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冲及199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为此，编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以下简称《七十年》）的任务提上了日程。任务是由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提出来的。这个领导小组成立于1985年3月，由杨尚昆任组长，胡乔木、薄一波任副组长（以后又增加了邓力群和胡绳两个副组长），但没有组员。人选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确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是它的办事机构。

　　正式提出编写《七十年》这本书，是在1990年3月8日召开的“全国党史工作部门负责人座谈会”上。

　　胡乔木：不能把所有既成事实

　　都加以合理化胡乔木本来打算亲自主持这本书的编写，但1990年9月，他被确诊患有前列腺癌。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绳担任了主编。

　　1990年4月20日下午，胡乔木向胡绳说：眼看写《七十年》时间很紧张，我很着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叙述比较简单。看了提纲，觉得要写好这本书很不容易。书要写得有分量，要照顾大局，还要有点分析。要使人看了后觉得是内行人说的，是懂得情况的人说的。

　　4月21日，胡乔木又找了几个人去（笔者也去了），比较系统地谈了他的意见。

　　胡乔木自述：昨天，沙健孙（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送来提纲。写出提纲来，不等于把书写好。从提纲中可以看出，由六个同志集体讨论，搞了两天。我看完以后，从提纲的题目看，感觉思路不清楚，条理不清楚。

　　思路不清楚，比如“合作化高潮”不宜都用肯定的口气来讲，类似的说法还很多。一波同志的书里说了，是人为的高潮。1955年下半年，从组织原则上讲就不合适。三次会议，第一次决定放慢，第二次会议就批判了（指批邓子恢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右倾）。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情况怎么能几个月就忽然变了？像这样的事情没法肯定的。如果这可以肯定，历史就是任意的。党是在全国会议上决定的，说推翻就推翻了？当然不能指责太多，但也不能原谅太多。历史上最高的“董狐笔”，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历史要有政治性，不能把所有既成的事实都加以合理化。而且批判邓子恢是“小脚女人”是错误的，这可以说是党内的公论。所以《七十年》一书对这样的问题，不说得公道，怎么行？这是举例来说。

　　这个提纲中，“文革”中间的“斗、批、改”运动呀，“批林批孔”运动呀，不能这样写。是有这么回事，但是不能照用这个提法。再就是要结合老干部，提是“犯走资派错误的人”，这是可以的。实际上是在一月夺权后不同的造反派集团发展成武斗，破坏得很厉害，所以认为还是要结合老干部，成立革委会，这是真正的转变，有实质性的。

　　以后林彪事件发生了，本来应该批极左，批林拉上了批孔，就莫名其妙。林彪和孔子有什么关系？这件事是滑稽的，把林彪和孔子并列是荒谬的。这时毛主席批孔是怎么拉出来的？还是江青他们利用他从前的几句话？本来林彪叛逃事件可以成为党的历史上的一次转机，像庐山会议批彭德怀以前本来也是一个转机，但毛主席不肯放弃他原来的想法。本来林彪事件的发生说明“文革”本身的问题。他那么信任的“副统帅”，立在党章上的，这样的人反对毛主席，彻底暴露了“文革”毫无意义。这本来是一个转机，而说林彪是极右。事实上说林彪“左”也好，右也好，是没有意义的，他完全是一个阴谋家。

　　毛主席不是后来才发现“四人帮”也是阴谋家，所以才提出“三要三不要”（指“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毛主席已经感到这个党经过“文革”，党“分裂”了，“阴谋诡计”盛行了，所谓反修是毫无意义的。这一点，毛主席没有那么糊涂，还是要依靠老干部、国务院、邓小平，但他仍陷于不可解脱的矛盾中。既然要用邓小平，就是承认“文革”这一套不行了。可是，他又觉得还有一套既不同于林彪、“四人帮”，又不同于周恩来、邓小平那样的一种革命。这根本是幻想，他也说不出来，也找不到这个力量，因为本来就不存在。这是他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造成这样一个结局。

　　党哪怕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党内真正革命的力量、健康的力量，经受住了艰苦条件的考验，还是坚持下来了。党的历史，就是要写明这个东西。当然，毛主席仍有他的作用。小平同志讲虽然有“文革”，党没有垮，因为有毛主席。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历史，毛主席犯了那么严重的错误，但是遇到最根本的问题，无论在外交问题上，包括是否开除邓小平党籍的问题上，他还是明白的。

　　“国民经济调整”这是一大段，然后“左”倾的东西又来干扰了。八大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后来背离它，犯了错误，要纠正，又犯错误，错误更大。然后试图回到八大来，当然历史已经变化了。总是这么个趋势，在党内还是很强有力的。两种趋势，结果“左”的倾向还是要起来。这根本上可以说是历史的、盲目的惯性，还是要靠阶级斗争、群众运动。先是要搞“大跃进”，不行了，又抓阶级斗争，但还是用搞群众运动那套做法。开始的时候，抓阶级斗争还说不要干扰调整经济，后来又变了。这一部分是历史原因，还有林彪、江青之类在乘机制造矛盾。这段历史相当错综复杂。怎么写？得理出一个头绪来，很不容易。

　　改革开放的十年，也有这样的问题。现在的提纲，最大的关键在1984～1985年，这里面没有体现。这样的思路怎么能写好《七十年》？

　　对党的历史的脉络，胡绳同志的讲话，讲得很好。这些错误，一方面是要搞社会主义，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有个不断加深的过程。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并不是像《哥达纲领批判》设想的两个阶段。实践证明那还差得很远。《哥达纲领批判》得出的概念是“资产阶级权利”，列宁也讲得很模糊，说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事实上，社会主义要承认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这个认识过程是很困难的。总是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列宁这样想过，斯大林还是这样。赫鲁晓夫尽管批了斯大林，还是说要很快搞成共产主义。毛主席也说中国可能更早地进入共产主义。这个思想然后发展到越穷越革命。社会主义不能这样干，共产主义是遥远的事，社会主义是很长时期的。阶级斗争不能放在那么突出的地位。认识这一点，是付出了很大代价的，是很不容易的。

　　改革开放十年来，这一点肯定下来了。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怎么搞法？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怎么结合，还是个很困难的题目。尽管有这么多困难，但是社会主义事业还是在发展，国家整个经济情况还是发生很大变化，这种变化都是革命的成果。不是革命，不可能使人民的生活得到非常明显的改善。

　　胡绳：玉泉山上“务虚”

　　2月15日是春节。胡绳在这天日记中写道：“既然放假，懒得做事，只看了几页《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这以后几天，除继续看第五章外，他都在看《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3月4日，胡绳日记中写道：“到玉泉山，与山上四人‘谈虚’（非谈具体某章），主要谈了对中间十年的看法。午后又与其中三人（金冲及、沙健孙、郑惠）谈，（龚育之进城了，四时回。）”这次谈话，是从《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讲起的。

　　胡绳自述：我把剑桥这本书大体上看了。先谈一个具体问题，即1959～1961年死人的问题。他们讲得很厉害。我们统计的是1949年人口五亿四千万人，1959年是六亿七千万人，每年增加一千多万，十年增加一个亿。1960年是六亿六千万，比上一年减少了一千万。这里面也包括生育率降低、婴儿死亡率提高这些因素在内。这个问题是要有人很好地研究一下。

　　还有费正清讲苏联模式和探索中国式道路的问题，这有点道理。前七年的成就，他不否认。那时也不是完全仿照苏联的模式。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有自己的特点。人民民主专政、多党协商也有自己的特点。毛主席认为不要人为地去搞出一个大的资产阶级政党。因为有人觉得，那么多小党，并掉一些，工作比较方便。对苏联的教训，一般干部不大了解，我们党的几个核心人物是比较了解的，包括在第三国际工作过的王稼祥等。

　　探索就是要摆脱苏联那一套。费正清所讲的探索中国道路中，有些问题。他是从争夺权力的角度出发来讲的。从实际上看，探索的发展有两个可能，一个是为“文革”做了准备，一个是为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做了准备。1962年我们跌了一大跤，吸取教训，有些措施就慢慢接近1978年以后的做法，它也为“文革”以后的探索做了一些准备。这个十年是不是可以这样看？

　　这十年确实是在探索，整个党在探索，个人也在探索，有这样的，有那样的。能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这十年最后就一定发展到“文革”？它不仅仅是为“文革”做了准备，探索中间也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准备的成分。

　　“文革”后小平同志一出来就提出这些问题。他是在总结经验，总结更多的是前十年的经验。这十年的探索中，有务实的倾向，也有浪漫的倾向。领导人有时候两方面兼而有之，最初基本倾向是务实。毛主席也是如此，有时候务实，有时候浪漫，最后浪漫倾向占了上风，甚至把不倾向浪漫的打倒，这是一个大悲剧。这使原来说空话的投机分子冒出来。

　　剑桥这本书特别强调知识分子问题。对新时期以后、1984年以前，国外没有什么异议。1984年以后，问题就复杂了，争论还没有结束。（摘自《一本书的历史：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