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同济大学特聘教授，联合国环境署-同济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学院绿色经济责任教授，兼任同济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首席专家 诸大建
党的十九大将2035年定为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点。与之相对应，上海将卓越的全球城市定为2035年的发展目标。
有关全球城市的理论研究与认识，最早的版本即1.0版，主要是经济意义上的，包括跨国公司总部和生产性服务业等指标。2005年，我参加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发起的城市时代国际会议，认识到全球城市只有经济要素是不够的，还需纳入社会公平、生态环境等要素。最近十几年来，全球城市概念中已经注入了更多的要素，如伦敦搞创新创意产业，就把文化纳入进去。这样，就有人提出了全球城市2.0的概念或所谓综合型全球城市的概念。
但是，在制定《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简称“上海2035”）的时候，又产生了新的困惑，展开了新的讨论。例如，社会公平和绿色发展是每个城市都必须有的，而不是全球城市独占的，更不是全球城市独一无二的竞争力。又如，一个城市的治理水平，也不是全球城市竞争力的独特维度。所以，人们在研究中出现了一些有3.0版意义的思考。
进一步来看，什么是中国自己的全球城市？怎样建设中国自己的全球城市？我有幸作为主要专家参与了“上海2035”的编制研究和政策咨询，想分享一些自己的感受和看法。
要发挥好对内对外两个扇面的辐射力
实际上，从上一轮城市总体规划（1999—2020年）提出建设“四个中心”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开始，上海就有了建设全球城市的追求。当时提出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大体是中国语言，而国际学术界、政策界所熟悉的是弗里德曼的世界城市和萨森的全球城市概念。它们的基本指标包括跨国公司总部、生产性服务业等一些经济要素在世界城市网络中的集聚程度。集聚度越高，越是世界城市网络的中心，越是全球化的城市。
“上海2035”的主题是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加上卓越二字，是因为许多国际评论和全球城市研究成果认为，上海已经是全球城市了，不需要到2035年。因此，我们要深入研究的问题是如何“卓越”，即如何在已有发展基础上达到更高的境界。在此，主要谈三个方面的看法，即上海全球城市建设现在在哪里、要到哪里去、如何去那里。
在全球城市中，纽约、伦敦、巴黎、东京通常被视为“标杆”。仅次于这个第一梯队，则是由香港、新加坡、北京、上海、迪拜和悉尼等组成的第二梯队。上海在2000年的时候还属于第四梯队，经过十几年的奋斗已经实现了很大的跃升。
当前，比较流行的是综合性的全球城市概念。一个代表性研究成果是日本森纪念财团做的全球城市评价指标及其实证。自2008年开始，这个财团结合东京要发展成全球城市第一名的战略目标，对世界主要城市的竞争力开展了全面调研、分析与评价。同时，每年发布“全球城市实力指数”报告，具体指标包括经济与金融、科技、文化、可居住性、可达性、环境等。
这个报告对日本东京建设全球城市具有指导意义，东京发展战略报告也直接用这个指数来评价发展绩效、规划未来发展。2016年度的报告显示，东京名列全球城市第3位，各项指标有较好的平衡性。上海在这个指数中排名第12位，且各项指标差距较大、平衡性差。其中，第一层次的交通可达性指数和金融指数分别位居第4位和第7位，高于总排名，但第二层次的研发指数和文化指数分别排在第16位和第17位，低于总排名；第三层次的可居住性指数和环境指数分别是第25位和第39位，远低于总排名。
参考这一指标排名，我们在研究上海发展及其规划制定时，有必要思考什么是全球城市的指导性框架。实际上，我们过去更多的是追随和效仿，现在需要有自己的研究和探索。“上海2035”提出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就是一个强烈的信号，这个“卓越”具有超越传统全球城市的理论与实践含义。一方面，要以这个蓝图为高起点，建设我们中国自己的全球城市；另一方面，要从这个版本出发，探索有中国背景和世界情怀的全球城市理论。
一个重点是，全球城市特别要发挥好对内、对外两个扇面的辐射力。上海作为中国“桥头堡”意义的全球城市，一方面要对接国际，另一方面也要对接区域。应该看到，上海建设全球城市，长期对标的短板仍然是对外的辐射力量，但这恰恰可以利用坚实的国内后盾区域来做支撑。
现实中，上海有很多跨国公司总部，它们以上海为门户城市往中国内部辐射。但中国本土的公司，通过上海变成跨国公司向外辐射的能力则不成比例。这当然是上海的短板，但我们的长板在于有长三角这样的非常广阔的腹地。所以，在补短板的同时，更要充分发挥长板的作用。
传统上，区域中心城市概念是科层制导向的“中心—外围”观念，认为中心对外部的资源配置作用是自上而下形成的，因而重在封闭式地自我设计城市发展功能。现在看城市区域发展，需要强调网络状的关系，要从外部的横向需求中强化上海的资源配置功能，强调用长板功能加强上海的区域经济和国际经济影响力。
要从“人追随商业”转入“商业追随人”
具体来看，什么是卓越的全球城市或者说全球城市的升级版？我认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全球城市的竞争力应该有两个维度，即经济竞争力维度和可持续性竞争力维度。
从20世纪经济增长时代进入21世纪可持续发展时代，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全球城市发展需要这两个系统的双向互动、相互支撑。卓越的全球城市应该是二者都有强竞争力的城市。由此，从经济意义的全球城市到卓越的全球城市，不是沿着原来的延长线简单做加法，而是要上一个台阶，在新的起点上做非线性发展。
对上海的两个竞争维度匹配情况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在经济竞争力方面，上海呈明显上升趋势，在全球城市网络体系中可以相对稳定地排在前10位；但在可持续性竞争力方面，上海的环境质量、生活质量与纽约、伦敦、巴黎、东京、香港、新加坡相比有较大差距，经济、社会、环境三个系统之间存在不匹配。现在强调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需要进一步对什么是有国际影响力的现代化大都市加强研究。
一般而言，经济竞争力要有特色和不可替代性，可持续性竞争力要有均衡和全面发展性，二者互为因果关系。如果上一个阶段主要是经济竞争力促进可持续发展，那现在这个阶段就需要用可持续发展提升经济竞争力，后者作为原因的作用正在增大。
第二，全球城市的经济竞争力要靠创新创意来驱动。
对全球城市的经济竞争力，现在更深度的思考是要靠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来驱动、来渗透。所以，经济竞争力维度包含金融、科创、文化三个要素。美国学者理查德·佛罗里达在《创意阶层的兴起》一书中，描绘了经济形态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到服务经济、再到创意经济的发展过程，认为全球城市是创新创意的城市。他把从事非重复性的创意创新的人，包括科技、法律、艺术、设计、教授等称为创意阶层，认为应该成为衡量创新城市的重要指标。
当前，国际上提出了一个新名词，即金融科技概念，强调的是资金流动要有利于新科技、新产业。例如，东京注意到单纯的金融中心不能完全匹配未来的全球城市，而需要创新中心和金融中心的整合。为此，“东京2020”行动计划要求在东京都及周边地区建设10个创新中心。这对“上海2035”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即如何进一步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建设具有金融科技新版本意义的全球城市。
现在讨论全球城市发展，有一个美国的城市区域越来越多地进入我们视野，即旧金山湾区。旧金山湾区是全球创新区域的“标杆”，它带来的启发在于：崛起中的长三角应该并且可以成为中国东部沿海的新型全球城市区域。
第三，全球城市的可持续性竞争力要坚守三重底线。
经济收入、就业、缩小社会差距、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的公众参与水平等，是所有城市发展都应注意的问题。其中，尤为要注意到人才对城市竞争力增强所具有的“绑架”意义，在发展战略上要从工业城市的“人追随商业”模式转入创新城市的“商业追随人”模式。
改革开放初期，城市建设某种程度上是“商业吸引人才、市长招商引资”。招来商业后，就可以提供各种各样的就业岗位。但搞全球城市是倒过来的，跨国公司追求的是有创新创意潜力的高质量人才，而这些人才追随的是地点的质量。所以，城市质量成为城市竞争力的支撑系统和触发系统。
把可持续发展的三重底线纳入全球城市的发展战略，除了包括社会面的生活质量、经济面的经济增长和自然面的资源环境消耗之外，重点还需强调三者之间的关系，要从原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伴随资源、土地、能源消耗正增长转向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消耗的脱钩。
这对上海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一是就创新之城而言，原来的营商环境理念主要针对全球公司，以为全球公司来了，就能吸引人才。现在发现，人才是可以“绑架”全球公司的，可以倒过来用地点质量来吸引人才，进而吸引高质量的全球公司。二是就人文之城而言，城市中的人应该可以平等地获取公共服务，而不是公共服务非均等化。三是就生态之城而言，要从先发展后治理的“摸麻将”状态，转化为资源环境生态约束下经济社会繁荣的“换麻将”状态。
要将上海金融优势转为创新创意优势
“上海2035”的框架设计，可以概括为“一总三分”：一个总目标，即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建设有世界影响力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三个分目标即“三个之城”，经济维度是创新之城，社会维度是人文之城，环境维度是生态之城。三个分目标，正好对应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和人居署新城市议程的三根支柱——经济支柱、社会支柱、环境支柱。同时，还要加上“两个高”即高质量发展和高生活品质、“四大品牌”即上海服务、上海制造、上海购物、上海文化。
由此，我们可以粗略地说，“上海2035”有一个“12345”的发展战略。“1”是指一个卓越的全球城市；“2”是指两个竞争力，即经济竞争力追求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竞争力追求高品质生活；“3”是指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4”是指“四大品牌”；“5”是指五个中心，即科创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经济中心。
在此基础上，可提出四个方面的建议以促进上海改革开放的再出发：
一是加强金融与科技的融合发展。
全球城市升级版不是单一的金融中心，也不是单一的科创中心，而是金融和科技的大融合。一段时间里，上海有关金融中心和科创中心的研究甚至政策是分列的。推动改革开放再出发，需要破解上海金融发展如何支持科技创新的问题，要将上海的金融优势转化成为创新创意优势，通过融合释放出乘数倍增的效应。最近成立的上海临港金融—科技联合园区，是一个值得做大做好的例子。
二是加强上海城市的宜居性与地点质量。
全球城市升级版不仅要通过降低商务成本来吸引企业和劳动力，而且要通过提高地点质量和生活品质来吸引高层次人才，进而达到吸引优质企业与投资的目的。它涉及教育、医疗、休闲、生态环境、城市便利性、政府体制等各种软环境。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上海应进一步提高城市宜居性与经济竞争力相匹配的程度，实现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更大力度跃升。例如，在资源环境消耗方面，要争取到2035年实现四个方面的负增长，即建设用地负增长、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零增长和负增长、水资源消耗负增长、垃圾产生量负增长。
三是加强政府、企业、大学的互动。
传统的全球城市发展是经济导向和要素驱动的，主要涉及政府和企业的互动；全球城市的新版本是可持续发展导向和创新驱动的，要强调政府、企业、大学之间的“三螺旋”和互动，这是全球城市合作治理的新要求。大学是溢出人才，企业是科技创新，政府则提供包容性的发展环境。三个主体之间相互联动，就能让上海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打下坚实基础。
这里面，上海的大学和学科要有接地气的社会服务能力，要与上海城市的产业和社会相容，要为上海的创新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撑。由此，我们不用总是感叹“错过了马云、马化腾”，但一定要用好上海众多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智慧众筹”。
四是加强全球城市新版本的指标体系研究与建设。
上海要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从现在开始就要加强这方面的独立自主研究。可以结构化的全球城市新版本为目标，研究三个方面的重要内容，即全球城市经济竞争力的指标、可持续发展竞争力的指标以及二者之间的匹配性。要把世界最好标准和最好水平转化为上海自身发展的“北斗星”，并在国际对标中注入中国元素和上海韵味，以此来引领上海发展的战略规划和绩效评估。
坦率地讲，上海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单纯以现在的纽约、伦敦、东京、巴黎作为对标对象，没有自己的创新和超越，难说具有领跑意义。搞得好是并跑，搞得不好还是跟跑。就此而言，特别需要理论研究、政策创新“双管齐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