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中华》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1931年12月10日在江西瑞金创刊。首任主编周以栗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内务人民委员。王观澜、李一氓也曾先后担任过《红色中华》主编。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迁到红都瑞金，临时中央与苏区中央局合并。《红色中华》被改为党团、政府与工会合办的中央机关报，并从1933年2月4日第49期开始，改周报为三日刊。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后，中华苏维埃教育人民委员瞿秋白兼任《红色中华》报社社长。
《红色中华》刊登有关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消息和报道，始于1933年3月12日第六十期。该报最后一次提到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是在1934年10月3日第二四〇期，这也是《红色中华》在中央苏区出版的最后一期。前后共24条（篇）约5000余字，它们是：
1933年3月12日《纪念科学社会主义之父！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三月十三日开学》，1933年3月15日《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开学了》，3月15日“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启事”，1933年4月2日海报“党校第二次讲演”，1933年4月14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1933年4月26日《纪念“五一”的准备》，1933年5月5日《党校全体学生号召延期归还二期公债》，1933年5月14日《募了一次又一次》，1933年6月20日《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新苏区班毕业》，1933年8月16日《“八一”慰劳红军的热潮》，1933年 8月19日《预购经济建设公债》，1933年8月 22日《党校成立国家职工会支部》及“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启事”，1933年8月25日《热烈推销经济建设公债》，1933年9月3日《党校四（月）班举行毕业典礼又涌现出一大批党的干部》，1933年10月12日“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庆祝北面红军伟大的胜利致电朱总司令、周总政委”，1933年 10月 15日《风起云涌的合作运动》，1933年11月23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通告”，1934年3月15日《热烈响应本报号召——党校和瑞金县苏每人每天减少二两米》，1934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机关外籍同志，给本报节省运动号召的回答》，1934年6月21日《响亮回答前方红军的要求》，1934年7月19日“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启事”，1934年7月26日“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启事”，1934年10月3日《苏区教育的发展》。其中最长的一篇是1933年6月20日第八十七期关于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新苏区班毕业典礼的通讯，约1000字。最短的是第二四〇期《苏区教育的发展》，只在文中提到“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的名字。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共中央机关仓促撤离瑞金。据成仿吾回忆，长征时党校的书籍教材等资料曾经挑选重要的搞了十几个担子带上走，但是在路上丢光了。就笔者阅读所及，只看见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两件文物。其一是1934年9月校长罗迈（李维汉）和冯雪峰签发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学生毕业证”，上书：“学生谢访贤在本校高级班二月学习期满准予毕业”。其二是1934年3月18日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出版的《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一书。《红色中华》的这 24条（篇）消息、报道或启事无可替代地成为我们认识了解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宝贵历史文献。
《红色中华》对开办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目的有这样的表述：“纪念我们的科学社会主义的鼻祖，广泛的有系统的来传播马克斯所创造的共产主义”，“大批训练新的工农干部，以适应目前革命和战争的需要，彻底改造和加强党团政府工会的工作，争取战争的全部胜利”。学校的班次和学习科目是：“党校共分三班：（一）新苏区工作人员训练班。学额原定八十人，主要的是造就新苏区与白区的工作人员，学习时间定两月毕业；（二）四月的训练，分党，团，苏维埃，工会工作四班，每班五十人；（三）高级训练班。以六月为限，学额四十人。由各省委、省苏及省工会派送。党校科目，各班不同，主要的是马克斯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党的建设，苏维埃的建设，工人运动，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常识等。”（《纪念科学社会主义之父！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三月十三日开学》）
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领导和教职员工，除了我们所知道的校长任弼时、张闻天、李维汉，副校长杨尚昆、董必武、冯雪峰，党委委员或班主任陈潭秋、潘汉年、李培南、杨文仲、成仿吾、吴仲濂、贾拓夫，团总支书记邓湘君、曾任教务处主任的罗明，以及担任教学辅导的陈焕武，还有哪些人在党校工作过呢？《红色中华》关于《党校成立国家职工会支部》的报道，为我们提供了一个11人的名单：“党校雇员工会支部筹备委员会……选举杜绍棠、刘步云、杨昌麟、钟昌艾、孔祥璠、刘道生、李桂秀、焦桂林、杨文仲等九同志为正式执行委员，谢小梅、肖道埏二同志为候补委员……”其中杨文仲曾任福建新泉县委书记，因“罗明路线”问题被撤职，调到党校作班主任，谢小梅是罗明的妻子，在教务处作干事。虽然我们对其余 9位同志的生平还一无所知，但至少他们的名字通过《红色中华》被记在了中央党校的历史上。
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学术活动比较活跃，经常组织演讲会。根据《红色中华》发布的海报，1933年曾组织演讲活动多次，如：3月18日董必武演讲“巴黎公社”，4月2日洛甫演讲“中国苏维埃政权的现在与未来”，4月16日唐开元（刘少奇）演讲“劳动法”，5月14日洛甫演讲“目前红军建设中的几个基本问题”，12月3日洛甫演讲“广州公社”。1933年4月，洛甫在党校演讲后提议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党校教职员工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局和中央政府的各项号召，带头参加各项中心工作，比如：成立消费合作社、反帝拥苏互济会、工农剧社分会等等；退还第二期公债票并“号召全苏区工农延期一年归还二期公债的本利，以作红军战费”、预购经济建设公债；多次进行募捐活动以援助东北义勇军；慰劳红军；师生每人每天减少二两米支援前线；到各地参加扩大红军的工作……《“八一”慰劳红军的 热 潮》报 道：“‘八一’党校举行了慰劳红军运动，各班都是送给了红军一些草鞋，说明了这些同志们慰劳红军的热烈。兹将草鞋数目列于下：党班——十五双，团班——三十双，苏维埃班——十五双，工会班——二十六双，统计——八十六双。”《响亮回答前方红军的要求》介绍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募集“草鞋二百一十余双，干菜二百五十余斤”慰劳红军。
党校的毕业生成了各方面领导争抢的宝贝。1933年8月13日四月班150个学员毕业。副校长董必武同志致词后，宣读了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同志（前任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副校长）致四月班毕业生的电文：“热烈的欢迎党校四月班毕业的同志，大批的到红军中来，加强在红军中党的骨干，来彻底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五次‘围剿’。”接下来的描述让人忍俊不禁：“（全校大鼓掌）开幕词便这样结束了。接着少共中央局中央政府全总执行局的代表，相继致热烈的训词，大意都是说，四月班毕业的学生同志应该成为党的坚强的干部，领导千百万工农群众，为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五次‘围剿’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而奋斗到底。在四月班学员极诚恳的回答词后，大会便在‘霹雳拍’的歌声中闭幕了。”（《党校四（月）班举行毕业典礼又涌现出一大批党的干部》）
党校学员密切关注着前方的战事，时刻准备着到红军中和地方去工作。《红色中华》登载了一封学校全体党团员给前线的电报，反映了他们高昂的革命热情：“朱总司令、周总政委并转第一方面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接读本月 7号捷报欣闻我百战百胜的红军，在布尔什维克党正确领导之下，在敌人五次‘围剿’的开始，即强有力的给以迎头痛击，这是完全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信号，继续这一胜利，我们就很迅速的完成夺取中心城市及江西一省首先胜利的任务，我们得到这一捷电更加兴奋努力的学习，成为更坚强的干部到红军中去共同消灭敌人；到地方上去领导广大群众扩大红军，争取苏维埃新中国彻底胜利！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全体党团员。”（“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庆祝北面红军伟大的胜利致电朱总司令、周总政委”）
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很重视与毕业学员进行联系，了解他们的工作状况，收集他们的工作经验，征求他们对党校工作的意见。《红色中华》两次登出党校的启事，请毕业学员立即与党校联系，盼望他们写信给学校，回答下列问题：“当时学习的科目，对你们出校后的工作有帮助的是什么？依照你们当时的学习和现在工作的经验，对党校的教育，关于各科的内容、教材、教法和课内外学习方法等有些什么意见?”“你们在工作中，曾遇到什么理论的和实际的问题不能解决的?”“你们除了写出自己的情况，还要写出知道的别的毕业学员的情况，包括那些叛变革命的反水分子。”这样的做法有利于党校积累工作经验，改进日后的工作。
感谢《红色中华》那些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努力工作的记者和编辑。正是由于他们的劳动，我们今天方能如此生动地看到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