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招待出席第15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的代表。胡乔木（中）、吕叔湘（左一）出席招待会。

　　1989年的政治风波平息以后，胡乔木听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李政道的意见，于9月20日写信给江泽民、李鹏，向中央建议：在国务院下面设立一个机构，“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平时可发表发言人谈话，遇有重大事件即发表白皮书式的专门公报，既增加政治透明度，亦为共和国修史工作打下坚实基础”。[1]

　　设立专门机构，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编撰工作，这个想法，胡乔木早已有了。在1978年1月1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制订科研计划和规划的动员会上，胡乔木就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现在还没有人着手认真地进行研究，要赶快着手研究。[2]2月，即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列入“马克思主义基本著作选题一百例”，并提议创办“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所”。3月28日，胡乔木与邓力群向邓小平汇报社科院拟新建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所”等五六十个研究所的计划，得到邓小平的赞同和支持。邓小平说：什么事情总得有个庙，有了庙，立了菩萨，就可以动起来了。有些翻译人员，有专门知识的人，年龄都很大了，不赶快给他们立个庙，过几年立起庙，菩萨也请不到了。党史也是一样，现在还有些老人，再过几年，老人没有了，很多事情就没办法再了解。邓小平叮嘱胡乔木、邓力群“要赶快做”。[3]限于当时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所”未能立即创办起来，但胡乔木已经请黎澍牵头带领几位学者着手做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准备工作。

　　1982年5月，胡乔木在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会上倡议，要对建国以来各条战线的历史经验作出有科学价值的总结，编写若干专著。为落实胡乔木这一倡议，有关方面决定编写一套《当代中国》丛书。1982年11月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了中宣部关于编写出版《当代中国》丛书的报告。按胡乔木的要求，编辑出版这部丛书的目的，是要科学地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展示新中国建立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为以后编修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做好准备。

　　八九风波平息以后，李政道设立专门机构的意见对当代中国研究所的建立起了催生的作用。胡乔木9月20日向中央提出建议以后，于1989年11月11日找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负责同志胡绳、逄先知、马洪、沙健孙等谈话，把组织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设立正式的国史编研机构提上日程。[4]

　　胡乔木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多年了。我们应当对共和国的历史进行研究，编写共和国的历史。这个问题，我说了一年多了。我准备找力群同志谈这件事情。要就这个问题向中央、国务院写出报告。我想，中央会赞成的。”

　　胡乔木还提出：“先搞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计划选编到1989年”。他分析了搞这件事的基础和条件，并具体地谈了共和国编年史分期的设想。胡乔木说：“共和国成立以后，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部分：1949－1952年；1952－1957年；1958－1962年；1963－1965年；1966－1971年（“文化大革命”前期）；1972－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后五年）；1977－1978年（在徘徊中前进时期）；1979－1984年（改革开放前五年）；1985－1989年（改革开放后五年）。”

　　对人力组织、资料整理、与档案馆合作、搞访问记及回忆录以及机构设置等,胡乔木都谈了具体要求和设想。他最后说：“总之，要有机构做这件事，要有一批人做这件事。但政治上不好的，不能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