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后，传统主流左右翼政党趋同加强，方向感不断迷失
进入新世纪后，整体看来，传统主流左右翼政党趋同加强，方向感不断迷失，主流政党碎片化、政党体系碎片化，边缘性政党的作用开始凸显并产生一定的影响力。
传统主流左右翼政党趋同加强，政党边界愈来愈模糊。如前所述，苏东剧变导致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谷，无论是科学社会主义还是西方的民主社会主义都让位于新自由主义的肆虐。所谓“历史的终结”甚嚣尘上。这时，英国工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已长达十几年与执政无缘。其他的社会党有些虽仍在执政也因苏东社会主义的失败而备受攻击。在这种背景下，西欧左翼掀起了一阵改革旋风，其标志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欧洲社会党盛行的“第三条道路”，其代表人物和政党包括以托尼·布莱尔标榜的“新工党”，德国前总理格哈德·施罗德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和法国总理里昂内尔·若斯潘领导的社会党。施罗德以“新中间道路”著名，若斯潘则自称“现代社会主义”，第三条道路的实质是传统的左翼政党向中间靠拢。由此，欧洲出现粉红色的天下，中左主导政坛，右翼处于混乱之中。
中左政党主导西欧政坛的局面持续大约十年左右，亦即从1997年到2007年，从布莱尔复兴工党主政至2007年5月10日布莱尔宣布辞去工党领袖职务。世纪之交之际，右翼一批新生代领导人崭露头角，如英国的卡梅隆、法国萨科齐、德国的默克尔等。他们为打破困境，力图革新，在医疗福利、环境保护、劳工市场等题目上采纳了原属左翼的一些立场。也可以说，是右翼如法炮制左翼“第三条道路”的成功，并且更上一层楼，在争取中间派的同时，保持了右翼阵营的一体性。右翼这些改革的实质也是向中间靠拢，由此，左右两类政党进一步趋同。
中左和中右势力呈现出此消彼长、犬牙交错之势，但总体趋势是以中右翼政党稍占上风。
以2002年法国大选为起点到2009年欧洲议会选举，各国的新一轮政党轮替开始，中左和中右势力呈现出此消彼长、犬牙交错之势，但总体趋势是以中右翼政党稍占上风。其标志是，2002年希拉克蝉联法国总统，社会党人若斯潘败北，反而输给了极右翼的候选人勒庞。此后，西欧几个大国及具有左翼传统国家的政党逐步让位于右翼政党。2005年，德国提前大选，因力主改革的施罗德在选举中以微弱少数落后于崭露头角的德国铁娘子安吉拉·默克尔。社会民主党不得不与基督教民主联盟组成联合政府。2006年，瑞典社会民主党选举失败，结束长达12年的执政。2007年5月，法国萨科齐击败社会党人罗亚尔当选总统，维持了右翼继续主导法国政坛的局面，法国社会党再次陷入混乱与分裂之中。2007年布莱尔丑闻缠身，再加跟随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声誉大跌不得不辞职，随后戈登·布朗接任后已回天无力，在2010年5月的选举中黯然下台。这期间，右翼最后取代左翼的国家还包括意大利、荷兰等国。尤其是2009年6月的欧洲议会选举是个分水岭，选举结果令很多人颇感意外，不仅英、法、德等大国的左翼候选人纷纷败下阵来，中间偏右的主流派候选人普遍胜出，而且少数极右的党派候选人则跨越“门坎”首次当选。欧洲政治右倾趋势加强。
值得人们反思的是,这次欧洲议会选举是全球金融危机肆虐的背景下进行的，以往遇到经济危机时，左翼政党的候选人会较容易胜出，因为他们较多赞成运用政府资源增加社会需求，刺激经济复苏，而选民渴求在经济上得到解脱的心态会促使他们支持左翼候选人。但结果恰恰相反。左翼屡遭挫败，致使人们质疑欧洲左翼的健康问题，为什么恶化的经济衰退并不能提高欧盟内的社会党人的支持率?毕竟，市场放纵的弊端暴露无遗，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一度自负的企业巨头都在祈求国家的搭救。然而，选民们并没有竞相地去支持主流的中左政党。法国左翼报纸《解放报》最近的一个专栏悲叹道，这不仅仅是一个“矛盾”，而且是一个“不公正”。
面对金融危机，左翼没有提出一套应对金融危机的良策
多年来，欧洲社会党人一直在警告：无节制的市场经济会带来恶果;但是也只是批评而已，由于内部分歧严重，难以形成有效地应对之策。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左翼理论上和思想上的混乱。坚持实用主义，淡化意识形态;“少谈一些主义，多解决一些问题”成为社会民主党奉行的准则;不仅意识形态束之高阁，而且政治家谈到意识形态这个词汇就有点别扭。过去十多年来，欧洲社会党盛行“第三条道路”，强调要在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进行折中，实质上是社会党的新自由主义趋势;放弃社会主义目标，认为资本主义具有生命力，要改革，管理资本主义。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我既非左派又非右派，我就是我;旧的意识形态已被历史的力量所压倒，我只对当前产生效果的东西感兴趣”。第三条道路的实质是就是向中间靠拢。
《纽约时报》解释欧洲左翼的困境，是因为右翼向中间靠拢，在医疗福利、环境保护等题目上采纳了原属左翼的一些立场。如果属实，可以说是右翼如法炮制左翼“第三条道路”的成功，并且更上一层楼，在争取中间派的同时，保持了右翼阵营的一体性。诸多迹象表明，社会民主党面临着身份危机和生存危机。如法国《世界报》2008年11月8日发表的《社会民主党产生身份危机》一文指出，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派陷入了存在危机。他们当政时(例如德国和英国)，其政策不得人心，当他们处于在野党地位时，面临强硬的右翼势力，无计可施，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在公众中也不受信任。
主流政党碎片化、政党体系碎片化，政党联合更加常见
与左翼危机伴随的另一现象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以及网络信息革命不断深入两股潮流的冲击下，欧洲政党在最近的一系列选举中越来越呈现出主流政党碎片化、政党体系碎片化，政党联合更加常见，政党组建更加困难等现象。
首先，主流政党让位，小政党崛起。放眼整个欧洲，一些理应稳坐政府的主导政党在不断地出现支持上的碎片化。某些西欧政府的“天然”政党，在经历几十年轮流执政后惨遭冷遇。2011年，执政的爱尔兰共和党只获得14席，获得15.1%的选票。此次选举共和党惨败，无异于一场“政治地震”。共和党是爱尔兰最老牌的政党，自1932年首次上台以来，过去79年中执政61年。共和党几乎主导着爱尔兰的政治走向，并带领爱尔兰从一个欧洲穷国成为全球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如今却惨遭选民的抛弃。瑞典社会民主党也是一个执政老党，曾以北欧模式的创造者而著名，1930年代开始几乎是连续执政，但同样在2006年惨遭选民的抛弃!反之，在2011年的各国选举中，具有疑欧情绪的政党“真正的芬兰人党”成为芬兰的第三名;德国绿党在基督教民主党执政58年的一个州居于首位，其领军者曾担任过教师，将成为首位绿党州长。在荷兰，民粹主义者——新自由党也引得主流政党殷勤献媚。2010年9月，极右翼的瑞典民主党首次获得进入议会的资格，该党对外来移民持敌视态度。
其次，联合执政逐渐成为主流模式。联合执政一般常见于北欧斯堪地纳维亚国家，但回首近几年，在经常以两党主导的多党制国家中，政党联盟也逐渐增多。由于主流政党能在选举中取得绝对优势，只得联合小党以政党联盟形式组阁。例如德国和英国，世世代代由中左和中右轮流执政局面如今被名不见经传的小党所取代。2010年5月英国选举后，保守党联合自由民主党联合执政。在德国，先是社会民主党与生态主义的绿党组成红绿联盟，现在则是基督教民主联盟与自由党组成联盟。联合执政一般是意识形态相近的政党才有可能，但是目前英德两国的政党联盟皆存在意识形态的差异，他们基本上是纯粹为了执政而联合。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奥地利等也概莫如此。
其三，随着主流政党面临诸多困境，边缘性政党蠢蠢欲动，作用日益重要。在某些国家，原来的小党加入主流，经常发挥权力平衡者的作用。如英国的自由民主党，其前身自由党在1950年代仅仅获得3%的选票，但却在2010年获得23%的选票，加入了保守党领导的执政联盟。德国绿党在民调中不断攀升，可能会在下次大选中再次加入联邦政府。尤其是，2011年日本核事故出现后，绿党带头挑战德国的核政策，支持率大幅度攀升。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一些地区性政党发展迅速，时而会加入或者成为全国政府中的关键支持者，如意大利北方联盟，原是地方性组织，先后几次加入政府。
最引人眼球的是极右翼的崛起。仅2010年，就有几个国家的极右翼在选举中取得突破。6月，荷兰以反移民而出名的新自由党成为议会二院第三大党，其席位从原先的9席骤升至24席。9月，瑞典极右翼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突破4%的最低门槛，成功进入议会，获得20个议席。
在当今欧盟，共有27个极右翼政党已对其所在的18个国家的政治格局产生影响，挪威、保加利亚、匈牙利、瑞士等国都不同程度出现极右翼政党在选举中大有斩获的现象。这些极右翼政党甚至已经在欧洲议会组成了欧洲极右翼政党联盟，将对欧盟本身亦产生一定的冲击。
欧洲正隐约出现一种新政治：旧的忠诚已经消失，政治认同模糊，选民对熟悉政党的信任在减少
这一系列现象表明，欧洲正隐约出现一种新政治。在这种新政治中，旧的忠诚已经消失，政治认同模糊，选民对熟悉政党的信任在减少。无论是在原欧盟15国，还是在欧盟新成员国，老百姓越来越不信任政党了。统计显示，原欧盟15国有76%的民众不信任政党，而新欧盟国家有高达82%的民众不信任政党。这些变化的深层但原因可以追溯到几十年来西方社会所经历的极大转型，传统上联系个人与政党的机构组织日益衰落。这既包括中右政党基督教民主党支持基础的教堂的衰落，又包括左翼政党支持基础的工会的衰落。随着教徒及工会会员的萎缩，主流政党的党员自然在减少，党的资金愈加拮据。
政党的衰落也反映出西方社会阶级冲突的减弱。在战后的几十年发展中，西方的社会结构变化深刻，一个新的中间阶层已经出现。他们比较灵活，没有政治倾向，价值观念属于“后物质主义”。后物质主义价值指某些人在实现自己的物质需求之后，追求有关生活质量方面的“更高层”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既可以是政治上的，要求主动的参与，又涉及一些具体问题，如生态问题、女权问题。深受后物质主义价值的影响，西方选民越来越不愿与主流政党结盟，也不再作为社会阶级而结盟。
这样自然导致阶级的忠诚不复存在，因而选票成为一种消费选择，而不再是意识形态的忠诚。在没有政治和文化分歧的情况下，人们没有理由再加入任何政党。如巴黎政治学院的布鲁诺·考特雷斯所说，“人们不再会几十年如一日地忠诚一个政党，一家工会，甚至也不会一项工作一干二十年”;在政治上，“他们不喜欢让某个组织为他们代言了，他们要自己为自己代言”。海盗党创始人里克更直白地说，在互联网时代，他们的党符合社会发展潮流;由于有了互联网问政，所以“不用等着有人把法律读给你听，你可以自己站出来，挺胸抬头地自己撰写法律条文。”
在这些新政治现象的冲击下，传统的主流政党不仅支持率减少，而且还时刻面临分裂的威胁。在政党分裂方面，左翼的表现更为突出。几年前，欧洲社会党的第三条道路在争取中间选民同时却开罪了党内传统左翼，搞得社会党“左右不是人”，党所主张的减少福利制度改革，把大批原来基本群众推向激进左翼。这种情况无论是德国社会民主党还是法国社会党内严重存在。在最近的系列选举中，左翼政党选票下降与其内部分裂有着密切关系。在今年4月即将举行的法国总统选举中，如果左翼胜出，与其说是左翼的复兴倒不如说右翼总统萨科齐的执政无能和不得人心，执政眼看期满，但他根本没有兑现几年前竞选总统时对选民的承诺。
种种迹象表明，在全球化及信息化不断深化及不断蔓延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欧洲政党政治正面临许多新的挑战和各种危机，面对许多问题束手无策，即使有策也效果不佳，传统的主流政党在逐渐丧失自己的能力，日益多元化的选民也不再把传统主流政党作为自己的利益代言人，多渠道的利益表达方式在急剧地改变着欧洲的政治面貌。传统的欧洲政党政治正处于深刻的转型之中。
(作者系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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