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主权国家对当前国际秩序的认知和理想国际秩序的追求构成了对国际的总体价值趋向, 即国际秩序观。国际秩序观是国家制定外交政策的重要根据, 影响着本国与其他国家的外交行为。国际秩序包括终极价值性追求 (国际社会的终极目标) 与工具性价值追求 (基于国家实力序列形成的利益分配机制与约束各国的行为规范) , 其中行为规范既是官方文本中的国际公约、宪章与原则等, 也有主要大国通过实力强加给国际社会的潜规则。 

　　改革开放40年来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审时度势, 对我国的国际秩序观进行不断的调整与发展, 从最初力推主张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到提出新安全观, 再发展到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最后到当下做国际秩序的完善者与贡献者。本文试图通过对改革开放40年来的国际秩序观进行系统梳理, 以期探究其嬗变表征和内在逻辑, 对当代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有所裨益。 

　　一、提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构想 

　　改革开放初期, 邓小平根据国际局势的发展, 开创性地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著名论断。邓小平认为必须改变当前国际秩序, 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并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基本准则。内容包括: 

　　(一)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的时代主题 

　　改革开放初期, 两极争霸格局继续存在, 强权政治与霸权主义是威胁世界和平的主要根源, 世界局势仍不太平。然而国际局势呈现缓和迹象, 制止战争与反对霸权的因素在增加, 和平力量在与战争力量的对比中逐渐占据优势, 国际局势恶化的因素尽管没有完全消除, 但已不是国际局势的主旋律, 因此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 避免大规模的战争和寻求和平的国际环境是可行的。在世界经济方面, 伴随着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席卷全球, 各个国家迫切希望搭上发展经济的“快车”, 众多国家纷纷进行经济体制改革, 发展经济成为世界各国的首选, 整个世界经济获得了巨大的增量。但是碍于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实行技术封锁与贸易保护主义, 经济不平等等现象层出不穷, 导致南北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愈来愈大。 

　　邓小平充分把握当时国际局势, 对时代主题进行了高屋建瓴的研判, “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 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 一个是和平问题, 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 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 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1] (P105) , 即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时代主题的新判断为我国正确把握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和制定中国的外交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撑。 

　　(二) 改变国际旧秩序, 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南北之间经济发展差距愈来愈大的根本原因是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因此邓小平率先倡导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应对南北之间发展差距拉大的问题。首先, 国家间的经济往来应在平等互利的过程中进行, 发达国家须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安全的经济贸易环境, 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或资金支持不应附带其他军事和政治条件, 不能只谋求自己利益而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其次, 在经济往来中应尊重各国的主权, 不因经济利益等因素干预发展中国家领土完整, 反对贸易合作中实施歧视性政策和做法以及随便找借口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制裁。 

　　同样, 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秩序是造成当时地区和局部冲突不断的主要因素。旧有的国际政治秩序受西方国家主导, 欧美大国大多奉行“霸权稳定论”和“民主和平论”等国际政治思维模式, 干预其他国家内政, 致使地区冲突和局部摩擦常有发生, 严重威胁着世界和平。面对如此动荡的国际秩序, 邓小平在重大外交场合多次强调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 主张在参与国际事务中, 各个国家无论贫富、大小与强弱都是国际社会中的一员, 应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进行国家间的政治往来;国际社会中事关各国的共同事宜, 不能仅由一个或少数几个大国进行操办, 应由联合国的当事国协商解决, 反对在国际事务中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三) 主张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本准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以来, 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欢迎与赞同。对此, 邓小平主张将其作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本准则, “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它方式, 如‘大家庭’方式, 都会带来矛盾, 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 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 (P93) 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同于西方所倡导的“大家庭”“集团政治”与“势力范围”的方式。“大家庭”方式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不同定位国家间关系的亲疏远近, 容易导致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之间产生摩擦与冲突, 同时也不利于相同制度国家间关系的发展;“集团政治”方式促使组织成员国通过牺牲非成员国的利益换取自身利益, 具有严重的排他性;“势力范围”方式隐含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政治思维, 主张弱小国家被强大国家控制是其必然趋势。历史与实践证明, 通过以上方式处理国家间关系反而加剧了国家间关系的不平等, 激化了国家间的矛盾。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跳出意识形态的对立思维, 充分考虑各个国家的利益, 为国家间关系定位确立了正确的准则。 

　　二、提出新安全观, 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 

　　20世纪90年代初, 两极政治格局终结, 但西方大国仍持冷战思维, 对中国持续施压。基于此, 以时任总书记江泽民为代表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 突破社会制度对立的冷战思维, 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遵照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准则, 提出新安全观与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 不断拓展和丰富中国国际秩序观的内涵。 

　　(一) 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提倡通过协商解决争端 

　　面对新的国际局势,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更富有其合理性与可行性, 且多边外交舞台在处理国家间关系方面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尤其是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影响。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主张“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等原则的基础上, 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2], 同时提倡“国与国之间的分歧和争端, 应当遵照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 通过协商和平解决, 不得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2] 

　　(二) 树立新安全观, 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 

　　历史已经证明, 依靠绝对军事力量寻求安全的观念只能加剧世界不稳定局势, 而在当前国家间联系愈来愈紧密的国际形势下, 必须树立新的安全观, 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对此, 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 我国主张“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3], 主张各国的事情由各国人民决定, 国际事务由各国平等协商。新安全观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提出, 使中国国际秩序观的内容得到进一步的充实。 

　　三、提出“和谐世界”理念, 推动国际秩序向前发展 

　　进入新世纪, 国家间的共同利益日益增多, 相互依存程度不断加深, 然而恐怖主义、生态环境恶化等全球性问题对人类构成新的挑战, 需要各国继续加强合作;与此同时, “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在此背景下, 以时任总书记的胡锦涛为代表的党中央提出“和谐世界”新理念, 为推动国家间关系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繁荣进步指明了方向。 

　　(一) 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如何让世界及时了解中国的发展意图以及崛起后的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真实态度, 是中国领导人面临的重大现实课题。为此, 我国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 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4], 倡导通过对话、协商方式解决国家间的矛盾, 阐明国家间在政治交往、经济往来、不同文明交流、人与自然相处的原则。“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 使之前的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的“四位一体”的布局发展到政治、经济、文化、安全与环保的“五位一体”的布局, 其中的可持续发展、环保等理念也被融入到中国国际秩序观之中。 

　　(二) 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在“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的背景下, “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提法, 容易使国际社会产生“中国是不负责任的和激进的”的误导性看法。为此,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关于国际秩序的阐述与之前的官方文本有显著的不同, 即“推动中国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4]。 

　　四、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引领世界秩序重塑 

　　当今世界, 科技发展日新月异, 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 人类的生活面貌焕然一新, 各国之间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然而当今世界却又乱象丛生, “黑天鹅”现象频发, 传统威胁与非传统威胁并存, 面对充满矛盾的世界, 国际秩序将何去何从?中国在国际秩序中担任何种角色?对此, 习近平充分把握当前国际局势, 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阐明中国将积极参与国际秩序改革, 推动全球治理。 

　　(一) 习近平对新时期国际局势和发展大势的判断 

　　“这是最好的时代, 也是最坏的时代”, 习近平于2017年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 引用英国文学家狄更斯的名言对当今时代的发展大势进行概括,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更加鲜明指出:“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希望, 也充满挑战”[5]。 

　　当今时代, 世界多极化趋势明显, 尽管美国仍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但伴随着中国、日本、俄罗斯、欧盟以及其他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 美国的比较优势在不断的萎缩;尽管近年来, 全球化的发展遭遇重大挫折, 但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大势并没有根本改变, 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 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 合作、共赢成为时代的新潮流;国家间、区域间的交流合作促使不同文化也在交流融合, 加深了人们之间的彼此了解, 同时在其中又不断催生出新的文化, 促使世界文明更加璀璨多样, 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此外,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 知识经济蓬勃发展, 新思想、新观念不断涌现, 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低碳技术、生物技术等不断革新, 推动着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 思想观念获得巨大革新, 人类文明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当前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传统安全威胁依然存在, 地区冲突、恐怖主义、难民危机与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 兵戎相见时有发生, 国际秩序动荡不安;世界经济发展乏力, 经济下行压力剧增, 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抬头, 南北发展鸿沟日益突出, 全球化浪潮遭遇严重挫折, “黑天鹅”等政治乱象层出不穷, 人类正面临一个风险层出不穷、挑战日益增多的时代。 

　　当今全球化与现代化交织发展, 促使着人类文明的发展, 而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双刃剑效应也正日益影响着当今世界, 民族与世界、传统与现代、科学与人文、世俗与宗教等矛盾相互交织, 整个世界充满着摩擦和冲突, 人类对此心存焦虑与困惑。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 但同时也是前进的, 习近平辩证地对当今世界发展大势进行了分析和判断, 体现了大国领袖的深邃眼光和远见卓识。 

　　(二)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未来世界发展提供方向 

　　面对如此乱象局势, 未来世界该走向何方?这成为各个国家亟待思考的问题。中国作为当今世界大国, 无论从中国自身利益还是从大国担当责任出发, 中国都应对当今乱序世界做出回应。 

　　如何应对当今世界裂变?西方国家已经提供了不同的国际政治思维范式, 分别是霸权稳定论、民主和平论、均势稳定论与战争论。针对当今世界局势,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并将其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之一。如何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于2015年9月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的讲话中指出,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进行以下努力:“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 要在国际和区域层面建设全球伙伴关系, 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 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 摒弃一切形式的冷战思维, 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6]习近平从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等方面阐述中国的相关看法和主张, 立足于国家之间的“共同性”, 完善和发展中国的国际秩序观。 

　　“人类命运共同体”着眼于整个人类的利益, 倡导国家交往应从人类社会的统一性与整体性出发, 而不能只考虑国家自身利益。因此习近平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 跳出国际政治是“弱肉强食”, 或“合作竞争”, 或“无政府状态”的思维惯性;突破强调实力政治的现实主义、国际制度的自由主义和体现西方价值偏好的建构主义的传统国际政治思维范式;摒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对立的冷战思维模式;超越“或敌人、或朋友、或对手”国家间关系定位逻辑。“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是应对当今乱象世界的新选择与新路径。 

　　(三) 中国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贡献者和建设者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 中国将“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6], 在多边国际舞台中多次提倡国际关系应“不搞你输我赢、一家通吃”“不搞零和博弈”“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一系列中国声音宣告中国对当今世界负责任的态度, 展示中国国际秩序观的精髓所在, 更彰显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 

　　时代在发展, 国际格局在变迁, 国际秩序中的某些规则已经不能起到正确的约束作用, 并存在着众多不合理与不公正的成分。但不可否认, 当前国际秩序的规则、机构与机制在推进人类整体存续、持续繁荣和共同进步等方面仍有不容置疑的作用。主权的边界没有消除, 追逐利益将一直是国家的外交目标, 国家间竞争仍将是国际秩序的主旋律。摩擦与冲突不可避免会发生, 因此各个国家对当前国家秩序存在的问题需保持理解和耐力。“另起炉灶”或者“摆脱当前国际秩序”将是不可行的途径, 只有在当前的国际秩序范围之内, 各个国家在平等参与的过程中不断完善, 才是有效解决当前国际秩序问题的出路。 

　　联合国与其宪章宗旨和原则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 是西方国家主导的战后国际秩序的载体, 中国多次主张将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作为战后国际秩序的准则, 并在外交舞台中充分肯定联合国的作用。这恰恰反映中国所融入和推动的国际秩序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 而不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下的国际秩序。这也表明中国的国际秩序观不是为了另起炉灶, 不是为了针对谁, 更不是为了借助国际秩序谋求世界霸权地位, 而是为了补充和完善国际秩序观。 

　　五、改革开放40年中国国际秩序观的嬗变表征及内在逻辑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国际秩序观不断进行重大的变迁, 其中既有一以贯之坚持的原则与目标, 又有其求索不止的创新与发展。 

　　(一) 中国国际秩序观的继承性 

　　首先, 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改革开放后, 我国倡导建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冷战结束后, 继续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党的十七大上, 也提出中国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与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十八大后, 习近平在外交场合多次肯定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推动国际秩序发展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十九大上, 更是提出“坚定不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 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7]。此外, 新安全观、和谐世界理念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等都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创新与发展。中国所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具有极强的生命力, 它既包括指导国家经济关系的准则, 又包括指导国家政治关系的原则, 能够对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发挥双重作用。 

　　其次, 追求和平与发展是中国国际秩序观的落脚点与核心价值。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 而时代主题是一段历史周期内带有战略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 反映着世界的主要矛盾, 是国际社会无法逃避且必须面临的主要任务, 更是各个国家制定外交政策的理论依据。改革开放初期, 正是因为和平问题与发展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才提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构想;冷战结束后, 针对传统安全观与强权政治下国际局势不稳定的局面, 新安全观与国际关系民主化应运而生;进入21世纪, 在全球性问题对人类生存构成挑战的背景下, “和谐世界”理念提供推动世界共同发展的新思路;当今, 面对乱象世界,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未来世界的发展指明方向, 并从政治、安全、经济、文明与生态等五个维度给予具体的指导原则。因此, 中国国际秩序观的目标始终是努力实现和平与发展, 它显著区别于西方的“霸权稳定论”“集体安全论”与“民主和平论”。以上西方国际政治理论具有诸多不合理性, 已经不能适应当今的时代特征, 其理论指导下的国际秩序观正阻碍着世界经济的发展, 造成国家间关系不平等, 从而使当前国际秩序存在着众多不合理的现象。面对当前摆在全人类面前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与治理赤字, 中国的国际秩序观将继续利用自身的创新性不断向世界提供中国方案, 致力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二) 中国国际秩序观的创新性 

　　首先, 国际秩序观的内容不断丰富与完善。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国际秩序观一直在不断完善。改革开放初期, 当时中国国际秩序观主要包括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政治上强调国家之间超越传统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窠臼, 平等地参与国际事务;经济上主张国际贸易平等互利与互通有无, 强调发达国家帮助发展中国家的责任与义务;冷战结束后, 从经济、政治、文化与安全四个方面丰富了中国国际秩序观, 并增加了推动世界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尊重世界多样性与树立新安全观的内容;党的十七大上, 提出和谐世界理念, 并从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环保五个方面对中国的国际秩序观进行丰富与发展, 增加了共同保护人类家园等内容;党的十八大后, 习近平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初步从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五个方面对中国国际秩序观进行了阐述, 增加新型国际关系、摒弃冷战思维与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等内容;党的十九大上, 明确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增加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等内容。从其内涵的梳理中可以发现, 中国的国际秩序观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随着中国参与国际秩序的程度加深在不断地丰富和创新。 

　　其次, 从强调“争取自身发展”逐步转向“肩负国际责任”, 中国参与国际秩序的外交思维与实践也发生了重要改变。改革开放初期, 国家百废待兴, 经济建设成为国家的中心任务,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是我们当前的最大利益”, 因此当时主张“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更多的是为自身营造良好的外部国际环境和实现平等的发展机会, 在国际秩序观指导下的外交战略则表现为“以政促经”, 通过与不同国家建立友好的政治关系实现经济上的资金、技术等需要;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 苏联解体, 中国成为西方国家的“头号假想敌”, 安全又重新成为中国国际秩序观的“重中之重”, 因此新安全观被纳入到中国国际秩序观中去, 倡导国家间突破意识形态对立的冷战思维, 建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进入到新世纪, 中国的国家实力获得了巨大提升, 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 文化、科技和军事的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中国发展的道路和模式的感召力不断增强, 实力决定地位, 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发生了重要的改变, 主要表现在:其一, 中国从一个地区性大国转变为新兴的世界性大国;其二, 中国的国际角色定位从国际体系的外部走向内部;其三, 中国从世界舞台的边缘地带走向中心。现今, 国家间联系越来越紧密, 世界正走向一个密不可分的状态, 世界中任何一个国家面对全球性问题和地区热点都不能置之度外, 中国作为世界性大国, 更是义不容辞, 因此中国在参与国际社会的过程中越来越重视国际社会对自己的外交实践评价和自身的国际形象。中国更加深刻地认识到, 只有理性地把握本国、他国与国际社会的利益, 实现自身、其他国家与人类发展事业方面的平衡, 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尽义务、作贡献, 才能提升国家形象, 赢得国际认同。因此, 中国随着自身的发展逐步承担起作为一个大国的国际责任, 不断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贡献中国智慧,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商共建的全球治理观”成为中国国际秩序观的新内容, 并且实施“一带一路”倡议, 积极参与和构建多边外交舞台, 积极推动如打击恐怖主义、斡旋伊朗核问题、签署《巴黎协定》等世界热点问题的解决, 以实际行动积极践行中国的国际秩序观。 

　　再次, 从强调“国家间合作的国际秩序观”转向提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秩序观”。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信息科技的向前发展, 国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第一, 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从“领土型国家”开始向“全球化的国家”转变, 国际关系不再局限于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等, 社会关系与人际关系也被纳入其中。总之, 目前的国际关系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融合程度愈来愈高的状态。第二, 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内在联系发生了转变, 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也不再局限于国家, 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宗教等团体也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当前的金融危机、乌克兰问题、叙利亚问题等热点都有着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第三, 伴随着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变化, 国际关系行为体的目标也不再局限于权力与利益, 而是日益多样化。第四, 国际关系的行为准则、制度和规范发生显著转变, 但部分规则与制度已经不能约束和指导某些国际热点问题。 

　　党和国家领导人充分认识到国际社会的变化, 不断地对国际秩序观进行调整与创新, 其中建立秩序目标从强调“国家间合作”的国际秩序观转变为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秩序观。国际秩序与全球秩序有着重大差别, 国际秩序以尊重差异性为前提, 全球秩序以寻求统一性为目标, 全球秩序是国际秩序高度发展的高级状态。此前, 我国一味强调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倡导国家间平等合作;而随着时代的发展, 中国深刻认识到当前国际秩序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 而公共产品人人可以享有, 不再局限于国家这一行为体, 因此, 我国提倡构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一理念超越民族国家的范畴, 使国际秩序向全球秩序转变。在实践中, 我国也在践行自己的全球治理理念, 积极推行“一带一路”建设, 设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投资建设银行和丝路基金等相关措施, 已经在向“共同体”提供公共产品, 欢迎各国搭乘中国“便车”。中国正积极践行作为全球治理过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应有的责任与义务, 努力推动国际秩序向全球秩序的伟大转变。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 (3)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2]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人民网,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7/65446/4526308.html. 

　　[3]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人民网,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9/65444/4429125.html. 

　　[4]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 2007-10-25. 

　　[5]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 2017-10-28. 

　　[6]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 2015-09-29. 

　　[7]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 2016-0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