建议, 并着重讨论了高校图书馆试行条例和图书馆协调问题。会上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图书馆试行条例》 (草案) 、《高等学校图书馆馆际互借办法》 (草案) 等4个文件, “召开会议的三个目的:明确方针任务、交流经验、解决一些可能解决的问题。这次大会基本上是达到了”[35]。高校图书馆正式定位为“高等学校图书馆是为教学和科学研究服务的学术性机构”[36]。这一规定, 在中国图书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许多代表在会议期间就认为“这次会议是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的新的里程碑, 这种估计是恰当的”[35]。
这三次全国性的图书馆工作会议, 表明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认识不断深化、进入了较为成熟的阶段。最早召开的全国工会图书馆工作会议, 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工会图书馆的方针任务, 主要是根据工会图书馆的实际情况, 解决更好地为读者、为生产服务问题。全国公共图书馆工作会议的召开, 则除了解决好为读者服务问题外, 更重要的是确定了“为科学研究服务”的问题, 从而提出了图书馆工作本身的科学性问题, 如何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 深化为读者服务的问题, 使图书馆的工作, 向重视科学性、专业性、针对性等方面转移, 在广范围的服务基础上, 做好个性化服务, 从而使图书馆广泛性与深度服务相结合, 并根据公共图书馆的整体性, 划分出了普及性与深度化服务不同的层面。全国高校图书馆工作会议除了上述内容外, 更是确定了高校图书馆服务性与学术性的定位, 图书馆是“学术性机构”的定位, 表明了高校图书馆 (包括专业图书馆和省级以上图书馆和具有条件的市级图书馆) 不仅是一个服务性机构, 不仅要为科学研究提供广泛、深入的服务, 同时, 本身也应大量开展科学研究工作, 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确定战略发展方向。
7 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
“向科学进军”的号召, 激发了图书馆界对学术研究的激情。1956年5月26日, 中共中央召开由北京知名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参加的会议, 陆定一作了“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报告, 强调“如果没有对独立思考的鼓励, 没有自由讨论, 那么, 学术的发展就会停滞”[37]。一个把向科学进军和科学规划结合起来, 把百家争鸣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相结合的研究热潮在全国兴起。图书馆界在是年开展了全国性的科学论文讨论会, 这次会议成为中国图书馆界大力开展科学研究、百家争鸣的重要事件。
1956年12月27—30日, 在南京图书馆举行了第一届图书馆学科学论文讨论会,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十一个省市六十三个图书馆的一百多个图书馆工作者。这次会议上宣讲和讨论了十五篇论文”[38]。会议进行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 其中最受关注的有两篇文章:一篇是杜定友的《图书馆建筑面积的节约问题》, 这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而正引起图书馆界重视、关注的问题。由于图书馆事业的快速发展, 馆藏文献的快速增长, 图书馆的“房荒”已成为普遍存在的问题。代表们对文中的建筑面积的分配、书架形式与排架制度等提出了一些疑问和不同的意见, 并希望作者尽快将论文修改发表, 以有助于图书馆界对这一难题的解决。另一篇是汪长炳提交的《对怎样编写中国图书馆事业史的研究》一文, 对图书馆史的分期等问题进行了较多的讨论, 认为应以图书馆的性质、作用作为图书馆史的分期标准, 进而提出了中国图书馆史的分期。有代表认为图书馆事业史应与中国书史的发展紧密结合, 分期不能过于简单。会议期间, 苏联图书馆学专家雷达娅作了“科学书籍宣传”的报告, 提出图书宣传的重要性以及宣传的方式方法和对图书馆员的要求。这次讨论会, 亦成为图书馆界大力开展学术研究的动员会, 会后, 许多图书馆还对讨论会的论文组织学习, 推动了图书馆界的科学研究, 指导馆员明确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
在提倡百家争鸣的社会大背景下, 针对社会上还有许多人员不明确图书馆学是怎样一门科学的状况, 亟需一个权威性的对图书馆学的认识。在这一情况下, 刘国钧于1957年初发表了《什么是图书馆学》一文, 阐述了图书馆学的性质, 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内容、范畴, 图书馆学与目录学和其他一些关系, 解答了图书馆学是不是一门科学等问题。这篇文章发表后, 随即引起全国图书馆学界的注意, 一些单位组织讨论这篇论文, 其中最为深入的是北大图书馆学系的讨论会。
刘国钧的文章获得了与会者的一致肯定, 认为该文写得很及时, 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通过对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内容和范畴的论述, 确立了新时期图书馆学理论的基础, 从理论上确立了图书馆学是一门科学, 促进了全国对图书馆学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展。同时又展开了热烈的学术讨论, 各自阐发了不同意见。例如, 北大科学讨论会的与会者一致同意刘国钧关于图书馆学是一门科学的观点, 但对属于何种学科有着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是综合性学科, 而不属于社会学科, 之后还有人认为属于自然科学范畴, 等等。这一问题一直讨论到80—90年代。关于图书馆学的组成部分, 有的认为文章具有局限性, 而应当吸收分面分类方法中“面”的概念和方法, 组成5个图书馆学内容的面, 即图书馆的主体;组成要素、方法、制度;原理、原则、方法运用;地域性;时代性等, 由此而在任何一个方面可结合其他4个方面进行研究。尤其是对于“要素”问题, 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认为要素的提出不够完善, 只说明了图书馆事业不能缺少什么, 而不能说明图书馆事业是什么, 有的认为要素的提出, 割裂了图书馆事业的整体性等等。刘国钧在最后的发言中, 认为“区分为五项要素并不等于孤立地对待每一项要素。这是一个研究方法问题, 不是研究内容问题, 因此不能据此断定这是将图书馆事业分割开了”[39]。至于5个要素的划分, 是可以进一步探讨的, 对要素的研究, 亦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有所变化。可以说, 这一时期是中国图书馆学史上民主争鸣、学术商讨的最佳时期之一, 尽管这一时期并不长。
1957年5月20—24日, 文化部两次召开图书馆学专家座谈会, 著名专家学者王重民、刘国钧、汪长炳、邓衍林、陈鸿舜、程德清、张申府、顾家杰、张天麟、刘德元、董明道、杜定友、冯陈祖怡、梁思庄、刘世海等参加, 对图书馆事业的领导、藏书、协作、干部培养以及图书馆学研究等问题提出了批评和建议。为了更多地听取有关图书馆学建设的意见, 高教部综合大学司, 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图书馆处与北京大学联合组织1957年5月23日在北大召开座谈会, 与北大图书馆学系全体教师和同学举行了座谈, 相关领导于北辰司长、谢冰岩副局长、图书馆处副处长、北大校长助理严仁赓教授等出席了座谈会。大家对图书馆学不受重视、培养目标不明确, 人力物力支持不够及教学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意见。在听了师生的发言后, 谢冰岩副局长当场表态:“对于北大图专过去关系不明确, 帮助不够, 现在大家提出的问题能及时解决的就立即解决;不能解决的, 也认真研究, 再作说明”[40]。并要求大家共同努力, 为多培养社会主义图书馆事业的专业人才而努力。这种“大鸣大放”的民主氛围一时弥漫全国。《图书馆工作》编辑部亦于5月21日召开相关的座谈会, 出席座谈会的有中宣部、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图书馆的工作人员20余人, 提出了许多意见, 如文化部对机关图书馆不够重视, 机关图书馆缺少领导、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生使用不当, 应当充实基层图书馆等问题[41]。此时图书馆界和其他各界一样, 民主争鸣的风气达到建国后的最高点。
8“一书一文”的产生
《社会主义图书馆学概论》一书的问世, 是50年代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过程中最具代表意义的成果之一, 亦可说是这一时代图书馆学理论成果的标志之一, “它标志着, 在这门科学方面, 我们已开始在系统地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42]。
1958年11月23日, 文化部在新成立的文化学院举办了第一期图书馆研究班, 学习对象“是全国省、市、自治区图书馆馆长、副馆长和某些负责干部49人, 自去年十一月廿三日开学, 经过五十多天的紧张学习, 已于一月十四日结业”[43]。
该班的学习分为4个单元:共产主义教育;总结工作, 明确方针任务;交流经验, 提高业务水平;参观实习。为向1959年元旦献礼, 在领导的大力支持下, 决定编制《社会主义图书馆学概论》一书。在短短2个月的学习期间, 学员们争分夺秒, 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总结了工作, 重点是大跃进以来的工作, 随后进入分头执笔写作阶段, 在元旦前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图书馆学概论 (初稿) 》的编写, 这是一个集体项目, 受到文化学院从上到下的高度重视, 院长亲自领导了从拟订编写提纲到定稿的工作, 执笔者达20人。
初稿完成后, 即在《图书馆学通讯》1959第1—2期上连载, 受到图书馆界的普遍关心与重视, 不少图书馆专门组织了讨论、学习, 一些训练班将其作为教材, 许多学者写了感想、学习体会和商榷等文章在刊物上发表。山东省图书馆于是年3月2日召开学习委员会会议, 研究决定将《社会主义图书馆学概论》 (初稿) 作为全省县市图书馆干部上半年业务学习的主要内容。重庆市馆拟于4月中旬将全市及本馆对“概论”所提意见汇总寄京, 以作修改初稿时的参考。哈尔滨市图书馆以讲座的形式组织全市图书馆工作者进行学习, 讨论内容除按“概论”体系分为6讲外, 还拟增加自然科学基础知识4讲。该书在1960年11月出第1版, 1961年2月即第2次印刷[44]。
《社会主义图书馆学概论 (初稿) 》分6章:图书馆事业的基本方针和基本任务、社会主义图书馆事业的建设、一切为了读者、图书工作、业务辅导工作、图书馆的分工和协作及结论与结束语共分8部分, 研究的针对性很强, 正如题名那样, 主要是针对“社会主义”历史阶段, “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南, 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基础, 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的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规律的科学”[45], 以批判为先, 先“破”再“立”, “文化有阶级性, 图书馆也有阶级性”[45]。认为图书馆界存在“清高”“超阶级”等思想, 并批判了杜定友、刘国钧的相关思想:“总之, 他们所宣扬的是什么‘超阶级’的‘图书馆学’。我们这本小书所要研究的却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图书馆学’”[45]。认为社会主义图书馆学所要研究的内容主要有:图书馆事业的基本方针和基本任务, 图书馆事业的建设原则, 图书馆的各项工作, 图书馆的分工与协作, 图书馆事业的展望等。它的基本任务是大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向广大劳动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为社会主义建设、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服务;为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服务。这部著作成为以后开展图书馆学研究的一块基石。
1959年1月10日, 黄宗忠的《略谈“人民公社图书馆”》在《新文化报》上发表, 引起了学术界、尤其是图书馆学界的高度关注, 图书馆界的理论刊物《图书馆学通讯》, 迅速于1959年第1期上“略经编者删改”而发表, 并在文后附“编者按”:“如何建立和办好人民公社图书馆是目前我国图书馆工作中的新问题。文中某些论点和提法, 如关于普及与提高问题, 颇值得注意和研究, 希望大家展开讨论”[46]。意欲通过对人民公社图书馆的讨论与研究, 将图书馆界的一些理论与实践问题抽象、提炼出符合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理论基础。
随后《图书馆工作》于1959年第2期上摘要发表了该篇文章, 并在文前发表“编者按”, 认为“元月10日的《新文化报》刊载了黄宗忠同志写的一篇文章, 对目前人民公社图书馆工作中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人民公社图书馆的方针任务的问题, 组织领导的问题以及图书来源、图书的宣传流通及其他管理工作等问题作了论述”[47]。并希望读后把自己的看法写给编辑部以便讨论。
该文论述了人民公社图书馆的性质、方针和任务。它的性质是:在党的领导下, 公社自办的群众性文化组织, 因此, 它的资金、人员、设备等都由公社解决;是对社员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基地;是我国现阶段公共图书馆系统的基层组织。其工作方针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为生产服务;开门办馆, 勤俭办馆;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主要任务是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社员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帮助社员普及和提高科学技术知识和文化知识。
由于人民公社图书馆的发展势头迅猛, “据1958年9月的初步统计, 全国有农村图书馆、室41万个, 比大跃进以前的20万个增加一倍多”[48]。, 赋予公社图书馆时代的重任:“公社图书馆的建立, 不但是目前五亿农民的迫切要求, 也是他们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文化生活中极其重要的因素”[49]。全民大办图书馆事业, 5亿农民需要图书, 标志着我国图书馆事业跨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照此发展到一定程度, “人民公社图书馆就会成为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基础和主体, 人民公社图书馆学也将成为图书馆学的主体”[48]。
尽管随后人民公社图书馆的发展迅速衰落, “人民公社图书馆学”也成为无本之源, 难以为继, 但是, 这种对新生事物的敏感性, 并欲从理论基础上去构建图书馆学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极好地促进了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发展, 若干年后“矛盾说”的提出, 即是有力证据。
9“矛盾说”的产生
1957年初, 刘国钧发表了《什么是图书馆学》一文。对于这样一篇经典性的文章, 黄宗忠曾作评:“一个没有读过刘先生此篇文章的图书馆学本科毕业生, 根本不能说是‘科班出身’”[50]。文章发表后, 刘先生在对一些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问题进行思考研究的基础上, 并在1957年2月27日起, 为北京图书馆干部业务学习训练班授课, 内容为《图书馆学概论》, 后形成油印讲稿。这篇讲稿后由王子舟教授整理发表于2007年《图书情报工作》第3期上, 并有“《图书馆学概论》整理说明”一文, 介绍刘先生在讲稿中开始运用事物的矛盾观来论述图书馆的矛盾:“现在图书馆也保管藏书, 但不是主要任务。我们要使图书在读者中间流通。一方面要保管, 一方面要流通, 这中间存在着矛盾, 解决这一矛盾是现代图书馆学的任务之一”[51]。尽管刘先生在这里并没有明确指出保管与流通是图书馆的主要矛盾, 但是, 分析其意愿应该是将这一问题作为主要矛盾处理的, 因为图书的流通状况是衡量图书馆办得好坏的主要标准和主要任务, 同时指明了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图书的流通, 而非保管。除了要研究保管和流通矛盾外, “我们还应该分别深入研究图书馆的各个要素”[51]。可见, 此时的刘先生已开始考虑在“要素说”的基础上, 深入其中去找出主要的矛盾问题。
在图书馆学刊物刊发的文章中, 题名中最早出现“矛盾”一词的是《认真地学习和宣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 这是一篇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的学习认识, 提出“认真地学习和宣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问题, 这是当前每一个工作同志的迫切任务”[52]。
最早在图书馆界开展用“矛盾论”的思想探讨研究对象的并非图书馆学领域, 而是目录学领域。最早提出目录学研究对象的“矛盾说”者是陈光祚先生, 他所提出的观点在学界引起重视并开展了学术讨论与争鸣。
1962年, 黄宗忠在《武汉大学学报 (人文科学) 》第2期发表了《试谈图书馆的藏与用》一文。文中运用马列主义原理和毛泽东在《矛盾论》中阐述的科学对象区分思想, 提出了图书馆的“藏用矛盾”问题, 这是对图书馆“收藏与利用”特殊矛盾的分析研究后提出的一种理论, 认为“藏与用是图书馆工作的两个方面, 构成了图书馆工作的基本内容”[53]。翌年, 黄宗忠、彭斐章、谢灼华又合作撰文《对图书馆学几个问题的初步探讨》, 发表于1963年《武汉大学学报 (人文科学) 》第1期。文中对“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问题”亦作了专门的研究。他们运用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关于“科学研究的区分, 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 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 就构成某一科学的对象”的论述为依据, 进一步阐明了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特有矛盾是:“图书馆搜集、整理、保藏图书与读者共同使用图书的需要之间的矛盾”[54]。并进一步从理论上阐明了为什么说这一对矛盾是图书馆事业特有的矛盾, 这一特有的矛盾也就形成了图书馆学特有的研究对象。从特有的研究对象出发, 给出了图书馆学的定义:“图书馆学是关于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科学, 说明图书馆搜集、整理、保藏图书并利用图书, 供一定阶级的读者共同使用的规律”[54]。可以说, 通过此文, 更加夯实了“矛盾说”的理论基础。学界通常将黄宗忠提出的“藏用关系”的矛盾作为“矛盾说”的正式起始期, 作为对一个理论较完整提出的认定, 这是符合史实的。
1 0 结语
新中国成立初的17年, 从新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角度分析, 大致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图书馆事业恢复阶段 (1949—1952) ;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阶段 (1953—1956) ;跃进再跃进、中心多变化、研究难深入阶段 (1957—1959)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阶段 (1960—1966) 。在这一进程中, 图书馆学术思想的研究经历了一个发展高潮。这一学术研究的高潮, 经历了一段酝酿期, 并于1957年进入中国图书馆学术研究史上的第二次高潮期。但是, 这一高潮比较短暂, 至1960年, 进入了衰退、调整期, 直至“文革”开始。
这一过程, 最先开始的学术研究是对新型的分类法的学术思想的研究与新的分类学术思想体系的形成。同时, 加强了对图书馆任务、定义的研究与确定, 形成了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服务思想与宗旨, 即为工农兵服务、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 为社会主义革命和事业服务。由在解放初期与博物馆、文物等领域合办的《文物参考资料》的阶段过渡到图书馆学创设新刊, 从而使新时期的图书馆学研究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通过开架服务的否定之否定的实践与理论研究的过程, 厘清了为谁服务、如何服务等的一些问题。
在我国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过渡阶段的历史使命后, 全面进入到了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历史阶段。图书馆界根据全国发展的需要, 及时提出了“为科学研究服务”的发展方向。1957年《什么是图书馆学》一文的发表, 标志着我国图书馆学研究进入到了高潮期。“1956—1967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的12年规划中, 规划了图书馆学要解决的5个主要问题。在此东风鼓舞下, 全国图书馆工作会议和全国高校图书馆工作会议的召开以及全国学术研讨会的召开, 大大地加快了图书馆学术研究的步伐。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中, 形成了一种生动、活泼的研究特性, 出现了一批具有代表意义的学术成果。无论是在图书馆学、目录学、图书馆史、基础理论研究等方面, 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方面, 产生出了标志性的“矛盾说”, 这些成果作为这一时期的宝贵财富而载入我国图书馆学史册。
简言之, “17年”时期取得的主要成绩大致可归纳为: (1) 党和政府的领导, 开始走上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事业的发展道路; (2) 新的历史时期的图书馆定义、宗旨的确定, 指明了图书馆在新时代的发展方向; (3) 新时期服务对象的确定与服务宗旨的落实, 开创了图书馆为社会服务、为读者服务的全新的历史; (4) 全国一盘棋思想的巩固和发展, 促进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构建了新时期图书馆事业发展体系, 以中长期规划、全国图书协调方案等规划的制订、以检索语言为代表的统一化、规范化的发展、学术研究和实践经验的探讨、交流, 图书馆事业和学术思想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5) 充分发挥人民大众主人翁的思想, 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从而在工作中创新不断; (6) 通过不断的探讨、摸索, 基本构建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初期的图书馆学体系。 (7) 培养出了大批专业人才, 快速形成了图书馆第三代代表人物, 不断满足快速发展的图书馆事业对人才的需求。
同时, 也要看到, “17年”的发展是在曲折中前进的, 其教训也是沉重的: (1) 由于强调阶级斗争观念, 并逐步走向“以阶级斗争为纲”, 偏离了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的方向, 这是17年中曲折道路的主要方面; (2) 在较大部分时期内没有广泛地落实好知识分子政策, 尤其是对一些深具爱国主义思想的老专家、老学者不公正的对待, 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 (3) 政治思想批判不断。在图书馆界, 以阶级斗争的思想对学术思想进行批判大致始于1954年, 以反右斗争和拔白旗、插红旗阶段表现最烈; (4) 在任何时候都要按照科学、按照事物的规律办事, 而不能盲动; (5) 应重实践工作中的科学性创新, 重基础理论的指导, 紧紧抓住图书馆宗旨不放松; (6) 在学术研究中必须真正贯彻双百方针, 靠事实、讲道理, 以理服人, 决不能进行无基础的或主观的先有结论后“讲道理”的方式, 这种蛮横的“讲理”方法是任何时候都必须批判的。
总而言之, 在17年的发展历史中, 我国图书馆学术思想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它为20世纪后半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规定了方向。同时, 由于逐步强调政治挂帅, 强调阶级斗争, 这一时期所走过的道路是颇为曲折的, 但无论从何角度对其评价, 17年图书馆的发展史对以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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