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课题组完成了《改革跑赢危机的行动路线（30条建议）》的报告,记者围绕“化解风险和危机”“理顺政府和市场管理”“协调利益关系”“解决机制性腐败”等话题采访了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方栓喜。
记者： 报告名为“改革跑赢危机的行动路线”，能否解读下这份很有“紧迫感”的报告的背景？
方栓喜：当前，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治理转型都处于关键时期，都依赖于改革的新突破。从新一届政府施政方针看，锐意推动改革的取向十分明显，改革的正能量也在逐步积聚，但同时应当清醒地看到，由于多年来改革的滞后，危机的因素也在积累。从整个形势看，改革与危机赛跑的特点十分突出。为此，报告提出：
第一，经济转型到了关节点，能不能由过去的高速增长避免“硬着陆”，顺利转向7%-8%中速增长轨道，取决于市场化改革能否攻坚克难，跑赢危机。当前经济领域出现的危机因素，主要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体制性的，不能简单通过短期的财政货币刺激解决。比如产能过剩有全面过剩的特征，用反周期的财政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其结果还是扩大产能，反而会加剧本已存在的结构性矛盾。拿最近出现的“钱荒”来说，实际上货币供应量已经处于历史高位，用增加货币供应量的老办法解决问题的空间极为有限。我们的经济运行机制仍保留着政府主导的特征，这不仅扭曲了投资消费关系，还使得经济结构难以吐故纳新，到了一个需要根本性改变的十字路口。经济改革跑赢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全面推动政府向市场放权，全面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快资源要素价格改革、调整优化国有资本配置、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破除垄断，激发、释放市场活力，充分发挥市场在扩大内需中的基础性作用，为经济结构调整提供强大的动力支持。
第二，从社会转型看，能不能协调利益关系，培育中等收入群体，确实到了一个临界点，这对社会领域的改革是一个重大考验。近年来的群体性事件增多，社会矛盾比较突出，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从根本上看，随着市场化、利益主体多元化、社会结构的分化，我们没有同步形成一个协调多元利益的制度框架，中低收入者缺乏向上流动的机会，是社会领域危机因素凸显的根本原因。在这个特定背景下，改革攻坚需要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作为重中之重，尤其是在国家层面要把中等收入群体倍增作为一个战略问题考虑。从国际经验看，城镇化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要载体，但是由于我国城乡二元制度结构没有打破，农民、农民工难以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后备军，是我国橄榄型社会结构难以形成的重大体制性障碍。要使更多的中低收入者成为中等收入群体，需要打破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公共服务制度、土地制度。尽管这是个共识，但在解决这一问题的紧迫感上并未形成共识。拿农民工市民化来说，比如一些专家认为从现实看需要20年以后。实际上20年之后新生代农民工就快退休了，社会能够接受这样的改革安排吗？所以说，社会领域的改革也在同社会危机赛跑，这是社会体制改革顶层设计需要集中考虑的重大基本问题。看到了问题所在，不等于能够解决问题，如果改革仅局限于小修小补，就会丧失改革的机遇。
第三，治理转型到了关键点，改革重在建立有效解决腐败的体制机制。最近几年的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人们对腐败问题的容忍度在降低，腐败正在成为引发各类危机的导火索。相比于其它经济社会矛盾，腐败更容易成为社会不满情绪的“催化酶”，容易把“低级别、低烈度”的利益冲突催化为“高级别、高烈度”的社会危机。这就决定了在考虑改革路线图、时间表的时候，不能不考虑社会对改革的期待，不能不考虑社会对改革方案的接受度。实际上，新一届政府已经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现在很大的问题是将这个思想落到实处。例如，加快行政审批改革，推进政府放权；提高政务的公开透明程度；推进司法的公开透明等。这些改革都是“刺刀见红”的改革，没有强烈的危机意识是很难有大的突破的。
记者： 第22条分步推进官员财产公开，从内部申报向外部公开有哪些难点？三个“率先”会不会遇到阻力？
方栓喜：知难而进还是知难而退，是改革在相当一段时期所遇到的纠结。不止是这项改革，在每个改革上都有技术上的问题，都可能成为不改革的理由。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倾向于知难而进。现在的问题主要不在于技术问题，而在于这项改革首先能否上升到决策层面，其次才是考虑技术细节。从内部申报向外部公开是改革的大方向，会产生不少的顾虑，比如，如果一些官员财产过多，社会会有何反应等。但是应当看到，这些难点不会因为不改革而消失，今后只要启动这项改革，就仍然会面临这个问题，而且越往后推难度会越大。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总的判断是，宜早不宜迟，越早解决越主动。
我们提出制定官员财产公开的过渡性改革方案。在操作上可实行三个“率先”：一是新当选或新任命官员率先公开；二是新任官员中领导干部率先公开；三是财产中不动产率先公开。这“三个率”先当然会遇到阻力，但已经是比较保守的改革方案了。这个方案的基本思路是立足长远、考虑多方面的可接受度、以时间换空间，最终形成一个好的制度。
第一，新当选或新任命官员要接受新规则，如果这一条能够实现，经过几次政府换届，官员们都能够接受新规则，这个制度就顺利成章地实行了。
第二，新任官员中领导干部率先公开是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没有领导干部作出表率，改革难以让众人服气，这样的改革不仅走不远，还会导致新的矛盾。
第三，财产中不动产率先公开是个技术问题，不动产的隐蔽性差，更容易监控，更容易使得改革取得阶段性、实质性成效。
记者：第23条探索法院系统垂直管理，建议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由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垂直管理；铁路、林业、农垦法院等专门法院并入地方法院系统，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
方栓喜：司法体制改革的关键在于形成司法权独立公正的制度安排。同一个官司在不同的地方打，会有不同的结果，突出的矛盾在于基层司法权受地方行政权的影响和制约。地方政府干预司法，形成司法不公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法院系统管理，包括经费来源靠地方，实现法院系统垂直，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由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垂直管理，主要在于使地方司法权利益超脱，克服法院受地方行政层面的干预，克服由地方保护主义影响司法公正的现象。
铁路、林业、农垦法院是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是封闭型的法院系统，事实上在这些领域遇到的官司，许多既适用于原来的专门法院，也适用于地方法院，到底到哪里打官司就成了一个问题。因此，这些专门法院并入地方法院系统是大势所趋。
记者：报告中很多改革建议可谓大刀阔斧，如何评估这个路线的可行性？
方栓喜：改革跑赢危机的行动路线(30条建议)提出了三个方面的改革攻坚：一是以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为重点的改革攻坚；二是以协调利益关系为重点的改革攻坚；三是以着力解决体制机制性腐败为重点的改革攻坚。实际上把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分别打了“三个包”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改革举措，其可行性，我觉得应当从三个方面考虑：
第一，改革在化解危机上的实用性。现在各方面对改革有多方面的看法，其实从历史看，好的改革往往不是设计出来的，想设计出来完美的改革方案往往是致命的自负。危机是最好的老师，危机指引我们的改革往哪里走。30条建议从总的来说是问题导向的，危机导向的。30条建议有一个鲜明的主张：跑赢危机才是改革的硬道理，好的改革首先要能够化解危机，跑赢危机。30条建议在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为重点的改革攻坚、以协调利益关系为重点的改革攻坚、以着力解决体制机制性腐败为重点的改革攻坚上提出的对策，多数是针对未来3-5年的，有很强的时效性。也就是说，三大领域的改革都需要在未来3-5年有集中的突破，这样才能把握改革的主动权。错过了这3-5年，未来改革是什么情况就会变成未知数。
第二，改革方案上的短期与中长期兼顾。现在所谓的短期问题，很多是10多年来积累下来的，比如改变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10多年前都看出问题了，但是没有解决问题的一个时间表，就难以转化为真正的改革行动，到了今天积累了更多的问题。30条建议在许多重大改革问题上提出了短期、中长期目标，旨在使短期问题的解决，能够为中长期的改革打开战略空间。比如户籍制度改革，大家都觉得很难，但是总要有一个开端，总要有一个过渡，最终才能指向理想的目标。改革要给社会以良好的预期，就需要明确提出路线图、时间表。
第三、改革路径上治标与治本的有机统一。比如农村土地改革，大家都知道农民利益会因征地拆迁而受损。如果用治标的办法，就是增加对农地征用的补偿标准。但这个改革未必能够治本，因为农村土地决定权仍在政府手上。30条建议采取了治本的思路，就是农地物权化，补偿标准到底是多少，应当是双方的协商谈判，由市场说了算。再比如说，公共资源配置领域是腐败寻租的“重灾区”，30条建议明确提出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公开化，为治本提出具体的行动建议。
第四，改革的可行性与社会可接受度的统一。我们现在进入的互联网时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由政府单方面设计和推动改革，如果没有社会的理解和支持，改革很难获得成功。比如官员财产公开，你可以说一时解决不了，但不可以说不能搞。充分考虑社会可接受度，是改革取得共识，赢得广泛社会支持的前提。为此，30条建议提出的对策是：一方面，优先部署和推进最直接、最有效化解危机的改革以及具有广泛社会共识的改革；另一方面，对于社会有期待、一时难以实施的改革，要明确提出时间表，积极创造条件尽早推出。[本文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授权播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