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小传
70岁以前，集中精力创新经济学理论，之后再转向政治学、哲学和社会学等领域
程恩富教授的学术生涯有三个历程。其一，学成执教复旦园（1972年4月—1989年3月）。从1972年4月开始一直到1989年3月，在复旦大学读本科和硕士学位，以及留在经济系任教期间，他系统地钻研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文献，也认真读过不少外国经济学说史和西方经济学的论著。他还利用复旦大学图书馆的丰富资源，广泛浏览哲学、历史、美学、心理学、文学等社会科学书刊，甚至读过生物学、医学等某些自然科学书刊。他的读书兴趣至今还很广，思考范围也常常超出经济学，这为其进行理论经济学及其方法论同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和横向借鉴，提供了知识基础和营养。不过，程恩富教授计划70岁以前，还是集中精力创新经济学理论，之后再转向撰写政治学、哲学和社会学等领域的论著。
其二，育人转教上财大（1989年4月—2005年9月）。从1989年4月至2005年10月他调往上海财经大学工作这16年半期间，复旦的老师仍深深地关怀着他，支持他的学术工作。比如，张薰华教授已过80寿辰，可出席并指导了每一次的海派经济论坛和海派经济学沙龙；关于劳动价值论等一些创新观点的出笼前，他依然习惯于请教洪远朋教授；蒋学模教授一直将上海的政治经济学后继研究寄希望于他，并给予鼓励。
在上海财大期间，除了作为副教授、教授和硕士生、博士生的导师，他先后为大学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开设过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中外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等约10门课程，还担任过经济系副主任和主任、经济学院和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等职务。
其三，研究高登社科院（2005年10月至今）。从2005年10月开始至今，他被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工作，先后担任常务副院长和院长。2006年被评为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担任学部主席团成员兼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在这个阶段，他不仅研究中外经济学和经济实践，而且扩展研究非经济学的其他文科领域。
“操作决定成败”，他正在一步步地把革新政治经济学的思路化为具体操作
程恩富教授的理论和政策创新和奉献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三方面。其一，积极创新政治经济学。1994年，他发表《21世纪：重建中国经济学》一文，较早地指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益发育成熟，系统地科学反映这一经济实践变化的中国理论经济学，在20世纪末的反思与论争及方法论的变革后，必将以全新的面貌出现于21世纪初。近十几年，关于“中国经济学”的讨论热烈而又深刻，表明这一思想是超前的。
2000年，他主编的《现代政治经济学》，以及2008年扩编为百万字的《现代政治经济学》完整版教材，综合了马克思《资本论》体系和政治经济学六分册体系的精神，在学术界首创“五过程法体系”。新教材有扬有弃地借鉴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某些理论，强调原理的科学性、稳定性和预见性，坚持“不唯书、不唯上、不唯风”的精神。“操作决定成败！”他正在一步步地把革新政治经济学的思路化为具体操作。
其二，领衔创立海派经济学。由他任主席创立的“中国海派经济论坛”成立于1995年11月，曾先后召开了20次上海和全国性的研讨会。2001年，又成立了由他任主任的上海财经大学重点研究基地——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2004年开始隶属于该校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并成为联合国内外学术力量，进行大规模理论创新的学术团队。他的学术影响在国内外日益扩大，因而８年前被各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选为全球学术团体——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的会长。
海派经济学即“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简称“新马派”）。一是就地域来看，它是由当时在上海工作的学者逐步创立的，原产地在上海，但后来扩大到国内一些省市，如“海派经济学南京研究所”、“徐州师范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等。
二是其理论特征和实质在于，以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为基点，科学综合古今中外的合理经济思想，构建一种有别于马克思经济学、苏联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新范式，即新建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中揭示当代中外经济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的经济学范式。
三是其学术风格，强调海纳百川，推陈出新，探求真理，思想应当解放而不僵化，学风应当严谨而不赶风头。
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总顾问丁冰、副会长颜鹏飞等资深教授、“海归”经济学教授薛宇峰等认为，海派经济学已合乎作为一个经济学流派的全部要素和标准。
其三，首创大文化经济学。大文化经济学的代表作是他主编的《文化经济学》，以及在《人民日报》《复旦学报》《上海改革》等发表的文章。该著作出版后，《人民日报》《经济学动态》等发表了推荐性书评，受到中宣部等一些文化领导部门的重视。他重点研究的是大文化经济学问题，包括知识经济的问题。他提出大文化经济学以文学艺术、教育、新闻出版和科技发展的素材为主，着重阐明文化与经济两大系统的共生互动关系。
（人民论坛记者马静采访整理）
对 话
人民论坛记者：我们知道您出版了《经济理论与政策创新》、《西方产权理论评析》、《社会主义三阶段论》等著作，您有何治学体会？
程恩富：在学术道路上一路走来，我觉得治学成功首先要有浓厚兴趣，兴趣是治学的基础，这是其一。想当初，在黑龙江国有农场当知青、读马列书籍时期，我就一心只想读文科。我对文科的不少学科都有强烈的好奇与兴趣。
有了兴趣后，还要有远大抱负。目标是治学的动力，这是其二。调离复旦的时候，我曾同导师洪远朋教授说过，我会在经济学的学术发展史上留下痕迹的。我的目标十分清楚，因而后来有了当官的机会没去，有了下海的机会也没去。我走了学术的道路，而且立下了学术抱负。目标其实是动力，目标定得越高，那么动力就越大，越难以达到就越要持久去努力。我后来之所以能联合其他学者创立了中国第一个经济学学派，即海派经济学，同样也是因为较早设定了这个目标的缘故。
治学要有思想原则。思想是治学的灵魂，这是其三。面对现在西学渐盛、国学崛起的学术气候，有人主张“西学为体”或“国学为体”，而我则倡导“世情为鉴、国情为据、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综合创新”的思想原则和治学方针。北京大学已故的经济学泰斗陈岱孙教授在为我的《西方产权理论评析》一书题词时写道：“弘扬马列，锐意求新，借鉴西学，体察国情。”这也是对本人的一个写真吧。
治学要有物化作品。作品是治学的途径，这是其四。从1983年出席全国《资本论》研究会大会开始，受到几位青年同行的榜样影响，我开始注重写作，并逐渐注重书面表达自己可传世的思想观点和论著。在研究型重点大学和社科院，教学是基础，研究是主导。
在长期的教学和科研中，我的体会是：与人摩擦，其烦无穷；与书摩擦，其乐无穷。学者应当永远与书刊在一起，与学生在一起，与自己的作品在一起！
人民论坛记者：在学术人生道路上，您有什么人生感悟与梦想？
程恩富：我想以“祖国与我”作为小结性的人生感悟。从理论上说，“祖国和我”是一种双向互动互促的关系，而不应是单向或单线的偏颇关系。新中国成立以来，作为中华民族整体的祖国，为个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制度基础和社会环境，然而由于各种社会差别的存在，对每一个人来说是不尽相同的；作为祖国的一份子，个人可以通过工作和生活对中华民族整体产生作用和贡献，然而由于各种个体差别的存在，这一作用和贡献也是不尽一致的。
回首60多年，我深感“祖国与我”的意蕴和紧密。处于“50后”的学者，既经历了毛泽东时代的熏陶与磨练，又经历了改革开放时代的洗礼与创新，从而兼有两个时代的人格特性、精神境界和工作作风，试图扬长避短，优优结合。这体现在我的一个座右铭上——“智商、情商、毅商、健商：成功者四要素”。
在未来的学术道路上，我不仅会继续“祖国与我”的紧密工作，而且会拓展“世界与我”的学术工作（创办《世界政治经济学评论》、《国际思想家评论》英文国际期刊，两本专著正在被译成英文在国外出版，继续在中外主办国际学术论坛等），加快“学术走出去”的步伐，发挥“学术大使”的功能，完成“世界、祖国与我”的学术梦想！这与“中国梦”的实现是完全吻合的。
（人民论坛记者马静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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