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非国家是中国的天然盟友，这些国家大多经历过西方殖民压榨的屈辱历史，当前面临相似或相同的发展任务，双方共同点大于差异性，更易同甘共苦，患难与共。

　　60年前万隆会议的成功召开，标志着亚非国家首次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如今60年过去，国际社会发生了沧海桑田般的变化，在新形势下，习近平主席在出席亚非领导人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中指出，要“加强亚非合作，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亚非人民及其他地区人民”。就此而言，中国与亚非国家深化合作正当其时。

　　首先，“中间地带”战略重要性日趋凸显。近年，国际格局“南升北降”加快。西方经济总量持续下降，2013年西方国家经济总量首次低于世界经济总量一半；同时新兴经济体实力不断增强，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等“金砖五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约50％。新兴经济体在G20中的代表数，基本与发达国家平分秋色。当前，西方“将弱未弱”，新兴经济体“将强未强”，国际权力格局正处于“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状态”。历史经验表明，国际权力转型期，往往也是大国矛盾激化期和战争高发期。囿于“核恐怖平衡”和经济相互依赖，当前传统大国与新兴大国不太可能爆发全面战争，但其他领域博弈和斗争将日趋激烈。这其中，“中间地带”成为大国关注的重要领域。亚非拉地区占全球国家总数的3/4，全球土地面积67%，世界人口总数77%，是大国博弈成败的关键因素。从地缘政治看，大国的外围地带越大，威胁源越远，本国就越安全。从地缘经济看，“中间地带”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依托，大国可依托的“中间地带”范围越大，市场规模和原料产地乃至经济规模就越大。

　　“中间地带”基本都是亚非拉国家，这些国家现代化进程大多 “在路上”，需要在几十年内解决西方花几百年解决的问题，因此，既处在高速发展期，也处于矛盾多发期。其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如政治制度转型、经济发展、阶级矛盾、民族宗教问题等，稍微处理不当，就容易出现群体抗议和社会危机。一旦这些国家出现问题，西方大国就像鲨鱼闻到血腥味一样聚拢过来，通过利益拉拢、外交孤立、网络攻击、经济制裁、“颜色革命”、策动分裂乃至发动战争等手段，借以实现有利于己的战略目的。当前伊朗、利比亚、苏丹、委内瑞拉、叙利亚、乌克兰等国家动荡加剧，背后均有大国博弈的因素。

　　其次，中国需要加强与亚非国家的团结合作。随着影响力的逐渐提升，中国希望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实现这个目标，需要亚非国家团结合作。

　　一方面，亚非国家是中国崛起可以信赖的政治盟友。中国要想在国际舞台上有效维护国家利益、发挥更大影响，同时“壮大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力量”，就需要在国际上多交朋友，尤其需要“休戚与共、同甘共苦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美国作为现行国际秩序的既得利益者，不愿中国崛起，排挤、削弱和打压中国是其长期目标，双方斗争多于合作，很难成为平等相待的盟友。中国对西方大国不能抱太多战略幻想。相比之下，亚非国家是中国的天然盟友。这些国家大多经历过西方殖民压榨的屈辱历史，当前面临相似或相同的发展任务，双方共同点大于差异性，更易同甘共苦，患难与共。新中国成立后，屡遭西方外交孤立和围堵，正是广大亚非国家鼎力支持，将中国“抬进联合国”。当前，多数发展中国家真心希望中国强大，共同制衡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拓展外交空间，提升国际地位，同样离不开亚非国家的支持。

　　另一方面，新兴市场是中国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突破口。中国在全球产业结构中大体处于中游，正处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期。但发达国家不愿放弃现行 “中心—外围”的产业链结构，加上目前欧美经济萧条，全球合作意愿弱化，保护主义升温，中国未来开拓欧美市场空间有限，对我实现经济转型帮助不大。相较而言，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潜力较大，尤其近些年，发展中国家经济年均增速比发达国家快2—3个百分点，世界经济增长70%来自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要想持续快速发展，必须顺应潮流，将发展中国家视为重要倚重对象。据商务部统计，2012年中国对欧盟、美国、日本、香港等四个传统市场贸易额占贸易总额的比重比5年前下降6.2个百分点，同期中国对发展中国家贸易比重上升6.2个百分点。加强南南合作不仅有助于中国经济规模保持和扩大，还是推动中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型的重要突破口。据报道，中国出口发达国家以贴牌生产为主，出口发展中国家产品则以自主品牌形式呈现。这些年来，正是通过开拓新兴市场，中国形成了中兴、华为、长城汽车等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品牌。因此，中国要想发展壮大高端制造业、实现产业结构升级，除开拓国内市场外，必须强化同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合作。当前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规划，合作重点就是亚非国家。

　　最后，探索新型合作模式，深化中国与亚非国家之间的合作。习近平主席指出，亚非国家要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对接发展战略，把亚非经济互补性转化为发展互助力，深化区域和跨区域合作，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构建宽领域、多层次、全方位的亚非合作新格局。

　　当前，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能源需求的不断增加，中国日益加大对世界事务的关注和介入力度。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东方文明古国的三重身份，决定了中国与亚非国家交往，不可能也不应该重蹈西方覆辙，而必须另辟蹊径，探索新型合作模式。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访问非洲期间，提出“正确义利观”概念，认为在国际合作中，我们要注重利，更要注重义。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按照笔者理解，这种“中国特色的合作模式”，实际是兼顾利益与正义的“权利政治”。一方面，这种合作模式承认并基于相互间利益需求；另一方面，与亚非国家合作又建立在主权平等基础上。倡导公平正义与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看似互不搭界，实则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一个国家的外交理念如果没有道义原则，忽略甚或抛弃公平正义，一味奉行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实用主义原则，必然导致行为短视和机会主义。

　　（作者单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