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届国史学术年会总结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　张星星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宁夏社会科学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共同举办的第十七届国史学术年会，经过两天的大会发言、分组研讨，已经基本完成会议各项议程。受会议主办单位委托，由我做一个学术方面的总结。 

　　应本届年会主办单位的邀请，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国史学会顾问张全景，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张英伟，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永清，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当代中国研究所原所长、国史学会会长朱佳木，国防大学原副政委、国史学会副会长李殿仁，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与战略研究部原副部长、国史学会常务理事齐德学等出席会议开幕式。 

　　张英伟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为大会致开幕词，深刻阐述了本届国史年会的主旨、主题 

　　和重要意义，指出：本届年会以“新中国治国理政历史经验”为主题，就是要引领和促进国史研究进一步把治国理政历史经验研究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经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赵永清代表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致欢迎词，介绍了宁夏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践中取得的成就，高度评价了在宁夏举办以“新中国治国理政历史经验”为主题的国史学术年会的重要意义。朱佳木发表了《贯通总结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历史经验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阶段》的讲话，张全景发表了《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开创治国理政新局面》的讲话。这些领导的致辞和讲话，对我们开好本届国史学术年会，深入研究和总结新中国治国理政历史经验，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启发意义。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华民族历史的新纪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废除了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建立起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实现了从封建专制制度向人民民主制度、从百年沉沦向民族复兴的伟大飞跃。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作为中国人民、中华民族、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团结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国家繁荣富强、人民生活富裕开辟了广阔道路。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极大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极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增强社会发展活力，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使中国赶上了时代步伐，走向世界前列。中共十八以来，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重大成就的基础上，中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时代大趋势，回答实践新要求，顺应人民新期待，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见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习近平在“7·26”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的重大成就，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意味着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并不断开辟发展新境界，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而奋斗》，《人民日报》2017年7月28日。）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执政兴国取得的辉煌成就，使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全面迈向现代化，让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使具有500年历史的社会主义主张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成功开辟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正确道路，让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使具有60多年历史的新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建设成就，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短短30多年里摆脱贫困并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亘古烁今的发展奇迹，使中华民族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历史经验清楚地证明，中国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是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永不动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永不动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扎根中国大地、吸纳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独立自主实现国家发展的战略是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永不动摇。深入总结党和国家治国理政历史经验，不断探索治国理政规律，努力完善治国理政方略，继续开拓治国理政新境界，应当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重要关注点和着眼点。这也是本届国史学术年会主题的主旨和目的。 

　　根据与会论文和分组讨论情况，我着重从五个方面做一总结。 

　　一、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从一诞生就具有鲜明的独创性政治特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根本或基本政治制度的创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我们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治，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习近平指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关键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88~89页。）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三者有机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焕发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巨大活力。 

　　在本届国史年会的论文中，中共江西省委党校江泰然的《毛泽东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着重从提升中华民族自信心、开辟适合中国特点的革命和建设道路、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等方面阐述了毛泽东对实现中华民族解放和复兴做出的历史贡献。安徽巢湖学院季春芳的《毛泽东治国理政思想的历史启示（1949~1956）》，重点从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等方面阐述了毛泽东治国理政思想的核心内容及其历史启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曹子洋的《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经验》和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高广景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应具有三种意识和能力——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前后》，主要围绕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较为深入地研究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经验和历史启示。当代中国研究所张忠山的《邓小平评价毛泽东思想的考量因素论析》，集中阐述了邓小平为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概括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创新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做出的重要贡献。河南大学何云峰的《试论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历史经验》和当代中国研究所李正华的《十八大以来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坚持和发展》，着重研究了中共十三大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坚持和发展及其历史经验。甘肃省社会科学院许尔君的《浅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思想和新经验》，从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两个方面，梳理和概括了中共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的新思想和新经验。曲阜师范大学顾训宝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论述考》，重点对习近平关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等重要论述做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当代中国研究所张金才的《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思想述论》，着重阐述了全面依法治国方略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基本原则和实践要求。宋月红的《民族区域自治：民族自治地方的制度治理》，分析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思想理论基础和社会历史条件，并结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深入阐述了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重要意义和制度保障。中山大学方涛的《历史·现实·实践：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从历史、现实、实践三个维度，深入探讨了中共十八大以来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山东中医药大学孙一进的《党的建设视域下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内涵探讨》，围绕党的建设历史经验和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创新发展，探讨了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内涵及其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重要地位。当代中国研究所冷兆松的《中国共产党处理党内关系的历史回顾》，集中围绕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正确贯彻，回顾和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处理党内关系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安徽师范大学孙亮、张正光的《习近平党内巡视思想探析》，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党内巡视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主要内容、基本特征和实践路径。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王欣媛的《中国共产党惩治贪污问题的历史考察与现实启示（1953~1956）》、清华大学罗星的《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治理腐败的历史经验》和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陈静的《破解作风顽疾视角下的作风建设内在规律论析》，从不同的历史时段，对中国共产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历史经验做了较有新意的研究。 

　　二、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坚持以发展为治国理政第一要务 

　　新中国成立后，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开展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开辟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提出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初步改变了旧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为新时期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和宝贵经验。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新时期以来，我们实现了从过分单一的公有制到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激发了经济快速发展的巨大动力和活力，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用几十年的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历程。习近平指出：“我们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精会神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208页。） 

　　在本届国史年会的论文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李扬的《国际视野下的中国经济发展述论（1978~2017）》，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放在全球经济中观察，探讨了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国内国际原因，分析了新形势下如何更好地利用世界资源和世界市场问题。清华大学王浩的《刘少奇对国家资本主义问题的理论认识与思想探源》，从治国理政思想与实践的视角，探讨了刘少奇国家资本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及其历史地位和现实启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董志凯的《从“二五”教训看“协调”发展理念与“综合平衡”方针》，回顾了“二五”时期综合平衡方针的形成以及在实践中的曲折和反复，总结了其中的经验教训，探讨了这一深刻的经验教训对贯彻“协调”发展理念、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启示意义。当代中国研究所王丹莉的《工业布局调整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解读“大跃进”时期的财政放权》，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视角，分析了“大跃进”时期的财政放权与工业布局调整的历史联系，总结了其中的经验教训。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迟爱萍的《习近平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战略思想的演进》，分四个阶段梳理和概括了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战略思想的发展演进，分析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适应经济新常态、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意义。当代中国研究所武力的《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与发展》、郑有贵的《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态势下促进共同富裕的中国经验》和段娟的《我国共同富裕进程中破解贫富差距难题的路径探索》，分别从不同的研究视角探讨了在经济发展基础上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阎化川的《改革开放与共同富裕：习近平扶贫开发思想的科学内涵与哲学意蕴研究》，系统阐述了中共十八大以来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加大扶贫投入、创新扶贫方式等思想和实践，深入探讨了习近平扶贫开发思想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和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关系。安徽大学胡凯基的《改革开放初期地方政府对社队企业的扶持》、当代中国研究所钟瑛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土地流转政策变迁与思考》和宁夏社会科学院廖周的《党的十八大以来构建新型农业治理体系的思想与实践》，分别从不同的历史时段和不同的研究视角，研究和阐述了农村、农业、农民等相关问题。上海交通大学张一平的《弹性与理性：新中国成立初期长三角地区的城乡市场》，集中研究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长三角地区集市贸易的发展演变及其对该地区城乡市场的影响。当代中国研究所王瑞芳的《回顾与反思：2006~2016年的当代中国水利史研究》和孙翠萍的《试析水质保护视角下的东深工程向香港供水（1978~2017）》，分别对水利建设和水质保护等问题做了各有特色的研究。 

　　三、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新中国成立后，积极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学习和借鉴外国文化的有益成果，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取得了文化建设重要成就。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我们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全局的高度，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推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精神文明建设也取得显著成就，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明显改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提高。特别是新世纪新阶段以来，加速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533页。） 

　　在本届国史年会的论文中，海军大连舰艇学院阚延华、付津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党重视新闻舆论工作的理论与实践》，分别对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新闻舆论工作的理论与实践做了系统的梳理和概括，深入分析了这些思想和经验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历史关系。温州大学蒯正明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思想与启示》，在系统梳理习近平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思想的基础上，分析和阐述了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对凝聚思想共识、增强意识形态感召力、掌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巩固和扩大主流意识形态阵地的重要意义。唐山师范学院李阎的《树立和坚守文化自信必须廓清几个问题》，紧紧围绕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探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间的关系，分析和批驳了在文化问题上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山东泰山医学院张峰的《核心价值观认同与自觉的文化维度及路径思考——学习习近平关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论述》，以习近平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的重要论述为指导，通过调查分析青年大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知现状，探讨了基于优秀传统文化维度，引导青年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认同的路径。当代中国研究所吴超的《陈云坚守理想信念的历史演进》，深入剖析了陈云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对共产主义理想忠贞不渝、执着追求，从理论上捍卫信仰和理想，在实践中升华信仰和理想及其所展现出的思想理论品质。当代中国研究所牛冠恒的《从“古为今用”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兼论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对传统文化认知态度的演变》，回顾和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传统文化认知态度的演变，阐述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原则提出的重要意义。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王钦双的《习近平传统文化观初探》，系统阐述了习近平传统文化观的丰富内涵、鲜明特色和重要意义及其对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继承和发展。当代中国研究所欧阳雪梅的《强化文化扶贫，助推全面小康》，以丰富的调查资料阐述了中共十八大以来加强文化扶贫的显著成效，及其对丰富农村文化生活、提升农民文明素养、发展文化相关产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意义。曹光章的《十八大以来的文化体制改革》、刘仓的《十八大以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述略》和潘娜的《十八大以来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新发展》，分别对中共十八大以来的文化体制改革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做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和阐述。王蕾的《我国文化产业的转型契机、发展现状与路径分析——基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视野》，在综合多种数据和实地调研资料的基础上，探讨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为我国文化产业转型发展提供的机遇和新路径。深圳大学杜磊的《改革开放初期新技术革命对策大讨论研究（1983~1988）》、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薛倩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科技创新思想研究》和当代中国研究所叶明勇的《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沿革与现状浅析》，对新技术革命挑战、科技创新思想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做了各有特色的研究。当代中国研究所苏于君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与乡村教师——以山东省泗水县为例》和南京师范大学刘齐的《十八大以来教育公平理念的新发展及实践》，以比较丰富的资料重点研究了发展农村基础教育，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促进社会教育公平等问题做了有新意的研究。当代中国研究所孙丹的《“四五”运动及其天安门诗文的思想史意义》，从思想史的独特视角，深入探讨了“四五”运动中天安门诗文的政治蕴涵和艺术特点及其思想史意义。岭南师范学院童小彪的《论新中国纪念空间的结构形态》，综合分析了新中国各类纪念设施在差序格局上的波纹结构、在时间顺序上的线性结构和在空间分布上的板块结构及其所体现的纪念特点和意义。当代中国研究所魏立帅的《十八大以来中共宗教工作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集中围绕习近平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发展完善。河南科技大学张俊国的《习近平的家风观略论》，从六个方面梳理和概括了习近平的家风观，阐述了习近平的家风观对促进党风、政风、民风好转发挥的重要影响。 

　　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着力改善民生、创新社会治理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也是我们党重要的执政方略。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社会经济成分、就业方式、分配方式、利益关系和组织形式愈益多样化，各种社会矛盾和资源环境等问题逐渐凸显。党和国家积极顺应社会发展新变化和人民群众新要求，确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理念，不断完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创新社会治理，加强资源环境保护，把和谐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环境保护的关系摆上更突出的位置，完善收入分配调控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社会福利水平，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加快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和良性循环。 

　　在本届国史年会的论文中，当代中国研究所李文的《我国“三农”问题的演进与乡村社会治理创新》，深入分析了工业化、城镇化对“三农”问题的正反两方面影响，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应对“三农”问题新趋向、创新乡村社会治理的对策思路。西南财经大学马先标的《当代中国城市化历史演变：一个总体回顾与评述》、北京联合大学李扬的《“苏联模式”与20世纪50年代的北京城市规划》和当代中国研究所周进的《十八大以来京津冀地区功能布局调整与人口发展现状及对策》，分别对城市化发展历程、城市发展规划、城市功能布局、城市人口调控等问题做了有针对性的研究。宁夏社会科学院郑彦卿的《从历史经验看宁夏社会治理问题》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陈伍国的《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新疆治理的新理念》，结合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具体实际，研究了民族自治地区的综合治理问题。南开大学邓红、魏云豹的《论李富春的改善民生思想（1949~1975）》，重点研究了李富春在经济建设实践中的民生关怀，梳理和概括了他的改善民生思想。当代中国研究所姚力的《新中国卫生工作方针的确立与演变》和北京联合大学李自典的《新中国政府的食品卫生监管工作——以北京市为例（1949~1965）》，分别对新中国的卫生工作方针和食品卫生监管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武汉大学李学桃的《供销合作社在1954年湖北水灾救济中的作用述论》和北京联合大学高冬梅的《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社会救助思想的现代转型》，集中对灾荒救济和社会救助问题做了各具特点的研究。当代中国研究所徐轶杰的《地方空气污染治理中的国际因素初探——20世纪70年代初北京“消烟除尘”运动的发动》和南开大学徐行、陈晓辰的《试论十八大以来绿色发展理念的形成与实现路径》，分别对不同时期的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问题做了探讨性研究。当代中国研究所李成武的《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的人才工作（1978~1992）》，对这一时期的人才政策、人才培养、人才流动、人才管理工作作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和总结。当代中国研究所刘维芳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本土当代妇女史研究热点述评》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刘晓丽的《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政界高层女性群体研究》，以女性学者的独特关注，对妇女史研究的学科发展和特殊女性群体研究提出了有意义的学术观点。 

　　五、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努力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以来，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积极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特别是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后，打开与美国、日本和西欧国家外交局面，为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积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全面发展同所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共十八大以来，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世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要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大力推进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开启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征程。 

　　在本届国史年会的论文中，国防科技大学刘祖爱的《注重“三化”全面建设：中国共产党建军治军的一条基本经验》，结合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设的具体实践，总结和阐述了党在建军治军中注重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全面建设和“三化”统一的基本经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麻伯颜的《军人要有军人的样子——学习习近平关于“四有”新一代革命军人的论述》，集中阐述了习近平关于要着力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的重要论述及其重要意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孙艳玲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新理念及主要成就》，系统阐述了中共十八大以来积极推进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努力构筑总体稳定的大国关系架构，不断深化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合作，大力提升同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取得的新进展和新成就。当代中国研究所王巧荣的《党的十八以来中国南海权益的管理》，集中研究了中共十八大以来坚决维护中国南海主权，积极推动与南海各方通过谈判协商解决争议，通过规则机制管控分歧，通过互利合作实现共赢，所做出的积极努力和取得的实际成效。当代中国研究所石善涛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的“反霸条款”：缘起、斗争及最终形成》、周红的《试论陈云对苏联援助新中国工业化建设的历史评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许可人的《周恩来与中美大使级会谈》和华中师范大学张安、桂奕菲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政府遣返新疆阿侨始末》，分别对中国外交史上的重要事件做出了有一定新意的分析和阐述。当代中国研究所任晶晶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与中国的中东外交实践》，着重研究了习近平提出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中东地区外交上的实践。厦门大学张侃、戴丹琦的《台海危机、校园军事化与冷战经验——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厦门大学民兵师为中心》和福建省革命历史纪念馆吴明刚的《治国理政视域下的中共对台方略——以福建对台工作的探索实践为例》，以富有地方特色的研究视角和鲜活资料，深入研究了对台方略和两岸关系问题。 

　　8月29日，习近平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38次会议时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深化对改革规律的认识和运用。要继续高举改革旗帜，站在更高起点谋划和推进改革，坚定改革定力，增强改革勇气，总结运用好中共十八大以来形成的改革新经验，再接再厉，久久为功，坚定不移将改革进行到底。”（《加强领导总结经验运用规律　站在更高起点谋划和推进改革》，《党建》2017年第9期。）这告诉我们，新中国治国理政历史经验研究的时限和内涵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九大将认真回顾总结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和宝贵经验，深入分析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制定适应时代要求的行动纲领和大政方针。我们国史工作者要更加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以新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深入总结新中国成立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为继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做出积极的贡献。 

　　［责任编辑：杨文利］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