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史 (the history of ideas) 与哲学史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和一般意义上的思想史 (intellectual history) 有着密切的关系。它脱胎于哲学史, 但与哲学史又有很大的不同。哲学史侧重研究各种哲学体系和流派, 观念史则关注构成这些哲学体系和哲学学说的最小成分, 即单元观念。观念史一度被认为是思想史的分支, 并可以和后者不加区分地混用。观念史偏重对观念或思想本身的考察, 更具分析和理论色彩, 而思想史更多地研究思想的产生与发展、起源与流变, 更加注重历史脉络。长期以来, 学界对观念史的研究侧重从哲学的角度, 分析观念史的创始人洛夫乔伊所提出的单元观念的内涵[1] (P195-211) [2] (P25-33) , 或者从史学史的角度, 对观念史的形成与发展作出整体评价[2](P412-423) [3] (P46-52) [4] (P46-52) 。本文在分析洛夫乔伊单元观念一般特征的同时, 将结合西方史学发展的总体趋势, 重点考察语境主义者对单元观念的批判, 以及社会史、新文化史的兴起对观念史的冲击。同时, 本文还将重点探讨洛夫乔伊观念史的不受具体语境限制、跨学科和跨民族等特征。这些特征满足了当前人们对观念的长时段考察, 并为观念史的回归提供了可能。 

　　一、洛夫乔伊观念史的创立 

　　阿瑟·洛夫乔伊 (Arthur O.Lovejoy, 1873-1962) , 美国哲学家, 早年接受纯正的哲学教育, 曾在美国多所大学任教, 1910-1938年间长期执教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1922年, 洛夫乔伊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成立观念史学社 (The History of Ideas Club) 。1936年, 洛夫乔伊出版了《存在巨链: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的研究》一书, 该书的问世标志着观念史这一学科的诞生。1940年, 洛夫乔伊创办了著名的《观念史杂志》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 这本刊物发行至今, 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1964年, 洛夫乔伊去世两年后, 国际观念史学会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Ideas, ISHI)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成立。 

　　洛夫乔伊观念史的理论与方法集中体现在《存在巨链: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的研究》一书中。在这本书中, 洛夫乔伊探讨了西方哲学史或思想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观念, 即存在之链 (the chain of being) 。所谓存在之链, 是指世界上的万物按照由高到低的顺序在自然界中的排列, 位于最底端的是一些最基本的物质, 位于最顶端的则是上帝。洛夫乔伊重点考察了存在之链这一观念从古希腊到18世纪的发展与演变, 其研究路数无疑是从传统哲学史中脱胎而来的, 但与哲学史还是有着很大的不同。在洛夫乔伊看来, 哲学史研究的是各种哲学体系、流派、学说和主义, 观念史研究的是构成这些哲学学说和哲学体系的最小成分, 即洛夫乔伊所谓的单元观念 (unit-ideas) [5] (P1) 。这里的单元观念很像分析化学中的元素, 小到不能再分割。哲学史上的各种主义, 如唯心主义、浪漫主义、理性主义、先验主义、实用主义等, 因其是复合物而不是单一物, 故不能被称作单元观念。原因在于, 这些主义代表的不是一种学说, 而是相互冲突的几种不同学说, 并且这些学说的主张者也来自不同的个人或群体。此外, 每一种主义都是从各不相同的动机和历史影响中衍生出来, 可以被分解成更为简单的要素, 这些要素常常以奇怪的方式组合在一起。比如, 基督教就不是一个单元观念, 因为基督徒们的信仰方式相差甚远且彼此冲突;再有, 任何一个基督徒或基督教教派都有一套观念。这些观念之所以能够被结合成一个聚合体, 有着单一的名称, 甚至被认为是一个真正的统一体, 乃是高度复杂和非同一般的历史过程的结果[5] (P6) 。 

　　在《存在巨链》一书中, 洛夫乔伊列出了五种类型的单元观念: (1) 含蓄的或不完全清楚的假定, 或者或多或少未被意识到的思维习惯; (2) 逻辑论证的主题; (3) 各种对形而上学激情的感知; (4) 神圣的词语或短语; (5) 特定的命题和原理 (比如所谓的存在之链) [5] (P7-15) 。在1938年另外一篇文章中, 洛夫乔伊又对单元观念作了如下分类:各种类型的范畴、有关日常经验的特殊方面的思想、含蓄的或明确的假定、神圣的惯例和口号、特定的哲学原理或宏大的假说、各门科学中的归纳或方法论上的假设[6] (P538) 。尽管洛夫乔伊也试着对单元观念的内涵作出进一步解释, 但总的来说, 洛夫乔伊对单元观念的界定依然是模糊和不确定的, 对于人们了解什么是真正的单元观念并无帮助。芬兰哲学家、美国哲学学会前任主席雅各·亨迪卡就指出, 洛夫乔伊的单元观念充斥着太多的解释和变体, 很难加以应用[7](P25, 27) 。亨迪卡进一步强调, 洛夫乔伊在《存在巨链》中提出的另一单元观念—完满原则 (Principle of Plenitude) , 即在宇宙的秩序中所有的可能性都能够化为现实, 即便以洛夫乔伊自己的标准视之, 也不能称作单元观念, 因为其蕴涵并不能脱离形成它的概念和理论环境。不过, 洛夫乔伊对单元观念的模糊界定, 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这是由单元观念的含混性和复杂性决定的。 

　　洛夫乔伊认为, 单元观念就像化学元素, 一方面不可再分, 另一方面, 它可以和其他观念结合在一起形成新的样态, 并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于历史上的各种思想观念和思想体系中。单元观念的这种特性, 使之很难被辨认, 研究者在没有充分认识到单元观念的性质之前, 是不能轻易下结论的。因而, 对单元观念作出明确的界定是困难的, 也是不可取的。不过, 观念史研究者的任务却在于“清除它们 (指单元观念) 的模糊性, 列举出它们各种各样意义上的细微差别, 考察从这些模糊性中产生的观念混乱的结合方式”[5] (P14) 。洛夫乔伊之所以大费周折地将单元观念作为其观念史研究的根基, 主要是出于对传统哲学史的不满。在洛夫乔伊看来, 传统的哲学史研究有着以下几个弊端:第一, 大量前后关联的论证和观点过于庞杂, 让研究者无从下手, 即便将之纳入学派或主义的框架中加以分类和简化, 看上去依然混乱和复杂。第二, 每一个时代都会出现新的哲学思想或观念, 但它们大多是从一些老问题中引申出来的, 缺少原创性, 它们的大量存在遮蔽了在本质上真正独特的观念。第三, 哲学家性格各异, 研究的侧重点亦不相同, 或者从相同的前提中得出的结论也有所偏差, 这就让人们很难把握哲学问题的实质[5] (P4) 。而从单元观念入手, 可以从各种哲学体系庞杂的表象背后看到问题的本质, 进而更容易从整体上把握和理解哲学史。正是出于这一目的, 洛夫乔伊才提出了观念史的研究路径, 建议从单元观念入手研究思想史, 对单元观念进行艰难的正本清源, 他将这一工作称作哲学语义学 (philosophical semantics) 。 

　　洛夫乔伊的这些创见在当时极具开拓性和启发性, 不仅打破了哲学史研究中的沉闷局面, 也为文学和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使得观念史成为20世纪70年代之前北美人文研究中的显学。观念史的创造性和活力不仅仅在于单元观念所蕴含的种种可能, 更在于观念史的跨学科特性和跨民族特性。洛夫乔伊在对单元观念的论述中指出, 单元观念之所以难以辨析, 一方面是因为它们与其他观念结合后以不同的面目存在于历史中的各个哲学体系中, 另一方面在于它们存在于不同的学科中。在学科的专业化业已形成且日渐深化的趋势下, 洛夫乔伊提出对观念史进行跨学科和综合研究无疑是难能可贵的。洛夫乔伊曾认定:观念史不是那种高度专门化思想的研究对象, 在一个思想被专门化的时代, 观念史的研究是难以进行的[5] (P22) 。根据洛夫乔伊的经验, 即便是研究弥尔顿的诗歌这样十分具体的主题, 也不能仅限于英国文学这一领域, 而是要综合哲学史、神学史、英语之外的宗教诗歌史、科学史、美学史和风格史等众多领域的知识[6] (P533) 。因此, 在《观念的史学撰述》一文中, 洛夫乔伊对观念史的研究范围作了更为具体的划分, 列出了观念史研究的12种类别, 它们是:哲学史、科学史、民俗学或人种志的一些分支、语言史的一些分支尤其是语义学、宗教信仰和神学教义的历史、文学史、比较文学、艺术史和艺术风格演变史、经济史和经济理论史、教育史、政治史和社会史、社会学的历史性部分或知识社会学[6] (P530-531) 。可以看出, 观念史研究几乎覆盖了人文社会科学的所有领域。 

　　在论及观念史的跨学科特性时, 洛夫乔伊曾对观念有过这样一个评价:“观念是世界上最具迁徙性的事物。”[8] (P4) 同样, 这句话也适用于观念史的跨民族特性。洛夫乔伊认为, 从人类学最宽泛的意义上来看, 历史学也是它的一个分支, 因为历史学家尤其是思想史学家所考察的根本问题, 不外乎人类的本质和行为, 尤其是人类的思想行为, 包括个体和群体兴趣、意见及品味的形成, 以及他们发生变化的次序与规则[9] (P484) 。而人类思想行为的形成与变化, 存在着许多共通性事实, 因此, 对观念的共时性或跨民族考察就显得十分必要。鉴于当时文学研究特别是比较文学研究在观念超越国家和语言藩篱中所起到的表率作用, 洛夫乔伊同样以弥尔顿的诗歌研究为例, 来说明共时性或跨民族研究在观念史中的意义。 

　　观念所蕴含的跨民族特性, 让洛夫乔伊形象地将观念比作进入国际贸易中的商品[6] (P532) , 以此来强调观念所具有的那种充满活力的流动性。然而, 对于观念的历时性研究, 甚至不惜以分期来将观念的历时性明确和固定下来的做法, 在给观念带来时间上的连贯性的同时, 却造成了观念在空间和地域上的割裂, 这对于全面地理解观念没有助益。洛夫乔伊认为, 观念在时间上的差异甚至大于观念在地域或空间上的差异。也就是说, 观念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文化区域内不同时间段上所显示出来的差异, 比观念在同一时期不同国家、民族、文化之间所表现出的差异要更大。正如洛夫乔伊指出的:“从总体上看, 一个16世纪晚期典型的有教养的英国人和一个法国人或意大利人在基本的观念、品味和道德秉性上的共通性, 比当时的英国人和18世纪30年代、19世纪30年代或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人之间的共通性还要多一些。”[5] (P18)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人文社会科学诸学科日渐成熟和细化、方法论上的民族主义大行其道之时, 洛夫乔伊能够提出观念史研究的跨学科和跨民族理路, 确实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借助单元观念在人类各个思想文化领域内的存在以及单元观念跨越各个民族国家的流动性, 洛夫乔伊至少在理论上成功地将观念史塑造成一门提倡综合研究的新学科, 因此吸引了更多的学者参与到观念史的实践中来, 使之成为20世纪上半叶北美人文研究中的显学和主流 (1) 。尽管洛夫乔伊只是尝试在观念史这种相对单一的思想研究领域, 去建立一种力图涵盖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综合研究, 但其抱负足以与大致同一时期法国年鉴学派统合一切社会科学方法创建总体史的宏伟目标相媲美, 也因此受到后世学者的交口称赞。 

　　二、历史地理解观念:语境中的观念史 

　　在洛夫乔伊的理解中, 单元观念是思想史中“基本的、持续不变的或重复出现的能动单元”[5] (P7) 。也就是说, 单元观念是一种独立于思想家大脑或思想体系之外的实体, 其本质是不变的, 只是在不同的时间出现在不同思想家的头脑之中, 或者出现在不同的地域空间内, 等待研究者去发现它们。这种将单元观念视为超验的、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精神实体的做法, 受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特别是, 考虑到观念史作为一种历史分析方法, 单元观念的不变性恰恰是非历史的。哲学家路易斯·明克就看到:洛夫乔伊的单元观念完全是不变的, 变化的是它们与其他观念的外部关系以及它们与人类行为方式的关系[9] (P10) 。一个观念的“历史”不是其变化的历史, 而是其不断地属于这个或那个观念复合物的“年代记”。明克特别使用了年代记 (chronology) 而非历史 (history) 一词, 目的在于说明洛夫乔伊的单元观念并不具有历史演变或历史发展的意义, 只不过是一份与其他观念结合后在时间序列上的记录而已。明克不无讽刺地指出, 洛夫乔伊对单元观念的研究充其量只是一份观念的分类目录 (catalogue raisoneé) , 而非一部观念的历史[10] (P12, 13) 。进而, 洛夫乔伊所谓的观念与观念之间的相互作用、冲突和结合也是不能理解的, 因为发生相互作用、冲突和结合的, 只能是不同单元观念组合而成的观念的复合物。 

　　对洛夫乔伊这种非历史的观念史的批评更多地出现在历史学家、尤其是研究政治思想史的历史学家中, 其中以昆廷·斯金纳为代表。昆廷·斯金纳 (Quentin Skinner, 1940-) 在剑桥大学开始其学术生涯, 主要从事现代早期欧洲政治思想史研究, 对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的研究尤为独到。斯金纳的研究理念深受剑桥大学同事彼得·拉斯莱特、波考克、约翰·邓恩的影响, 即注重从社会和历史背景中去分析政治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斯金纳反对洛夫乔伊式的恒久不变的观念, 认为任何观念都是一定条件和环境的产物。当时代和环境的改变时, 观念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并产生出新的意义。不仅如此, 观念的变化还表现在阐释者的主观性上。阐释者在对一种观念作出理解、解释和发扬时, 总是会将自己的经验、意愿和目的加入其中, 这样, 观念距离其产生的时间越远, 就越会远离其本义, 衍生出更多含义。针对洛夫乔伊的观念史, 斯金纳批评道:“不存在这样一种单元观念的历史, 只存在一种单元观念被不同时期的不同历史施动者 (agent) 所运用的历史。”[11] (P62) 观念史研究的目的不是去发现那些永恒存在的观念, 而是去消解后来人附加于观念之上的其他含义, 尽可能地展现观念的原初本义, 或者在历史的脉络中去探询观念的曲折变化。这就需要研究者搁置自己的立场, 深入到观念产生的语境之中, 去历史地理解观念, 理解观念在不同时期的变化。这里所谓的语境, 就是指观念产生的特定的环境、背景和条件, 它受制于一定的时间和空间, 是历史的产物。斯金纳的这种观念史研究方法, 通常被称作语境主义 (contextualism) 。 

　　语境主义要求对历史中的观念做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那些包含着某种观念的学说、思想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不能以超越时代或时代错置的方式对之进行理解。对此, 斯金纳明确指出:“任何陈述必然是特定时刻特定意图的反映, 它旨在解决特定的问题, 因此也仅限于它自己的情境, 试图超越这一情境的做法只能是幼稚的。”[12] (P50) 作为一名实践中的历史学家, 斯金纳在自己的研究著作中, 也努力践行着上述原则。在对17世纪英国的自由观念, 亦即新罗马自由理论的考察中, 斯金纳试图再现这一历史上一度占有重要地位, 后来却因现代自由主义的兴起而逐渐衰落的自由传统。在斯金纳看来, 现代自由主义建立以来, 其理念尤其是消极自由理念成为对自由主义最普遍和最正统的理解。但这种对自由主义的单一理解, 使人们忘记了自由观念的其他可能。斯金纳希望借助对新罗马自由理论的考察, 让自由这一观念重新回归到自身的历史性之中, 去展现它的多种可能。斯金纳因此建言:“通过重新进入我们已经失去的思想世界, 去质疑这种自由霸权 (指现代自由主义———引者) 。我试图在新罗马自由理论最初形成的思想和政治语境中定位它, 考察这一理论本身的结构和前提, 并借助这种方式, 如果我们愿意的话, 去再次思考这一理论要求我们在思想上忠实于它的可能性。”[13] (PⅩ) 斯金纳的这一理念, 不仅有助于人们重新理解现代自由主义产生之前的自由观念, 同时也让人们看到在历史语境中重构某些观念的意义与价值。 

　　在撰写《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时, 斯金纳同样不满足于仅仅论述重要政治思想家的重要观念, 而是将目光投向思想和观念背后的语境上。既然观念总是产生于特定的社会, 那么理解观念的前提就要了解观念诞生于其中的社会及其语境。因而, 斯金纳撰写此书的重点不在于考辨经典著作和与之相关的种种观念, 而在于揭橥这些观念在语境中的发展和变化。诚如斯金纳指出的: 

　　如果我们希望理解早期的社会, 我们就需要尽可能地完全用设身处地的方式来发现这些社会中不同的心态, 这一点无疑已经成为近来历史编纂学中的常识。但如果我们作为政治观念的研究者, 仍旧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些人身上, 而他们讨论政治生活问题抽象和睿智的程度是其同代人无法比拟的, 那么我们就很难期许我们能够达到上面提及的那种对历史理解的程度。另一方面, 如果我们把这些经典文本置于恰当的思想语境中, 我们或许就能为历史上各种各样政治思想的产生描绘出一幅更真实的画面。对于我所描述的这种研究方法, 我认为很值得为之呼吁, 因为如果它能成功实践, 我们就会写出一部具有真正历史特点的政治理论史。[14] (PⅪ) 

　　也就是说, 观念史只有借助语境主义, 即将观念、思想和文本放在意义在其中发生变化的社会语境和话语框架中, 才能真正具有一种历史感, 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和解释。 

　　除了在自己的著作中全力倡导语境主义外, 斯金纳还主编了一套体现这一研究取向的“语境中的观念”丛书。这套丛书从1984年开始出版, 到2011年出版了100卷。截至2017年, 该丛书已经出版了116卷。这套丛书主题广泛、种类繁多, 在体例上也不拘一格, 有专著、论文集、会议文集, 但其中不少已列入当代学术名著之列。比如, 理查德·罗蒂和昆廷·斯金纳主编的《历史中的哲学:论哲学的历史编纂》 (1984) 、波考克的《德行、商业和历史:18世纪政治思想与历史》 (1985) 、彼得·诺维克的《那高尚的梦想:“客观性问题”与美国历史学界》 (1988) 、多萝西·罗斯的《美国社会科学的起源》 (1991) 、劳埃德的《对手与权威:古代希腊与中国科学研究》 (1996) 、大卫·阿米蒂奇的《英帝国的意识形态根源》 (2000) 、詹姆斯·汉金斯主编的《文艺复兴市民人文主义:再评价与再思考》 (2000) 、伊恩·哈金的《驯服偶然》 (2002) 等等。显然, 考察观念在特定语境中的发展与变化, 是这套丛书的宗旨, 也是每本书共同的特点。 

　　以政治思想史为依托, 以历史语境主义为方法, 昆廷·斯金纳倡导的语境中的观念史给洛夫乔伊开创的观念史范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使后者无论在方法还是实践上都显得有些落后与过时, 或者说并不是适合历史研究的特点。这种对观念史质疑的潮流, 从政治思想史领域开始, 逐渐扩散到一般意义的思想或观念研究领域。研究者认识到, 对于观念或思想的历史考察必须要将之纳入到一定的社会、制度和文化语境中, 才能作出一种立体的而非平面的理解。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 一批有影响的和原创性的观念史著作, 都将观念或思想产生的背景和语境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比如, 彼得·盖伊在其名著《启蒙运动:一种解释》中, 就一反以往研究只注重启蒙思想家著作和言论的常态, 转向对启蒙思想家日常行为、人生经验和社会环境的关注上, 揭示了启蒙哲人作为普通人的一面及其思想的复杂性。卡尔·休斯克的《世纪末的维也纳》 (1980) 也有异曲同工之处, 作者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 分析了19世纪末维也纳的文学家、建筑家、画家和音乐家的成长经历和时代背景, 研究了他们创作的诗歌、小说、建筑、绘画和音乐中所透露的感伤与期望。作者发现, 19世纪末维也纳知识分子在思想观念上呈现出惊人的一致性, 即在政治上反对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秩序, 在文化上反对资产阶级文化的庸俗。由此, 作者成功地归纳和把握了19世纪末这一特定时期的思想脉络和历史趋势。 

　　三、观念史的衰落与回归 

　　历史语境主义的兴起, 使得洛夫乔伊式的观念史越来越遭到历史学家的摒弃。这种不满不仅表现在历史学家在理论和实践上对旧有的观念史模式的超越, 更为直观的是, 不论是对具体观念的考察, 还是对某一思想体系的综合研究, 历史学家们更愿意用能够体现社会、文化、历史语境等要素的思想史 (intellectual history) 这一表述来取代之前的观念史 (the history of ideas) [15] (P27) 。如此一来, 观念史从之前的一个独立学科, 似乎要逐渐被思想史这一更大的学科所吸纳。罗伯特·达恩顿在对思想史的内涵作出界定时, 认为它包括四个层次:观念史 (研究系统思想, 通常在哲学著作中) ;严格意义上的思想史 (研究非正式的思想、舆论环境和文学运动) ;观念的社会史 (研究意识形态和观念的传播) ;文化史 (研究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 包括世界观和集体心态) [16] (P337) 。显然, 在达恩顿那里, 观念史已经被认为是思想史研究中的一个次级领域。而对历史性和语境的强调, 也使得观念史与思想史日渐趋同, 以至于两者几乎没有什么区别。除非有特殊的用意, 观念史与思想史这两种称谓完全可以混用, 但思想史的使用频率和范围显然要更高。在某种程度上, 思想史正在取代观念史, 成为更值得历史学家信任的研究模式。 

　　除了理论和方法上的陈旧外, 史学研究风潮的变化, 也进一步推动了观念史的衰落。20世纪60年代, 社会史开始在美国史学界大行其道。社会史更加注重对社会环境、思想语境的分析, 视角也从社会上层和知识精英转向社会底层和普通民众, 其研究方法吸引了更多年轻学者的关注。不仅如此, 到了20世纪80年代, 美国史学界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文化转向”, 新文化史应运而生。历史学家转而去研究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 对于历史表象中符号、象征和意义的探询, 对历史人物的心态、经验和记忆的分析, 超过了以往对历史发展的动力和历史中的结构等宏大问题的关注。比如, 新文化史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在《屠猫记》一书中, 分析了巴黎的印刷工学徒屠杀女主人的猫的象征意义[17]。作者没有走屠猫反映了工人和作坊主之间劳资矛盾的经济分析的路数, 而是首先探讨猫在西方文化中的象征意义。作者认为, 猫在西方跟神秘、暴力、邪恶有关, 也是妖冶女性的象征。对猫的屠杀象征着对女主人的强暴, 对作坊师傅的反抗。但这种反抗只是采取了一种象征的玩笑形式, 也就说学徒们不能正面对抗对资产阶级, 只能将反抗保留在象征和狂欢的层次。在新文化史的推动下, 历史学者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历史学者对于微观史、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兴趣空前高涨, 观念史在这种境况下进一步走向衰落。以至于有学者评论, 观念史只有转型成为观念的社会文化史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ideas) , 也就是说借鉴社会史和新文化史的方法来进行研究, 才有可能生存下去[18] (P5) 。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 洛夫乔伊式的观念史确实处于一种逐渐衰落和日趋沉寂的状态, 而对社会史尤其是对文化史研究方法的借鉴, 使得观念史作为一个学科的特征也愈发模糊, 这尤其让一些观念史学者感到不满。1990年, 唐纳德·凯利撰写了《观念史怎么了?》一文, 提出并回答了“观念史是什么”“如何撰写观念史”以及“观念史应该是什么”三个问题, 重申和强调了观念史的学科性质[19] (P25) 。作者在文章的末尾呼吁观念史学者要带着时代的问题意识, 回归观念史自己的传统和实践, 迎来观念史的新世纪。不过, 至少到21世纪初, 观念史在学术界受人冷落的状况并没有实质性变化。英国密德萨斯大学思想史教授约翰·霍普·梅森在其出版于2003年的研究“创造性”这一观念的著作中, 对这一情况作了如下描述:“近年来, 人们普遍认为这种历史已经不再有效, 对延续性的假设是错误的 (断裂才是标准) , 宽广的视野忽视 (或者扭曲、压抑) 了个体的特性, 没有本质不变的、持久永恒或普遍的人类价值, 过去的文本只有放在特定和有限的语境中才能被理解。”[20] (PⅥ) 

　　近年来, 随着史学研究中大尺度 (large scale) 的兴起, 史学研究的各个领域, 比如经济史、文化史、政治史等, 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新变化。学者们主张用长时段和跨区域的视角对基于民族国家和短期主义的传统史学予以改造, 强调在时间和空间两个范畴上去扩展研究对象的范围, 以便对之有一个全面的和综合的认识。这种新的研究路径的学术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布罗代尔1958年提出的“长时段” (longue durée) 理论那里, 亦即用一种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长度去研究历史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到21世纪初, 随着全球史的出现, 史学家对于在时间和空间上愈发宏大的问题兴趣倍增。最近十年来, 大历史 (big history) 和深度历史 (deep history) 的异军突起, 将历史研究的时间尺度扩大到宇宙的起源, 并主张在人类的历史与宇宙演进的历史之间展开对话。在这种形势下, 观念史史学家也要求用一种更为宏大的视角去研究观念或思想的历史。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大卫·阿米蒂奇则是这方面较早的实践者。 

　　阿米蒂奇早年师从昆廷·斯金纳, 专治现代早期英国政治思想史, 并接替斯金纳担任“语境中的观念”丛书主编。2012年, 阿米蒂奇在《欧洲观念史》杂志发表《什么是大观念?思想史与长时段》一文, 呼吁思想史要重新回到长时段和大尺度的研究中来, 去研究人类思想中的大观念[21] (P497) 。所谓的大观念, 指的是过去300年以来, 在人类政治、道德和科学词汇中占据重要位置的那些概念, 它们有着悠长的历史, 且不断经受着人们对它的价值评判。可以看出, 这里的大有两层含义, 一是观念本身的重要性, 二是观念所承载的漫长的时间跨度。尤其是第二点, 它构成了阿米蒂奇所设想的对观念或思想进行长时段研究的核心特征。阿米蒂奇指出, 当前观念史的研究视野在不断萎缩, 有一种退化到短期主义的危险, 造成这一后果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 剑桥学派尤其是昆廷·斯金纳对语境的过分强调, 束缚了研究者应有的视野。正如斯金纳曾经指出的, 如果不设定具体的语境, 观念史将不再是观念的历史, 而是抽象概念的历史, 研究者将无法对之展开有效的思考[12] (P18) 。不过, 其缺点也是很明显的, 即研究者可能只关注某一特定语境, 而忽视了发生在这一语境之前和之后的类似的语境, 其研究视野因而显得愈发狭窄。为此, 阿米蒂奇提出, 在研究观念时, 必须建立一种连续的语境主义 (serial contextualism) , 也就是说, 观念将不再被限制在单一的语境内, 因为语境本身也有一个发展、延续和变化的过程[21] (P498) 。阿米蒂奇以政治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观念“内战”为例指出, 当前的历史学家热衷于研究特定语境中的内战, 比如英国内战、美国内战、西班牙内战等, 但很少有人将内战视作一个世界范围内跨越时间限度的连续现象[22] (P17-18) 。因此, 人们在特定语境和时段中获得的关于内战的经验, 无助于他们去了解到底什么是内战。有鉴于此, 阿米蒂奇运用长时段和多语境的综合视角, 梳理了从古罗马到至今为止人类2000年的内战现象, 对蕴含在内战这一政治概念中的观念史作出了全面而深入的考察。 

　　这种新的、强调从大尺度和长时段来研究观念的构想, 恰恰可以在洛夫乔伊的观念史那里找到理论支持和写作灵感。洛夫乔伊在论文《观念的史学撰述》中明确指出:许多单元观念都有着它们自己漫长的生命史 (life history) , 对观念的研究, 就是对其整个生命史的研究[6] (P538, 539) 。也就是说, 任何重要的观念, 其本身都有一个漫长的发展史, 对这样的观念进行研究, 就要从整体上研究其全部历史, 而不是某个时段的历史。尽管语境主义者批评洛夫乔伊对观念在历时性上不加限定, 但这一点十分契合对观念的长时段研究。不仅如此, 洛夫乔伊一再强调的不要将观念限定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 而是揭示其跨越国界的流动性, 对于当前从大尺度上研究观念的历史同样有启发意义。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当下, 思想观念跨越边界的现象非常普遍。考察一种观念从原生地向其他地方的传播, 以及在这一过程中观念在新的语境中的遭际———不论是接受也好, 抵制也罢, 抑或是为了适应新的语境而发生的某种变形, 将成为当前观念史研究的一种新思路。或许正是因为如此, 有学者指出, 在当前以大尺度和长时段为特征的观念史研究中, 洛夫乔伊的那种不受语境限制、跨区域和跨学科的观念史似乎又重新焕发了生命力, 正迎来在新形势下的回归[23] (P14-31) 。 

　　当然, 这种回归并非简单地回到洛夫乔伊观念史的原初状态, 而是抽取其中的合理因素, 在满足史学界对长时段、宏大叙事需要基础上的革新。今天, 很少有学者会像洛夫乔伊那样去分辨什么是不可分割的单元观念, 也很少有学者认为观念与观念之间可以像化学元素那样进行组合。但是, 重新审视洛夫乔伊观念史中的那些长时段、跨语境和跨民族的方法和论述, 将有助于学者去撰写反映新时代要求的观念史, 并在观念史与各种长时段的历史之间建立起有效的对话机制。在这种情况下, 观念史这门有着悠久历史的学科一定会散发出新的活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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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张继亮.西方观念史上的“两个上帝”——读洛夫乔伊的《存在巨链》.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2012, (4) . 

　　[3]Maurice Mandelbaum.Arthur O.Lovejoy and the Theory of Historiography.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1948, 9 (4) . 

　　[4]姜静.洛夫乔伊观念史思想探析.史学理论研究, 2013, (4) . 

　　[5]Arthur O.Lovejoy.The Great Chain of Being: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n Idea.Cambridge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6]Arthur O.Lovejoy.The Historiography of Ideas.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38, 78 (4) . 

　　[7]Jaakko Hintikka.Gaps in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An Exercise in the Methodolog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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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Arthur O.Lovejoy.Present Standpoints and Past History.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1939, 36 (18) . 

　　[10]Louis O.Mink.Change and Causality in the History of Ideas.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1968, 2 (1) . 

　　[11]Quentin Skinner.Rhetoric and Conceptual Change.Finnish Yearbook of Political Thought, 1999, 3. 

　　[12]Quentin Skinner.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History of Ideas.History and Theory, 1969, 8 (1) . 

　　[13]Quentin Skinner.Liberty before Liberali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14]Quentin Skinner.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Vol.1.The Renaissan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15]Richard Whatmore.What Is Intellectual History?Cambridge:Polity Press, 2016. 

　　[16]Robert Darnton.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Cultural History∥Michael Kammen.The Past Before US:Contemporary 

Historical Wri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Ithaca, 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0. 

　　[17]Robert Darnton.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New York:Vintage Books, 1985. 

　　[18]Anthony Grafton.The History of Ideas:Precept and Practice, 1950-2000 and Beyond.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2006, 67 (1) . 

　　[19]Donald R.Kelley.What is Happening to the History of Ideas?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1990, 51 (1) . 

　　[20]John Hope Mason.The Value of Creativity:The Origins and Emergence of a Modern Belief.Aldershot:Ashgate, 2003. 

　　[21]David Armitage.What’s the Big Idea?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the Longue Durée.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 2012, 38 (4) . 

　　[22]David Armitage.Civil Wars:A History in Ideas.New York:Alfred A.Knopf, 2017. 

　　[23]Darrin M.Mc Mahon.The Return of the History of Ideas?∥Darrin M.Mc Mahon, Samuel Moyn.Rethinking Modern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注释 

　　1 比如, 思想史家安东尼·格拉夫顿指出, 当时《观念史杂志》已经成为美国知识分子案头的必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