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将近，如果回顾2009年的学术话题，“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不仅是中国学术界探讨的理论焦点，也是全球热议的一个话题。2009年恰逢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中国道路”可以说是今年的年度话题。

　　中国道路从近代中国走来

　　探讨中国道路，不能没有深邃的历史眼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海鹏、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沙健孙均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他们从中国近代历史、中国革命史和近代国际环境的广阔历史背景出发，引出结论：近代中国走不通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对中国来说，都是必然的。沙健孙特别提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先进的中国人曾经希望通过学习西方，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使中国走向独立和富强。但是，正如毛泽东指出的，“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帝国主义不容许中国成为独立的、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过于软弱，它没有勇气和能力去领导人民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扫清障碍。只有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建立人民共和国的政治主张，是唯一可行的建国方案。经过长期的政治实践的检验，它不仅获得了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坚决支持，而且最终也获得了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拥护。

　　记者了解到，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朱佳木研究员对新中国60年历史的审视，也正是以150多年的历史方位为背景。他以“新中国两个30年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题，提出当代中国发展道路的形成，既有后30年对前30年的发展，也有后30年对前30年的继承。显然，朱佳木不能认同割裂前后两个30年的做法。中央文献研究室逄先知、北京大学梁柱、澳大利亚莫纳虚大学孙万国则从不同角度研究了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认为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倡导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思想源头。记者接触到的学者普遍存在一种倾向性的观点，即认为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开辟的。

　　显然，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经验，蕴藏着丰富的研究资源，开辟了广阔的研究领域。以宽广的历史眼界、深厚的历史感和敏锐的历史洞察力，深入研究当代中国的发展历史和发展道路，对深化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

　　当代中国政治中国道路的基石

　　中国的政治到底好不好？它与经济发展具有怎样的互动关系？

　　俄罗斯科学院玛玛耶娃对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党政建设与改革的比较，是国内学者一向深感兴趣的视角。她认为，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和立法工作共同发展，使中国的政治建设逐步完善，现行政治体制框架展现出稳步发展和完善的态势。

　　当代中国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田居俭是《历史研究》杂志的老主编。他说，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共始终不渝的治国方略，把中国共产党执政与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结合起来，是富民强国的政治保障和政治基石。

　　俄罗斯科学院博罗季奇则认为，中国政治是中国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中国政治有序发展对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力具有积极影响。当代中国研究所李正华则认为，60年来的中国乡村治理理论与实践十分值得研究，而改革开放后中国乡村治理体制的变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尝试，拉开了新时期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

　　以“一国两制”方式和平解决香港、澳门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创造和对人类政治文明的独特贡献。澳门基金会吴志良博士、澳门特区可持续发展策略研究中心林媛对澳门多年来的发展有着切身体会，他们都为澳门特别行政区十年来之繁荣发展而自豪，认为澳门回归祖国后取得的成就，为“一国两制”添加了鲜活生动的证明。

　　当代中国经济发展道路是成功创造

　　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中国经济建设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董志凯就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农业为基础、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选择和新时期以来积极推进工业企业、行业、政府宏观指导等方面改革，其目标始终是工业化、现代化，尽管各级规划、计划存在分歧，但是追求工业化、现代化的方向是一致的。

　　国庆前夕，当代中国研究所曾举办第二届当代中国史高级论坛。在论坛上，与会学者认为，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创造。

　　老资格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国光总结了从新民主主义经济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历程和经验教训，他认为国家计划导向下的宏观调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必备的内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在更高层次上建立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和谐关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卫兴华，则从梳理和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两个重要经济学问题讨论与发展的历史角度，深刻阐述了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及其发展过程。

　　在中国几十年的发展中，政府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选择和国际环境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等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和演变产生的决定性作用，也是“中国道路”这一探讨中为学界所关注的。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武力认为，作为指导和调控国民经济运行和发展的五年计划（规划），在新中国60年里也发生了剧烈的带有根本性的两次变革，而贯穿整个经济体制演变过程的主线之一，就是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发展，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的发展奇迹。这一历史奇迹的动力来自哪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李玲教授认为，新中国前30年的一条重要经验在于寻找到一条依靠劳动密集投入的路径，保障全民健康、教育，提高劳动力素质，降低人口的死亡率和生育率。“用最低的成本启动人力资本内生改善的机制是‘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这位女经济学家认为，这一特征使得中国在改革开放前人均收入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就能够拥有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禀赋，这为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迅速把握全球化的有利时机、创造经济奇迹提供了内部支持。

　　香港浸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薛凤旋的研究兴趣，在于新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轨迹和城市性质、功能、结构的变迁及其经验教训，他从1949年以来60年的回顾看中国城市的发展，认为我国城市不单脱离了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城市发展轨迹，还大量引入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理念与规划模式。今后的城市发展要在重新认识我国固有文明，特别是儒家思想的基础上，探求适合国情的城市发展方向。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泰伟斯和莫纳虚大学孙万国不久前在一个国际论坛上，则分别发表论文《现代化共识的形成：打倒四人帮至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中国的经济政策》和《毛泽东领导时期中国的国家建设》，试图从那个特定历史阶段中寻求对“中国道路”的进一步理解。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社会文化变迁

　　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最终都会表现在社会文化的整体变迁上。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领导人一直把文化建设作为国家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积极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探索和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发展道路。与此相应，近年来，当代中国社会建设和当代社会史研究逐步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中共中央党校柳建辉认为，新中国 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广泛而深刻的历史性变迁，其主线是现代化。对于“集体化时期”中国农村社会研究，山西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任行龙则主张，要加强“自下而上”的农村社会史研究，更多地关注亿万农民的生存环境、日常生活、人际关系和精神心理状态。这当中，作为中国国策之一的计划生育，自然受到了学者的关注。

　　当代中国研究所的李文，近年专攻当代中国经济史，对于新时期以来的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建设的影响和作用作了重点探讨。他认为，通过实施计划生育，减缓了人口增长速度，加大了人力资本投资，为中国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国新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凤城，也对新中国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作了学术性的回顾。杨凤城特别从执政党的文化理论和方针政策的角度，重点阐述了新时期以来文化“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针的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元化指导思想下的多样化文化建设方针。

　　全球化的影响不止于社会的一般层面，而且深入到宗教、思想领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分析了经济全球化对政治、法律、文化等方面的深刻影响，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环境下中国五大宗教的发展态势。他指出，近年来“全球化”氛围中的宗教发展，“已直接影响到当代中国宗教的存在与走向，成为中国当今社会‘软实力’构建、文化发展工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

　　中国道路面向未来 面向世界

　　来自印度的莫汉蒂，是德里大学政治系教授、中国研究所所长。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印两国作为“新型经济体”吸引了西方媒体的大量注意力，两国在处理全球经济危机的不良影响时的表现也令人满意，展示出较西方经济体更多的自信。由于这些出色的表现，近年来中印两国作为受邀国出席工业化国家的八国集团峰会，也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新论坛——二十国峰会的主要与会国。虽然从经济规模和国际贸易结构来看，中国要优于印度，但是中印却作为对世界经济和政治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新生力量而被视为一体。季塔连科也谈到，深入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现代化历史经验的国际与历史意义，不仅要对中国国内情况进行考察，也要从其外部世界进行分析。

　　许多学者认为，新中国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实行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于沛提出，中国道路表现在外交上，这60年走的是一条“繁荣富强和平和谐之路”。而当代中国研究所的丁明系统总结了新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确立和发展，认为中国的“和平外交”和“和平发展”，不仅实现了自身发展，而且成为人类文明持续进步的强大动因。

　　中国的发展，越来越与整个世界融为一体。研究中国道路，就会越来越多地从世界格局中来思考。某种程度上讲，中国以后的发展，“面向未来”与“面向世界”越来越是一个同义词了。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宫力素来研究中美关系、国际战略，他集中对新时期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扩大与对外关系持续发展的良性互动发表了观点，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加快了与世界潮流的融合，强化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基础，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美国华盛顿大学的沈大伟，则着重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美国、欧洲、亚洲、拉丁美洲、非洲国家以及国际组织外交关系的发展。

　　中国的发展深刻地影响了世界，也推动了国外的当代中国研究，使这一学科愈益成为引人注目的显学。这一点，不论从近年来关于这方面研究的大量成果，还是今年众多的以“中国道路”、“新中国60年”为主题的学术会议，都可以得到证明。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乌索夫研究员发表《俄罗斯学者近十年对中国历史的研究（1999—2009）》，从经济发展、社会政治史及中国共产党史、对外政策和中俄关系、当代中国人物研究四个方面，介绍和分析了近10年来俄罗斯学者有关中国历史和经济社会发展的70多部专著和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的何培忠的《日本学界的当代中国观》，分四个时期论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日本学界当代中国观的发展和演变及其对中日关系产生的影响。在第二届当代中国史国际高级论坛上，与会学者认为，少数人散布的所谓“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新殖民主义论”等论调，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与会学者表示，应当在本届国际论坛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相互间的交流和沟通，共同推进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发展和繁荣。

　　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就要过去了。在上世纪，邓小平曾满怀信心地为中国的未来勾画过蓝图，在21世纪中叶，中国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到那时，中华民族将全面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而通向这一历史目标的，就是中国道路。

　　（本文写作参考了当代中国研究所张星星研究员的成果，谨致谢忱）

　　摘编自2009年12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45期第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