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著名经济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武力研究员 

　　武力，1956年11月生，著名经济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博士后流动站合作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经济史学会顾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大学、河南大学、江西财经大学兼职教授。曾主持和参加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经济史。主要代表作有：《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专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增订版）》（主编）、《中国发展道路》（主编）、《从苏南模式到科学发展》（主编）、《中国经济数字地图》（主编，中、日文版）、《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合著）、《中国国家资本的历史分析》（合著）、《中国经济》（合著，中、英、法、西班牙、阿拉伯、越南、韩国等多种文本）。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经济史》、《经济研究》等国内外权威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 

　　《领导文萃》：武教授，您好！请您谈一谈为什么说“世界改变了中国”？ 

　　武力：中国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是在外部压力下进行的。从17世纪资本主义产生到今天，可以说是一个资本主义制度在内涵发展的同时，在外延和空间上不断全球化的过程。资本主义的发展，到目前为止，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早期资本主义阶段（17～19世纪），帝国主义阶段（20世纪前半期：1900～1945），后帝国主义阶段（1945～今天）。不论是对内还是对外，资本主义制度自身也在发展和成熟。对外而言，第一阶段，资本主义依靠武力和商品向外扩张和建立殖民地，是“我为刀俎、人为鱼肉”的阶段；第二阶段，殖民地瓜分完毕，资本主义列强依靠战争来重新瓜分殖民地和世界市场并最终失败，两次世界大战之惨烈教训了世界人民，特别是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第三阶段，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起与对抗、民族国家的独立和发展要求，都对资本主义列强构成了强大的挑战和威胁，迫使列强尽管对外仍有局部战争，却不敢再单纯以战争手段来欺压和掠夺其它国家。对内而言，为生存和发展而被迫进行的政治经济改革，则推动了民主化进程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使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些都是新中国发展模式形成和演变的外部条件。 

　　而中国从1840年开始与资本主义列强正面接触到今天的170余年里，其经历也是痛苦而曲折的：作为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受害者和中期帝国主义战争的牺牲者，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又面对朝鲜战争、台海危机、越南战争、中印边界和中苏边界冲突的威胁，必然对国家安全问题十分忧虑和不安，存在着强烈的防范心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近代以来所形成的民族“危机感”，在1949年以后并没有消失，而是表现为对国际上的危机仍有着过高的估计。因此，中国不仅要进行工业化，还要“首先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哪怕这种非均衡的发展代价很高，直接的经济效益并不明显。就像著名的经济史学家罗斯托在《经济增长的阶段》中所说的：“反抗更先进的国家的入侵——素来是从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的最重要的和最强大的推动力，其重要性至少与利润动因等量齐观”。 

　　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中国国防能力的大幅度提高和国际形势的缓和，和平与发展已经明显成为世界发展的主题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才由对抗为主转变为合作为主，并找到了一条可以与资本主义世界并行发展、吸取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社会主义道路。 

　　《领导文萃》：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西方列强的入侵引起了中国的哪些变化？ 

　　武力：从17世纪资本主义制度首先在英国诞生到19世纪末，是资本主义国家依靠武力和商品向外扩张和建立殖民地的阶段。对于这些少数资本主义国家来说，也是“我为刀俎、人为鱼肉”的殖民主义扩张阶段。在欧洲18世纪工业革命前，受生产工具和交通条件的限制，世界各地的交流是有限的，但是到19世纪中期，由于科技的发展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兴起，“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交通的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是最野蛮的民族卷到文明中来了。资产阶级在不到一百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是，资本所固有的追逐利润最大化的本性，使得它的发展必须以市场需求为前提，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为加速积累，只有广阔的国外市场，才能使资本家尽可能压低工人工资和消费而又不至于导致生产过剩的危机，因此开拓海外市场和寻求殖民地，及人口和商品的“出口导向”，是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普遍特点。在19世纪上半期之前，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制度只是在少数几个国家处于主导地位，广大的世界其他地区还可以为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市场空间，因此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供给大于需求）、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世界市场和资源）的矛盾还不突出。但是到19世纪下半期，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完成和资本主义扩张，世界市场已经被瓜分完毕，而此时崛起的德国、日本等新兴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寻求新的发展空间和资源，就要求重新瓜分世界资源和市场。1900年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辛丑和约》中的表现以及随后爆发的日俄战争，即标志着资本主义自由发展时代的结束。 

　　在整个19世纪，如果说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第一次正面冲突，那末随后的60年里，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政府对资本主义采取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战略，无奈这种移植技术、不变制度的战略却导致了国家不断衰落和解体，陷入困境。 

　　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前的50多年间，中国面对内忧外患，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下，试图将发展近代工商业依然包容在原有的封建政治体制之内，采取了“官办”、“官督商办”、限制民间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对于政府经济职能，也是采取改革局部、维持整体的政策，其标志就是“洋务运动”。中国为什么会在50多年的时间里，在屡战屡败的情况下，依然执迷不悟，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仅学习西方的技术，而不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制度呢？这是与1840年以前传统社会中政府的作用和由此形成的观念分不开的。 

　　《领导文萃》：在帝国主义阶段，外来侵略和无产阶级革命对中国又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武力：从19世纪末，第二次工业革命使少数资本主义国家国力大增，资本主义开始进入由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资源和市场瓜分完毕并不断重新瓜分的阶段。这种以战争的形式、以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为掠夺对象的重新瓜分，导致由局部战争演化为世界大战，而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隔不到20年（如果从1919年巴黎和会算一战结束，从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作为二战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规模、时间和死亡人数都大大超过了一战。其间还爆发了严重的世界性的1929年经济危机。这些都充分暴露出资本主义的严重弊病，“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垂死阶段”的结论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 

　　当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即依靠武力来重新瓜分世界资源和世界市场的时候，社会主义作为制止这种资本主义灾难的一种新生力量应运而生。如果从世界范围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资本主义制度只是在少数国家取得胜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工业化只是在少数几个国家得以实现，而大多数国家仍然处于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剥削和奴役下，国内的资本主义经济没有处于主导地位，资产阶级也没有获得统治地位，一句话，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还没有在这些落后国家建立起来。在这种状况下，当帝国主义国家发动重新瓜分世界资源和市场的世界大战后，因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同时又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代表，因此，无论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还是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其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和革命就必然包含有反对和否定资本主义的因素，这也是列宁为什么将帝国主义视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将帝国主义时代的民主革命纳入社会主义世界革命范畴的原因，这一点也被历史事实所证明。 

　　因此，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人民之间的矛盾，就自然被社会主义革命者所利用，从而掀起一场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诞生，就是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利用俄国战争期间国内矛盾的激化和资产阶级“二月革命”后的社会动荡和人民不满，迅速进行了“十月革命”，可以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虽然内部条件是人民对沙皇的封建军事帝国主义的抛弃，但是从整个大背景来看，却是广大人民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失去了信心，认为这是一个“恶”的制度，不愿意再建立这种制度。同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产生的社会主义国家，除了那些主要依靠外部力量建立起来的国家不算，凡是主要依靠自己力量建立起来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被侵略、被压迫者，都是由民族、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其说是因为资本主义充分发达基础上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不如说是因为这些国家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受害者，这些国家的人民不愿意再选择资本主义制度。可以说，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形成浪潮，即反映了这种现象。 

　　因此，可以说，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既不是资本主义制度向更高层次的演进，也不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选择，而是那些作为帝国主义受害者的国家和人民的另一种选择，即在许多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对另外一种摆脱帝国主义奴役的发展道路的选择。因此，除了选择时的预期外，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上看，20世纪建立起来的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单位特征的社会主义制度，由于在经济发展水平上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显示出原来所预期的超过资本主义优越性。 

　　如果说以20世纪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作为这个阶段的结束，那么中国在这个阶段则是处于倍受欺凌、社会动荡的危亡时期。 

　　辛亥革命以后，清王朝被推翻，中国名义上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这个政权却把持在带有封建性质的军阀手中。以“巴黎和会”中国政府“丧权辱国”为标志，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寻找比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和资产阶级“共和制”更有效的制度。在这种背景下，俄国的“十月革命”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导致了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也最终促成孙中山“以俄为师”和国共合作。但是随后因背叛孙中山和民主革命而建立起来的南京国民党政府却受到了来自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内部侵蚀，和来自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反抗。 

　　由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的腐败，其独裁统治不仅遭到了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工人好农民反对，也遭到了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对，因此在抗战胜利后爆发的内战中，貌似强大的国民党很快被中国共产党打败，赶出大陆。历史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 

　　《领导文萃》：那么，战后出现的两大阵营和美苏冷战对当代中国产生了哪些重要而深刻的影响呢？ 

　　武力：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了苏联的诞生，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则是导致了一个强大的欧亚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以及众多国家的独立。对于战后这种世界形势的巨大变化，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一方面大力推行“冷战”和局部“热战”以遏制“共产主义”蔓延；另一方面，则不得不在国内推行改革。对于中国来说，在战后，美国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采取了支持腐败的国民党政策。随后又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派军队进驻台湾，明确表示阻止新中国政府解放台湾。 

　　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基于过去的历史经验和苏联的社会主义的实践成功，我国也是毫不犹豫地站在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而朝鲜战争则加剧了中国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敌对。这种敌对，使得本来就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中国共产党，自然在民主革命任务完成以后，迅速选择了向社会主义过渡。 

　　从政治上看，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政府的强大，不仅表现在没有任何政党或组织能够在政治上独立或制约中国共产党的决策和权力；还表现在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具有坚实的基础。就社会各阶层来说，人数最多的农民，经过彻底的土地改革，不仅过去在政治上可以与基层政府抗衡的士绅阶层已经消失，甚至连可能对中国共产党不满的小地主和富农实际上也被消灭了。农村中不仅形成了清一色的个体农民，而且基层组织的领导者（乡村干部和农会领袖）也是革命的获益者，不仅其财富，其权力和地位也来自中国共产党。他们是中国共产党最忠实的支持者。从城市看，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在就业、工资和劳动保护和保险方面确实大大改善了他们的处境，他们自然要拥护这个从农村来的、自称是他们阶级的政党。至于所谓的资产阶级，经过日寇和国民党政府的摧残和战争的破坏，到解放时已经衰落，又经过新中国政府整顿市场、限制政策以及“五反”运动的整治，到1952年底，不仅在政治上和舆论上没有了表达自己意见的地位，在经济上也远不能与国家抗衡。 

　　从经济上看，旧中国强大的“官僚资本”为新中国建立强大的国家资本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政府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和敌产，控制了金融、重工业、现代交通通讯等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另外，在建国初期，受战争和国民党长期通货膨胀的影响，市场混乱，为了保证供给和稳定市场，国营贸易企业也迅速发展起来，并控制了主要工农业产品的流通；在对外贸易方面，西方的封锁和贸易重心转向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是国营外贸企业在“统制外贸”后形成垄断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投资方面，政府也成为现代工业和基础设施的主要投资者，这一方面是因为可能成为投资主体的农民太穷、资产阶级元气大伤、外资不能进入；另一方面，也是政府发行“公债”、控制信贷和限制资产阶级的结果。 

　　至于当时在国民经济中占很高比重的小农经济（约有一亿多户），不仅因为规模小、经营分散，无力与市场和国家抗衡；而且更重要的原因是土地改革所实行的无偿的、平均分配土地的方法，动摇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信念（本来中国传统社会这个观念就很薄弱），已经将国家的权力和意志铸入了农民的私有土地。特别是人数众多的、在农村掌握基层政权的贫下中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既得利益者，在统购统销和合作化面前，不仅无力、也不愿意反抗。 

　　1953年中国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后，资金和物资立即捉襟见肘，要么放慢工业发展速度，按照市场化配置资源，这在今天看也未尝不可，甚至可能从长期看经济发展速度并不慢，但是当时根据历史经验和理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却担心战争随时可能爆发，中国再次成为“鱼肉”，因而不愿意放慢工业化速度；要么尽可能地将剩余拿到国家手里，压低消费，并采取行政办法配置资源，使投资向重工业倾斜，加快工业化步伐；而后者就是苏联的办法。因此中国在50年代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道路。其发展战略就是以应对未来战争为目的之一的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和实现赶超。 

　　《领导文萃》：为什么说邓小平“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观的提出是中国确立对外开放和经济均衡发展基本国策的重要条件？ 

　　武力：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以及随后形成的中国与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浪潮，使得中国的国际环境大为改善。而战后经过50-60年代的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运动和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和反战运动，使得武力对抗越来越为和平竞争所取代，世界大战或者针对中国的大规模武装入侵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发展的主流。这种国际形式和环境的变化，既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也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战略机遇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由于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使得原来的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能再依靠原来的对外扩张和重新以武力划分世界市场来推进本国的发展，不得不将其发展中心和注意力集中到国内和依靠技术进步来占有世界市场。 

　　中国1978年以后的对外开放是建立在两个重要认识转变基础之上的。没有这两个重新认识和判断，就不可能有对外开放。 

　　一是对社会主义的判断。社会主义的实质从根本上说是快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和合法性，就在于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可以比资本主义创造出更快的经济发展速度。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曾经说：我就不相信，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不能取到副食品，如果结论真是这样的话，那就请蒋介石回来。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总结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文革”期间“四人帮”的破坏，多次强调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1977年12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和夫人乔伊斯时说：怎样才能体现列宁讲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什么叫优越性？不劳动、不读书叫优越性吗？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优越性吗？如果这叫社会主义优越性，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不要。1978年9月16日，在听取吉林省委汇报工作时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反思和重新界定，使一切“左”的阻碍改革开放的论点都失去了合理性。当然，这也得益于当时全党和全国人民对“文革”错误的反思这个大背景。 

　　二是对战争问题的认识。仅有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重新认识，对开放来说还是不够的。还有一个如何认识国际形势的问题。从列宁1917年创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起，战争的阴霾就笼罩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头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也面临着战争的威胁，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印边界战争、中苏边界战争，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前期，中国长期处于战争的威胁下，50—60年代威胁主要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60年代末至70年代威胁则主要来自苏联。当然，这也与我们自己的某些“左”的错误政策有关系。实际上，从6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破裂、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运动的兴起，第三世界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以欧洲为代表的和平力量也越来越大，世界性的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不是越来越大，而是越来越小，1972年尼克松访华打破了西方长达20多年的敌视和封锁，1975年越南战争的结束，都说明中国的国际环境正在向好的方向转变。能否正确认识这种国际形势的变化，改变从列宁、斯大林时期就形成的战争不可避免的结论，积极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来加快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能否与时俱进的关键所在。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再次做出了重大决断，提出了和平和发展是世界主流的观点。 

　　1985年邓小平回忆说：“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对外政策也有变化，这是两个重要的转变。” 

　　正是根据上述两个重要认识和判断，认识到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认识到平和发展是世界主流，认识到与资本主义长期共存、共同发展将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这才使得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实现了经济转型与和平崛起。 

　　《领导文萃》：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和经济全球化为中国扩大开放和加速发展提供了哪些机遇？ 

　　武力：1991年苏联的解体标志着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抗为代表的冷战时代的结束。世界呈现出美国独大和世界多极化的格局。同时，在经济方面，以计算机和互联网等科技带来的信息革命大大推进了经济全球化的速度，也导致了以金融深化为特征的虚拟经济的繁荣。进入新世纪以后，世界经济逐步形成了新的增长格局，那就是：新兴市场国家逐步成为全球主要制造基地，美国等发达国家成为全球主要消费市场，资源富集的国家成为全球初级产品主要提供者；国家资本市场也形成了与上述对应的环流关系。这种由“主要制造基地”、“主要消费市场”和“初级产品主要提供者”三大板块构成的新国际分工形态，使生产与消费由不同的国家和经济体实现，即出现了相当程度的物质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脱离，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依赖其经济技术领先地位尤其是美元作为主要国家货币的金融优势，在国际资本循环流动中聚敛起足以支撑其作为全球消费市场的财富，把持了世界再生产过程既作为终点也作为起点的消费环节，从而导致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失衡。 

　　在这个背景下，中国自1992年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进一步扩大了对外开放，提出了充分利用国外市场和国外资源的“两个利用”战略，并不失时机地于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从而使中国获得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从1992年到2012年，尽管其间经历过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但是中国的对外商品贸易总额却从1655亿美元增加到38668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跃升世界第一。 

　　另一方面，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世界各国中的排名，已经由1978年的第10位上升到2010年的第2位，占世界经济的总量也由1978年的1.8%上升到2012年的12%左右。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快速发展的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大，特别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更是达到30%以上。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反映了在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下的世界经济失衡，国际关系将进入一个新的调整时期。即胡锦涛所总结的四个特点：一是世界经济结构进入调整期；二是世界经济治理机制进入变革期；三是创新和产业转型处于孕育期；四是新兴市场国家力量步入上升期。由新兴市场国家参与的20国集团峰会在国家取代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在国际经济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即是例证，中国已经成为20国集团中具有重要影响力和代表性的成员。但是，正如胡锦涛在世界金融危机发生时所指出的那样，应该看到，世界经济增长格局会有所变化，但是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大趋势不会改变；政府维护市场正常运行的职责会有所强化，但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不会改变；国际货币多元化会有所推进，但是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地位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会有所上升，但发达国家综合国力和核心竞争力领先的格局没有改变。基于上述判断，中共中央在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提出：“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其存在的基本条件和我国发展机遇大于挑战的基本面并没有因为国际国内形势新变化而发生根本性改变。” 

　　在上述国际形势下，中国提出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在继续保持和扩大国际市场份额的同时努力扩大内需，增强我国抵御国际市场风险的能力”的对策。与此同时，我国提出还要推进20国集团的机制化建设，将其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有效机制转向促进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使之“从协同刺激转向协调增长，从短期应急转向长效治理，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谋划。” 

　　《领导文萃》：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发生了怎样的新变化？中国在影响世界方面取得了哪些新成就？ 

　　武力：改革开放以来，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来说，中国也越来越融入经济全球化。2013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2014年，中国的服务贸易也从2001年的719亿美元增加到6070亿美元，从世界第13位上升至第2位。中国同时又是一个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1978年中国外汇储备仅1.67亿美元，全球排名第38，人均0.17美元，折合人民币不足1元钱。2014年最高时达到39500亿美元，占世界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一，连续9年稳居全球第一。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首次超过外商在华直接投资，达到1029亿美元，是2002年27亿美元的38倍。到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存量已突破6600亿美元，居世界第11位。境外中资企业超过2.5万家。预计未来5年，中国将进口超过10万亿美元商品，对外投资规模将超过5000亿美元，将有超过5亿人次出境访问旅游。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在国际经济、政治地位的大幅度提高，新中国建立以来几代人追求的中华民族应该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愿望正在逐步实现。例如，2015年11月 3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表示“中国在‘国家自主贡献?中提出将于2030年左右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实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45亿立方米左右。虽然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但我们有信心和决心实现我们的承诺。”随后中国发表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而此前宣布建立200亿元人民币的“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将于2016年启动在发展中国家开展10个低碳示范区、100个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及1000个应对气候变化培训名额的合作项目，都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的行动见证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 

　　又如，2013年中国提出并积极推进的“一带一路”战略，涵盖了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4亿人口，经济总量约占全球的30%。“一带一路”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自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来自西向东传播文明的路线。此后成立的金砖国家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丝路基金”，也要开始在国际经济中发挥作用。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演讲时代表中国宣布：“中国决定设立为期10年、总额10亿美元的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支持联合国工作，促进多边合作事业，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新的贡献。”他同时还宣布：“中国将加入新的联合国维和能力待命机制，决定为此率先组建常备成建制维和警队，并建设8000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所有这些都向全世界展现了和平发展的中国承担国际责任、履行国际义务的诚意，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对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使中国站在了影响世界、改变世界的新高点上。 

　　《领导文萃》：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 说明：此文发表于《领导文萃》2016年第7期（下），总第28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