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底，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此后中日贸易快速发展。1978~1991年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同时也是日本大力推进出口市场和能源进口市场多元化战略的重要时期以及日本企业积极开拓、寻求新兴市场的时期。目前，学术界鲜有从政策角度全面系统探讨此时期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对中日贸易关系影响的相关研究。本文拟从日本政府对华贸易政策调整、日本企业对华战略转变、日本对外贸易格局变化三个层面加以阐述。

　　一、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及对日外交

　　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之后党和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从1978年底开始，在农村开展了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心的一系列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束缚农业生产力发展的管理体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82年中共中央批转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应健全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1］1983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要求在1984年底前大体完成建立乡政府的工作。［2］农村改革取得突破后，迫切需要将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pp.344~361）此次全会以后，展开了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一是进一步增强企业特别是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使它们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继续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进一步扩大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二是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市场，逐步完善市场体系；有步骤地开拓和建立资金市场、技术市场与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三是国家对企业的管理逐步由直接控制为主转向间接控制为主，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管理制度。［3］

　　在上述改革的同时，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按照平等互利原则扩大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特区。1980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正式将“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4］1983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批转了《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给予海南行政区较多的自主权，以加快海南岛的开发建设。［5］1984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批转〈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的通知》，指出要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1985年1月，国务院又召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座谈会，会议决定，先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继而将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以加速沿海经济的发展，从而带动内地经济发展。［1］（pp.323,364~365）

　　这些改革和开放政策，不仅使中国由封闭走向开放，而且也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逐步显现。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促进了农村的经济发展，提高了农民的购买力；通过扩大企业自主权，允许企业自产自销部分产品和实现利润留成，以及打破城乡分割和地区封锁，疏通流通渠道等，扩大了国内市场。稳定成长、开放的中国市场对世界各国都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与此同时，改革开放有利于中国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也为外国企业提供了商机。

　　与改革开放政策相适应，中国的外交政策也做出相应的调整。要发展经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就需要从国外引进资金和技术，发展国际贸易，加强国际合作和交流。而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经济发达、资金雄厚、技术先进，发展与日本相互合作、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对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十分必要。

　　政治上加深相互理解1978年8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为改革开放后中日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邓小平在欢迎日本首相福田赳夫的宴会上指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必将为进一步加强中日友好，扩大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的交流，开辟更加广阔的前景”，“将对维护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产生积极的影响”。［6］1979年2月，邓小平访日，与首相大平正芳进行了广泛的交谈，进一步加深了两国的相互理解。12月，华国锋在会见访华的大平正芳时表示：“中日两国更加坚实地、富有成效地扩大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既符合中日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亚洲和世界和平事业的需要。”［7］

　　经济上按照平等互利原则发展同日本的经济技术合作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时，阐明了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表达了要向日本等发达国家学习的意愿以及对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自信，并认为“需要大量引进日本的科学技术和资金”［8］。1979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在访日期间广泛接触日本政界、经济界和文化界人士，在日本经济团体举行的酒会上，她指出：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同时也要积极学习和借鉴外国的一切先进的东西。你们工业发达，技术先进，在企业管理上也有丰富的经验，我们愿意向你们学习。我们两国在经济、技术领域里的交流和合作，是大有可为的”。［9］1980年5月，华国锋在访日时指出：“我们两国的合作具有互通有无、互为补充、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有利条件，两国的合作道路将会越走越宽广。”［10］1982年5月，中国领导人在访日时进一步用中国古语“天时、地利、人和”来形容中日两国经济合作的有利条件，同时提出和平友好、平等互利、长期稳定地发展两国经济关系的三项原则。［11］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对上述三项原则又补充了“相互信赖”，成为四项原则。这就为确定中日经济合作的长期发展打下了基础。

　　就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实行国民经济调整引起的日方对中国改革开放政策能否持续的担忧，1979年6月，邓小平对访华的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表示：“‘八字方针’本身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第一步，它可以打下一个更好的基础，也是加快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步骤。它不影响我们原来吸收外国资金和技术的既定方针和政策”。［7］（p.268）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在访日时也表示，经济调整和引进外国技术、利用外资“两者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12］

　　加强中日两国文化科技等方面的交流按照《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达成的共识，两国分别于1979年和1980年签订了《中日文化交流协定》和《中日科技合作协定》，［13］通过两国间文化、教育、科技和体育等领域的交流，促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

　　中国对日本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外交努力，增进了中日友好和政治互信。1979年12月访华的大平正芳强调：“尽管两国的政治信念和社会制度不同，以相互谅解和信赖为基础的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今后在任何情况下，即使在遥远的将来，也不会发生变化。”［7］（p.281）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土光敏夫也表示，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作为相互信赖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两国友好关系将会日益得到发展。［7］（p.246）同时，中方的外交努力也增强了日本对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信心。1979年，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局长柳谷谦介认为中国的国民经济调整只是“一时的现象”，“现在中国现代化路线方针不会改变”［14］。日本外相园田直也表示，日中两国关系“已从朋友关系变成亲戚关系”，“以谷牧副总理这次访日为契机，将进一步加强以支援中国现代化为中心的日中紧密关系”。［15］

　　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和中国领导人的来访在日本经济界掀起一股“中国热”。日中经济协会会长稻山嘉宽指出：“置身于经济界的我们，决定以此为契机，为两国经济交流进一步发展而努力，并为中国的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7］（p.246）同时，日本企业积极开拓中国市场。在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日本政府和企业积极调整对华贸易政策与战略。

　　二、日本政府积极调整对华贸易政策

　　针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日本政府主要在资金合作、技术合作与转让、解决中日贸易逆差问题等方面做了积极调整，推动双方贸易关系的发展。

　　（一）积极对华提供政府开发援助

　　1978年10月，邓小平在访日时表示政府贷款将是今后的研究课题。［16］12月，在中日贸易混合委员会会议上，中方也非正式地表明愿意接受日本政府的贷款。［17］1979年9月，谷牧在访问日本时首次正式向日方提出利用海外经济合作基金的申请，［18］关于对中国提供政府贷款的问题，双方一致表示：“将继续就这一问题进行接触，积极工作，争取在今年内大平首相访华时取得成果”。［15］日本自由民主党政务调查会会长河本敏夫在东京新大谷饭店会见谷牧副总理时也表示：“关于向中国提供‘外国经济合作基金’问题，自由民主党将作为政府的后盾，从侧面进行努力，促其实现。”［19］11月，日本通产省正式提出对中国贷款的最初构想，即日本输出入银行对成套设备出口的延期支付融资、输出入银行资源开发融资、日本商业银行向中国银行融资、利用海外经济协力基金的优惠贷款等。（相关具体内容参见《日本経済新聞》1979年11月5日。）经双方就有关贷款项目的具体磋商，1979年12月，大平正芳在访华时正式表示：日本政府决定1979~1984年向中国提供海外经济协力基金贷款3300亿日元（当时约合15亿美元）。［20］该日元贷款主要用于中国重点能源开发和交通运输建设，这些建设项目促进了日本对华成套设备出口和能源进口。这是中国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第一次接受外国政府的长期低息贷款，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二）推动中日技术合作和技术转让

　　改革开放后，在技术合作上中国主要采取购买技术设备和引进技术相结合的方针，通过购买专利、联合设计、合作生产等多种形式引进先进技术。而日本经济发达，技术先进，成为中国开展技术合作的主要对象国之一。早在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时就曾向日方表达了希望引进日本等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的意愿，日本对此做出了积极回应。1979年，大平正芳访华时决定：“从中国人才培养的观点出发，今后在各个领域进行技术合作”，并希望尽早就《中日科技合作协定》进行谈判。［8］（p.204）1980年5月，中日两国签订了《中日科技合作协定》，确定采取以下形式进行合作：派遣和接受科学家与技术人员；举办两国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参加的讨论会、研究会等；进行共同研究；交换科学技术情报；两国政府同意的其他形式。［8］（p.225）这就为两国开展科技合作设定了框架。中国于1984年3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21］，1985年1月进一步完善了有关技术转让的法律法规，公布了《国务院关于技术转让的暂行规定》，明确规定技术也是商品。［22］上述法律法规的出台消除了日方在技术合作与转让方面的担忧和疑虑。中日双方还分别于1983年和1988年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以下简称《中日税收协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以下简称《中日投资保护协定》），［23］这极大地促进了两国的技术合作。对于中方比较关心的技术转让问题，日方也相当重视，于1985年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政府间技术合作的“最重点国家”，表示要在质和量上进行扩充，并在第五次中日技术合作定期会议上向中方传达了上述意见，其具体内容是：与中国就特定事业开展“项目方式”合作，每年追加3~5项；派遣专家并接受研修生；积极探讨无偿援助方式；日本政府尽可能以有利条件公开和提供其所拥有的或保有的技术。［24］这些措施推动了中日的技术合作与转让。

　　（三）本着平等互惠的原则，协商解决中日贸易逆差问题

　　改革开放起步阶段，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日间出现严重的贸易不平衡。1985年中国对日贸易逆差高达60亿美元。［25］这一方面是因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贸易权限下放幅度较大，导致耐用消费品大量进口，以及投资规模过大而出现生产资料重复引进的现象；另一方面是由于在“贸易立国”的战略指导下，日本企业在对华大规模出口商品的同时，对华投资和技术合作却并不积极，造成中日贸易的结构性问题。

　　针对中日贸易逆差问题，双方本着平等互惠的原则协商解决。一方面，中国从1985年3月开始严格限制家电、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的进口，同时要求日方扩大进口石油、煤炭，并进一步下调关税、扩大进口配额等。［26］另一方面，中国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利用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大力发展出口生产基地，提高中国出口商品的质量，增强国际竞争力。为此，中国积极邀请日本有关方面进行经济技术和资金合作。1985年10月，谷牧与访华的日本外相安倍晋太郎会谈时表示，为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建议成立两国官民联合咨询机构，中方努力出口符合日本需求的产品，并希望得到日方的合作，同时也介绍了中国有关改善投资环境的政策，双方还就尽早缔结中日投资保护协定达成一致意见。［27］在中日外长会议上，中国外交部部长吴学谦也表示，为帮助中国提高对日出口商品的质量等，希望日本在技术转移、日元贷款等方面积极合作。［28］

　　为实现中日贸易平衡，日方也积极采取了应对措施，1986年5月，日本向中国派遣了以扩大中国对日出口为目标的日本贸易扩大访华团，就合作建设中国出口生产基地和专门工厂问题，日方提出设立“扩大贸易综合模范事业”的措施，选定特定产品，从市场调查到工厂改造、举办展览会等方面与中国进行全面合作。［29］随后，在日本通产省的协调下，日本产业界于9月成立日中贸易扩大协议会，该协议会提出在北京、天津、上海等21个地区帮助中国建设出口生产基地，同时加强人才技术交流，帮助中国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等，［30］并对中国提出的一些出口振兴综合措施进行了研究。［31］1987年6月，日本通产省提出了以下具体合作项目：为合作建设山东青岛出口加工基地，于8月中旬向中国派遣调查团；作为日中贸易扩大协议会的综合模范事业，为扩大机械和汽车搭载工具的出口进行合作等，［32］中方对此表示欢迎。此后，经中日双方协商和努力，中日贸易不平衡问题最终得以妥善解决。

　　三、日本企业对华战略的转变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使日本企业的对华战略发生了巨大转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一）贸易渠道和贸易形式上的多样化战略

　　改革开放后，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之一就是扩大企业自主权。针对中国的改革措施，日本企业则采取了用户对策（用户对策是指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企业自主权的扩大，出现了大批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中央与地方生产企业和外贸企业。这些企业可以根据自身条件和需要从国外进口适宜的商品。针对中国外贸管理体制的改革，日本企业也逐步将贸易谈判对象由改革开放前的中央十大专业贸易公司转向中央和地方生产企业以及外贸企业。）。例如，三井物产株式会社驻中国首席代表久佐贺义光表示“：现在我们日常联系的贸易公司经营者都以很强势头采取用户对策，在用户阶段就产生商业，我们也有必要采取措施满足用户需求。”［33］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加强了与中国地方贸易公司和生产企业的合作的战略，拓宽了贸易渠道。此外，三井物产株式会社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住友商事株式会社与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等分别签订了广泛的业务合作协定。

　　在贸易形式上，中国大力发展“三来一补”贸易（“三来一补”是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的统称，“三来一补”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利用外资、扩大对外贸易的重要形式。）。改革开放后，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得以发展，尤其在经济特区和经济开放区鼓励发展“三资”企业和“三来一补”企业，发展外向型经济，国家在进口原材料、零部件、机械设备和出口制成品等方面给予关税减免等优惠，成功地吸引了包括日本商社在内的外国企业开展对华贸易。例如，在加工贸易方面，1981年，三井物产株式会社与日本郡是株式会社在济南针织厂建设专用车间，生产针织内衣，日本郡是株式会社提供生产所必需的成套设备并进行技术指导，产品由日本郡是株式会社全部购买。［34］除此之外，还有伊藤万株式会社、华歌尔株式会社、福助株式会社等公司也积极在中国开展这种加工贸易。在补偿贸易方面，1980年10月，“由大手商社的日绵于1980年10月和美国农业综合技术公司迪卡尔布调查公司合作，在黑龙江省东部三江平原开垦大规模的国营农场。这是与中国农垦部（国务院的一个部）之间协议进行的。它包括开辟2万公顷大规模农田和技术开发，贷款结算主要用大豆等作物偿还”。［35］在改革开放起步阶段中国投资环境还不完善的情况下，这些贸易形式成为日本企业对华贸易的主要形式。

　　（二）积极开展技术合作

　　中日企业在合作开发、合作生产和经营、老厂改造等方面展开技术合作。例如，在能源合作开发方面，改革开放后，中国发展石油工业的主要政策是：继续实行原油产量递增包干，搞好老油田的完善和改建扩建，积极引进、吸收国外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加强天然气的勘探和开发，逐步改变油气发展不平衡的状况。1979年12月6日，中国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公司首次同日本政府出资的石油公团签订了关于在渤海南部及西部海域合作进行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开发的协议书，勘探资金由日方筹措。勘探后的开发资金，中方投资51%，为5.2亿美元；日方投资49%，为5亿美元。上述投资的回收（包括日方应得的报酬）以每年生产量的42.5%为限。［20］（p.175）在老厂改造方面，改革开放后，中国由过去以新建工厂为主转向对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邓小平在1981年3月会见土光敏夫时，曾提及希望日本技术人员协助中国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中国国家经济委员会同日本通产省在举行定期会晤时，商定每年由中方提出一批老厂改造项目，由通产省安排政府设立的国际协力事业团和日中经济协会、日中经济贸易中心分别委托日本有关企业技术人员访华，对这些老工厂进行“企业诊断”，然后提出“诊断报告”，对更新改造问题提出具体方案和建议。中方企业确定改造方案后，在引进技术设备时按照“同等条件优先考虑”的原则，尽量向日方提供“诊断”的企业订购。自1981年至1986年，双方商定要进行“企业诊断”的工厂有194个，包括轻工、纺织、化工、机械、电子、有色金属等行业，日方派出专家900余人次，中方派出工程技术人员700余人赴日考察相关企业1500多个。中方有78个诊断完毕的企业同日方签订了技术引进和设备进口合同，成交金额约11亿美元，有44个项目全部或部分建成投产。中日合作进行“企业诊断”是富有成效的经济合作模式。［20］（pp.176~177）

　　在技术转让方面，中方也得到日方友好企业的大力支持。比如，与中国交往多年的日本电气玻璃会社长崎社长，曾建议中方重视软件技术引进，技术引进不仅可以节省费用，而且是“购买从现在到将来的技术”，在缺少外汇的情况下，没有必要引进成套设备。［35］（pp.195~196）1980年底，日本电气玻璃会社与北京玻璃总厂签订技术转让合同，对北京市模型工厂有关电气机器零件用的硼硅酸玻璃和苏打玻璃的溶解、成型技术进行指导。

　　（三）对华开展贸易型投资

　　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小岛清认为，20世纪80年代“日本式的对外直接投资不是取代贸易（替代关系），而是补足（互补关系）贸易、创造和扩大贸易的”。［36］在改革开放起步阶段，日本制造业对华投资以松下电器公司为典型。早在1978年10月，邓小平访日期间请日本松下电器公司帮助中国改造电子工业，松下电器公司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当即允诺：愿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提供协助。1979年6月，松下幸之助访华时提出了日中合资的“松下构想”（“松下构想”即由日中双方共同出资5000亿~10000亿日元来改造中国电子机械工业，实现现代化。具体方案是：在北京、上海等地区，按商品类别设立合资企业；确保10%的利润率等。参见《松下構想、実現遠のく》，《日本経済新聞》1979年9月28日。）。松下幸之助回国后，向相关企业介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并做了相应的工作。但是，由于日本电子业界竞争激烈，加之不了解中国情况，尤其对合资经营缺乏信心，“松下构想”未能启动。为此，松下幸之助再次访华，向邓小平表示歉意，并表示松下电器公司将单独同中国合作，愿为合资合营企业树立一个典范。在80年代后期，松下电器公司同北京市有关单位合作成立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有限公司，所需生产线从松下电器公司引进，总投资规模达248亿日元，成为当时最大的中日合资企业。［37］

　　由于一些外国企业认为当时中国利用外资的体制不健全，此外还存在所有权、专利和技术使用费、配套产业等问题［38］，对在中国合资经营缺乏信心。为此，1979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39］颁布，1980年，《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劳动管理规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登记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先后颁布，［40］1983年9月，国务院发布了《合资法实施条例》［41］。同时《中日税收协定》的签订避免了两国的双重纳税。上述法律和规定的制订，对于外国企业回收资金、提升投资信心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推动了日本企业的对华投资。

　　（四）加强与中国企业的贸易合作

　　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外汇体制进行改革，使外汇根据市场变化得到较为合理的配置，尤其是对中央授权的外贸公司和企业以及国家鼓励的出口产业发展所急需的进口用汇优先配置。如三菱商事株式会社非常注重加强与中央授权的外贸公司和企业的合作，该会社北京事务所所长小岛哲卫表示：“我们进行商谈的都是（中国）政府授权的公司，所以不用担心外汇支付的问题”［33］。日绵株式会社认为，中国外汇使用的主要对象是进口家电组装生产线和零部件以及有利于出口产业的技术合作方面；就具体产业而言，轻工业、食品加工、纺织等是最优先的领域。［33］日绵株式会社以与衣食住相关企业改造为重点，积极进行食品加工等方面的投资和市场营销。此外，三井物产株式会社、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住友商事株式会社等综合商社也采取了相似的应对措施，以保证其对华贸易的顺利开展。日本企业在对华战略上的调整促进了中日贸易的扩大。

　　四、日本对外贸易格局的变化

　　在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日本政府和企业对华贸易政策与战略的调整促使日本对外贸易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在中国改革开放前，日本的出口市场逐渐形成了以美国、东南亚、西欧和中近东地区为中心的“四大支柱”格局，据日本海关统计，1978年上述国家和地区占日本出口比重分别为25.5%、23.7%、11.4%、11%，中国为3.1%［42］。就国别而言，中国为日本第七大出口市场、第八大进口市场。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在日本对外贸易格局中的地位日益提高。据统计，中国在日本出口市场中的比重从1978年的3.1%上升至1985年的7.1%，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出口市场。在进口方面，中国在日本进口中的比重也由1978年的2.6%上升至1985年的5.0%，1991年上升至6.0%，成为日本第二大进口市场。［43］可见，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当时中国已经成为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

　　从贸易结构来看，改革开放前，中国是日本纤维制品、化学制品和金属制品的重要出口市场之一，尤其是化肥、钢铁和合成纤维，分别位列第一、第二和第五位。而包括成套设备在内的机械设备类主要向美国、西欧、中近东等地区出口，对华出口则较少，1977年仅占0.43%。改革开放后，中国掀起的经济建设高潮带动了对日本成套设备和工业制成品的大量需求，同时也形成了对汽车、电视等耐用消费品的大量进口。1991年，日本对华纺织品出口额已经超过美国和韩国，占出口总额的11.7％，居第一位。日本对华钢铁的出口额也超过美国，1985年达到31.9亿美元，中国成为日本最大的钢铁消费市场。日本机械设备类对华出口的增长也相当迅速，所占比重由1977年的0.43%上升至1985年的5.7%（以上数据根据日本財務省：《財政金融統計月報》第317、413、486号（日本財務総合政策研究所网，http://warp.da.ndl.go.jp/info:ndljp/pid/8430893/www.mof.go.jp/pri/publication/zaikin_geppo/hyou2.htm；http://warp.da.ndl.go.jp/info:ndljp/pid/8430893/www.mof.go.jp/pri/publication/zaikin_geppo/hyou3.htm，2015年10月5日）中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出。），仅次于美国，其中增长最快的是电视机和汽车。在改革开放起步阶段，日本机械设备类出口市场逐渐实现了由美国以外地区向中国市场的转移。从统计数字来看，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中国一直是日本成套设备出口的主要市场，1984年和1985年分别居日本成套设备出口十大市场之首。［44］

　　在进口市场方面，改革开放前，日本主要以进口能源类产品为主，其中矿物性燃料所占比例最大，1977年其进口额占日本进口总额的44%。其中，日本煤炭主要从澳大利亚、美国和加拿大进口，而石油则主要从沙特阿拉伯、伊朗、科威特和印度尼西亚进口，中国分别只占其进口总额的0.6%和2.8%（以上数据根据日本財務省：《財政金融統計月報》第317号（日本財務総合政策研究所网，http://warp.da.ndl.go.jp/info:ndljp/pid/8430893/www.mof.go.jp/pri/publication/zaikin_geppo/hyou/g317/317.htm，2015年10月5日）中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日益成为日本最重要的能源进口市场。以日本进口最多的

　　石油为例，日本从中近东和东南亚地区的石油进口逐步下降的同时，从中国的进口则增长迅速，其所占比重由1977年的2.8%增长到1991年的5.9%，中国在日本石油进口来源国中的地位也由第六位升至第四位。（以上数据根据日本財務省：《財政金融統計月報》第317、413、486号（日本財務総合政策研究所网，http://warp.da.ndl.go.jp/info:ndljp/pid/8430893/www.mof.go.jp/pri/publication/zaikin_geppo/hyou2.htm；http://warp.da.ndl.go.jp/info:ndljp/pid/8430893/www.mof.go.jp/pri/publication/zaikin_geppo/hyou3.htm，2015年10月5日）中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出。）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改革开放起步阶段，日本实现了进出口市场由美国以外地区向中国市场的转移。

　　在改革开放起步阶段，中国在经济体制和对外开放等方面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不仅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而且使中国由封闭走向开放，巨大的市场潜力得以显现。为实现现代化，中国需要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而20世纪80年代，在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和日美贸易摩擦日益加剧的背景下，日本积极推进出口市场和能源进口市场的多元化战略。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推动了两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对接。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日本做出了积极反应。日本政府在资金合作、技术合作与转让以及解决中日贸易逆差等方面的政策进行了积极调整；日本企业则通过在贸易渠道和贸易形式上的多样化战略，对华开展贸易型投资和技术合作等。这些政策和战略的调整又促使日本进出口市场由美国以外地区向中国市场转移。因此，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日本对华贸易战略和政策的调整，推动了日本对外贸易格局的变化。

　　［参引文献］

　　［1］《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31~234页。

　　［2］《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大事记（上）》，《人民日报》1998年12月14日。

　　［3］《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49~952页。

　　［4］《改革开放三十年大事记》，《人民日报》2009年1月24日。

　　［5］《从政策上给予较多自主权从人财物上给予必要支持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加快开发建设海南岛　要求海南行政区当前抓好农林牧副渔和交通、能源、外贸、旅游等项工作》，《人民日报》1983年7月12日。

　　［6］《我国对外关系文件选编（1977年12月31日~1978年12月31日）》，新华通讯社1979年印，第312页。

　　［7］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71~199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80页。

　　［8］財団法人霞山会：《日中関係基本資料集（1970~1992）》，霞山会1993年版，第197页。

　　［9］《日经济团体举行酒会热烈欢迎邓副委员长　宾主共祝两国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不断取得新硕果》，《人民日报》1979年4月11日。

　　［10］《华总理在大平首相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强调　中日两国加强合作是时代的需要》，《人民日报》1980年5月29日。

　　［11］《中日两国要发展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人民日报》1982年6月6日。

　　［12］《谷牧副总理在东京举行记者招待会　发展中日友好是两国共同需要只要条件适当中国将接受所有友好国家贷款》，《人民日报》1979年9月7日。

　　［13］《华总理同大平首相会谈圆满成功中日文化交流协定在京签字　两国签署勘探开发渤海南、西海域石油资源协议书》，《人民日报》1979年12月7日；《大平首相举行友好盛会欢迎华总理中日科技合作协定签字华总理大平首相出席签字仪式》，《人民日报》1980年5月29日。

　　［14］《中国の商談凍結は一時的　アジア局長答弁》，《日本経済新聞》1979年3月4日。

　　［15］《大平首相会见谷牧副总理时表示日中经济贸易关系将取得更大进展谷牧副总理同园田外相会谈并参观钢铁和石油化工厂》，《人民日报》1979年9月4日。

　　［16］財団法人霞山会：《日中関係基本資料集（1949~1997）》，霞山会1998年版，第527页。

　　［17］徐承元：《日本の経済外交と中国》，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04年版，第66页。

　　［18］《資金協力重ねて要請》，《日本経済新聞》1979年9月5日。

　　［19］《园田外相宴请谷牧副总理一行谷牧拜访福田前首相》，《人民日报》1979年9月7日。

　　［20］林连德：《当代中日贸易关系史》，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0年版，第163页。

　　［21］《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人民日报》1984年3月14日。

　　［22］《国务院关于技术转让的暂行规定（一九八五年一月十日）》，《人民日报》1985年1月16日。

　　［23］《中日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在京签字》，《人民日报》1983年9月8日；《中日投资保护协定在北京签字》，《人民日报》1988年8月28日。

　　［24］《中国を最重点国に　技術協力、不満に配慮》，《日本経済新聞》1985年4月2日。

　　［25］《日中貿易の均衡化は幅広い協議で》，《日本経済新聞》1986年5月26日。

　　［26］《中国、貿易で不満》，《日本経済新聞》1987年6月25日。

　　［27］《日中で官民諮問機関　貿易不均衡是正へ提案》，《日本経済新聞》1985年10月12日。

　　［28］《貿易不均衡是正望む　外相定期協議》，《日本経済新聞》1986年4月12日。

　　［29］《対日赤字の縮小急ぐ　趙首相、日本に対応求める》，《日本経済新聞》1986年6月1日。

　　［30］《日中貿易　対日赤字半減めざす》，《日本経済新聞》1987年1月6日。

　　［31］《輸出基地作りで日中協議　3月に東京で開催》，《日本経済新聞》1987年1月30日。

　　［32］《38品目の開放要求　中国、日中通産相会談で》，《日本経済新聞》1987年6月28日。

　　［33］《いま、北京は世界で一番面白いー日中貿易の現場からの証言―》，《週刊東洋経済（国際経済臨時増刊号）》1985年7月15日号，第203页。

　　［34］上野秀夫：《日中間の委託加工·補償貿易の実態と問題点》，《海外市場》1982年3月号，第34页。

　　［35］﹝日﹞白根滋郎著、方桂芝译：《战后日中贸易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9~190页。

　　［36］﹝日﹞小岛清著、周宝廉译、李文光审校：《对外贸易论》，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46页。

　　［37］陈永昌：《松下幸之助的中国情怀》，《人民日报》2008年5月6日。

　　［38］《日中合併まだ無理　松下構想にも疑問》，《日本経済新聞》1979年9月27日。

　　［39］《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一九七九年七月一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人民日报》1979年7月9日。

　　［40］《加强经济立法适应现代化建设　国务院有关部门已经和正在起草的经济法规有七十多个》，《人民日报》

　　1980年9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1980年9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人民日报》1980年9月16日。

　　［41］《人大常委会审议合资法修正案个别条款将作适当修改和补充》，《人民日报》1989年12月21日。

　　［42］日本財務省：《財政金融統計月報》第326号，日本財務総合政策研究所网，http://warp.da.ndl.go.jp/

　　info:ndljp/pid/8430893/www.mof.go.jp/pri/publication/zaikin_geppo/hyou/g326/326_b.pdf，2015年10月3日。

　　［43］日本財務省：《財政金融統計月報》第410、484号，日本財務総合政策研究所网，http://warp.da.ndl.go.jp/info:ndljp/pid/8430893/www.mof.go.jp/pri/publication/zaikin_geppo/hyou2.htm；http://warp.da.ndl.go.jp/info:ndljp/pid/8430893/www.mof.go.jp/pri/publication/zaikin_geppo/hyou3.htm，2015年10月3日。

　　［44］马成三：《日本对外贸易概论》，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1年版，第48页。

　　［责任编辑：叶张瑜］

　　［作者简介］李愿富，历史学博士，副教授，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475000。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