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习近平“7·26”重要讲话精神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长　朱佳木

　　新中国成立至今已满68年，中共十八大也整整走过了5年。今年7月26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基础上，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而奋斗》，《人民日报》2017年7月28日。）这一论述不仅清楚地表明，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而且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下简称“国史”）也由此掀开了新的一页、开始了新的发展时期。国史研究者要充分理解和把握这一论述精神，深入研究这一新阶段的特征，就要把迄今68年国史的各个时期，尤其是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统一起来认识，把它们的历史经验贯通起来总结。

　　总结历史经验是史学研究的重要目的和主要内容，也是为政者应当重视的一项工作。毛泽东早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时就指出：“好的政策都是经验之总结。”（《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7页。）我们不仅要学习前人通过总结经验留下的认识成果，还要“从自己经验中考证这些结论，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1页。）习近平于2007年到中央工作后，也在题为《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的讲话中指出：“重视对历史的学习和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与运用，善于从不断认识和把握历史规律中找到前进的正确方向和正确道路，这是我们党90年来之所以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领导干部要“善于借鉴历史上治理国家和社会的各种有益经验”。（习近平：《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在中央党校2011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2011年9月1日）》，《学习时报》2011年9月5日。）他们的论述说明，总结历史经验无论对史学研究者还是对实际工作者都具有重要意义。国史研究者肩负着探寻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发挥国史研究资政、育人、护国功能的职责，更应当重视对历史经验的总结。

　　国史研究者总结迄今68年的国史经验，当然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这就要既总结成功的经验，又总结失误及遭受挫折的教训；既用今天的眼光总结经验，又把经验放到一定历史条件下总结；既分别总结各个领域、各个部门、各个行业的经验，又要从国家层面上进行宏观总结。不过，当前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方法，应当是既总结不同时期的经验，又把各个时期的经验贯通起来总结。

　　一、贯通总结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历史经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重要原因

　　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在《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中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11~112页。）从这一论述中可以看到，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是有很大差别的，因此，两个时期必然会有一些各不相同的问题。例如，如何做好统购统销工作，如何健全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如何处理村集体与公社间的财产关系等问题，只在改革开放前有；而如何发挥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作用，如何解决土地承包条件下的农田水利建设、农村环境污染问题，如何在青壮年大量涌入城市的情况下建设新农村，如何防止权钱交易，如何加强对互联网的监管等问题，则在改革开放后才出现。对于解决上述问题的经验，只要放在各自相应的时期内总结就行了。

　　从习近平以上论述同时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社会性质是根本一致的，相互关系也是内在统一的。既然如此，两个时期必然会有相当多的问题具有共性，也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反复出现。例如，如何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结合好，如何使国民经济既快又稳地健康发展，如何处理经济建设与政治、文化、社会各领域建设的关系，如何回应人民内部各利益群体的诉求、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创造力，如何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如何保证党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不脱离群众等。像这样的问题，两个时期都会存在。又如，急于求成和走极端、“大呼隆”、“一刀切”这类带普遍性的问题与现象，机关办企业等相对具体一些的情况，前一个时期存在过，后一个时期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过。因此，完全可以也应当把这些问题置于两个时期的历史长河中来观察，把两个时期的经验贯通起来总结。这既有利于把问题看得更清楚，有利于把经验总结得更加全面，也有利于为今后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避免今后再出现类似的现象和情况，即使出现了，也有利于较快纠正。

　　只要稍加回顾就会看到，在改革开放后，我们党一直十分注意贯通总结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历史经验。例如，改革开放前，一度存在把社会主义阶段看得过短的现象，提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错误口号。改革开放后，我们党认真总结教训，认识到中国的社会主义阶段不仅需要很长时间，而且其中还存在一个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必须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与此同时，党内外又出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思潮，散布“私有制最符合人性”、“市场经济是永恒的”、“共产主义是乌托邦”、“改革开放不存在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方向”等谬论。对此，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会都表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要有很长时间，但它并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今后还要向更高阶段发展，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代表中共中央提出，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明确指出：“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5页。）1982年，中共十二大报告也指出：“共产主义作为社会制度，在我国得到完全的实现，还需要经过若干代人的长时期的努力奋斗。但是……社会主义社会是向着未来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目标不断前进的。”（《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27、28页。） 1989年政治风波后，邓小平更明确地表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页。）此后，中共中央在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时，总是把坚持改革开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相结合，作为“最可宝贵的经验”（《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取得成功的关键和根本”（《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01页。）。可见，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历史经验贯通起来总结，是顶住各种错误思潮、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进方向的重要原因。

　　又如，讲政治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但改革开放前也出现过“左”的偏差，曾提出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等错误口号。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否定了这些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把工作重心转回到了经济建设上。这时，党内外又出现了忽视政治的偏向。有人认为，只要讲阶级斗争仍然存在就是“左”的“遗毒”，对经济领域犯罪看得过重会妨碍改革开放，强调四项基本原则不利于解放思想；还提出要在执行纪律的问题上给干部“松绑”，要允许反革命言论自由发表；等等。这种错误倾向，助长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和权钱交易等歪风邪气的滋长。对此，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会都明确地表示了立场。经过中共十二大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指出：“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争”。（《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65、217页。）邓小平在1979年就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实践证明，无论缩小或者夸大，两者都要犯严重的错误。”（《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2页。）他在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的反思也主要集中在政治方面，说过去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思想政治教育，指出过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够一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够有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一手硬一手软、惩治腐败抓得不紧、防止两极分化缺少措施、对于党内特别是中央出问题警惕不够，等等。（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0、305~306页。）为此，20世纪90年代，党内还专门开展过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三讲”教育活动。这说明，坚持政治和经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也是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历史经验贯通起来总结的结果。

　　再如，改革开放前，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度的问题上出现过偏差，主要表现是对公有制“求大”、“求纯”，分配领域偏重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现象比较普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进行了所有制和分配制度的改革，允许个体、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并提出个体、私营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要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允许和鼓励资本参与分配，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等方针、政策，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这时，又出现了鼓吹私有化、贬低国有企业、攻击国家宏观调控的舆论，胡说“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提出“要以民营企业为主体”、“国有企业晚卖不如早卖”、“要让国有企业量化到个人”，主张“收入分配差距要进一步拉大”，导致一部分国有资产流失，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悬殊形势加剧，不仅引起广大群众的不满，而且给右的和极“左”两种思潮攻击我们党制造了口实，就连西方舆论也借机进行嘲讽。邓小平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指出：“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1页。）“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56页。）。共同致富“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4页。）。他还提出过农业改革、发展的“两个飞跃”思想。（《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49页。）我们党对所有制和分配制度改革的方针、政策，在改革实践中也不断进行调整，强调要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改为“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712页。），把“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改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30页。）；提出要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并相应提高了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国有资产的进一步流失和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这些都表明，我们党是注意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历史经验贯通起来总结的。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所以能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贯通总结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历史经验对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具有重要作用

　　任何事物的运动都离不开一定的时间、空间，只有时间长、空间大，问题才会暴露得更充分，总结经验才可能更全面、更深入。习近平在《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中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把社会主义运动放在世界范围和它的全部历史过程中加以考察的，既包括了欧洲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列宁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并实践社会主义，苏联模式逐步形成，也涵盖了新中国成立后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实践，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六个阶段，时空跨越500年。（《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实践中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人民日报》2013年1月6日。）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他才做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09页。）的结论。总结国史经验同样需要历史本身有一个较长时间的发展。如果改革开放的时间短，还不如改革开放之前的时间长，尽管也可以贯通总结两个时期的历史经验，但由于后者的实践积累还不够深厚，问题暴露的也不够充分，总结经验的全面性、深刻性难免受到一定限制。

　　中共十八大召开时，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34年，这就为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历史经验贯通起来总结提供了更加有利的客观条件。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旗帜鲜明地提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都是进行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科学论断，为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历史经验贯通起来总结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根据，使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有了比以往更加清醒的认识和更加有利的主观条件。正因为如此，中共十八大以来的五年，在贯通总结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历史经验上，才会有比以往更加自觉的行动和更加显著的成效。关于这一点，只要看看前文所举例子的三个方面便会十分清楚了。

　　首先，从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前进方向上看。中共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一方面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反复提醒全党要接受过去的教训，清醒地看到资本主义最终消亡、社会主义最终胜利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认真做好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合作和斗争的准备，自觉纠正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防止再干“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蠢事；另一方面，比起改革开放后的任何时候都更加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不论怎么改革、怎么开放，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不能丢；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是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坚守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向共产主义理想进行的实实在在的努力。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4页。）他针对“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责难强调：“不能笼统地说中国改革在某个方面滞后……有些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不实行改革开放死路一条，搞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也是死路一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重要文献选编》四，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576、1577页。）从他的系列重要讲话中，我们还可以领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否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共产主义的前进方向，同样是有衡量标准的。比如，在推进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同时，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是否保持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的基础地位，国有经济即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否做到了增强、增优、增大；在贯彻依法治国方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同时，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否得到了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是否得到了巩固；在提倡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化界学习和吸纳资本主义优秀文明成果的同时，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否得到了坚持；等等。

　　其次，从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上看。中共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一方面牢牢把握经济建设这个工作中心；另一方面反复强调要重视政治思想、坚定政治自信，抓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和政治纪律教育，严格整顿党风，严厉惩治腐败，提出中国的最大国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都在于党的领导，要求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习近平还特别关注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接连主持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文艺工作座谈会、党校工作会议、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他指出，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决不意味着放弃舆论斗争，敌对势力极力宣扬所谓的“普世价值”，是挂羊头卖狗肉，目的是同我们争夺阵地、争夺人心、争夺群众，最终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对于敌对势力散布历史虚无主义等思潮，他再三强调要敢于亮剑、敢抓敢管，指出在事关坚持还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等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人民日报》2013年8月21日。）。针对有人明里暗里翻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案的动向，他强调：“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果决不能丢失”。（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8月20日）》，《人民日报》2014年8月21日。）他说：“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讲政治是突出的特点和优势。没有强有力的政治保证，党的团结统一就是一句空话。我国曾经有过政治挂帅、搞‘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那是错误的。但是，我们也不能说政治就不讲了、少讲了，共产党不讲政治还叫共产党吗？”（《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225页。）在2017年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又说：“历史经验表明，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严肃认真开展党内政治生活。讲政治，是我们党补钙壮骨、强身健体的根本保证，是我们党培养自我革命勇气、增强自我净化能力、提高排毒杀菌政治免疫力的根本途径。什么时候全党讲政治、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健康，我们党就风清气正、团结统一，充满生机活力，党的事业就蓬勃发展；反之，就弊病丛生、人心涣散、丧失斗志，各种错误思想得不到及时纠正，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失。”（《以解决突出问题为突破口和主抓手　推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落到实处》，《人民日报》2017年2月14日。）

　　再次，从对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和分配的问题上看。中共十八大刚闭幕，习近平就在第一次会见中外媒体时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对民族、对人民、对党的一个重要责任，就是努力解决群众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接着，他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又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坚持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如果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甚至导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义，也不可能持续。”“我国社会历来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我们要在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尽量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事情做好”。（《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552、553页。）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他又说：“我们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827页。）学习贯彻五中全会精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他进一步指出：“我们不能做超越阶段的事情，但也不是说在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方面就无所作为，而是要根据现有条件把能做的事情尽量做起来，积小胜为大胜，不断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第402页。）在党和国家的不懈努力下，我国近几年贫困人口逐年大幅度减少，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也在逐年下降。对于要不要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问题，中共中央更是亮出了比以往更加鲜明的态度。习近平多次强调：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地位不能动摇。国有企业不仅要办好，而且一定要办好，必须坚定不移地做强、做优、做大。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不是要把国有经济改少了，不是去国有化、去主导化，而是要靠改革强身健体，这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目标和根本落脚点。2016年“两会”期间，他在参加民建、工商联界委员联组会上讲：“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经济是长期以来在国家发展历程中形成的，为国家建设、国防安全、人民生活改善作出了突出贡献，是全体人民的宝贵财富，当然要让它发展好，继续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习近平：《毫不动摇坚持我国基本经济制度　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2016年3月4日）》，《人民日报》2016年3月9日。）同年10月，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他进一步指出：“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不动摇　开创国有企业党的建设新局面》，《人民日报》2016年10月12日。）

　　以上变化说明，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贯通总结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历史经验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这些进展对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贯通总结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历史经验，才能更好地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阶段的阶段性特征

　　对于如何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阶段和当代中国历史新时期的特征问题，习近平在“7·26”重要讲话中也给予了回答。他指出：“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内和国际等的结合上进行思考，从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上来思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而奋斗》，《人民日报》2017年7月28日。）这就告诉我们，作为国史研究工作者，要认识和把握这个新阶段、新时期的特征，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纵览新中国迄今68年的历史，从中思考新阶段是怎么来的，要到哪里去；并把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的历史经验贯通起来总结，从中比较新阶段与其他阶段的共性和差别，研究其未来发展的走势。

　　唯物辩证法中有一个重要规律，就是否定之否定。恩格斯说：“它是自然、历史和思维的一个极其普遍的、因而极其广泛地起作用的、重要的发展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4页。）根据这一规律，任何事物的前进都不可能是直线式的，而是螺旋式的上升运动。马克思还借用黑格尔的术语，指出可以将历史前进概括为正题、反题、合题的过程，说这“是否定的否定，是对立面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5页。）从这个意义上观察和思考迄今为止68年的国史，如果把改革开放前29年看成一个“肯定”或一个“正题”，把改革开放后34年看成一个“否定”或一个“反题”的话，那么，中共十八大以来的五年便可以看成“否定”后的“否定”，即新的“肯定”；或者看成“正题”和“反题”后的“合题”。这里说的“否定的否定”也好，“合题”也好，都是哲学的语言。它绝不是要否定改革开放，也不是要回到改革开放前的社会状态，更不是要终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是要站在更高的历史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提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层次。

　　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方面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站在更高的起点上的改革开放，就是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改革开放，就是围绕解决好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党的执政基础威胁最大的突出问题而进行的改革开放，就是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并使人民有更多获得感、更加坚守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和坚定共产主义前进方向的改革开放。总之，就是通过贯通总结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历史经验，吸纳、融合、发扬两个时期的长处而摒弃短处，促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逐步上升到新境界的改革开放。这个进程在中共十八大后已经开始了，中共十九大后必将沿着它的轨迹，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续螺旋式地向前发展。我理解，这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要义，也是我国当前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本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是中共中央的重大战略判断，也是全党全国人民的由衷心愿。就拿解决住房难的问题来说，改革开放前，住房只租不售，改革开放后又变为只售不租，弄得住房成了压在群众身上的沉重负担。中共十八大后，党中央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决定今后多盖公租房，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再拿经济工作的稳中求进来说，过去虽然也提过这样的口号，但没有能成为方针，更没有能落到实处。然而，近五年来，它不仅成为经济工作的总基调，而且逐渐深入人心，已经变成人们习以为常的新常态。再拿对社会倾向性问题的判断来说，改革开放前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常有“宁左勿右”的心理；改革开放后一度走到另一个极端，出现“宁右勿左”的现象。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在批评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监督管理问题时指出，主要倾向是“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习近平张德江俞正声王岐山分别参加全国两会一些团组审议讨论》，《人民日报》2015年3月7日。）这虽然是就具体问题而言的，但却抓住了当前问题的要害，得到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的认同。所有这些都反映出，贯通总结、综合研究、统一思考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历史经验，不仅有助于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入新的发展阶段，而且有助于深刻认识和把握新的发展阶段的阶段性特征。

　　中共十九大马上就要召开了，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大会将进一步全面、深入地总结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历史经验，从而在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上出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新飞跃，产生指导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新理论，提出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新行动纲领，引领全党全国人民以更加自信的精神状态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阶段的建设。作为国史研究工作者，我们更应当自觉地把新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经验贯通起来总结，力求拿出更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新阶段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做出更大贡献。

　　*这是作者在2017年9月23日第十七届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术年会上的讲话。

　　［责任编辑：杨文利］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