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５８年中国在经济建设中发动的以高指标为主要标志的运动。

　　１９５６年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１９５７年又完成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的思想开始出现。

　　跃进号角（宣传画）

　　１９５７年９月，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认为１９５６年对经济工作中过急情况的纠正是“反冒进”。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农业发展纲要十四条（修正草案）》，这实际是农业“大跃进”的纲领。会后，全国大部分省、自治区召开党的各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积极准备掀起工农业生产的高潮。１１月１３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争取在15年或者更短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会上通过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提出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任务和指标。会后，全国各条战线迅速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制定的１９５８年国民经济计划的第二本帐的主要指标过高，提出1958年钢产量要在1957年535万吨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作为1958年实现“大跃进”的主要步骤。会议还决定在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这造成了经济工作中的急于求成和急躁冒进。在大跃进中，高指标、瞎指挥、虚报风、浮夸风、“共产风”盛行，各地纷纷提出工业大跃进和农业大跃进的不切实际的目标，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在农业上，提出“以粮为纲”，不断宣传“高产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粮食亩产量层层拔高。在工业上，为实现全年钢产量１０７０万吨的指标，全国几千万人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并且“以钢为纲”，带动了其它行业的“大跃进”。交通、邮电、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也都开展“全民大办”，把“大跃进”运动推向了高潮。

　　“大跃进”打乱了国民经济秩序，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受到重大损失。

　　从１９５８年１１月开始，中共中央开始纠正“大跃进”运动中的问题。中央多次提出调整经济指标，“压缩空气”，并着手解决经济工作中的问题。到１９６０年冬，随着党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大跃进”运动也被停止。１９６２年１月召开的７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

　　参考文献：

　　李庆刚著：《“大跃进”时期“教育革命”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6年版。

　　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河南“大跃进”运动》，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6年版。

　　李锐著：《大跃进亲历记》，南方出版社 1999年版。

　　张继久著：《大跃进的经济分析》，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

　　麦克法夸尔（英）著，魏海生等译：《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2卷《大跃进1958-1960》，求实出版社 1990年版。

　　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山东“大跃进”运动》，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大跃进”运动》（浙江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

　　黄根兰：《试析大跃进时期浮夸风的成因》，《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5年第4期。

　　刘明钢：《深翻土地运动与“大跃进”时期的冒进浮夸》，《党史纵览》1997年第3期。

　　曾红路：《再论“大跃进”的历史成因》，《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 1998年第4期。

　　齐霁：《八十年代以来“大跃进”运动研究若干问题述评》，《北京党史》1999年第6期。

　　李若建：《大跃进的社会基础》，《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年第4期。

　　王逍：《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兴衰之历史演变》，《党史研究与教学》2001年第1期。

　　曹学恩：《大跃进运动发生原因探析》，《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年第6期。

　　王青山：《毛泽东的忧患意识和大跃进》，《东南亚纵横》2004年第2期。

　　高其荣：《近十年来关于大跃进运动成因研究综述》，《党史研究与教学》2004年第5期。

　　林蕴晖：《“大跃进”前后的政治氛围》，《北京党史》2008年第4期。

　　张明霞：《国外学者“大跃进”发动原因研究综述》，《福建党史月刊》2009年第2期。

　　李安峰：《李富春对“大跃进”的认识》，《党史纵横》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