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传平，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哲学系教授、博士。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发展，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发展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四个方面的内在理论逻辑：一是树立创新的马克思主义观，坚持把“老祖宗不能丢”与“说新话”结合起来，二是树立科学的国情观，把立足国情与放眼世界结合起来，二是树立具体的结合观，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发展与人民群众共命运的马克思主义。只有遵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四重理论逻辑，才能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发展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一、树立创新的理论观，坚持把“老祖宗不能丢”和“说新话”结合起来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更是马克思主义永葆活力的源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不断发展，形成了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所构成的丰富体系，关键就在于我们党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确立了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不断总结新经验，开拓新视野、作出新概括。
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是与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相对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和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提出之初，毛泽东就把它与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相对立，提出了要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他用“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假的马克思主义”、“活的马克思主义”和“死的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和“主观主义”等等一系列概念深刻地加以说明。正是在与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思潮作斗争的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
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邓小平不仅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而且还对此做出了科学的回答，强调要把“不丢老祖宗”和“说新话”结合起来，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奠定了理论的基础和前提。“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抉择，邓小平以大无畏的英勇气概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要把它作为一个科学的思想体系，把它与革命导师针对具体问题论述的个别原理、个别论断区别开来，更不能句句照搬照抄，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和精髓是实事求是。邓小平认为，“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① 邓小平的这些观点实际上触及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根本方法这个深层次的理论问题，而科学回答这个问题则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前提和基础。
邓小平认为，要树立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一方面是不能丢老祖宗。“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②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要向前发展，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邓小平认为，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③ 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④
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是对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展的统一，是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加以继承，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突出特点。创新具有除旧布新、开拓性、原创性的含义，人们很容易把创新理解为以“破”为基础的创造性过程，因而把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简单地理解为一种标新立异，只追求说“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把是否与“老祖宗”完全不同作为创新的标准，把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坚持看作是创新的对立面，其结果导致离经叛道，丢弃老祖宗。其中原因在于一方面是形而上学地而非辩证地理解创新的基本内涵，更为重要的是缺乏对马克思主义内在本质和精神的深刻理解。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地阐明了以“人类解放”为特征的时代课题，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和信仰。作为我们这个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和信仰的马克思主义，它必然具有一些最基本的一以贯之的思想观念和永恒不变的价值追求，否则它就不能凝聚人心。邓小平把这一点通俗地概括为“老祖宗”不能丢。因此，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就是在实践基础上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结合起来，继承前人又突破成规，不丢老祖宗又讲老祖宗没有讲过的有科学依据的新话，把“真正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坚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地统一起来。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也突出强调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牢固树立了这种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做到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动摇，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懈怠，把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看作是创新的前提，而把创新看作是最好的继承。面对充满挑战和机遇的21世纪，深入思考我们党执政和领导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新问题、新任务和新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某些个别论述或结论，不用一些过时的东西束缚我们的思想和行动，而是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世界，指导现实，从而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新的发展阶段。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也深刻体现了没有丢老祖宗和说新话的统一，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既是与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一脉相承，又是随着时代、科学和实践的发展而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思想结晶，它们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脉相承。这三大理论不仅有实践上的历史联系，而且有思想上的逻辑联系，贯穿其中的一要红线就是要牢固树立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方面，三大理论成果既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一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和哲学基础，又坚持了以共产主义最高理想为根本目标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追求，始终贯彻了为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原则立场。另一方面，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复杂性，特别是改革开放的艰巨性、复杂性，要求我们必须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这也是这三大理论成果得以提出的基本依据。因此，三大理论成果既反映了时代的共同课题，又表现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独特要求。树立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关键是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准确把握时代变与不变的历史界限。
二、树立科学的国情观，坚持把立足中国国情与放眼世界结合起来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对中国的社会性质有一个总体的认识，对中国国情有一个总体的科学判断。树立科学的国情观是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发展的关键，也是我们与时俱进，开创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所取得的宝贵经验。邓小平理论是科学地认识了中国的国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怎样的一个社会制度？是马克思恩格斯描述的那种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不发达状态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既坚持马克思历史辩证法观察问题的客观性、科学性原则，同时也坚持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性和价值性，指出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不仅科学地揭示了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特质，而且准确地揭示了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性质，是从根本上、从全局高度对于我国的现实的基本国情所作的一种本质概括，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科学与价值的统一。它一方面指明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实践中，因此，我们在变革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过程中，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不能偏离社会主义的方向；另一方面它又实事求是地指认这样一个事实，这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不是在马克思设想的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上确立的，生产力远远落后于当代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虽然经过几十年的建设，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仍然处于不发达状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必然要导致实践主题的转换：即由“革命”转向“建设”，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形成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正如离开了对近代以来旧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国情的科学认识就不能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内容一样，离开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国情，我们就不能够真正理解邓小平理论。
科学的国情观，必须具有宽广的眼界，一是观察和研究要有世界性的全局眼光，二是观察和研究要有历史的发展眼光。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始终处于与世界的相互联系之中，各民族的相互交往日益频繁，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日益密切，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游离于世界之外，它们都是世界之网的一个纽结，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因此，把握当代中国国情，必须将当代中国的发展变化纳入到整个世界的发展潮流之中，放在整个世界的变化和时代的变化的图景中来加以考察，避免孤立地、静止地、片面地审视中国的具体实践、确定中国国情。离开了对时代发展、对世界局势的发展的正确认识和把握，我们就无法真正认清我们的国情，形成科学的国情观。只有本着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精神来观察和把握世界历史发展的复杂联系，把握世界历史的进程及其发展趋势，才能清楚地看到自己在世界格局中所处的历史方位，才能真正了解本国的实际，形成科学的国情观。邓小平理论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正是从历史时代的深刻变化和世界眼光出发的。邓小平获得了认识国情的客观尺度，确立了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认识，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也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把立足中国与放眼世界结合起来，提倡讲政治、讲大局，提倡“世界眼光”和“全球意识”，敏锐观察和分析世界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发展的种种复杂态度，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从经济全球化这个当代世界最突出的特征和最迅猛的发展趋势中，我们党认识到要确保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必须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执政为民。正是立足于新世纪新阶段世界历史发展潮流和改革开放实践所造就的新局面、新特点和新任务，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实际，并适应时代发展的新要求，胡锦涛同志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发展表明，马克思主义如果不能实现与时代的主题、时代的特征相结合，也就无法真正做到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实践在发展，时代在发展，科技在不断进步，中国的国情也随着实践、时代和科技进步而不断发生深刻的变化，因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也不是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的过程，而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不断从时代特点出发，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深入研究中国实际，以解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为突破口，不失时机地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
三、树立具体的结合观，坚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
树立具体的结合观，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本意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强调的也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运用它。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历程再次证明，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树立具体的结合观，才能不断推动改革开放实践的顺利发展，才能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具体的结合观既不是离开中国特点来空谈马克思主义，而是根据中国特点加以具体运用的马克思主义；具体的结合观也不是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简单地图解、诠释现实，把现实作为现成原理的例证，而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从中引出正确的结论，形成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用于指导社会现实，引导社会发展。真正的结合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抽象的历史的公式，不是把书本上的词句当作教条，照搬照抄，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吓唬革命群众，而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方法论和行动指南，并运用于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正如毛泽东在阐述“什么是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时所说：“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才叫理论和实际相联系。”⑤
正是从这种具体的结合观出发，邓小平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际是否结合，是否真正结合，结合得好坏，都在于我们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是否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早在1982年，邓小平就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⑥ 1984年，邓小平又说：“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这是我们吃了苦头总结出来的经验。”⑦ 邓小平所强调的“走自己的路”，既反对拒绝马克思主义的狭隘经验主义，也反对照搬照抄书本和别国发展模式的教条主义，其实质是真正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发挥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功能，使马克思主义成为“管用”的科学理论，而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着眼点、落脚点和归宿。正是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邓小平找到了适合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形成了邓小平理论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在多方面作出了“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是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正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不断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核心问题不断进行理论探索，并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思想、新论断，构成了科学的理论体系。
树立具体的结合观，在多方面做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就是要找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切入点、结合点。所谓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就是实践对理论的需要，就是实践所提出的重大问题。马克思说：“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的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⑧ 因此，在当代中国，要做好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具体实践相结合这篇大文章，就是要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现实问题的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正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内在逻辑，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我们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先后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的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关系日益多样化，特别是国际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以经济为基础，以科技为先导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更为激烈。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领导者的中国共产党，如何适应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向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的转变？如何确保更好地领导改革开放，确保改革开放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这些都是改革开放实践向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所提出的重大实际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与时俱进，根据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变化所提出来的，它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随着改革进入到攻坚阶段，一些深层次的矛盾日益凸显出来，如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仍然存在，缩小收入差距、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任务十分艰巨，社会发展对民主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更高。正是立足于引领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的需要，胡锦涛同志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科学发展，怎样科学发展的问题，并围绕这个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成为改革开放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四、把握正确的发展方向，发展与人民群众共命运的马克思主义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只有“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和感召力”⑨，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群众共命运的内在本质的深刻揭示，也是对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发展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取得的丰富经验的科学总结。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具有与人民群众共命运的特征。马克思曾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⑩ 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发展的动力在实践，而检验理论创新发展成果的标准也在实践。从根本上说，为最广大群众所掌握、所接受是理论先进性的标准。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倾听人民的诉说，是理论创新的前提和基础；忧国忧民、无私无畏、直面现实，是理论创新的动力。理论上的苍白无力，不仅是知识的贫乏，更是生活实践和思想感情的贫乏。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问题不仅是学风问题，也是对待人民群众的根本态度问题，是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
人民群众是历史活动的主体，既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体，也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主体。邓小平始终坚信历史的创造者是人民群众，没有群众的参与，没有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败。他认为，只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扎根群众，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才能完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任务。在反对“两个凡是”的斗争期间，邓小平就明确要求恢复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思想，并把它和实事求是思想统一起来。他说：“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11) 在邓小平看来，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与一切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是一致的。一方面，只有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方针和政策，才能真正做到一切为了人民群众；另一方面，只有实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依靠人民群众，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的基本路线才能真正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征程刚刚处于起步阶段，邓小平就谆谆告诫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极其艰巨复杂的任务摆在我们的面前。很多旧问题需要继续解决，新问题更是层出不穷。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倾听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12) 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邓小平深信“凡是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受到广大人民拥护的事情，不论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多少困难，一定会得到成功。”(13)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具有深厚的群众创新基础。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既是改革开放的动力，也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动力。邓小平就认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群众路线的产物，它的产生过程就是坚持群众路线，尊重群众路线的过程。在谈到改革进程中的种种创新时，邓小平就对群众的创造都热情地加以鼓励、肯定并进行概括、总结和推广。邓小平说：“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14) 在党的十四大报告的起草过程中，邓小平再一次指出，“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鲜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15) 这里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对群众的创造、群众的发明、群众的智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尊重，正是人民群众的大胆实践和创新，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提供了丰富而生动的实际材料，而邓小平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主体原则的生动体现。
“一切为了人民”、“一切着眼于为人民谋利益”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江泽民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上说：邓小平“总是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16) 正是为了适应人民群众在改革开放中所提出的新期待，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如何建设党的问题；正是立足解决人民群众在深化改革开放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胡锦涛同志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回答了什么是科学发展，怎样科学发展，靠谁发展的问题。正是这种对人民群众所具有的深厚情感、对人民群众创造精神的充分肯定，对人民群众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对人民群众实际利益的真正关切，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精神，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为得到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并且在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理论力量。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发展表明，只有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价值取向，才是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就要求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坚持以人为本，“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7) 只有与人民共命运的马克思主义才具有理论上的彻底性和震撼力，才能说服群众、掌握群众，成为团结人民、凝聚人心的精神源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注释：
①(11)(12)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4、45、342页。
②③④⑥⑦(13)(14)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9、291、213、3、95、142、382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0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9—230页。
⑨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15) 《伟大的实践，光辉的篇章》，载《人民日报》1992年12月24日。
(16)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50—451页。
(17)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