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结束至20世纪80年代初这段时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展历程中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在军事战略指导上实现了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在这一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逐步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利实现了党的工作中心向经济建设转移。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要求，中央军委领导集体就军事战略方针的调整完善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体现了应势而变、顺势而为的勇气和智慧。回顾这些重大决策的背景依据、过程细节、贯彻展开及意义影响，对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开创强军兴军新局面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军委战略委员会拟订作战预案
粉碎“四人帮”之后，国防和军队建设面临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明确战略方针和战区作战任务是其中的头等大事。邓小平站在时代要求、军队发展的高度，发出了创新军事战略指导方针的号召。早在1977年8月23日召开的中央军委座谈会上，他就深刻指出：“战略问题，大的战略指导原则包括战役的原则，都是毛泽东同志制定的。但是现在敌人不同了，我们的情况也不同于过去了。怎么样具体运用毛泽东同志的战略学、战役学，要研究”［1］，并提议在军委之下“设立战略委员会，或者叫战略小组。名称可以研究一下。要有些老同志参加。怎样组织，什么范围，人数多少，要征求大家的意见。这个小组负责制订各种作战预案”［1］（p.68）。
8月30日，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就军委扩大会议准备工作向叶剑英、邓小平等提交报告，汇报战略问题和作战部署研究方面的进展情况，“总参已把毛主席建国以来有关战略问题的指示共三十六篇整理了出来，作了核对，报中央审定”。罗瑞卿在报告中还提出了作战预案制定工作后续的推进思路，“对于战略方针的贯彻，应先统一指导思想，搞好作战预案。此项工作，拟由各军区先报各自的预案，请战略委员会研究审定”，同时还初步划定了完成任务的时间节点，“遵照邓副主席关于军委扩大会议争取尽快地开的指示，以上各项准备工作，大家一致同意争取两个月，至迟三个月（九、十、十一）完成”。［2］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军委战略委员会于1977年10月8日成立，军委副主席徐向前任主任，副总参谋长杨勇任第二主任。（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第8卷，解放军出版社2008年版，第83页；《新中国军事大事纪要》，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14页。另有说法认为，罗瑞卿“主持战略委员会，重新分析研究国际形势，调整战略方针和战略部署”（参见《罗瑞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第370页）。笔者认为第二种说法不够准确。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召开后，罗瑞卿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负责军委日常工作。罗瑞卿或直接参与军委战略委员会的相关工作，但不是“主持”。）军委战略委员会成立后，立即将研究修订战略方针作为工作重点。10月11日至11月2日，军委战略委员会先后五次召开会议讨论战略方针问题。［3］12月28日，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邓小平强调指出，必须抓紧确立新的战略方针，“没有明确的战略方针，好多事情都不好办。”［1］（p.75）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叶剑英代表中央军委明确指出这一时期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诱敌深入’。战争初期，最主要的是粉碎敌人战略突袭，保存我们的有生力量；制止敌人长驱直入，掩护国家转入战时体制。随后，有计划地诱敌深入到预设战场，视情况通过规模不等的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4］
为了贯彻落实“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军委战略委员会和总参谋部作战部抓紧研究作战方针与各项作战预案。1977年8～9月，中央军委常委粟裕从战备的角度专程赴乌鲁木齐、伊宁、独山子、石河子、鄯善等地，察看了边防要点和军事工程，并从空中观察了天山南北的地形，与新疆军区领导就战备问题交换了意见；9月中下旬，他又考察了山西东部和河北西部一带的地形及人防工程，与山西、河北两个省军区领导交换了战备工作方面的意见。10月27日和11月10日，粟裕就上述两次考察，分别向中共中央主席、副主席、中央军委和军委战略委员会写了报告，提出了这两个地区战备建设的具体建议。［3］（p.577）
1978年1月2日，粟裕向徐向前上报了《对战争初期战略战术的几点意见》。在这份报告中，粟裕提出了四项建议：
其一，“确定防守要点，要从战略全局着眼。守备要点不宜太多，否则战线太长，势必分散兵力。有些地方不让出来，也没有战场。对确定的守备要点，可区分几种情况，有的打到一定时候可以主动放弃；有的在敌人越过后仍要继续守住，作为钉子钉在那里；对全局关系重大的要点则必须准备与敌反复争夺，坚决守住。预定防守的要点，要从最困难情况着想，多做几手准备。各重要方向都应明确规定最后死守地域”。
其二，“要坚决贯彻毛主席关于‘全军要四分之三的兵力进行野战’的重要指示，控制足够的兵力，实行机动作战。在最关紧要方向的适当纵深地区，要准备集中优势兵力，打比较大点的反击战役。在敌人越过张家口的情况下，在张家口与下花园之间，也要举行这样的作战。这种作战，对转变战争初期的战局关系重大，在战略布局上要充分重视”。
其三，“现在战略总预备队比较单薄，需要进一步加强。我们要准备两霸一起打来，准备××、××、台湾蒋帮都打进来。但是，敌人向我们进攻的开始，其他国家同时打来的可能性不大，它总要看一看，要来，也是几个月以后的事。为了加强战略总预备队，减少战时机动的困难，似可在加强地方武装和民兵工作的基础上，将华南、西南部分兵力调驻中原适当地区”。
其四，“研究战争初期作战问题，要尽可能地预见和照顾到以后作战阶段的发展的变化。在本土作战的中、后期，同敌人进行战役和战略决战，将主要在平原地区进行。必须准备在华北、东北平原和中原战场打大规模的歼灭战。此外，还要考虑到战略反攻和追击，发展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举行战略追击，新疆是一个重要的前进基地，往北直插，切断远东敌军与其后方的联系，向西北可威胁敌人的腹地”。［5］
粟裕提交的报告，针对苏军可能集中使用装甲集群实施大纵深突破的现实威胁，根据多次调研掌握的情况，围绕守备原则、机动作战、战略总预备队、决战地域、战略追击方向等重大问题，提出了许多与传统观点不同的看法和建议。这是他对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问题多年思考的结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按照此前确定的“由各军区先报各自的预案，请战略委员会研究审定”的思路，战略方针和作战预案问题的讨论范围扩展到大军区领导。在徐向前主持下，军委战略委员会于1978年1月3～6日召集各军区、海军、空军司令员、政治委员举行了一次小型作战会议，讨论总参谋部起草的《关于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方针的建议》，粟裕参加了1月3日和6日的讨论。［3］（p.638）
笔者未能搜集到这次小型作战会议的完整会议记录，因此无法确知这次会议讨论的详细情况，但粟裕的相关建议在军委战略委员会作战预案拟制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决策参考作用，直接促成了某些战略决策的出台，这从历史见证者的旁证中能够找到部分答案。郑文瀚（郑文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原院长。）在回顾这段往事时指出：“如果苏联大举进攻中国，战争怎么打？怎么挡住战争初期一波一波汹涌扑来的成千上万辆坦克和成百上千架飞机？这是非常紧迫的现实问题。对此，粟裕同志花了很大的心血，进行调查研究。他根据过去战争的经验教训和苏军情况，对我们当时所面临的战场具体情况，进行了综合的全面的思考，向中央和军委提出了抗苏军侵略特别是挡住战争初期敌人‘三板斧’的重要建议。”［6］
另据《粟裕传》记载：中央军委在收到粟裕的报告之后，军委主要领导同志都进行了传阅，并批转给总部的有关部门。军委和总部采纳了粟裕报告中所提的部分建议。1978年5月，军委决定将济南、南京、武汉三个战区结合部的连云港、徐州方向划归南京军区指挥（据李水清回忆，他在就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后提出建议，将原属济南军区管辖的江苏徐海地区划归南京军区管辖，使战区划分与省区划分完全一致。这一建议得到总参谋部和济南、南京两大军区首长认同，由济南军区副司令员范朝利与他共同协商形成了调整方案，最终得到中央军委批准（参见《从红小鬼到火箭兵司令——李水清将军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版，第493页）。粟裕则于1978年4月8日、15日分别向叶剑英、徐向前汇报了大区、省的干部和领导班子、作战区域部分指挥关系调整、开展军事外交等问题（参见《粟裕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638页）。涉及两大军区辖区调整建议的史料，笔者查考所及仅见此两则，初步判断粟裕、李水清均提出过相关建议，待史料更加充实后详考。）。当年9月，军委炮兵和济南军区在青岛进行了火炮战斗射击试验，对火炮在工事内射击产生的噪音和瓦斯的防护措施作了实际检验。［3］（p.578）
在徐向前主持下，军委战略委员会召集的小型作战会议对总参谋部起草的《关于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方针的建议》进行了认真研究，最终取得了一致意见。方案修改后，经由徐向前审核，报请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根据中央军委制定的作战方针和作战部署，各军区重新研究、制定了本战区的作战预案。
1978年1月15日，邓小平在总参谋部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报告上批示：“我看可以了。此件似应在政治局会议（军委常委参加）上批准，由军委分别下达（文件讨论后，一律收回）。”16日，华国锋批示：“同意近日开会讨论讨论。”［7］至此，军委战略委员会顺利完成了重新制定作战方针和预案的任务。徐向前完成这件大事后，在给叶剑英、邓小平等的信中说：“我的使命完成了。”［8］
二、“801会议”确定“积极防御”战略方针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本身就要求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转移到现代化上来，同时要求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大局”。［9］
在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有同志提出，关于军队工作要开个会，大家谈一谈。为此，徐向前向邓小平提出建议，趁各大军区负责人在京的机会，召开一次军委座谈会，请大家发表意见，畅所欲言，重点讨论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后的军事工作。1978年12月20日，军委座谈会举行。会议讨论十分热烈，与会同志发言踊跃，一些没有发言的同志则以书面发言的形式陈述自己的意见。12月底，邓小平在听取徐向前、韦国清、杨勇汇报座谈会情况时指出：“会议可以延长，让大家把话讲完。对有不同看法的问题，可以辩论，把问题讲清楚。然后把问题集中起来，由军委研究解决。军队的方针、章法，军委全体会议、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还有一九七五年军委扩大会议都已定下来了，现在是贯彻落实的问题。”［7］（p.459）1979年1月2日，邓小平在座谈会上强调指出：“中央工作会议、三中全会已经提出全党工作着重点要转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个会议也提出要议一议怎么转。怎么转移？军队不是要搞什么新的章程。一九七五年的那两个讲话，我看还是正确的，现在用得上的。有些问题比那个时候更复杂、更加重了。前年底军委全体会议制定的方针、方法，去年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精神，今天看，无论如何是正确的，问题是都还没有真正扎扎实实地做。现在需要的是我们各军兵种、各军区扎扎实实抓一下。我们所谓转移，就是按照一九七五年军委扩大会议，特别是前年底的军委全体会议、去年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精神认真地做，没有别的新章程。”［1］（pp.146~147）徐向前也指出：“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决定，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要转移。我们军队按照中央的决策，也有个转移问题，要实现军队现代化。国防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的组成部分。国防现代化同国民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是紧密相联的。”［10］由此可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军委在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战略指导思想上主要是强调贯彻落实拨乱反正以来所确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方法，而不是要搞出什么新的章程，这其中也包括对1977年中央军委全体会议确定的“积极防御，诱敌深入”战略方针的肯定和坚持。
“积极防御，诱敌深入”战略方针的确立，冲破了多年来军事思想领域的禁锢，成为新时期军事思想领域的一次重要突破。然而，作为统揽军事力量建设和运用的总纲，战略方针一经确定，势必带动和影响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所有领域。而“积极防御，诱敌深入”战略方针主要着眼于“三北”（指西北、华北、东北地区。）方向应对苏联可能发动的战略突袭，因此，相关部门制定和实施的规划、举措不可避免地带有大打、早打全面战争的时代印记，不能适应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内外形势快速发展变化的要求。正如时任军委副秘书长、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的张爱萍所指出的：“这就摆出了个问题：不仅要研究今天的战争，更要研究明天的战争。早打、晚打，对战争准备来说，是大不一样的。如果我们被眼前的局面所束缚，那我们就无力发展。不忘战备是对的，但战争并不是就迫在眉睫，我和杨勇同志就多次说起过。当然，他们有压力也是实在的。”［11］张爱萍提出的问题，实际上已经突破了单纯军事战略的层面，提升到了国防发展战略的范畴。时任军事科学院院长的宋时轮于1980年9月9日致信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表达了相近的看法：“战略方针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各个方面的建设，后者或受其指导，或为其所制约。”宋时轮进而指出：“诱敌深入，在作战行动上就是退却。虽然在战争开始时，它可以作为积极防御的作战手段之一，但它不是普遍的、统管战争全过程的指导原则。诱敌深入，不仅在战略反攻阶段不适用，就是在战略防御阶段，对重点设防、重点守备的部队也不适用。把积极防御和诱敌深入并列为战略方针，在逻辑上是矛盾的，前者是防守和反攻行动，后者则是退却行动。这样，在实行中势必造成相互矛盾，莫衷一是，或者各取所需，造成混乱。”［12］
此时，苏联在靠近我边境地区陈兵百万，其坦克机械化集群在战略上呈机动配置，虽然对其企图判断不一，但对我造成的压力如芒在背。正如邓小平在1989年会见戈尔巴乔夫时坦率指出的：“在整个中苏、中蒙边界上苏联加强军事设施，导弹不断增加，相当于苏联全部导弹的三分之一，军队不断增加，包括派军队到蒙古，总数达到了一百万人。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很自然地，中国得出了结论。”［1］（p.299）面对严峻的形势，深入研究军事战略方针，确定主要防御方向和防御重点，筹划外敌一旦入侵时的战略对策，关乎国家的安危存亡。为适应政治、军事斗争的新形势，做好未来反侵略战争的准备，统一全军高级干部对战略方针的认识，研究未来战争初期的战略指导思想和指导原则，总参谋部开始加紧筹办全军高级干部战略问题研究班（又称“全军高级干部防卫作战研究班”，参见《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679～680页。）（即“801会议”）。
筹划“801会议”，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如何对军事战略方针做出更为准确的表述，以统一全军的思想。协助筹办会议的副总参谋长张震与总参谋长杨得志、副总参谋长杨勇和军事科学院院长宋时轮等人充分交换了意见，并组织总参谋部有关部门进行了深入研究。张震等人认为：由于敌我情况的变化，国家建设的发展，我们对未来反侵略战争的看法也应不断发展。我们进行了30年的建设，有了很大的家业，如果外敌入侵，一开始就把侵略军放进来，可能会使我后方来不及做好充分准备，政治上对我们也不利，容易引起混乱。同时，我沿海或边境大城市很快陷入敌手，我国的经济命脉、重要基础必然要受到很大损失，不利于我积蓄反攻力量。因而在战争初期，为了争取时间、稳定战局，制止敌人的长驱直入，从战略上讲，需要一定的时间、在一定的地区坚决抗击入侵者。经过几十年的建设与发展，我军作战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可以担负以坚守防御阵地为主要作战样式的作战任务。另一方面，“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内涵十分丰富，其中就包含“诱敌深入”的思想在内。因此，在战略方针表述中，不出现“诱敌深入”四个字，将会更加主动、更加明确地体现新的战略思想。［13］鉴于事关重大，张震与杨得志、杨勇一起先后听取了聂荣臻、叶剑英、徐向前和邓小平的指示，得到了他们的赞同与支持。
经中央军委批准，“801会议”于1980年9月17日至10月17日举办，专题研究防卫作战问题。会议一开始，首先围绕战略方针问题展开深入讨论。副总参谋长韩怀智作了《关于战略方针和作战形式问题》的发言，他指出：“战略方针，现在有三种提法：一是积极防御；二是积极防御，诱敌深入；三是积极防御，持久作战。我认为以只提积极防御为宜。”韩怀智进而阐述了“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含义：“1、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可以统管战争的全局；而且，还关照了战争的各个阶段，包括了战争的全过程。2、积极防御已经包括了‘诱敌深入’的含义。3、持久作战的含义已经包括在积极防御之中。”［14］参加研究班的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的领导经过深入讨论，一致赞同将战略方针由“积极防御，诱敌深入”进一步明确为“积极防御”，并确定了作战指导思想与未来战争初期的战略任务。［14］（pp.34~35）
10月15日，邓小平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明确指出：“我们未来的反侵略战争，究竟采取什么方针？我赞成就是‘积极防御’四个字。积极防御本身就不只是一个防御，防御中有进攻。既然是积极防御，本身就包括持久作战。战争肯定是持久的，一定要搞持久战，中国有这个条件。中国的特点是不信邪，这次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就表示了我们不信邪，老虎屁股可以摸一下。当时世界上一片怕声，怕得要命，但我们表示不怕。我们中国有几个特点，一个不信邪，一个我们有持久战的传统。”［1］（p.177）至此，“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得以正式确立，为新时期军队建设发展指明了方向。
三、“802会议”推动“积极防御”方针细化落实
为了进一步拓展“801会议”的成果，贯彻落实军委确定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总参谋部提出在几个主要方向上分别组织一次较大规模的实兵演习。“当时考虑，在华北地区，可以组织方面军的防御作战演习；在西北方向，可以组织以阵地防御战、运动战、游击战为主要内容的‘三战’演习；在渤海湾方向，可以组织抗登陆演习。研究的结果，倾向于首先进行华北演习，集训各大军区、军兵种的领导同志，目的是研究在主要方向上防御作战的组织实施，具体地点定在张北地区”。［15］
经中央军委批准，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委托北京军区举办以战争初期防御作战为中心课题的全军高级干部战役集训和实兵演习（即“802会议”）。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总参谋部负责进行此次集训、演习筹备工作。总参谋长杨得志担任筹备领导小组组长，副总参谋长杨勇、张震和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担任副组长。
1981年2月底，军委办公会议听取了北京军区关于演习方案的汇报。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和各军兵种的有关领导列席了这次会议。大家原则上同意北京军区的设想，“但个别同志担心，搞这样大规模的演习，在国际上会不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特别是考虑国家的财政状况，动用这样多的军队，搞这样大的规模，感到没有太大的把握。”［15］（p.204）会议要求总参谋部与北京军区再行商议，专题报军委审批。
杨得志、杨勇、张震和秦基伟等人经过反复研究和讨论，初步拟订了大、中、小三个演习方案。“第一方案，进行方面军防御战役演习。主要练4个科目：一是模拟敌军集群坦克进攻；二是空降与反空降；三是陆军师坚固阵地防御；四是战役预备队反突击。参加演习的兵力，共计13个师零12个团又5个营，10.5万余人，汽车8600辆，坦克850辆，装甲运输车386辆，火炮1763门，飞机178架。第二方案，方面军编成内的防御战役演习。减去空降反空降的科目。参加演习的兵力压缩到5万余人，参演的汽车、坦克、装甲运输车、飞机也都相应减少。第三方案，只搞集训，进行战场勘察和集团作业，不搞演习。只需经费77万元。”［15］（p.204）
3月10日上午，杨得志和张震来到邓小平住处汇报演习方案。杨得志向邓小平介绍了军委办公会议讨论的情况，包括一些同志担心的问题，还具体汇报了提出三个方案的经过和依据，“演习拟了三个方案。第一方案，按北京军区汇报的十多万人的方案。今天上午我又同秦基伟同志电话商量过，他还是认为按第一方案好。我们考虑第一方案主要是花钱多些”。［16］张震还对第一方案作了补充说明。
邓小平听完汇报后提出：“张北演习，在政治上会不会引起苏联有什么反映，不要考虑。这与海军编队在海上演习不同。我们只是在陆地上搞演习。苏联每年要搞多少次，规模也不小，也没有什么政治上的反映。我们过去也搞过嘛！搞这么一次实兵演习大有好处。我们的部队可以实际锻炼一下，也可以看看部队训练的成果。这样大规模的演习，我们好久没有搞了。要搞合成军。这次演习，有地面部队，有空军协同，只是没有海军。这样的演习对军队有鼓励作用，经过训练再搞实兵演习，可以提高部队实战能力和水平。多年没有搞了，还是下决心搞一次。”［15］（p.205）针对大家顾虑较多的演习经费问题，邓小平明确指示：“就按第一方案搞，节约一点。总参具体抓。这笔钱还是要花，要搞好一点，要把军队的气鼓一下。”［16］（p.320）
演习方案批准后，总参谋部及相关参训单位加紧进行演习准备。为使这次战役集训内容更丰富、更有针对性、更有实战意义，杨得志和杨勇于5月下旬赴沈阳军区勘察地形，听取了20个师以上单位和赤峰综合库领导的汇报，看望了部队，并在沈阳接见了参加沈阳军区战役集训的人员。通过了解部队训练、战备情况，杨得志和杨勇与沈阳军区领导共同研究了辖区作战问题，并向中央军委写出报告。杨得志又委派张震率领有关人员到华北某地，检查战役集训实兵演习和阅兵的准备情况。［16］（p.320）
在各方面密切协同、全力配合下，各项准备工作有条不紊扎实推进。北京军区领导认真领会、贯彻军委和总部的意图，率领军区机关、部队全力以赴，为战役集训和演习成功做了大量工作。他们多次勘察地形、修改方案、指导演练，在总部和有关军兵种的协助下，编写出《战争初期方面军防御战役准备与实施》等15本理论教材以及方面军防御战役的想定材料和参考资料。军委空军从4个军抽调部队参加演习。张廷发司令员、高厚良政委和成钧副司令员多次到现场检查指导。［15］（p.208）
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8月27日，“802会议”正式开始，参加集训人员包括三总部、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的主要领导干部，共247人。会议开始时，杨得志介绍了战役集训的目的、任务、内容和要求。张震传达了战役集训计划、安排。“802会议”研究的重点是战争初期方面军防御战役的组织与实施。战役集训分为四个阶段组织实施。
第一阶段，从8月27日至9月3日，在北京学习方面军防御战役的理论材料，并安排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马卫华讲授了《战争初期方面军防御战役的准备与实施》、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刘玉堤讲授了《方面军防御战役空军的运用》、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曲竞济讲授了《方面军防御战役政治工作》、北京军区后勤部部长衣瑞伦讲授了《方面军防御战役后勤保障》。
第二阶段，9月4～11日，进行方面军防御战役的想定作业。作业前，由总参军训部副部长石侠介绍红、蓝两军的立案企图。预先不准备原案，而是请参训同志根据军委确定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和“801会议”明确的任务来定下决心。具体做法是：“由大军区参加集训的同志各组成一个指挥班子，都来当一当北京军区的司令员和政委，也就是说都当方面军的司令员和政委，提出自己的方案。各指挥班子之间，互相切磋。”［15］（p.210）
第三阶段，9月12～21日，参训人员到张家口地区参观北京军区方面军防御战役演习的组织实施。14日，方面军防御战役演习（亦称华北军事演习）正式开始。军委主席邓小平观看了演习、检阅了部队并发表重要讲话，参加战役集训的全军高级干部，中共中央机关、国家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及地方群众3.2万余人也观看了演习。这次演习组织严密、准备充分，诸军兵种密切协同，较好地体现了现代战争的特点，参演部队达11万余人，是新中国成立30多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在政治、军事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对探索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统一全军未来战争初期的作战指导思想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14］（p.35）
第四阶段，9月22～25日，进行总结提高。杨得志在集训班的总结讲话中指出：“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对这次集训非常关心。小平同志亲自听取汇报，确定演习方案，对这次集训和演习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和目的。剑英、向前、荣臻同志年事已高，身体不好，但对我们集训班也非常重视，在集训期间亲自听取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耀邦、小平、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同志，亲临现场观看演习，检阅了部队。这么多党政领导同志，用这么长时间来检查部队工作，作重要讲话，对集训和演习给予较高的评价，这对我军是很大的支持和鼓舞，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加强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是个有力的鞭策。”［16］（pp.323~324）
“802会议”对于指导军队设防和训练具有深远的意义及作用。参演部队既动用了陆军的各个兵种，也抽调了空军的航空兵、空降兵；既出动了一线坚守部队，也使用了战略预备部队；既检验了常规武器，也考察了部分高新技术装备；既展示了真枪实弹的硬杀伤，也体现了通信电子的软对抗，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现代战争立体多维的特点。
通过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的方式，深入研究和探讨未来作战中的战役战术问题成为“802会议”的鲜明特点。参训同志普遍反映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提高了认识，增强了信心，在推动“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细化落实上，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果。正如时任国防部部长的耿飚在战役集训班讨论和总结中所指出的：“在这次集训中，大家不仅学习了理论，进行了作业，而且还参观了实兵演习，有理论，有实际，对战争初期的坚守防御作战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把贯彻落实积极防御战略方针更具体化了。”［17］在军事战略方针实现初步调整的基础上，1985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做出了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重大决策，明确提出“把我军建设成为平时可以应付局部情况、一旦大战爆发能随时扩编的精干常备军的任务”［18］。这实质上体现了国防和军队建设基点的战略性转变，这是邓小平准确判断时代主题变化，着眼国防和军队长远发展做出的又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成功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向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发展轨道转移，人民军队在精兵合成的道路上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综上所述，在“文化大革命”结束至20世纪80年代初这一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中央军委领导集体从战略全局出发，先后做出设立军委战略委员会、制定作战预案，统一全军作战思想、更新战略方针表述，组织实兵演习、推动战略方针细化落实等一系列重大决策。回溯这段历程，不得不叹服邓小平作为新时期军队建设改革总设计师的政治勇气和远见卓识。在上述决策运筹擘画、实施展开的各关节和全过程，邓小平始终发挥了统揽全局的领导核心作用。正如叶剑英在1980年11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指出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每一个重要关口，他（指邓小平——引者注）都敏锐、果敢地提出了一些正确的决策和主张……在我看来，小平同志具有安邦治国的卓越才能，他当全党的‘军师’和全军的统帅，是当之无愧的。”［19］邓小平领导制定并推动落实的这一系列重大决策扭住了关键，既坚持了军事战略自卫防御的根本点，又增强了战略布局的平衡性、主动性和积极性，保证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推进，也为军事战略方针继续创新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 参 引 文 献 ]
［1］《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6页。
［2］《罗瑞卿军事文选》，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第762～763页。
［3］《粟裕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637页。
［4］《叶剑英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681页。
［5］《粟裕文选》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26～627页。
［6］郑文翰：《粟裕与军事科学研究》，《军事历史》2003年第2期。
［7］《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55页。
［8］《徐向前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年版，第341页。
［9］《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七十年》，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16开本），第415页。
［10］《徐向前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262页。
［11］张胜：《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版，第455页。
［12］《宋时轮军事文选（1958～1989）》，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2～243页。
［13］《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第25卷，解放军出版社2013年版，第179页。
［14］《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第37卷，解放军出版社2013年版，第34页。
［15］《张震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第203页。
［16］解海南、杨祖发、杨建华：《杨得志一生》，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319页。
［17］孔祥琇：《耿飚传》下，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版，第445页。
［18］朱成虎等：《新中国成立以来国防和军队建设理论与实践》，时事出版社2012年版，第108页。
［19］《叶剑英年谱（1897～198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196页。
［责任编辑：郑 珺］
［作者简介］吕晓勇，军事学博士，讲师，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政治学院，210003。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1期
