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初, 苏联解体冷战结束, 两极对立格局消失, 美国“一超独大”的国际格局凸显。2001年“9·11”事件后, 美国单一霸权地位受到挑战, 区域一体化进程明显加快, 区域组织不断产生。在此背景下上海合作组织成立。 

　　一、“上海五国”机制为上合组织创立奠定基础 (1996—2000) 

　　苏联解体后, 中亚地区暂时成为大国无暇顾及的“真空”地带。苏联与中国的边境问题成为俄罗斯、中亚国家与中国的边境问题, 需要继续谈判解决。1995年前后, 中亚周边相继出现了一些新的不稳定因素, 如爆发车臣战争、纳卡战争、阿富汗内战、“三股势力”冲击、塔吉克斯坦国内动乱等。中国、俄罗斯和中亚国家都认识到建立稳定的边境至关重要。 

　　1996年4月26日, “上海五国”元首会晤, “上海五国”机制正式建立。俄、哈、吉、塔四国作为一方, 与中国进行“五国两方”谈判, 五国签署的《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成为“上海五国”机制建立的基础。 

　　1997年“上海五国”元首第二次会晤期间, 中俄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1998年7月, “上海五国”元首第三次会晤主要探讨了地区安全、经济合作等问题, 这次会晤由前两次以中国为一方, 俄、哈、吉、塔为另一方的双边会晤变为五国之间的多边会晤, 即从“五国双方”, 变成了“五国五方”会谈, 谈判内容从边境问题扩展到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加强地区经济合作, 标志着“上海五国”机制转变进入到一个新的层次。1999年“上海五国”第四次元首会晤发表了《比什凯克声明》。2000年“上海五国”第五次会晤在杜尚别举行, 从世纪之交的高度总结了“上海五国”的发展历程, 规划了五国面向21世纪的发展前景, 在“上海五国”框架内建立了五国执法与安全、国防、外交等部门领导人的会晤机制。这次会晤与前四次会晤的区别在于:一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会晤;二是中亚另一大国乌兹别克斯坦作为观察员国参加会晤。其间, 江泽民主席提出了“睦邻互信、平等互利、团结协作、共同发展”的十六字“上海五国”精神。“上海五国”精神为国际社会寻求超越冷战思维, 探索新型国家关系、新型安全观和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提供了重要经验, 为“上海精神”形成奠定了基础 (1) 。 

　　“上海五国”机制为中国与俄、哈、吉、塔加强边境军事互信奠定了基础, 成功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境问题。“上海五国”机制倡导和谐理念, 维护中亚安全与稳定;倡导以和平方式解决本地区各类纷争与冲突;倡导共同努力, 推动区域合作发展。“上海五国”以相互信任、裁军与合作安全为内涵的新型安全观 (2) , 为上合组织成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和精神基础。 

　　二、创建以“上海精神”为指导的区域合作新模式 (2001—2006) 

　　中、俄、哈、吉、塔五国以建立边境军事互信为基础, 从“上海五国”机制到成立上海合作组织, 实现重大转变。在“上海五国”举行元首第六次会晤期间, 乌兹别克斯坦以平等身份加入“上海五国”机制。2001年6月15日, 中、俄、哈、吉、塔、乌六国元首签署《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 上合组织正式成立, 向世界宣告“互信、互利、平等、协商, 尊重多样文明, 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宣告中俄两国首创的以结伴而不结盟为核心的新型国家关系, 提供了以大小国家共同倡导、安全先行、互利协作为特征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 (3) 。 

　　2001—2006年是上合组织机制“建设期”, 成员国在此间致力于建立高层会晤机制, 以保证组织运行的权威性、高效性和顺畅性。元首峰会是上合组织最高决策机构, 每年轮流在成员国之间举行, 就本组织最重大事项、战略发展等问题做出决定和指示。元首峰会下设总理会议, 每年轮流在成员国举行一次, 重点研究组织框架内多边合作的战略与优先方向, 解决经济合作等领域的原则和迫切问题, 并批准组织年度预算。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成员国外长理事会, 议长、安全会议秘书和其他各部长会议等机制是在本组织发展壮大过程中逐步丰富起来的, 这些定期会议机制已经涵盖成员国政府几乎所有职能部门。2004—2005年, 上合组织先后成立了秘书处、地区反恐机构、实业家委员会、银联体和上海合作组织论坛等机构, 这些机构在各自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此间, 上合组织还与联合国、独联体、欧盟等国际组织签署谅解备忘录并建立关系。 

　　(一) 成立初期经受考验 

　　上合组织成立初期的第一个五年, 国际风云变幻, 组织发展曲折, 但逐步站稳了脚跟, 成为一个地区合作组织。其间, 上合组织经受了2001年“9·11”事件和2005年中亚地区发生的“颜色革命”两次考验 (4) 。“9·11”事件对上合组织冲击巨大, 该事件引发了国际局势和中亚地区形势的巨大变化, 上合组织继续存在的必要性遭到质疑。而发生在中亚地区的“颜色革命”又对上合组织的发展提出两个重大问题:一是“颜色革命”被认为是在西方干预下发动的, 通过“颜色革命”上台的政权往往具有亲美的政治倾向, 新政权会不会改变对上合组织的政策和态度?二是当中亚地区出现由于内部政治原因引起的动荡时, 上合组织应置身事件外, 还是积极干预?若上合组织不顾中亚国家的“颜色革命”, 置之于不顾, 那么, 其能力将受到质疑 (5) ;若上合组织积极干预, 就会违反上合组织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实践证明, 上合组织经受住了“颜色革命”引发的动荡与考验。 

　　“9·11”事件以后, 美国开始打击恐怖主义, 对伊斯兰世界进行全面“民主化”改造成为美国的全球战略, 在“大中东战略”下, 美国先后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同时, 美国打着“反恐”的旗号, 进入中亚, 在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建立了军事基地和设施, 并且部署了军队。由于美国对中亚的不断渗透, 导致中亚地缘政治格局和安全形势发生重大变化, 在客观上造成上合组织成员国关系复杂化, 影响了成员国的凝聚力, 给上合组织合作带来障碍和挑战。但从另一角度看, 美国推动的“颜色革命”对中亚各国执政当局构成严重威胁, 反而促使成员国的安全合作更加紧密。 

　　(二) 构建安全与经济“双轮驱动”合作 

　　冷战结束后, 非传统安全问题逐渐成为影响中亚地区安全的重要因素。上合组织以建立军事互信为起点, 从传统安全合作逐渐向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转变。2001年成员国签署《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 首次对“三股势力”进行定义, 2003年制定了恐怖组织与恐怖分子的认定标准。上合组织成员国在打击“三股势力”方面达成诸多共识, 安全合作不断加强, 逐步走向机制化。 

　　上海合作组织除了加强安全合作外, 还不断努力建立经济合作协调机制, 完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 明确合作目标。2003年成员国签署《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 明确了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的优先方向和“长期、中期、短期”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 (1) , 其中, 长期目标是到2020年前实现区域内货物、资本、服务和技术的自由流动。2004年成员国批准了《上合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 (落实措施计划) 》, 涉及11个领域、127个项目。这一阶段, 上合组织开展经济合作的主要原则是平等互利;遵循国际通用规则, 实事求是, 稳步推进;以双边合作推进多边合作 (2) 。除建立了总理会晤机制、各部长级会议机制外, 上合组织还设立了海关、质检、电子商务、投资促进、发展过境潜力、能源、信息与电信七个重点合作领域的专业工作组。 

　　此阶段上合组织主要面临两个问题:第一, 上合组织需要明确自身定位。一方面指要明确政治定位。即上合组织的性质是什么。《上海合作组织宪章》和许多宣言都已经表明, 上合组织是坚持“三不原则”的地区组织, 同时, 是保持独立原则和立场的地区组织。其政治定位是相对固定的。另一方面要明确功能定位。上合组织的功能定位是动态变化的, 即上合组织自身的发展变化, 国际和地区形势的变化, 上合组织的“公共产品”需求的变化。上合组织从边境军事互信, 到开展安全合作, 再到安全与经济“双轮驱动”合作, 是一个自然的逐步拓展过程。从现有一些国际组织的实践看, 同时具有安全与经济两个功能的国际组织在运作上比较困难。许多地区组织均以单一功能为主。如北约的功能是军事安全, 欧盟与东盟的主要功能是政治经济, 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是安全组织, 而上合组织的功能是政治、经济与安全。第二, 安全合作与经济合作的关系是什么。实际上, 安全合作与经济合作并不矛盾, 上合组织始终把坚持安全与经济合作作为主攻方向。 

　　2001—2006年, 上合组织确定了未来工作三大重点方向:第一, 首要是安全合作, 其次是经济合作, 要构建安全合作与经济合作“双轮驱动”发展, 经济合作中的重点是能源合作。2003年上合组织政府总理会议达成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 在纲要中优先提出能源合作问题。第二, 上合组织的功能定位应该适当转变, 在国际事务中应该更活跃。从本阶段实践看, 上合组织主要关注内部的合作和事务, 对外部国际事务关注较少。上合组织在未来要更加积极主动参与国际重大事务, 对地区和国际重大问题不仅要发声, 还应该有明确的政策和行动。第三, 上合组织应通过扩员和参与地区及国际重大问题, 不断扩大自身的影响力。上合组织今后在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方面的作用将逐步增强。 

　　三、从“双轮驱动”拓展到多领域合作 (2007—2011) 

　　2007—2011年, 上合组织进入第二个五年, 这是上合组织机制完善与合作领域拓展的阶段。这一时期, 北约不断东扩, 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2008年以来, 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相继爆发, 世界经济发展放缓。2009年中国新疆爆发“7·5”事件, 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爆发民族冲突和骚乱事件。这些事件表明, “三股势力”的活动日益猖獗, 对中亚地区经济发展与安全稳定造成越来越严重的威胁。为应对世界金融危机, 上合组织成员国积极采取措施加强双边和多边合作, 在推动经济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达成诸多共识, 经济合作取得一定成效;为了减少“三股势力”的影响, 上合组织成员国重点加强安全防御能力建设, 强化成员国共识, 增强共同行动的决心;建立使用共同力量的机制, 解决安全机制快速反应与合作问题;寻求成员国的利益共同点, 明确安全合作的行动方向。这一阶段, 上合组织合作主要在安全、经济、人文领域开展。 

　　(一) 构建综合安全体系和新安全观 

　　上合组织通过扩大安全合作逐步完善综合安全体系。本阶段上合组织安全防务工作的主要内容包括:反恐维稳、情报交流、军事训练、标准研发、军事技术合作、维和行动、边境管控等。上合组织成员国不断完善军事安全机制建设, 坚持持续打击“三股势力”, 推动安全合作向多领域、纵深化方向发展。 

　　上合组织综合安全体系新理念强调, 安全合作要坚持“共同安全、集体安全”, 坚持“互利共赢”合作。上合组织安全合作的原则是“多元开放”合作机制和“平等协商”合作关系, 这形成了上合组织全新的安全观 (1) 。上合组织新安全观与北约的安全观形成鲜明对比, 上合组织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原则, “以互信求安全、以互利求合作”;北约是结盟性组织, 有鲜明的针对性, 坚持对外遏制战略, 奉行“零和游戏”规则。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 上合组织形成了包括军队、警察、情报、检察院、法院等强力部门在内的多渠道、多层次、多领域和多功能的安全合作机制, 为维护地区安全、协调成员国利益、遏制北约东扩、打击“三股势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 经济合作迈进务实阶段 

　　在2007年乌兹别克斯坦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理事会第六次会议上, 与会各国领导人一致强调, 深化和扩大务实合作、实现共同发展是成员国的共同愿望和目标, 是上合组织不断发展的关键所在。 

　　第一, 基础设施领域合作。2006—2011年, 上合组织成员国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不断加强:电信、交通、水利、电力、生产加工、工程承包等领域的合作表现尤为突出。此间, 在中国优惠信贷和上合组织银联体等资金的支持下, 中国援助塔吉克斯坦的220千伏输变电工程、500千伏南北输电线路项目以及中哈第二条铁路、中哈马伊纳克水电站等工程陆续竣工。 

　　第二, 能源领域合作。上合组织成员国围绕《上海合作组织多边经贸合作纲要》确立了19个合作项目。哈萨克斯坦通往中国的“阿塔苏—阿拉山口”石油管线一期工程、中哈天然气管线一期工程、中国—中亚天然气管线工程、俄罗斯远东斯科沃罗季诺到中国大庆的“中俄原油管道”等工程陆续竣工, 标志着上合组织成员国双边、多边能源合作取得重大进展。 

　　第三, 金融领域合作。上合组织金融领域合作与经贸合作相比发展缓慢, 但2007—2011年各成员国间在金融领域的合作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2007年中国向上合组织成员国提供12亿美元优惠出口买方信贷贷款;2009年为帮助成员国渡过金融危机, 中国以“贷款换石油”方式分别向俄、哈、塔等国提供100亿美元信贷支持;2011年中俄签订《中国人民银行与俄罗斯联邦银行关于结算和支付的协议》, 将中俄本币结算从边境贸易扩大到一般贸易;俄罗斯外贸银行在中国香港证交所成功发行了人民币债券, 开辟中俄资本市场合作新领域;上合组织成员国分别在其他成员国设立金融分支机构;2011年中国人民银行先后与乌兹别克斯坦、蒙古国、哈萨克斯坦中央银行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第四, 贸易和投资合作发展较快。2011年上合组织成员国对外贸易额达46 509.1亿美元, 比2001年增长6.75倍 (2) , 其中, 中国对上合组织其他五个成员国的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至2011年的1 134亿美元, 增幅达8.37倍。上合组织成员国间投资领域逐渐从能源与基础设施领域向农业、加工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拓展, 成员国在海关程序、商品检验检疫、过境运输、电子商务、通信等领域都不同程度地落实了一些便利化措施。2011年中哈霍尔果斯边境合作中心正式运营, 是上合组织贸易投资便利化的标志性事件。从2003年到2011年, 中国对其他五个成员国的投资从1.05亿美元增至70.20亿美元 (3) 。 

　　此间, 上合组织成员国在双边合作上取得的成绩较大, 但多边合作成果仍然较少, 尤其是已经确定的上合组织多边经贸合作项目执行缓慢, 有些合作计划甚至落空。上合组织成员国经济合作难以向更高层次推进的主要原因在于:成员国利益诉求存在一定分歧, 内部向心力不足, 缺乏统一标准;美国等域外大国对中亚地区的施压;苏联时期各加盟共和国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加深对上合组织经济合作的冲击 (1) ;中亚地区存在的多个次区域组织加大了上合组织在区域合作方面的协调难度。 

　　(三) 拓展人文合作内涵 

　　2007—2011年, 上合组织成员国不断拓展人文领域的合作, 成立上合组织大学, 开展具有上合组织特色的文化年、旅游年等活动。此间, 在中国举办“俄罗斯油画展”, 在俄罗斯举办“中国世界遗产图片展”, 在哈萨克斯坦举办“中国文化知识竞赛活动”, 在北京举办“阿斯塔纳文化节”等活动。 

　　教育合作成果增多。2006年上合组织成员国签订《上合组织成员国间教育合作协定》, 2008年签订《成立上合组织大学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意向书》, 2010年签订《成立上合组织大学的合作备忘录》, 2011年签署《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2012—2014年执行计划》。上合组织成员国签署的上述文件, 明确了上合组织大学的定位与功能, 确立了各成员国在教育方面多层次和多领域的合作机制, 建立了成员国“政府层面、政府教育主管层面和学校层面”三层次的协调机制 (2) 。2011年, 上合组织在举办艺术节基础上, 启动了上合组织大学生艺术联欢节;首次设立欧亚经济论坛文化合作分会;举办“和平之旅”等活动;举办第四届“教育无国界”国际教育周会议;通过《上海合作组织大学章程》;开展大学间多边教育交流项目。 

　　四、上合组织进入稳定发展阶段 (2012—2016) 

　　2012—2016年, 上合组织进入第三个五年。在“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 上合组织进入稳步发展与推动扩员阶段, 规划中长期发展战略, 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这一阶段, 世界经济复苏乏力, 西方发达经济体发展速度明显放缓, 世界经济持续深度调整, 新的政治经济秩序不断演变。与中东、西亚、北非乱局形成鲜明对照, 在“一带一路”和“欧亚经济联盟”的作用下, 上合组织区域总体稳定。特别是“一带一盟”对接和扩员为上合组织发展带来新的历史性机遇。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 欧盟面临成立以来最严峻的挑战, 欧盟内部分裂迹象标志着最先取得“区域一体化”成就的欧盟发展模式和理念受到重大挫折。上合组织2015年乌法峰会打开扩员大门, 2016年印巴签订了加入备忘录。此间, 上合组织制定《上合组织2025年发展战略》, 明确未来10年发展方向和目标。 

　　(一) 成员国“命运共同体”意识增强 

　　2013年以来, 中国与中亚国家分别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成员国间政治上高度默契, 高层往来频繁, 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加强沟通与协调, 保持共同立场, 做出一致决议。上合组织公开声明, 安全与稳定涉及本地区各国的核心利益, 绝不允许外部势力插手。在成员国政治互信基础上, 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地区安全形势, 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打造区域“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的战略构想 (3) 。 

　　2012—2016年, 通过启动扩员程序强化成员国的集体认同感, 上合组织不断创新并提供成员国感兴趣的公共产品, 在双边、多边合作基础上, 努力推动上合组织区域经济合作新机制建设。2015年成员国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关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70周年的声明》, 强调成员国要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2015年金砖国家与上合组织会议套开, 显示了中、俄、印新兴大国合作机制的影响力, 实现了“金砖”与“上合”两大地区机制的有效对接, 为构建区域“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基础。 

　　(二) 深化安全合作 

　　2012年以来, 西亚北非局势动荡, 突尼斯、埃及、也门、利比亚四国政权更迭, 相继建立起“民选政权”, 地区不稳定因素不断增加;北约东扩继续, 乌克兰危机爆发, 美俄关系日益紧张;2014年美军撤离阿富汗, 当地局势出现新的动荡, 恐怖分子从阿富汗向周边国家渗透加剧, 中亚国家发生多起恐怖袭击事件;“三股势力”活动猖獗,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宣称在中亚开辟“新的战场”。中亚地区政治、安全环境不容乐观。为此, 上合组织成员国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2012年中国国防部长提出深化防务安全合作等“四项原则”, 强调要加强收集和交流恐怖主义及其成员信息, 完善和建立新的合作机制, 同时使成员国联合反恐演习实现机制化。此间, 上合组织成员国举行多次联合反恐演习, 加强边防合作, 从网络管理等层面加强对恐怖分子的监控, 对“三股势力”及毒品走私和跨国有组织犯罪保持高压态势。2014年上合组织强烈谴责发生在中国新疆、昆明, 巴基斯坦白沙瓦等城市的恐怖袭击事件。2015年上合组织成员国签署《上合组织成员国边防合作协定》《上海组织成员国国防部长联合公报》等文件, 强调安全合作、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是上合组织未来发展的优先方向。 

　　(三) “一带一盟”对接促进上合经济合作 

　　上合组织成为“一带一盟”对接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对接的主要平台。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 得到上合组织成员国积极响应。2014年上合组织成员国签署了《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协定》, 标志着区域经济合作迈出关键的一步。2015年中国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明确了中国与沿线国家开展合作的重点方向和目标。2015年上合组织政府首脑理事会签署《上合组织成员国区域经济合作》文件, 标志着上合组织区域经济一体化取得重大进展。在中哈两国推动下, “丝绸之路经济带”实现了与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的对接。2016年5月, 中俄发表《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联合声明, 为上合组织全面发展带来新机遇。2015年成员国政府首脑理事会发表《区域经济合作的声明》 (1) , 强调要加强上合组织框架内多边经贸合作, 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2015年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两国签署的《中哈产能合作计划》涉及总价值240亿美元, 包括52个产能合作项目, 成为上合组织经贸合作的样板和典范 (2) 。 

　　(四) 以科教为重点拓展人文合作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为上合组织文化合作注入新动力。2013年为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文化领域合作协定2012—2014年执行计划》, 成员国在公共文化服务、文化创意产业、传统文化与非物质遗产保护等领域开展合作交流, 积极传播成员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和习俗文化。上合组织大学签署“教育学”和“生态学”专业研究生培养计划, 强调发展和巩固大学在学术交流与学术研究领域的合作, 大学的机制建设与学科建设等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特别是中国“创新、开放、协调、绿色、共享”发展新理念备受各成员国关注, 以创新驱动、工业升级转型为目标, 科技创新成为成员国加强人文合作的重点之一。 

　　五、对上合组织的客观评价 

　　近年来, 国际形势发生一系列复杂而深刻的变化, 全球化遭遇挫折, 区域一体化与碎片化交织共生, 全球经济复苏依然艰难, 西方“联盟”的理论与实践似乎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问题, 欧盟一体化遭遇空前挫折, 世界不结盟运动陷入低潮 (3) 。与此形成明显反差的是上合组织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在不断提升。 

　　(一) 上合组织的生命力在于理论创新 

　　15年来, 上合组织从确立“上海精神”到构建区域新安全观、新合作观、新发展观, 从打造区域“安全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到打造“命运共同体”, 从打击“三股势力”到构建安全地区与和谐地区, 在不断的理论创新和实践中应对各种挑战, 实现了持续发展壮大, 上合组织逐步走向安全、稳定、和谐、繁荣的正确发展道路。 

　　在15年的发展历程中, 随着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以及自身的功能定位的新发展, 上合组织经历了四次理论创新。第一, “上海精神”是对传统冷战思维的“联盟”模式的摒弃, 坚持在竞争中合作, 反对“零和博弈”。上合组织把“世代友好、永保和平”的思想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 创新了新型国家关系模式 (1) 。第二, 上合组织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 (2) , 是对传统安全的扬弃。安全是相对的, 不是孤立的、零和的、绝对的, 不追求绝对安全。上合组织始终没有将自身定位成一个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抗衡的“地缘政治集团”。第三, 上合组织倡导的“区域共同体”理念是对“公共产品理论”的提升, 成员国持续坚持构建“安全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理念, 这一理念是政治互信基础, 也是成员国构建“公共产品”服务体系的基础。第四, 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对古丝绸之路精神的继承, 又是对当代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理论的创新。“一带一盟”对接是对同一个区域内, 功能不同而又相互关联的两个区域组织开展协同发展的新探索, 将开启欧亚大陆的崭新局面;“一带一盟”对接是新形势下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化的重要标志, 将成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大成果之一;“一带一盟”对接将为上合组织经济合作乃至全面合作开辟广阔的前景。 

　　(二) 上合组织的理论与实践 

　　需要指出的是, 由于上合组织属于国际新型合作模式, 如果按照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视野下“联盟或欧亚地区主义”理论评价上合组织的功能与成效, 难免会得出一些令人惊讶和费解的结论。如一些西方学者用有关地区安全合作机制与合法性评估的中层实证方法分析框架 (3) 评价上合组织的功能与作用时, 认为上合组织在“良性治理和民主建设方面相对滞后, 上合组织容易被成员国用作镇压本国民众的工具”;认为由于上合组织的成员国关系不具有强制性, 合作模式也不是霸权模式, 因此, 很难判断组织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4) 。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把“一带一路”倡议称为21世纪最大的地缘战略创新, 它不但激发了欧亚国家的兴趣, 也引起了美国的恐慌。因为美国等西方多数战略家往往用“麦金德理论”来审视“一带一路”倡议 (5) 。上合组织属于地区性国际组织, 其建立与成长过程首先要遵循地区组织的一般规律, 同时, 上合组织的发展理念和理论基础又不同于传统的西方“联盟”组织, 它强调成员国结伴而不结盟。因此, 其成长与发展过程中不能简单照搬传统的“联盟”组织的经验。上合组织只有不断创新自己的理念、理论和发展模式, 才能构成自身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为此, 上合组织应当坚持理论自信和模式自信。 

　　近几年, 欧盟内部发生的诸如希腊债务危机、英国脱欧等一系列事件,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中“联盟”理论的局限性, 有些理论和理念已经不能适应国际合作与发展的新潮流、新趋势, 这一现象应当引起国际问题学者的关注和警惕。这种传统的联盟内部分化的背后机理引发学术界深思几个问题:在全球化遭遇重大挫折背景下, 区域组织的成员国主权与联盟的关系如何界定?区域“一体化”的动力到底来自哪里?是来自区域组织提供“公共产品”的吸引力, 还是来自共同政治意志或共同经济利益?还是成员国面临共同的命运所致?区域组织分化的离心力的根源在哪里?这些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解答和阐释, 对上合组织妥善应对扩员后带来的新挑战和实现未来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总之, 15年来, 上合组织在解决问题、应对挑战和超越传统思维中不断发展和壮大。当前面临着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从外部看, 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上合组织存在干扰和认识偏见;中俄在上合组织发展与定位功能方面存在认识差异;中亚国家在大国博弈中有多元化选择倾向;地区内部多个机制之间存在一些矛盾等。从内部看, 上合组织内部机制建设还存在着问题。例如, 如何实现大小成员国的真正平等;如何在坚持不干涉成员国内政原则下, 发挥上合组织维护成员国主权安全的作用;如何既能坚持“协商一致”原则, 又能提高组织的决策效率;如何妥善处理中俄在战略合作大方向上的一致性与具体行动上的差异性等问题。总体看, “一带一路”倡议为上合组织发展提供了新机遇, 开辟了新前景。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失衡与失序, 为上合组织发挥地区机制作用提供了更大的实践空间。上合组织发展机遇大于挑战。当前, 上合组织成员国面临的安全威胁、利益诉求、发展愿望、共同的命运等“公共产品”需求比任何时候都多。只有坚持打造“区域命运共同体”, 上合组织才能更具生命力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注释 

　　1 江泽民在“上海五国”元首第五次会晤期间发表《携手共进继续推动“上海五国”进程向前发展》重要讲话, 提出“上海五国”精神。参见《江泽民在“上海五国”元首会晤上发表讲话》, 载人民网2000年7月5日, http://www.people.com.cn/BIG5/channel1/10/20000705/131375.html 

　　2 参见江泽民:《深化团结协作共创美好世纪--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年6月16日, 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39/3580/446385.html 

　　3 赵华胜:《“上海五国”机制的形成与特点》, 载《国际观察》2001年第2期。 

　　4 Eugene Rumer, The U.S.Interests and Rules in Central Asia after K2,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Summer, 2006.p.145-147. 

　　5 赵华胜:《上海合作组织:过去和未来的5年》载《国际观察》2006年第2期。 

　　6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 载中国服务贸易指南网2003年9月23日。http://tradeinservices.mofcom.gov.cn/b/2003-09-23/67714.shtml 

　　7 邢广程:《上海合作组织的新发展》, 载《求是》2003年第14期。 

　　8 程国平:《上海合作组织:继往开来前景广阔》, 载《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1期。 

　　9 数据来源:国际贸易中心数据库:http://trademap.org/2012 

　　10 商务部、统计局、国家外汇局:《2011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年版。 

　　11 李新:《上合组织经济合作十年:成就挑战与前景》, 载《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9期。 

　　12 参见杨恕:《上海合作组织的教育合作》, 载《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报告》,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13 习近平:《弘扬“上海精神”促进共同发展》, 载《人民日报》2013年9月13日。 

　　14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 (总理) 关于区域经济合作的声明》, 载新华网2015年12月16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12/15/c_1117470051.htm 

　　15 《上合组织的中国新动力:产能合作破题上合组织发展》, 载《瞭望东方周刊》2015年12月22日。 

　　16 美国《耶鲁全球化》在线杂志2016年9月29日发表了新德里观察家基金会战略研究项目主任、高级研究员, 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国际关系学教授哈什·V.潘特的《不结盟运动组织在走向末路吗?》一文。其主要观点是, 在东方与西方、北方与南方的二元性日渐削弱的时代, 坚持不结盟的好处不断递减。如今不结盟运动内部的功能失调比过去冷战时期明显得多。随着美国继续从对外军事干预退出并接受一种孤立主义思想倾向, 不结盟运动将日渐变成一个需要有体面葬礼、行将就木的组织。 

　　17 参见胡锦涛:《和平发展世代友好--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载光明网2011年6月16日, http://epaper.gmw.cn/gmrb/html/2011-06/16/nw.D110000gmrb_20110616_1-02.htm?div=-1 

　　18 习近平:《凝心聚力精诚协作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再上新台阶--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 载新华网2014年9月12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9/12/c_1112464703.htm 

　　19 A.J.K.Bailes and A.Cottey, Reg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early twenty-First Century, 2006.p.215. 

　　20 A.J.K.Bailes, V.Baranovsky and P.Dunay, Rege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former Soviet area, 2007.pp.188-189. 

　　21 地缘政治学的创始人哈尔福德·麦金德认为, 随着陆权时代的到来, 由西方海上列强主宰的“哥伦布时代”已经走到了尽头。在陆权时代中, 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将成为统治世界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